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夏竦是奸臣還是忠臣

夏竦在歷史上真的是奸臣嗎？隨著電視劇的熱播，也逐漸引起了廣大粉絲的關注，眾所周知該劇一經播出，就以其精彩的劇情，精良的制作，精心的演繹，受到了觀眾的一致好評，拿下了收視第一的寶座，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好?。?/p>

夏竦在歷史上真的是奸臣嗎？

然而在夏竦19歲那年，他的父親夏承皓在與契丹人作戰(zhàn)時不幸犧牲，夏竦也因此成為了一位烈士的遺孤。朝廷為了表示撫恤，任命夏竦擔任丹陽縣主簿，這個職位相當于現在的縣委秘書。這個任命不僅體現了朝廷對夏竦才華的認可，也是對他父親的一種敬意。

夏竦在任縣主簿期間，展現出了出色的才華和領導能力。他對縣政務的處理嚴謹有序，積極為百姓服務。夏竦以其聰慧和能力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信任。然而，無論夏竦如何努力以爭取公正和誠實的聲譽，歷史對他的評價仍然存在爭議。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在夏竦擔任縣主簿期間，他以陰謀和權謀而聞名，被視為一個奸臣。這些學者認為，夏竦利用他的聰明才智和政治手腕，追求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尤其是在他后來的官職中。

然而也有些歷史學家對夏竦持有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夏竦是一個聰明而正直的人，他在朝廷中努力為正義和百姓的利益奮斗。這些學者認為，夏竦在政務處理上的迅捷和果斷，以及他對法律和道德的尊重，都證明了他作為一位公正的官員的能力。

對于夏竦的真實性格和行為，歷史的殘片并不能完全回答。然而，通過歷史文獻和傳說，我們可以了解到夏竦是一個知識淵博、才華橫溢的人物。他努力為百姓服務，以公正和正直的原則行事。無論是作為一個奸臣還是一個正直的官員，夏竦都是歷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故事提醒我們，評價一個人的性格和行為應該基于全面和客觀的了解，而非片面和主觀的推斷。

夏竦19歲那一年，他的父親夏承皓在同契丹人作戰(zhàn)的時候犧牲了，夏竦就這樣成了一位烈士遺孤。朝廷為了表示撫恤，任命夏竦擔任丹陽縣主簿之職，相當于現在的縣委秘書。

夏竦才學出眾，自然不滿足于在小小的縣主簿位置上苦熬資歷。20歲剛出頭，他就通過應試朝廷的賢良方正科而被擢升為光祿寺丞、通判臺州，其職務相當于現在的常務副市長。由于政績和能力都非常出眾，夏竦成為了朝廷的重點培養(yǎng)干部。在此后十多年時間里，夏竦的職務穩(wěn)步上升，到了宋仁宗在位時期，他已成為了朝廷的中樞大臣，歷仕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戶部尚書等要職。

夏竦重視人才，除了在韓琦落難之際為他出頭外。他還提拔過范仲淹、宋庠、宋祁等多位仁宗朝的重臣。他為官數十載，政績頗豐，從一個地方小吏升至宰輔之臣，主要還是憑借其出色的個人能力。然而，夏竦在個人品行方面的瑕疵也很多，除了一生風流，喜歡到處沾花惹草外，利用職務之便謀私利這種事情也沒有少干?？傮w而言，夏竦為人比較滑頭卻并不狡詐，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堅持原則，但離傳統義正言辭的士大夫形象還相差甚遠。

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病逝，終年67歲。朝廷追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賜謚“文正”(古代文官最高等級的謚號)。不過有大臣提出：“世謂竦奸邪，而謚為正，不可?！庇谑歉闹u號為“文莊”。

真宗天禧年間出知黃州、知鄧州，又徙襄州，遇大饑，勸令大姓出粟，得二萬斛，救活貧者四十余萬人;宋仁宗天圣年間知壽州，又徙安州，再知洪州，勒令巫覡(男巫)一千九百余家還農，毀其淫祠;仁宗景祐年間知青州，任青州時，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青州南陽橋，被大多數科學家認定為中國最早出現的虹橋。

仁宗康定年間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永興軍(今陜西省西安一帶)，主持對西夏戰(zhàn)事。治軍尤嚴，敢誅殺，對疾病死喪者，則撫循甚至。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為國史編修官，后與王旦等同修《起居注》,參與編寫王欽若的千卷本《冊府元龜》。

夏竦好學勤讀，即使在軍政事務繁忙時，也手不釋卷，在就寢時還用手指在身上比劃研究古文奇字。慶歷四年(1044年)，夏竦編著了古文字的字匯《古文四聲韻》一書，按韻編排，是當代研究戰(zhàn)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資料。宋神宗時宰相王珪在《夏文莊公竦神道碑》中寫道：“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人多不識，“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偃臥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

夏竦知安州時，宋庠、宋祁兄弟正值青春年少，夏竦看出他們有才華。一天，夏竦命他們作落花詩。宋庠作一聯：“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彼纹钭饕宦摚骸皩w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夏竦說：“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宋庠)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宋祁)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近臣)?！焙髞矶急凰f中了。到后來，夏竦在河陽聽說宋庠、宋祁兄弟同舉進士，特寫一紙賀信：“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光”。

范仲淹不得志時，夏竦見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在夏竦任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時，保薦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與韓琦成為他的左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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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信書不如無書——奸臣不是好人，但也未必像《宋史》說得那么壞

最近腦子不太好，字碼不順不說，連選題也經常找不到。于是就按照老辦法來解決——翻資料、畫圖表。誰知不畫不知道，一畫真奇妙。比如下面這張將載于二十四史中的各種大壞蛋打包的圖表，就大有文章可作。

尤其是兩宋的那些奸臣、叛臣們，簡直是人人有料，大有故事可講啊。

奸臣，在古時是指不忠于君主，弄權誤國之臣。在西漢人劉向所著的《說苑》一書中曾指出為人臣者有“六邪”——其一曰“具臣”，就是既不干活也不管事的混日子官；其二曰“諛臣”，就是對君主百般獻媚，迎合溜須的馬屁精；其三曰“奸臣”，就是嫉賢妒能，弄權誤國的奸險之輩；其四曰“讒臣”，就是指以巧言令色排除異己，禍亂朝綱的小人；其五曰“賊臣”，就是專權擅勢，結黨營私，禍亂君主和百姓的野心家；最后一種就更厲害了，叫“亡國之臣”，簡直集前五邪于一身，哪朝哪代碰上都得玩完。

不過這只是劉向的說法。事實上在兩宋之前的千余年時間里，古人還是比較信奉性善論的，認為一個人就算再壞，也壞不過“諛臣”這個界限。所以自司馬遷著《史記》并首創(chuàng)將所有的壞蛋裝進《佞幸列傳》里一勺燴掉這個傳統以來，在此后的正經史書中，各種史家都嚴守祖師爺立下的規(guī)矩，用來囤積壞蛋的列傳不是跟著叫“佞幸”，就是換湯不換藥的“恩幸”或是“幸臣”（就李延壽在《南史》中別出心裁搞出個《賊臣傳》，但沒啥影響力），反正大家好像都覺得沒什么是比馬屁精更壞的蛋了。

直到做官超級糊涂但做學問超級清醒的歐陽修在編纂《新唐書》時，對此冷笑一聲，然后大筆一揮書就了《奸臣傳》、《叛臣傳》、《逆臣傳》各一篇，從此給史學界立下了新的規(guī)矩。

老歐陽一代文宗的名頭真不是蓋的。經他這么一折騰，使得在此前“走紅”了千余年的佞幸們瞬間失去了熱度，相反在各種史書中被標注為奸臣、逆臣、叛臣的家伙成了壞蛋們新的代名詞（當然《明史》中還載有本朝特產“閹黨”）。

據統計，在二十四史中沒有給壞蛋打包作傳的唯有《后漢書》、《三國志》、《周書》、《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這五部而已（《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和《舊唐書》則是只打包但不命名，傳列書之最末），其余19部史書中共載有各種壞蛋合計323人次。

在奸臣、叛臣和逆臣這三個壞蛋標簽中，叛臣和逆臣的情況看起來比較相似，但實質上完全不一樣。作為臣子發(fā)動叛亂、割據、投敵，甚至連皇帝都不放過的，有謀廢立或弒君行為的，當然是十惡不赦的大罪。但只要一沒有稱王稱帝，二未曾立國建元，那就是叛臣，否則就是逆臣。

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祿山和仆固懷恩。安大胖子不但反了，還立國偽燕、建元圣武、自號雄武皇帝，這就是妥妥的逆臣了；而仆固懷恩為了打倒安胖子，不惜拿自己的親閨女和親回紇，全族有46人死于王事，堪稱滿門忠烈，其平亂之功不亞于郭子儀和李光弼。誰知戰(zhàn)后卻被宦官駱奉先陷害逼入死地，不得不起兵反抗，最終被郭子儀所平，于是落得個叛臣的下場。

而以兩宋為分野，對于奸臣的定義則截然不同。在此之前，人們眼中的奸臣雖然不是啥好鳥，但其實也鬧不出什么幺蛾子：

此時所謂的奸臣，就是一肚子壞水，到處說人壞話、打小報告的小人而已。其最大的害處恐怕就是忽悠得皇帝一腦子漿糊，讓朝廷瞎指揮、亂作為，僅此而已。至于禍國殃民啥的，當時的古人認為，他們不配！為啥？因為在那會兒能使得太阿倒持、國破人亡的唯有手握刀把子、槍桿子的軍頭。至于成天打小報告的奸臣嘛，一看就是百無一用的文人，還能折騰出多大的場面？

不過自唐朝以后情況卻發(fā)生了變化。畢竟幾乎光憑著一個李林甫便造就了一場覆亡盛唐的安史之亂，而150年后的朱溫篡唐，更少不了崔胤、柳璨、蔣玄暉等一批文官的推波助瀾。尤其是隨著士族的覆滅和科舉的興起，文官在一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其中的敗類所能造成危害也就越來越大了。

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比如歐陽修。

歐陽修是文官中的一個異類。一方面他在文壇中地位舉足輕重，在士林中極負影響力，另一方面老歐陽雖然做了一輩子糊涂官，但卻是個懟人狂魔。只要有啥看不順眼的，往往不分敵友先噴一臉口水再說，連老友范仲淹都未能幸免。

所以面對“奸臣”這個概念，歐陽修別出心裁的做出了如下的判斷：

啥意思呢？就是奸臣之奸，本不在臣，而在于大環(huán)境——說白了，就是世間本無奸臣，全是不靠譜的皇帝自己鬧幺蛾子鬧出來的。

老歐陽果然勁爆，光噴奸臣已經不能讓他感到滿足，干脆捎帶上皇帝一起噴了個體無完膚。

那么他這話說得對嗎？當然對，而且是大對特對。

說到奸臣，恐怕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檜。那么這個在岳王廟前已經跪了上千年的禍國大奸，真的是生來就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壞種嗎？當然不是。

起碼在靖康之變前，在秦檜的身上看不出半點畏敵如虎、賣國求榮的跡象。相反那時的秦檜倒是“左”得冒泡，簡直堪稱主戰(zhàn)派的一面旗幟。比如在女真人第一次攻打汴梁時，曾以北宋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zhèn)作為退兵的條件，結果在舉朝一片妥協求和的聲浪中，唯有秦檜憤而上書言軍機四事，反對對金無條件妥協。此后宋欽宗趙桓又任命他為兵部職方員外郎處理割地事宜，秦檜深以為恥，寧可辭官也不干這種丟人現眼的差事。

如果僅在當時，那得要開多大的腦洞才能想象得出這貨未來會成為史上第一大奸臣？

再比如前邊提到的仆固懷恩。如果他戰(zhàn)沒于安史之亂或是在受駱奉先陷害之前就死掉了，那么仆固懷恩的名字將毫無疑問的與郭子儀、李光弼等中興名將同列，并光耀千古，成為受萬世所敬仰的忠臣良將。

讓我們再開個腦洞，將蔡京、秦檜這南北宋最著名的奸相穿越到大宋朝的鼎盛時代，比如仁宗朝——那將會是個什么景象，這倆貨又會干出多大的壞事？

我想，答案很可能是數量多到有如過江之鯽的仁宗朝名臣良相中，再添上兩個名字而已。

諸如秦檜。這貨固然在靖康之變后被擄去金國嚇破了膽，隨之在威逼利誘下向女真人屈服，但這其實也不奇怪。作為一個正宗的儒家門徒，只要不是天生壞透了腔的，立身修心的功夫都不會太差。但儒生大多像是溫室的花草，經不起什么大的挫折，一旦理想破滅或是經歷磨難，被儒家仁義禮智信包裹的軀殼里面隱藏著的人性的弱點以及陰暗面就會纖毫畢現，秦檜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要是他沒遭遇到這樣可怕的經歷呢？趙禎統治下的東京汴梁可是安全得很，在生命安全和權勢富貴不受威脅的前提下，秦檜很可能繼續(xù)“左”下去吧？比如對著西夏喊打喊殺，弄不好還會出使遼國，面對契丹人的威逼利誘慷慨陳詞、不辱臣節(jié)，像富弼那樣在外交史上留下一段佳話？

再如蔡京。相比秦檜，這貨才是天生的權奸，為了往上爬可以全無節(jié)操。比如在勢同水火的新舊黨爭中，所有人都得站隊，非新即舊，想要騎墻者如蘇軾都落得個里外不是人的下場。唯有蔡京可以左右逢源——舊黨大佬司馬光要廢除新政中的免役法、恢復差役法，別人都覺得這事不好整。唯獨蔡京“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讓司馬光都忍不住贊其“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等到新黨領袖章惇上臺、要廢差役法重行免役法時，蔡京搖身一變又成了新政先鋒：

可那又如何呢？趙禎在位42年走馬燈般的換過23任宰相，其中不乏如丁謂、王欽若、章得象、賈昌朝、夏竦這樣公認的“奸邪”，也不乏像呂夷簡、晏殊、陳執(zhí)中、文彥博、馮拯、梁適這樣功過是非眾說紛紜的人物。他們或許能為害一時，但在趙禎治下的大宋朝該盛世繁華時依然衣冠文物，該被黨項人痛扁時依然屁滾尿流，該給契丹人納貢時依然分文不少……就算蔡京當奸臣的本事高過上述人等十倍，其結果怕是也不會有任何改變。起碼他想在趙禎的眼皮底下把大宋朝給整亡了，那絕對是癡心妄想。

至于理由，清人王士禎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同理，要是將韓琦、富弼、龐籍、范仲淹、包拯這樣仁宗朝的名臣良相發(fā)配到靖康年間前后，說不定就是給蔡京、秦檜們送去幾個同伙。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多幾個像李綱、李若水似的悲劇人物，要想替大宋朝逆天改命甚至是復制所謂的“仁宗盛世”，那也絕對是癡心妄想。

對此，大明朝的鐵血宰相張居正一定深有同感。

西漢大儒戴德曾感慨“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其實將“國家”改成皇帝老兒才更加準確明白。畢竟只要是帝制時代，所謂國家不過是帝王的私產，跟當臣子的（甭管是忠是奸）實質上沒有半毛錢關系。就像今天的私人公司，無論是大賺特賺或是倒閉破產，對于打工者的區(qū)別無非是多喝幾口湯或是再找份工作，而對于老板就有著天壤之別。所以在《三國演義》中，老實人魯肅才告誡孫權——俺們都能投降，唯獨你不能。

但要是老板自己都不把公司的存亡當回事，打工的憑什么要多操這份閑心？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何不跟著瞎混？相反倒是那些狗拿耗子非得多管閑事的，弄不好會討人嫌甚至丟掉飯碗（在古時就是丟官甚至掉腦袋了），換成你該怎么選？

因此也可以說，那些被載入史冊并言之鑿鑿被蓋棺定論為佞幸、奸臣、叛臣和逆臣的三百來號人不過是代主受過。而如果將跪在岳王廟前受萬世唾罵的秦檜換成宋高宗趙構，也許更為公平合理。

啰嗦了這么半天，但我其實毫無替那三百來號人申冤翻案的意思。畢竟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里人生人亡何止億萬，為啥別人不上榜，偏偏只有這幫貨色被掛起來示眾吊打？

但要說他們統統罪有應得也說不過去。畢竟所謂的忠奸很難去量化，而且無論什么玩意只要跟政治沾邊兒就很難說得清是非。所以，可以肯定在那三百來號大壞蛋中肯定不乏受了冤屈的倒霉蛋，而且怕是不止一個。

其中引起爭議最大的，莫過于被載入《宋史》的那40號“佞幸”、“奸臣”和“叛臣”。不過兩宋的“佞幸”大多是無名之輩，也沒干過什么特別壞的事情，只是其中不乏有才之人。比如王繼先是個出色的醫(yī)生，參與編纂過《紹興本草》；曾覿、姜特立則以詩詞文章聞名，并有著作傳世。

問題主要就出在了“奸臣”和“叛臣”兩傳中，而其中就不乏替自家主子背鍋的倒霉蛋。

比如說趙良嗣。他提出的聯金滅遼、收復燕地的主張盡管在戰(zhàn)略層面有考慮不周之處，但在戰(zhàn)術上絕對可行，而且也確實是出于滿腔熱忱，無論如何也談不上一個奸字。只是世代生于遼國的趙良嗣，又哪里會想到宋軍的戰(zhàn)斗力會如此之渣——剛剛被女真人揍得快要亡國的契丹人，轉過頭來輕輕松松就將幾十萬宋軍打得丟盔棄甲？

這種執(zhí)行層面出現的問題，與主謀者何干？就算能扯上關系，又與趙良嗣的品性何干？與之類似的如西漢馬邑之謀，也是在執(zhí)行層面出了紕漏導致功敗垂成，可沒見人家劉徹把罪責全扣到聶壹頭上，更沒有將其打上奸臣的標簽。

但趙佶畢竟不是大氣的劉徹——趙良嗣要不是奸臣，那么又要將力主推動聯金滅遼的皇帝陛下置于何地？所以趙良嗣必須是奸臣，他們全家都得是奸臣！

更搞笑的是張覺、郭藥師。比如張覺，他本是遼臣，在契丹人即將敗亡之際先降金再降宋，自然算不上什么忠臣賢良。不過當張覺攜平（今河北盧龍）、營（今河北昌黎）、灤（今河北灤縣）三州降宋時，宋徽宗趙佶可是樂得連嘴巴都合不上，沒準還跑去了太廟告祭、向祖宗們報捷。而張覺也拜為泰寧軍節(jié)度使，被趙佶視之為維護北疆的頂梁柱。

可是當女真人大兵壓境、索要張覺時，趙佶先是斷然拒絕，扛不住壓力后又耍小聰明，殺了個貌似張覺者妄圖充數。等到一切小伎倆無效、女真人聲稱要舉兵自取時，趙佶就徹底認慫了，密詔殺死張覺及其二子函送金人。

張覺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人?？墒钦薪怠⒓{降張覺的是趙佶，最后殺了張覺取悅女真人的還是趙佶——只想占便宜卻不愿意吃虧，一旦吃虧便遷怒于人、說人家張覺是奸臣，這像是人干的事嗎？

更要命的是，趙佶殺了張覺之后，使得大批遼國降將徹底寒心，尤其是郭藥師：

郭藥師也是遼國降將，而且為北宋立下了不少戰(zhàn)功。可是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加上朝中上有昏君、下有奸佞，再有張覺事件使得郭藥師離心離德，所以最終也降了女真。

身為一介降將，又是邊將，郭藥師和張覺就算想當奸臣又能奸到哪兒去？骨子里徹底爛了難道能怪到臉上長的那兩個粉刺？郭藥師或者勉強能算是個叛臣，那張覺呢？就是個純粹的倒霉蛋罷了。

再比如張邦昌，那就更倒霉了。關于老張是如何當上那個倒霉的“偽楚帝”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講過（詳見《 老張家好不容易出了個皇帝，結果不但是偽帝，還是“背鍋帝” 》）。這里給不愿意點鏈接的朋友強調兩點——其一，當時老張死活不肯稱帝，但在女真人威脅要屠光汴梁滿城百姓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屈服：

“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涂炭一城邪？’遂止。”（《大金國志·卷三十·楚國張邦昌錄》）

其二，老張“在位”期間，一不肯進垂拱殿（北宋皇宮正殿），二不肯坐北朝南（“面西而坐”），三禁止大臣朝拜，四不稱“朕”而稱“予”，五文書不稱“詔旨”而稱“手書”。也就是說，他從來沒把自己當作一個正經的皇帝。

而且女真人一撤兵，張邦昌就一邊派人暗訪趙構行蹤，一邊迎宋哲宗趙煦的廢后孟氏入宮臨朝稱制。孟氏剛一進宮，張邦昌次日便宣布退位——“大楚朝”前后享國不過33天而已。

可以說趙宋皇統能得以延續(xù)153年，張邦昌居功至偉。可是誰讓他攤上個恩將仇報的宋高宗趙構呢？所以老張最終不但死于非命，還落得個叛臣的罵名遺臭萬年。

《宋史》搞出這么多“冤假錯案”，可能有人會歸罪于修史的蒙古人。要么認為這幫家伙文化水平太低，結果搞得“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要么就是心懷不軌，丑化前朝。

其實，這還真是冤枉了無辜的蒙古人。

話說自從太史公作《史記》以后，每逢王朝興替，替前朝修史都會成為新朝極為重視的頭等大事（畢竟涉及到新朝的正統性嘛），但唯有元朝是個例外。自從蒙古人占據天下以后，別說像修史之類的文事，連治國都不怎么上心，整天就忙著爭權奪利。

比如說誰要是敢在別的朝代提個“反詩”，最終不死一地人肯定無法罷休。唯獨在蒙古人看來，這都不算事：

所以心胸比草原還寬廣的蒙古人直到元順帝至正年間、也就是距離元亡只剩下20來年的時候，才猛拍了一下腦門恍然大悟：完犢子嘍，忘了給前朝修史啦！

說修就修。蒙古人一旦較起真來那效率可不是一般的高——不但《宋史》，捎帶著連《遼史》和《金史》一起修。而且從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開干，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大功告成，僅用了不到3年時間就修成了三部史書合計747卷……

相比之下，清朝修的《明史》是從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一口氣修到了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共歷時94年，卻只有332卷，總字數不足元修三史之半數。

所以宋史在二十四史中的評價并不高，最為人詬病的缺點就是粗糙，這個無須贅述。而另一個毛病，就是屁股坐得太歪。

二十四史都是新朝替前朝修的，所以搞搞丑化、栽個小贓啥的都不奇怪。但胡說八道到了《宋史》這個程度的，還是非常少見的。不過這能賴到蒙古人頭上嗎？恐怕還是不能。

我們現在看到的《宋史》，都標明“元·脫脫等撰”——要是脫脫泉下有知一定大呼冤枉，并表示這個鍋他不背。

脫脫當上《宋史》、《遼史》、《金史》的都總裁官時，還身兼中書右丞相一職。所以他不但得替元順帝治理國事，還得花大力氣治黃河、撲滅此起彼伏的各地義軍，就算是個八爪章魚也忙不過來。所以他只能辭去修三史的都總裁官之職，由阿魯圖和別兒怯不花繼任。可問題是別兒怯不花跟脫脫一樣忙著到處堵窟窿，阿魯圖連漢字都不認識，干脆算是個文盲，又能管得了什么事？

于是《宋史》的修撰工作，實際上是被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等漢族士人所把持和左右。雖然在成書后脫脫又審了一遍稿，不過即便他的文化水平比阿魯圖高得多，但也不是宋史專家，所以也甭指望脫脫能搞什么“撥亂反正”。

而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等人又是如假包換的正宗理學門徒，所以這部史書的思想傾向就不言而喻了。

因為理學的祖宗如二程、朱熹等在思想傾向上都屬于舊黨、反對變法，所以在《宋史》的《奸臣傳》中就必須得讓呂惠卿、曾布、章惇（蔡確、邢恕、安惇等在新舊兩黨間反復的小人也甭想跑）等新黨干將打頭陣。要不是王安石無論從人品、學問上都挑不出毛病，這位新黨領袖肯定得在《宋史》中被授予頭號大奸的榮譽稱號。

又因為理學派始終主和反戰(zhàn)，所以除了無論在官場還是民間名聲都臭不可聞的貨色，如像黃潛善、汪伯彥、秦檜、萬俟禼等無法洗白外，剩下的主和派幾乎都是他們口中的“賢良”，像壞到透腔、堪比秦檜的史彌遠就因此與《奸臣傳》無緣。相反對于主戰(zhàn)派，他們則視如仇讎。岳飛這樣已經被捧成神的他們惹不起，所以韓侂胄就倒了霉——誰讓這貨又是主戰(zhàn)，又遭遇了一場慘敗呢？韓侂胄不是奸臣，誰是？

再比如賈似道（詳見《 賈似道的毛病不少，但說他是奸臣就昧良心了 》）。老賈不但是個堅定的主戰(zhàn)派，還大搞改革，先后推出了“公田法”、“打算法”等法令徹底整頓財政，試圖解決困擾南宋末期收入銳減、兵員枯竭等問題。可這些最終使得南宋亡國的弊病是誰造成的？當然是充斥了一大堆理學派的士紳地主。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所以在這些人眼里，賈似道不是奸臣的話，這個世上就沒有奸臣了。

賈似道一死，南宋即亡，他也成了罪魁禍首的巨奸。而那些剛剛“為國鋤奸”的大忠臣們，轉過臉來就心安理得的將謝太后和年僅6歲的宋恭宗趙?趕出臨安獻給了蒙古人。

但《奸臣傳》中永遠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誰讓人家“上頭有人”呢？

當然韓侂胄和賈似道也是一身毛病，比如私德不修，比如專權跋扈。但問題是兩宋319年間的那些所謂名臣良相們，除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等寥寥數人外，有幾個手腳干凈、人品清白的？再如專權跋扈——要知道南宋受外患之危改行獨相制，再加上大多數皇帝都不怎么管事（要么就瞎管），所以宰相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大權獨攬而且必須大權獨攬，否則大宋朝還不得亂了套？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屁股歪了，腦袋就好不了。說你是奸臣你就是奸臣，否則青史鑿鑿，誰還能重修一遍《宋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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