在古代有春運嗎?古代的春節(jié)交通又是什么樣子呢?接下來小編為您講解。
古代的春運遠不如現(xiàn)代繁忙
中國春運的歷史,最遠可追溯到周朝,有三千多年歷史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從周代起就有了春節(jié)的雛形。有了春節(jié)就有春節(jié)運輸,自然就有了“春運”。東漢時有“正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禰”的記載,魏晉時開始“守歲”,唐朝有了“拜年貼”,宋朝普通放爆竹,明朝“迎灶神”成為習慣,隨著年味越來越濃,自然需要一家人團聚在一起過年。于是乎遠方的游子需要回家,便有了“春運的”的需求。不過,古代的春運跟現(xiàn)代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從人員規(guī)模上,從交通工具上,都不在一個檔次上。
首先說,古代人口跟現(xiàn)在相比,差得太多。夏、商、周時期,中國才有一千三百萬人左右;秦漢到唐朝,高峰時中國的人口才五、六千萬;宋朝到明末清初,人口增長到七、八千萬至一億左右;清朝的人口突飛猛漲,道光時期達到四億左右。即便是四億人口,也才是現(xiàn)在十四億人口的一個零頭。因此,從人口規(guī)模上,古代的“春運”根本跟現(xiàn)代無法相比。
其次,古代春運人口與現(xiàn)代不同?,F(xiàn)代因為人口流動性強,春運人口幾乎包括了各行各業(yè)。不管是公務(wù)員,商人,學生,軍人,打工者,只要工作與生活不在一個地方,都有春運的需求。古代與現(xiàn)代不同,有春運需求的,基本上是出差的公務(wù)員與商人。因為工人與農(nóng)民,基本工作與生活在一個地方。只有公務(wù)員出差,需要回家。商人經(jīng)商,需要回家。同時國家為了照顧人們春節(jié)團聚,盡量不安排公務(wù)人員春節(jié)期間出差,所以春運大軍,還是商人居多。而商人在古代的占比,并不是很多。士農(nóng)工商,在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
第三,古人的思想限制了春運。中國自古有“父母在,不遠游”的傳統(tǒng)。在父母健在的時候,人們很少出遠門。一般在家盡孝。即便不得已在外面工作,也會想辦法帶著父母一起去。所以我們會看到許多官員到某地就職,是帶著家屬一起去的。也就是說,萬不得已的人才有“春運”要求。
第四,古代的交通工具限制了春運需求。古代可沒有飛機、火車、汽車、轎車這么先進的交通工具。最多有馬車。窮的只能靠兩條腿。面對千山萬水,交通不便影響了“春運”。所以,不管在古代的哪個朝代,你永遠不會看到象現(xiàn)在這樣的春運盛況。
古代的交通工具限制了春運
古代的交通工具有三種:第一,人的兩條腿;第二,人力車和畜力車;第三,船只。對于窮人來說,最省錢的就是靠兩條腿。兩條腿雖然不用付車錢與船錢,但因為走得慢,吃的住的又是個問題,如果算進來費用也不低;船只是最經(jīng)濟實惠的交通工具,在唐朝順水一天三文錢,逆水一天十五文錢,每天行進四十里左右。但冬天如果趕上江河結(jié)冰,船只就使用不上了。再有,并不是每個地方都方便船只的,因為江河畢竟少,陸地占比多。
所以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車。在畜力車發(fā)明之前,有一種人力車叫輦,后來發(fā)展為轎子。乘轎回家,短途還行,如果長途運輸,一是走得慢,二是把轎夫累死,三是費用高。所以將牲畜馴化好了,畜力車就取代了人力車和轎子。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古代最流行的交通工具就是畜力車,包括馬車、驢車、騾車、牛車等,當然使用最便捷的是馬車,因為牛車太慢,驢車的耐力又很差。
至于車的種類,有很多。轏車、輜車、安車、輼車、癡車、獨輪車、雞公車、黃包車、三輪車不一而足。最豪華的是辒車,這是一種豪華臥車,有窗戶,還可調(diào)節(jié)車內(nèi)溫度,相當于現(xiàn)代的豪華轎車;其次是安車,再次是轏車。輜車則是一種可拉貨、拉人的客貨兩用車,癡車是拉巨石大木的車,獨輪車和雞公車是運貨的車,黃包車和三輪車則是拉近于近代時興的車輸,由車夫負責拉送。
在沒有發(fā)明火車、汽車、飛機之前,人力車和畜力車限制了交通運輸,哪怕秦始皇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發(fā)明了“馳道”(古代高速公路),也不能解決人們深層次的運輸要求。馬車時代與汽車時代,是兩個相巨甚遠的時代。
春節(jié)不團圓留下詩的惆悵
因為交通工具的不便與經(jīng)濟條件的限制,造成了游子們?nèi)矫娴臓顩r。一是滯留外地不能回家,二是花費大量金錢才回到家,三是路上耽擱的時間太長終于回到家。古人有吟詩做賦的習慣,因此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具有真情實感的詩篇,記述了經(jīng)歷古代“春運”的感受。
隋代詩人薛道衡春節(jié)回不了家,寫下了《人日思歸》:“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后,思發(fā)在花前”。這位詩人兩年沒回家了,路途遙遠及經(jīng)濟因素,使他只能將無限的思鄉(xiāng)之情賦于詩中;唐代詩人王灣也是春節(jié)回不了家,寫下了《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xiāng)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保约夯夭涣思?,寫封信回家吧,也不知道這封信何時到達。那個時候可沒有手機電話,交通與通訊的不發(fā)達,使其只能處于無限的焦慮中。
唐朝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經(jīng)常出游,春節(jié)回不了家便成了家常便飯。他寫的《除夜作》這樣寫道:“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zhuǎn)凄然?故鄉(xiāng)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每到想家的時候,頭發(fā)不知又憑空白了幾根。千里之外的游子,只能將愁思寄情于詩歌。還好有詩,不然豈不抑郁成病。
清朝詩人蔣士銓和以上幾位詩人不同,他是堅持春節(jié)回家的。不過這位落魄的才子更可憐,有一次他春節(jié)回家,因為沒有錢,步行了幾十里路,飲渴交加,差點沒死在路上。多虧一個運貨的馬夫救了他。他當自己的衣服當路費,裹著個草席回到家。母親看到兒子這個狼狽樣,把家中的家禽賣了,才抵了兒子回家的路費。因此蔣士銓得詩一首《歲末回家》:“愛子心無盡,歸家喜及辰。寒衣針線密,家信墨痕新。見面憐清瘦,呼兒問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嘆風塵?!薄]錢難倒英雄漢,饒是才華橫溢,也難解回家沒有路費的苦惱,雖解了思鄉(xiāng)之苦,但又面臨著家中生活艱辛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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