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清朝京官很窮的事情,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康熙八年(1669)監(jiān)察御史趙璟上疏要求皇帝給漲工資,并抱怨這點工資連溫飽都維持不了,但沒有被康熙采納。雍正繼位后,采取了耗羨歸公,并改革了薪俸機制,增加養(yǎng)廉銀,卻基本針對地方總督等高級官員。與外官相比,京官雖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總體上卻未能有明顯效果。如六部堂官給“恩俸“, 但是凡部院衙門中的額外官員,以及候補官員都不能享受這種待遇。
如此對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義收入根本與外官無法相比,一個七品的縣令收入在1000兩以上,而同級的京官不足100兩,而且這種狀況一直延續(xù)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變。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銘做京官時,常常是揭不開鍋“近日窘絕,殆不能舉火?!?/p>
李慈銘(1830~1894)_圖
李慈銘的情況很有普遍性,當(dāng)時的一些京官甚至因為長期吃不飽造成營養(yǎng)不良,而“人有菜色”。甚至京官之窮成了許多人 調(diào)侃嘲弄的對象:“轎破簾帷馬破鞍,熬來白發(fā)亦誠難,糞車當(dāng)?shù)缽呐赃^,便是當(dāng)朝一品官。”雖然窮困,但是最要命的是作為翰林京官卻寧可餓死,也要擺面子。出行要做轎子,家里要有奴役,而迎來往送更是不能少。當(dāng)時有一首詩很生動的記錄這樣的場景:“先載車馬后載人,載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載不得,一回典當(dāng)一傷神?!辈还馊绱?,京官還要維持與身份相當(dāng)?shù)母鞣N交游,聽?wèi)?、宴飲等等,有學(xué)者粗略統(tǒng)計,京官工資月薪折合人民幣,也就在2000多元錢,這對于巨大開支簡直杯水車薪,微不足道?!肚寮疽粋€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錫彬是河北人,因結(jié)交外官很少,為此經(jīng)常發(fā)牢騷訴苦說:“我家平常不做飯,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錢買開水,早晚兩餐四人吃饅頭四斤,加上點蔥醬小菜?!笨梢韵胍娋┕僦F困狀況。
清朝的馬蹄形的元寶_圖
既然這么窮困,那么靠什么維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借錢,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來送各種“敬”,為此不得不結(jié)交各地官員,希望能施舍一點贊助。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象,京官到處打聽地方官進(jìn)京消息,一旦確認(rèn),馬上奔走相告,趨之若鶩,有人說這是“百余年來成為故事”。
清代筆記《平圃遺稿》記載:京官劇院,習(xí)以為常,如果不去參與,不回請,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陣營,長時間沒了這個圈子,不按照這個官場規(guī)則“把戲”,那么這輩子也別想再當(dāng)官翻身,這些社交在當(dāng)時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中興名臣曾國藩恰恰也是從窮京官開始的,作為湖南大山走出來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后,常常為了缺錢發(fā)愁,甚至因為窮,被手下人炒了魷魚,不跟他混了。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_圖
道光二十一年,新來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國藩在湖南老家到處“化緣”的錢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兩銀子才勉強過年,此后借債逐漸達(dá)到1000多兩,長期的經(jīng)濟壓力下,甚至在做夢時,讓曾國藩都夢到別人得錢的羨慕:“昨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隨后不得不自己檢討這種“好利之心”?!额B疾》
因為缺錢,遠(yuǎn)在北京的曾國藩想回老家探親因為沒有路費而不得不作罷:“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一則京中欠債將近一千兩,歸家路費又需數(shù)百,甚難措辦?!贝藭r曾國藩已經(jīng)躍升為清朝的副省級官員,卻因沒有路費回不了家,這實在令人感到歔欷。
與李慈銘和劉光第相比,京官曾國藩還不算最慘,晚清最窮最慘的京官就要屬劉光第。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連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環(huán)”郊外蓋了一個破房子,用籬笆圍起來,家里請不起老師,他就自己教,如果來了客人,只能零賣一點白酒,煮芋麥招待客人。劉光第本人整整十年買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逼淦拮雍秃⒆觽兇┲茽€,跟沿街的叫花子沒什么區(qū)別,劉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謂京官中窮到了極致的一個。
這些雖然只是表面,卻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清朝官員_圖
時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并不好過。當(dāng)時的吏部尚書陳宏謀由于為官廉潔,不貪不占,家里缺錢時候,需要把朝廷所賜的人參拿出去賣補貼家用。從薪俸角度來看,乾隆時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體相當(dāng),但是物價水平卻不斷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來,到光緒十年左右一個時期中,白銀的購買力大約低了三倍左右,在銀價上漲的情況下,以銀為主要貨幣手段的京官們又再次受到這種沖擊,可謂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進(jìn)一步腐貪問題是,一旦窮京官一旦遇到機會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馬上咸魚翻身,甚至變本加厲進(jìn)行非法搜刮,以報此前的“窮仇”。為了進(jìn)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連,只求做官發(fā)財。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鏞把這種做官套路發(fā)揮到了極致。
曹振鏞(1755—1835年),字儷生_圖
《清室外紀(jì)》記錄了一段生動的曹振鏞心得體會:“你要想當(dāng)官,第一要有內(nèi)援,賄賂之費,尤其不能小氣。態(tài)度要極圓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擔(dān)責(zé)任。凡是均需認(rèn)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為忠。遇到困難,則取巧規(guī)避,最要者,為模棱二字,切勿妄發(fā)議論……”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鏞這樣不作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員的整體官場作風(fēng),在歷史大格局下,也讓更多人圍繞著制度性建設(shè)進(jìn)行歷史借鑒。
參考文獻(xiàn):《清史稿》《平圃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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