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忠是唐朝的罪魁禍首別再冤枉他了！

今天小編為大家?guī)砹艘黄P于唐朝為何衰敗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楊國忠被后人視為盛唐衰敗的罪魁，可是把歷史的責任僅僅歸罪到一人身上，恐怕太過草率。

白居易有詩云：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須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圣代無征戰(zhàn)。

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云南行。聞道云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

皆云前后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xiāng)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

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云南望鄉(xiāng)鬼，萬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

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詩絕對是好詩，白詩向來平易通俗，全詩讀來動人心魄，新豐折臂翁的不幸遭遇催人淚下。

新豐折臂翁慘事于史有據(jù)：天寶九載(西元750年)，南詔首領閣羅鳳起兵反唐。此后從天寶十載至十三載，唐軍由劍南鎮(zhèn)(今四川省西部)出兵，三次大規(guī)模討伐南詔，均告失敗，傷亡慘重。尤其第三次南征不僅調動劍南本地鎮(zhèn)兵，還從內地征發(fā)大批壯丁遠征，幾乎傷亡殆盡。

一、楊國忠的無奈

白居易終歸是書生，缺乏政治洞察力，他出于樸素的反戰(zhàn)思想寫下了這首感天動地的好詩;卻又畫蛇添足，加上了政治評價“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開元宰相宋開府”就是唐玄宗在位初期名相宋璟，此公之事姑且不論;“天寶宰相楊國忠”無疑是大名鼎鼎，婦孺皆知。

楊國忠是典型外戚幸臣，他能夠“炙手可熱勢絕倫”，靠的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玉環(huán)。對楊國忠來說，只要貴妃不失恩寵，楊家就穩(wěn)如泰山，奉承好皇帝貴妃是重中之重，其他統(tǒng)統(tǒng)是細枝末節(jié)不值一提。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立什么“邊功”來“求恩幸”。

退一步說，即使楊國忠不甘做佞幸小人，想要建一番功業(yè)，那他也應該做他最拿手的事?！皣覍Ｖ鞅〔?，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新唐書·列傳一百三十一·楊國忠傳》)，既然他以理財能力受皇帝賞識，又何必在自己不擅長的軍事領域冒險?

當然，也可能說楊國忠缺少自知之明，輕率妄動。但是南征前后進行了三次，最晚到第二次戰(zhàn)敗時，楊國忠就應該明白軍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應該嘗試政治解決。而當時南詔方面確實也曾請罪乞降，雖說閣羅鳳不見得有多少誠意，可能是得了便宜賣乖，但好歹是一個可以搪塞皇帝的交待，反正他楊大相爺也要跟唐玄宗謊報軍情給劍南鎮(zhèn)脫罪，一般是欺君罔上，何不選個風險小的?

關鍵在于楊國忠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他有自己的利益集團，不給底下人謀福利的話，大家憑什么替你賣命?楊國忠的基本盤是劍南鎮(zhèn)，小弟們要升官發(fā)財?shù)每寇姽?

所以盡管楊國忠的“恩幸”不靠軍功，也只能支持小弟們打下去。

二、李隆基的權衡

絕大多數(shù)人覺得，唐玄宗晚年腐化墮落昏庸失察，易受奸臣撥弄。

其實不然，老頭子精著呢!

他晚年和大臣評價歷任宰相時，就尖銳指出李林甫“妒賢嫉能亦無敵也”(《大唐新語·卷八》)，可見這些“奸臣”并沒能蒙蔽“圣聰”，楊國忠那些小動作根本瞞不過他，只是不說破而已。

杜甫《兵車行》云：“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敝S喻唐玄宗貪慕開邊拓土的虛榮，以致邊陲戰(zhàn)事連綿不絕，禍國殃民。

唐代邊鎮(zhèn)大多處于古典農(nóng)耕區(qū)的邊緣，所能開拓的疆土幾乎都是草原荒漠，很難產(chǎn)生產(chǎn)生什么可觀利益，反而要平白多出不少開支?！伴_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后，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五》)

《鹿鼎記》中韋小寶有言道：“皇上大封功臣，犒賞三軍，大家都要升官發(fā)財。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反而要大開庫房，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豈不大大破財?”

話糙理不糙，不管什么戰(zhàn)爭，對皇帝來說都是虧本生意。戰(zhàn)前要囤積糧秣軍械，戰(zhàn)時要發(fā)放軍餉補充軍需，輸了一切休提，好不容易贏了還得論功行賞，大把真金白銀就這么嘩嘩如流水出去了?！捌仗熘履峭跬痢?，這些錢理論上都屬于皇帝老子，本來可以拿來盡情享樂的;換來的一點虛榮，值得那許多嗎?

關于韋小寶的問題，康熙的答復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yè)，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發(fā)財?！边@種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盡不實，百姓是不是安居樂業(yè)皇帝倒不太在乎，但天下太平就不可或缺了。李隆基肯掏五倍軍費，不是因為錢多得燙手，而是因為不這樣做他會在別的地方花費更多。

要天下太平，要當“天可汗”，就得有能力保護自家子民。唐帝國固然烜赫一時，但是邊防壓力很重，吐蕃突厥契丹一個個磨刀霍霍，瞅機會隨時會撲上來撕咬一口，非在邊鎮(zhèn)駐屯重兵不能威懾。

唐玄宗也不是不知道，初唐時有事聚府兵，事畢散歸府的制度很好，既省錢又能避免將帥擁兵自重。無奈此時府兵制已完全崩壞，“時當番衛(wèi)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國家軍備總得有，邊塞總得有人去戍守，不得已只能“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衛(wèi)”(《舊唐書·列傳四十七·張說傳》)。

既然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當然要提高“長征健兒”的待遇，多一些開支，不能讓戍邊將士既流血又流淚吧?

三、節(jié)度使的野望

很多人以為，唐玄宗年老昏聵，不信忠臣良將，偏偏看中了雜種胡安祿山，最后自食其果。

其實事情沒有那么簡單，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邊鎮(zhèn)主將大多還是漢族重臣時，節(jié)度使軍閥化已初見端倪。

《資治通鑒》記：河西節(jié)度使崔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私下約和，希望雙方各自撤除守軍。乞力徐心存疑慮，覺得崔希逸個人無法決定朝廷政策，怕和戰(zhàn)大計會有反復。崔希逸再三保證，終于說服乞力徐，雙方保持和平，邊民各自安居樂業(yè)。開元二十五年(西元737年)，崔希逸部將孫誨想立邊功，上奏皇帝稱吐蕃無備，突然襲擊可以大獲全勝。唐玄宗命令內給事趙惠琮取河西查看情況，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出兵。崔希逸不得已發(fā)兵，進入吐蕃境二千于里，在青海西大敗吐蕃，斬首二千余級。從此吐蕃與大唐翻臉成仇。

這段記錄常被看作唐玄宗好戰(zhàn)輕啟邊釁的鐵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崔希逸一介邊將，憑什么自作主張自行和談?從上下文看，事前崔希逸沒有得到授權，事后皇帝和吐蕃贊普也沒有追認，根本就是兩個邊將私相授受。不管崔希逸的出發(fā)點如何好，程序上就是明顯欺君!須知“人臣無外交”!

另一位著名邊帥，曾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zhèn)節(jié)度使的王忠嗣，也做過很不妥當?shù)氖虑?。唐玄宗有意奪回被吐蕃占領的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縣)，王忠嗣認為石堡易守難攻表示反對，皇帝很不滿意，但是只能暫時罷手。天寶六載(西元747年)，將軍董延光建議攻石堡，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接應，王忠嗣不得已出兵，但不肯就此事對將士懸賞，董延光很不高興。董延光軍攻打石堡失敗后，董延光向皇帝投訴王忠嗣“沮兵”(故意打擊士氣)，王忠嗣被治死罪，經(jīng)哥舒翰營救改為貶官。后來哥舒翰攻取石堡，傷亡數(shù)萬，驗證了王忠嗣預言。

這件事也被史家拿來批評唐玄宗不納忠言。問題是王忠嗣身為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即便與最高統(tǒng)帥意見想做，也該是“保留意見，堅決執(zhí)行命令”!怎么可以陽奉陰違，故意拖后腿?董延光投訴他“沮兵”，并不是誣告。

崔希逸和王忠嗣都被視為忠君愛國良將，良將尚且無視皇命跡近跋扈，等而下之者就更不堪了。節(jié)度使們已經(jīng)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不再對皇權唯命是從。

李隆基不是不懂猜忌的老好人，事實上斗爭這根弦他一直繃得很緊，因為懷疑與太子關系曖昧，他賜死了名將皇甫惟明，將王忠嗣幾乎一擼到底，就是懷疑有人會用邊鎮(zhèn)精兵威脅他的地位。

既然連漢族大將都靠不住，唐玄宗更不可能真正信任那些“素無信義”的胡人，這些人肯給朝廷賣命，無非是“畏威貪利”而已。然而此時大唐已經(jīng)不是貞觀年間，做不到“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即便不考慮實際戰(zhàn)斗力，關中彍騎滿編也不過12萬，而邊鎮(zhèn)編制是49萬!強弱之勢不問可知。

李隆基搞過裁軍，盛唐邊軍最多曾達到六十余萬，名相張說建議裁撤二十余萬，此后又有反復，最后定編為四十九萬，這是邊防剛需，無法再作太大調整。他也想過避免邊將久任，但操作起來并不容易，節(jié)度使地位很高，調任入朝要升遷尚書宰相才合適，而中樞顯然沒有那么多空缺;而且節(jié)度使們也會進行抵制?！?高仙芝)尋除河西節(jié)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割耳捴面請留”。

既然“威”不太靠譜，那就誘之以“利”。 于是唐玄宗積極支持邊將對外軍事擴張，用重賞將邊鎮(zhèn)的注意力引向域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禍水東引的綏靖政策。

所以李隆基并不怎么計較邊將們的軍事失敗。高仙芝兵敗怛羅斯，安祿山征討契丹，都是全軍覆沒，換到漢朝肯定要問死罪，最好結果也不過是贖為庶人;而在大唐他們幾乎毫發(fā)無損，繼續(xù)高官厚祿。因為這反映了態(tài)度問題：愿意外戰(zhàn)就代表著沒有異心，就是好同志。

因此，在李隆基看來，劍南軍的失敗只是能力問題，而大節(jié)不失，當然沒有必要太計較。

四、宋開府的迂腐

從長遠看，李隆基的鴕鳥政策必然破產(chǎn)，因為軍事擴張有其極限，邊將們遲早會發(fā)現(xiàn)內地軍民比域外胡騎好對付。但在短期內效果還是不錯的，畢竟大唐百年積威還是能夠唬人的，于是乎內地官民安居享太平，邊鎮(zhèn)將士力戰(zhàn)求重賞，大家都基本滿意，盛世也就這得過且過么維持下來。

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實行宋璟那個刻薄寡恩的“不賞邊功”政策，無疑將大大激怒邊軍，使他們怨恨朝廷，非但防不了“黷武”，甚至可能提前引發(fā)安史之亂!

這不是危言聳聽，當年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國勢蒸蒸日上;但是因為將國都從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往洛陽，北部邊鎮(zhèn)重要性下降，朝廷對戍邊軍民不加重視，也不進行安撫，最后引發(fā)了“六鎮(zhèn)之亂”，生生拖垮了拓跋王朝。

大唐統(tǒng)治核心關隴軍事貴族，本就出自北魏六鎮(zhèn)之一的武川鎮(zhèn)，對邊軍叛亂可能造成的破壞再清楚不過了。

唐玄宗的綏靖政策當然不是長久之計，但是能夠維持住現(xiàn)有局面也算比較盡職了。畢竟對整個軍事制度做大手術需要極大魄力，而且操作難度極大，稍有不慎反而會陷入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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