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的熱播讓宋朝再次走進我們的視野，昨天我們重新認識了寬仁溫和的宋仁宗
，今天一起來聽郭老師講宋型文學的審美風貌吧
！ 在這周，我們將圍繞北宋的政治
、文化
、文學，推出系列微信
，與你一同走進那個迷人的時代
。
光風霽月：宋型文學的審美風貌
文/郭英德
摘要
同宋代文官政治、崇文尊道
、文化普及
、文采風流等社會文化特征相關(guān)，宋型文學是一種涂染著鮮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的文學
，是一種具有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的理性化的文學
，是一種洋溢著濃郁的書卷氣和學問氣的文學，是一種生活化
、閑適化
、個人化的文學
。這四大特征的交相融匯，便形成了宋型文學“光風霽月”般的基本審美風貌
。
關(guān)鍵詞：宋型文學
；審美風貌；政治化
；道德化
；理性化；學問氣
；生活化
宋代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是世界矚目的文化昌明時期
，陳寅恪甚至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年之演進
，造極于兩宋之世
。”黃庭堅曾稱贊理學家周敦頤“人品甚高
，胸中灑落
，如光風霽月”（《豫章黃先生文集》卷1《濂溪詩序》）李侗認為此語“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宋史》卷428《李侗傳》）。 就其本體而言
，宋人極力秉持的“道”大都是這樣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生命真源的灑落出塵之思與洪大光朗的精神氣象
，宋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是自此“道”汩汩流出而又體現(xiàn)此“道”的文字。因此
，本文借用“光風霽月”一詞
，涵概宋型文學整體的審美風貌。
文官政治與士人風范
宋型文學的第一個特征
，是揚棄了六朝隋唐五代文學的“緣情”傳統(tǒng)
，復蘇了先秦兩漢文學的“言志”傳統(tǒng)，涂染著鮮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
。文學的政治取向和道德取向
，來源于宋代士人政治使命感和道德責任感的普遍高漲，這成為宋代士人特有的風范
。而宋代士人的政治風范和道德風范
，則是有宋一代獨特的文官政治的產(chǎn)物。
鑒于中唐以來藩鎮(zhèn)強盛
、尾大不掉的歷史教訓
，宋王朝建國之初，便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
。太祖趙匡胤把朝廷正殿命名為“文德殿”
，聲明文物之邦為建國目標。他還以“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鐫為誓碑
，立于太廟秘室
，垂示嗣君（舊題陸游《避暑漫鈔》引《秘史》，又見《宋稗類鈔》卷1《戒碑》）
。開寶元年（968）
，詔令宰相須用“讀書之人”（范祖禹《帝學》卷3）。太宗趙光義更是大力“興文教，抑武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8引司馬光語）。他將學士藏書地命名為“崇文館”，并且親自撰寫《文明政化》一書（王應(yīng)麟《玉?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肪?8）。北宋初姚鉉將宋代開國的成功歸因于“崇文右學之效”（《唐文粹·序》）
。南宋時陳亮也說：“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
，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
，而儒道之振
，獨優(yōu)于前代?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保ā叮ㄋ问贰肪?36《陳亮傳》） 由于崇文抑武
，科舉制度成為文官政體最重要的選官制度。宋代科舉取士
，較之唐代有所發(fā)展
。首先，在錄取名額方面
，唐時進士科取士
，每年不過二三十人，最多不過70人
，而宋代從太宗時起
，就不斷擴充錄取名額，參加省試的舉人往往達一二萬人
。據(jù)統(tǒng)計，北宋一代開科69次
，共取正奏名進士19281人
，諸科16331人，合計35612人
，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載者
，取士總數(shù)約為61000人，平均每年約為360人
。南宋時每科進士及第也都在四五百人
。其次，宋代科舉向普通士人開放
，應(yīng)試者和登第者“家不尚譜呈
，身不重鄉(xiāng)貫”（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35《答林宗簡》）
，唯才是舉。蘇轍說：“今世之取人
，誦文書
，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
。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
，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nóng)工商賈之家
，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
。”（《欒城集》卷21《上皇帝書》）而且對于多次應(yīng)試的舉人實行“特奏名”法
，還特賜各科“出身”（王栐《燕翼詒謀錄》卷1《進士特奏》）
。第三，在考試制度方面
，唐時殿試僅偶爾為之
，未形成定制；宋開寶六年（973）
，太祖親臨講武殿命題取士
，從此確立殿試制度，進士被譽稱為“天子門生”
。為了防止作弊
，從太宗淳化三年（992）起實行“糊名彌封法”和“鎖院”制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實行“謄錄法”（《宋史》卷155《選舉一》）等
，考試制度愈趨嚴格
。第四，在任職方面
，唐時進士及第
，僅僅取得做官資格，還需通過吏部“選試”
，才能得到實際官職
；而宋代只要進士及第，一般都直接按考試成績等第授官
。太平興國二年（977）就曾選拔士人幾五百以補闕（《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7）
。如果科舉考試中狀元及第，皇帝臨軒放榜
，榮耀異常
，而且升遷迅速，“不五年即為兩制
，亦有十年至宰相者”（魏泰《東軒筆錄》卷6）
。
科舉制度推行的結(jié)果
，形成了宋朝獨特的文官政治，使魏晉以來的世族門閥制度不再可能死灰復燃
。文臣由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
，成為宋代官僚階層的主要成分。據(jù)統(tǒng)計
，在《宋史》有傳的北宋166年間的1533人中
，以布衣入仕者占55．12％，比例甚高
；北宋一至三品官中來自布衣者約占53．67％
，且自宋初逐漸上升，至北宋末已達64．44％
。另從最高的宰輔大臣的成分來看
，在唐代，科舉制度雖然有力地沖擊了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
，但世族仍保持相當強大的政治勢力
，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占唐代宰相總數(shù)369人的1／15
。而宋代宰輔中
，除了呂夷簡、韓琦等少數(shù)家族多產(chǎn)相才者外
，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
，布衣出身者竟達53．3％，像趙普
、寇準
、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
，均出于寒素或低級品官之家
，他們形成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有宋一代
，上自中央
，下至地方，大都選用文士任職
，正如蔡襄所說的：“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
，文士也
；近侍之臣，文士也
；錢谷之司
，文士也
；邊防大帥，文士也
；天下轉(zhuǎn)運使
，文士也；知州郡
，文士也
。雖有武臣，蓋僅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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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ā抖嗣骷肪?2《國論要目》）《宋史》卷439《文苑傳序》也說：“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
；下之為人臣者
，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
，海內(nèi)文士彬彬輩出焉
。”
由于文官政治的普及
，宋代士人的身份出現(xiàn)了與唐代不同的特點
，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
、學者三位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士大夫
。宋代士大夫往往具有強烈的政治使命感，以從政為已任
，以吏能相激勵
。歐陽修常說：“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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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ā端问贰肪?19本傳）他曾作詩道：“折腰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俗情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保ā稓W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2《送楊君之任永康》）他自稱，當貶官夷陵時
，“無以遣日
，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
。見其枉直乖錯
，不可勝數(shù)”，“當時仰天暫心，自爾遇事
，不敢忽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卷13）
。他的這種致力吏政的精神成為宋代士大夫的典范，據(jù)說蘇軾“亦以吏能自任
，或問之
，則答日：‘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保ㄍ希┧未芏嗍咳诉€喜談兵
，如北宋時王禹偁、富弼
、梅堯臣
、尹洙、蘇洵
、蘇軾等都有論兵論戰(zhàn)的專著
；南宋時辛棄疾更有《美芹十論》、《九議》等鴻篇巨制
，連理學家楊萬里
、朱熹等也都喜歡談兵。文官政治也造成了激烈的朋黨之爭和派系傾軋
，北宋時有圍繞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而展開的新舊黨爭
，南宋時有圍繞著宋金關(guān)系而展開的和戰(zhàn)之爭等等。士人有的主動自覺地投身黨爭
，有的不由自主地卷入黨爭
，在黨爭中強化了他們的政治使命感。
總體上看
，宋代士人普遍以國家棟梁自居
，養(yǎng)成參政議政的素質(zhì)，意氣風發(fā)地發(fā)表政見
，有著強烈的從政熱情
。“兼磨斷佞劍
，擬樹直言旗”（王禹偁《小畜集》卷8《謫居感事》）
，“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2《鎮(zhèn)陽讀書》）
，“深探力取常不寐
，思以正議排縱橫”（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5《次韻信都公石枕蔪簟》）等等，成為宋代士人特有的精神風貌
。葉適認為
，從韓琦、范仲淹開始，天下議論
，相因而起，以至“朝廷每有一事
，則是非蜂起
，嘩然不安”。至歐陽修“尤好立論
，士之有言者
，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卷2引）
。因此
，文學便具有鮮明的政治品格，成為士人干預時事的有力工具
。宋代詩文在言情之外尤重議論
、說理，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影響所及
，以文為詩、以文為詞
、以文為賦
、以文為駢，文學中出現(xiàn)普遍的散文化傾向
。甚至記敘文也以議論見長
，陳師道說：“退之作記，記其事爾
，今之記乃論也
。”（《后山詩話》）
而且
，宋代士人多尚風節(jié)
，具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在宋代士風的轉(zhuǎn)移中
，范仲淹具有巨大的典范作用
。朱熹推重范仲淹“大厲名節(jié)，振作士氣
，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朱子語類》卷129）
。《宋史》卷314《范仲淹傳》也說：“每感激論天下事
，奮不顧身
。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jié)，自仲淹倡之?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狈吨傺统械膽c歷新政
，目的不僅僅在于改變朝廷的政策，更重要的還在于從整體上改變政治精英的道德人格
，孫復致范仲淹的信就說范仲淹“既俾吾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
，是將俾吾宋公卿士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孫明復小集》）。范仲淹的人格精神影響了整個宋代
，《宋史》卷446《忠義傳序》說自范仲淹
、歐陽修等“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jié)相高
，廉恥相尚
，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
，志士投袂
，起而勤王，臨難不屈
，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節(jié)相望
，班班可書
，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
。于是
，“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jié)，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25《書贈韓瓊秀才》）
，成為宋代士大夫立身處世的準則
。 在強烈的道德責任感驅(qū)動下，文道關(guān)系成為宋代文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
，儒家重教化的文學思想也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
。
三教融通與理性精神
當然，宋代士人政治使命感和道德責任感的普遍高漲
，也與宋代崇儒尊道的國策以及與之相適應(yīng)的理學思想的興起密切相關(guān)
。
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國策。真宗趙恒在《崇儒術(shù)論》中說：“儒術(shù)污隆
，其應(yīng)實大
，國家崇替，何莫由斯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保ā端问贰肪?87《陳彭年傳》引）儒學自漢代形成“漢學”以來
，長期處于停滯狀態(tài)。宋初基本上承襲唐代儒學
，至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
，風氣大變，以新儒學（即理學）為代表的“宋學”應(yīng)運而
，在中國學術(shù)史上與以兩漢經(jīng)學為代表的“漢學”分庭抗禮
。宋儒進一步強化儒學原本堅持的君臣、父子等“三綱五?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保瑢⑵涮岣邽榫哂邢闰灡倔w性質(zhì)的“天理”
；尤其重視有關(guān)人性內(nèi)在修養(yǎng)的“仁學”
，將其發(fā)展為一套十分精微的“心性”學說。宋儒將宇宙論和心性論最終統(tǒng)一于倫理學中
，從而在新的基礎(chǔ)上重建了儒家的倫理道德秩序
。這套倫理道德學說，特別要求人的主體的道德自覺和理性自覺
，反映了宋代士人在崇儒右文政策吸引下積極參預現(xiàn)實政治生活的勇氣和決心
。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保ā端卧獙W案》卷18《橫渠學案》下《近思錄拾遺》）這是從廣闊的宇宙空間和邈遠的歷史時間中確認人的社會角色
。這種道德自覺和理性自覺，大大強化了宋型文學的政治化
、道德化特點
，尤其是強化了文學的道德指向。
程頤曾明確地將學術(shù)一分為三
，把文學擺在與儒學相對立的地位上
，說：“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
，異端不與焉
。一日文章之學，二日訓詁之學
，三日儒者之學
。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保ā逗幽铣淌线z書》卷18） 宋人還特別強調(diào)“溫柔敦厚”的傳統(tǒng)詩教
，將文學看作涵詠性情、培育道德的一種手段
。理學家語錄
，如程顥、程頤認為：“興于詩者
，吟詠性情
，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保ā逗幽铣淌贤鈺肪?）程門弟子楊時也說：“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
，溫柔敦厚尤不可無
。……君子之所養(yǎng)
，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shè)于身體
。”（《龜山集》卷10《龜山語錄》卷1）詩論家詩話
，如司馬光說：“古人為詩
，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故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
，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溫公續(xù)詩話》）魏泰說：“唐人亦多為樂府
，……其述情敘怨
，委曲周詳，言盡意盡
，更無馀味
。及其末也，或是詼諧
，便使人發(fā)笑
，此曾不足以宣諷?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保ā杜R漢隱居詩話》）文學家文論
，如蘇軾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饑寒
，終身不用
，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軾文集》卷10《王定國詩集序》）韓駒說：“詩言志
，當先正其心志
。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
、高雅淳厚之義自具
。《三百篇》中有美有刺
，所謂思無邪也
。先具此質(zhì)，卻論工拙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保ā对娙擞裥肌肪?3引） 這種道德化的文學觀念一方面要求文學堅持道德教化傾向，另一方面也努力使道德向?qū)徝揽繑n
，從審美中體會、表現(xiàn)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
，從而揭示了道德與審美的相通之處
。將道德與審美融為一體，是宋代文學的突出現(xiàn)象
。
然而更重要的是
，以理學為代表的宋學大大激發(fā)了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這種理性精神
，首先表現(xiàn)為疑辯創(chuàng)新的鮮明傾向
。在宋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始終貫穿著疑辯風氣
，在經(jīng)典解釋中由疑傳發(fā)展為疑經(jīng)
，在撰述形式上則由謹守傳注演變?yōu)樽h古擬圣，自創(chuàng)新說
。疑辨風氣使宋代士大夫大多具有自主
、自信、自斷的文化性格
，不以圣賢之說
，社會成見來替代自己的獨立思考。如歐陽修說：“篇章異句讀
，解詁及箋傳
。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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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ā稓W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9《讀書》）蘇軾評價王安石說：“網(wǎng)羅六藝之遺文
，斷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陳跡
，作新斯人
。”（《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卷39《王安石贈太傅制》）蘇軾自述：“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
，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于中
。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
，亦有所不取
。”（《蘇軾文集》卷48《上曾丞相書》）程頤說：“學者要先會疑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保ā逗幽铣淌贤鈺肪?1）南宋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曾專門闡述“決疑存信”的問題，說：“前輩固不敢妄議
，然論其行事之是非
，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
，然讀書有疑有所見
，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
，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
。”（《宋元學案》卷48）陸九淵也說：“為學患無疑
，疑則有進
。”（《陸九淵集》卷35《語錄》下）他提倡：“學茍知本
，六經(jīng)皆我注腳
。”（《象山集·象山語錄》卷4）理性思辨
，大膽創(chuàng)新
，自出議論，獨抒已見
，這種疑辨創(chuàng)新的學風是宋代學術(shù)的精神傾向
，并且成為推動思想文化全面繁榮的強大動力。
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
，還表現(xiàn)為兼容整合的文化思想
。儒、釋
、道三教融通
，成為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點
。如宋代理學雖然標榜為儒學正宗，其實卻是子思
、孟軻學派以至漢代董仲舒神學
、魏晉南北朝玄學和佛學的大雜燴。周敦頤
、邵雍被目為道教化的人物
，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一派又被后人直指為禪學，并非毫無根據(jù)
。程熙說其兄程顥的學術(shù)是“泛濫于諸家
，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六經(jīng)而后得之”（《河南程氏文集》卷12《明道先生行狀》）
。朱熹早年留心佛學，“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朱子語類》卷140）
，他說：“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
，趣然與道俱
。”（《朱文公集》卷1《久雨齋居誦經(jīng)》）理學家?guī)煹軅魇诘奈淖殖３２捎谜Z錄體
，也是仿效唐以來僧徒記錄師語的形式
。所以清人全祖望說：“兩宋諸儒
，門庭徑路
，半出入于佛老?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保ā鄂^
亭集外編》卷31《題真西山集》）理學以儒家學說為本位
，積極吸收、整合佛
、道學說
，重建傳統(tǒng)文化，給陷入困境的儒學注入新的活力
，得以在與佛
、道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中維護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又如宋代佛教主動吸取儒
、道兩家的思想
，并力求適應(yīng)傳統(tǒng)的倫理觀念。釋智圓認為
，儒
、釋二教在根本上是協(xié)調(diào)的：“儒者飾身之教
，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
，故謂之內(nèi)典也
。”“故吾修身以儒
，治心以釋
。”（《閑居集·中庸子傳（上）》）所以他自稱：“于講佛教外
，好讀周
、孔、揚
、孟書
，往往學為古文以宗其道，又愛吟五七言詩以樂其性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保ā堕e居集序》）云門宗禪僧契嵩也宣揚佛家應(yīng)與儒家一樣講求孝道（《鐔津文集》卷3《孝道》），并將佛教的五戒十善與儒家的仁義忠孝相印證
，以為二者是“異號而一體”（《鐔津文集》卷1《原教》）
。
因此，三教融通的思潮在宋代士人中廣為流行
，成為文學家的基本思想傾向
。王禹偁三教兼學，在受貶后自稱：“壯心無復思行道
，病眼唯堪學坐禪
。”（《小畜集》卷10《朝簪》）他還說“夫禪者
，儒之曠達也”（《小畜集》卷17《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又說“子美集開詩世界，伯陽書見道根源”（同上卷9《日長簡仲咸》）
，所謂“伯陽書”即指
老子著作《
道德經(jīng)》
。歐陽修極力維護儒家道統(tǒng)，著有《本論》二篇
，宣傳辟佛（《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17）
。然而他年輕時即為佛理所“心醉色怍，欽嘆忘返”（謝絳《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歐陽文忠公文集》附錄卷5）
，晚年“更罹憂患”后，“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向薦福寺颙華嚴和尚“問其說”（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
。他還說：“老莊之徒
，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保ā稓W陽文忠公文集》卷130《琴枕說》）在北宋中后期，正如司馬光所說的：“近來朝野客
，無座不談禪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15《戲呈堯夫》）
。王安石抱著“經(jīng)術(shù)正所以經(jīng)世務(wù)”的目的（《宋史》卷327《王安石傳》）
，主張對“異學”“有所去取”，“所以明吾道而已”（《臨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書》）
。他晚年引退后
，更向佛教所說的“離一切計度言說”的“無性”中尋求人生解脫（同上卷78《答蔣穎叔書》），自稱“宴坐世間觀此理
，維摩雖病有神通”（同上卷34《讀維摩經(jīng)有感》）
。蘇軾始終以儒學作為出仕從政的主導思想，但對釋
、道卻一直傾心嗜好
。通判揚州（今屬江蘇）時，他喜聽海月大師惠辨說法
，“時聞一言
，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蘇軾文集》卷22《海月辨公真贊》）
。貶居黃州（今湖北黃岡）時
，“惟佛經(jīng)以遣日”（同上卷49《與章子厚參政書》）。他認為“儒
、釋不謀而同”（同上卷12《南華長老題名記》）
，
莊子對儒學“陽擠而陰助之”（同上卷11《莊子祠堂記》）
。因此
，他自覺地將莊、禪思想滲透進文學觀念和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
。黃庭堅也奉守儒術(shù)而融通釋
、老，于佛學修養(yǎng)頗深
，他作詩不僅“多用釋氏語”（《說郛》卷20載吳萃《視聽鈔》）
，而且善于將禪家的“機鋒”手法加入韓、孟的句法之中，形成獨特的“山谷體”
。南宋士人更傾向于儒
、釋、道三教的融通
，并以三教融通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
。如范成大詩承襲江西習氣，是黃庭堅之后
、清錢謙益之前用佛典最多
、最內(nèi)行的詩人。辛棄疾喜掉書袋
，詞中也同樣常用佛老的事語
。陸游雖有“坐令事業(yè)見真儒”（《陸游集》卷35《讀書》）的主導思想，但也相信道家的服丹
、求仙之術(shù)
。楊萬里排斥佛老之書，聲稱：“予不知佛書
，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
；所知者，儒書爾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保ā墩\齋集》卷72《石泉寺經(jīng)藏記》）但他也曾以禪喻詩，認為江西詩派好比“南宗禪”
，是詩里最高的境界（見《江西詩派詩序》
、《江西續(xù)派二曾居士詩集序》、《送分寧主簿羅寵材》等）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罢\齋體”詩本身也充溢著禪氣。
宋代儒
、釋
、道三家合流的交匯點是“天人關(guān)系”，即對人在宇宙間的主體地位的尋求和確立
，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把握
。質(zhì)言之，就是以人為本位的人文精神的高揚
，表現(xiàn)出對吸納天地
、囊括自然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因此
，宋代士人融通三教的理性精神
，在更深的層次上表現(xiàn)為知性內(nèi)省的致思趨向。
由于融通三教，宋代士人對人生采取更超脫
、更達觀
、更冷靜的態(tài)度，把世態(tài)的炎涼冷暖
、人生的榮辱沉浮看得很淡
、很透。他們把“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tǒng)思想上升為一種具有新的含義的心性修養(yǎng)和理性追求
，在官場失意時多能保持樂觀
、爽朗、超脫
、曠達的態(tài)度
，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7《岳陽樓記》）
。如尹洙被貶官時
，自以為能“進退為樂”，不料一僧人點撥他說“此猶有所系
，不若進退兩忘”
，于是他“頓若有所得”（沈括（夢溪筆談》卷20）。朱熹教誨被貶之人說：“吾人所學
，正要此處呈驗
，已展不縮，已進不退
，只得硬脊梁與他廝捱
，看如何?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保_大經(jīng)《鶴林玉露》卷4甲編）因此
，宋代文學便呈現(xiàn)出一種曠達爽朗的格調(diào)，宋人往往不像杜甫那樣“嘆老嗟卑”（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跋杜工部同谷七歌》）
，而是把人生的苦難轉(zhuǎn)化成審美的心境和情趣
。如王禹偁說“平生詩句多山水，謫官誰知是勝游”（《小畜集》卷8《聽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