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說書人曉航

行超，1988年生，山西太原人。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現(xiàn)為《文藝報》編輯。著有評論集《言有盡時》。

說書人曉航

對城市生活和城市敘事始終心懷熱望，對最新鮮、最熱鬧的現(xiàn)實話題極為敏感的曉航，這一次，卻將他的筆觸指向了遙遠的過去。新作《宋時光》以南宋高宗朝的民間生活以及人物命運為線索，講述了一段頗有煙火氣、江湖氣的故事。

小說分為兩節(jié)，如其標題所示，一節(jié)探討“命運”，另一節(jié)探討“選擇”。這樣復雜的大問題，用一部數(shù)萬字的中篇小說來傳遞與討論，其實并不容易。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至今，許多作家傾向于規(guī)避這樣的宏大話題，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說中，他們更愿意“向內(nèi)轉(zhuǎn)”，或是致力于表現(xiàn)本雅明所說的那種“靈光”。而曉航的文學觀顯然并非如此，在他的所有小說中，如何講好一個“故事”，始終是小說寫作的第一要義。在《宋時光》中，曉航選擇的是借俞梅珞、陳玉貞這兩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女性來講述他的故事。

小說中的俞梅珞身世復雜但家境優(yōu)渥，多年被深藏閨閣的日子讓她愈加向往外面的廣闊世界，一次偶然的外出中遇到了山匪張翠峰并被其擄走，多日后方才獲救回到城里。城里鄉(xiāng)親們的風言風語讓俞家難堪，梅珞只好懇求與自己青梅竹馬的世交之子李崇與她成婚。不料婚后俞家沒落，梅珞在婆家的處境愈發(fā)艱難。某日，梅珞負氣出走，誰知竟遇上了多年前的山匪。這一次，梅珞主動要求跟他上山，從此成為他的三夫人。兩人廝守二十年后，山匪忽然人間蒸發(fā)，梅珞遂回到務陽城，在這里，她與自己的丈夫李崇以及她走前丟下的兒子李進相遇了。

這是俞梅珞的“命運”。小時候，曾有算命先生預言她的人生，“小姐這命看起來會有兩夫兩子，宜靜，否則骨肉相侵，前途叵測”。在俞梅珞跌宕的人生中，無論父親多么費盡心思地保護她，無論他們多想逃脫這樣的命運的詛咒，卻最終還是印證了這殘酷的預言。作為一個女人，即便聰明美麗如俞梅珞，她的命運多半還是系在她所遭遇的男人身上。遇到張翠峰（山匪）、離開張翠峰，或者離開李崇、又最終與他相遇，注定都是俞梅珞如何掙扎也無法逃脫的人生軌跡。陰錯陽差地，俞梅珞與李崇的兒子，出生、成長在山上，成了山匪的后代；而與張翠峰的兒子，卻多年來被養(yǎng)在李崇膝下，這種倒錯與混亂最終導致了“骨肉相侵”，俞梅珞一生都難以開口的秘密，更似被提前寫下的命運的安排。

小說的第二部分，講的是平行時空中另一個女人陳玉貞的“選擇”。在一次下山的過程中，山匪張翠峰愛上了遂義縣知縣的女兒陳玉貞，也正是這份難得的真情，讓這個通緝多年的山匪入了獄。在女兒的百般求情之下，知縣同意放了張翠峰，前提是他北上從軍，爭取奪個功名。戰(zhàn)場上的張翠峰功績赫赫，卻無力阻擋宋軍慘敗的頹勢。與此同時，因為許久失去了張翠峰的消息，陳玉貞絕望自盡，好在被及時趕到的母親救下。最后，心如死灰的陳玉貞同意了嫁給務陽縣知縣的兒子。

小說最后寫到，“陳玉貞覺得這個女人似曾相識，她并不知道的是，二十年前，這個女人也和她一樣都是萬千富貴之中的掌上明珠，正是她們在某個相似的人生關口非常偶然地選擇了不同的路，才有了今日來自天意的對望——”。俞梅珞與陳玉貞，這兩個看似毫無瓜葛的女人，因為同一個男人而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張翠峰征戰(zhàn)沙場的那些日子，對于山上的俞梅珞而言，是那個與自己廝守二十年的男人毫無征兆的消失，以至于樹倒猢猻散，整個山寨分崩離析。而對于遂義縣的陳玉貞而言，則是漫長的等待后最終迎來的戰(zhàn)死的消息。絕望中的陳玉貞“選擇”了開啟另一段人生，而這，似乎正是她“命運”的一部分。如果陳玉貞與張翠峰得以重逢，她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俞梅珞？如果俞梅珞當初沒有“選擇”跟張翠峰上山，她是否有機會改寫自己的“命運”？小說沒有給出答案，就如同人生沒有“如果”。

在這樣錯綜復雜又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小說敘事者仿佛變成了興致盎然的說書人?，F(xiàn)代小說主張敘事者在文本中退隱，把人物的命運交給他自己，而在小說《宋時光》中，敘事者更接近于“說書人”的角色，成了人物命運以及故事框架的組織者、講述者。“話說務陽縣里富庶繁華，城中道路縱橫”，“這事兒說來湊巧”，“此人正是山匪張翠峰”，諸如此類的句式，彰顯了游離于故事之外的“說書人”的存在。與此同時，小說敘事充分回歸民間，講述的是市民的悲歡離合，盡寫的是兒女之情、俠義之情，而小說的主題設置，某種程度上也暗合了說書藝術重實用、多教誨的文學傳統(tǒng)。

在西方的文學譜系中，同樣存在著類似“說書人”的角色。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將故事（史詩）與現(xiàn)代小說相區(qū)別，前者依賴口口相傳的經(jīng)驗，以傳遞“故事的教誨”；而后者則來源于作家的思考，致力于“對意義的尋覓”。如他所言，“長篇小說在現(xiàn)代初期的興起是講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經(jīng)驗告訴我們，講故事的藝術行將消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宋時光》在敘事方式上具有一種久違的特殊性。

很多年后，約翰·伯格以同題寫作作為對本雅明的致敬，同時也是一種補充。在他看來，一個村莊的“故事”，就是這里各種“閑話”的聚集，“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自畫像——‘閑話’是其素材——村子會被迫懷疑自身的存在。每個故事，以及對于每個故事的評論——它是故事被目擊的證明——成就了這自畫像，證實了村子的存在”。不過，伯格同時提醒我們，“但是作為他們自己群像的制作者，農(nóng)民又是隨性的，因為隨性更符合真理：典禮和儀式只能支配部分真理。所有婚禮都是相似的，而每個婚姻是不同的。死亡走向每個人，而亡靈只能獨悼。這就是真理?！薄按遄拥幕顒幼援嬒竦那熬皹O為具體；而其背景則是由最開放、最普遍、永遠不可能被完全解答的問題構成。”我想，對于現(xiàn)代小說而言，探索、發(fā)現(xiàn)，存在于故事的同一性之外的那些個體差異，以及試圖深究那些難以被完全解答的問題，即便有可能淪為西西弗斯式的徒勞，卻始終應該是文學的重要功能，也是“小說”之所以區(qū)別于“故事”的重要分歧。而這，在我看來，也恰恰是小說《宋時光》的欠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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