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擁有著悠久的歷史,是唯一一個未曾中斷過歷史的國家。在悠久歷史和文化中,包含著大量的歷史事件、故事、人物和文化,這些都是寶貴文化遺產。今天,想要為您講述的是司馬光為何反對王安石,看不到王安石的貢獻嗎?的相關內容。
王安石的變法在根本上是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介入經濟領域。他認為,當時的社會已經陷入混亂和無序,朝廷必須采取行動,全面干預經濟運行。朝廷的干預是否對社會有好處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如果當時朝廷不實施《青苗法》,普通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貸,受到有錢人的剝削。但是,一旦朝廷介入,這個問題就得到了緩解。再舉一個例子,當時的商人故意囤積居奇,導致物價上漲,普通百姓被迫承受經濟壓力。然而,在王安石的改革下,國家建立了更多的國營物流公司和商場,這樣普通百姓就不再被經濟壓榨。
盡管王安石的變法一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究竟為何最終被廢除呢?其中的原因復雜而多樣。首先,司馬光本身是一個傳統(tǒng)派的思想家,對朝廷過多干預經濟持保守態(tài)度。他認為,經濟運行應該由市場自發(fā)調節(jié),而不是過多依賴政府的干預。此外,王安石的變法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例如高壓政策過重,導致社會怨聲載道,民眾對變法的抵觸逐漸增加。加之,王安石變法的一些政策與既得利益群體產生了沖突,這些利益集團不斷給廢除變法施壓,最終使得司馬光在執(zhí)政后廢除了王安石的變法內容。
總體來說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歷史發(fā)展中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王安石是一位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努力通過插手經濟實現(xiàn)社會秩序和公平;而司馬光則代表著保守的思想派別,主張經濟自由發(fā)展。雖然王安石的變法一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各種復雜原因,最終被廢除。兩位人物之間的爭論和恩怨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的經歷和歷史貢獻,為我們今日的社會發(fā)展提供了思考和借鑒的價值。
政見不合朝廷插手經濟有沒有好處?當然有。比如當時朝廷不頒布《青苗法》,老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貸,受到有錢人的壓榨。而朝廷插手之后,就緩解了這個問題;再比如當時的商人故意囤積居奇,導致物價上漲,老百姓被迫受壓榨。而王安石改革,建立更多的國營物流公司、國營商場后,老百姓就不用再受這重壓榨了。
另外,王安石改革還有很多正面影響,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好,既然王安石的改革有這么多好處,司馬光為什么還敢站出來反對呢?司馬光的理由是這么說的:朝廷全面插手社會經濟運行,肯定不是好事。即使是這些改革都是出于好心,但最終也會把事情辦壞。
用直白的話說就是——司馬光認為王安石變法,只是說得好聽,說什么“民不加賦”,都是在自欺欺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換了個明目,變相盤剝老百姓。如此這樣還不如直接加稅來得爽快。
實事求是地說,司馬光的話,有道理。王安石變法期間,確實有很多法令失控,導致變法明明是辦好事,但卻攪亂了社會。而正是王安石的這個弱點,讓司馬光抓到了攻擊他的把柄。
性格不合司馬光的理政能力很一般,他在地方上的政績很一般,在三司的作為也很一般。不過他的性格很直,再加上有人給他撐腰,這使得他雖然理政能力不行,但后來卻通過扎實的學術水平和給朝廷提意見,變成一個出色的禮官和稱職的諫臣。
想必肯定就是時時都覺得自己是對的,自視甚高。對事物本末倒置,習慣了只罵人,只提意見,但不辦事的官僚作風。前面說了,王安安變法是有問題的。一個有問題的變法,再加上一個習慣了提意見的職業(yè)噴子,司馬光怎么可能不反對王安石?
司馬光從二十歲中進士開始,一直至五十三歲擔任知長安京兆府。在這期間,他沒有擔任過主官。知縣、知州、知府,一路監(jiān)司主官,他都沒有擔任過。什么主管經驗都沒有,可想而知,他的從政水平能高到哪去?
回到朝中后,司馬光歷任官知諫院、翰林學士等清要之職,直至王安石開始變法。在這一段時間里,他也是以練嘴為主,缺乏辦事經驗。
實事求是的說,以官僚的角度來看,司馬光是不稱職的。當時習慣性練嘴的官員也不止他一個,但像他這樣完全沒有施政作為的官員,還真難得找。就連蘇軾在基層為官時都還留有著名的“蘇堤”。司馬光和這些嘴炮同志相比,真的也就只剩下“一身是嘴”了。
這個觀點我承認有道理。比如王安石下臺滾蛋后,司馬光修改了《免役法》,他在王安石的基礎之上,把選擇權交給了民眾。通過司馬光這么一改,上等戶可以選擇服役也可以選擇交錢雇人服役,而下等戶也可以不再需要繳納免疫寬剩錢。對比王安石摟錢的政策,司馬光版的法令是善政,尤其對于窮人而言。
但我還是要說,司馬光這些小修小補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積貧積弱的問題。他往死了噴王安石,又拿不出更好的解決問題的系統(tǒng)性辦法,積貧積弱的問題仍然存在,那么他噴的意義在哪里呢?這難道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抬杠而抬杠?
私人意見北宋開國,以北方為根本,逐步南下,滅掉南唐、后蜀、南漢等國,統(tǒng)一中原。這就導致了當時的北方人在某種程度上,壟斷了朝政,不讓南方人在朝內有話語權。南方人受打壓,你覺得南方人會怎么樣?不用想,當然是借各種機會翻盤了。
他們各自的同盟伙伴,比如改革派的呂惠卿、章淳、蔡京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守舊派的韓琦、程顥、程頤是河南人。這就是很典型的南北之爭了。
想想看,司馬光作為北方人,他在目睹南方人通過變法獲得話語權時,他能沒私心嗎?當然,反對改革的人里面,也有南方人。比如蘇軾和歐陽修。
不過他們與司馬光這類舊黨相比,反對改革的力度并不大。屬于是游走于新舊黨之間的理性中間派。換而言之,政治位置決定了司馬光對王安石改革的立場。
由此可見,司馬光之所以會發(fā)對王安石,其實摻雜了很多政治上以及個人對王安石的不滿,因此也就不難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繼去世以后,當司馬光執(zhí)政后,便全部廢除了王安石的變法內容,這就是“元祐更化”事件。
從此以后宋朝陷入了無盡的黨爭之中無法脫身,很多人把黨爭歸咎在王安石身上,殊不知司馬光的舉動才是導致事態(tài)進一步惡化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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