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歷史上，為何這么多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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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災難的形成機制與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秦以后中國歷史的明顯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時，“秦制”不像“封建”那樣領(lǐng)主林立多內(nèi)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國崛起”的成就。英國經(jīng)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說“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傳甚廣，我以為難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馬可·波羅和鄭和的時代，中國的王朝盛世要比當時的歐洲繁榮許多，則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歷史的一大特點是始終無法擺脫“治亂循環(huán)”，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國秦以后歷代王朝的壽命不但比“封建”時代的周“王朝”和歐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換代”的巨大破壞性更幾乎是人類歷史上獨有的。歷史上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歐洲人口嚴重下降，但這仍然無法與中國“改朝換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相比。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lǐng)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fā)起、很快國際化并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tǒng)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沒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jīng)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jīng)濟變化、以積極調(diào)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fā)現(xiàn)了傳統(tǒng)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yè)革命沒有發(fā)生在中國，似乎也只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后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fā)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fā)生工業(yè)革命了。其次，如果說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顯。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xiàn)為瘟疫，次數(shù)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現(xiàn)為殘酷的戰(zhàn)亂，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高度重疊。如果說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總還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那么中國歷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現(xiàn)為“人禍”了。當然，從另一方面講，“人禍”之前中國也有勝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禍福相倚”，對比極為鮮明。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西漢末年人口將近6000萬，王莽時期發(fā)生大亂，幾十年間就使人口損耗三分之二，東漢光武帝恢復天下太平時，人口只剩下2100萬。東漢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到桓帝時人口又恢復到5648萬，但馬上又發(fā)生了更嚴重的黃巾之亂與軍閥戰(zhàn)爭，就像曹操詩中講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很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qū)，重歸一統(tǒng)時，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只有760萬，可以說消滅了七分之六。西晉維持統(tǒng)一三十幾年，末年人口1600萬，只有西漢盛期的四分之一。緊接著又大亂幾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時代，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盛世，人口發(fā)展到4600多萬，接著又發(fā)生了隋末大亂，也是毀滅性的，到唐高祖統(tǒng)一的時候，第一個人口統(tǒng)計是200萬戶，按中國傳統(tǒng)的五口之家，當時的人口有1000萬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經(jīng)過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在安史之亂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達到最高峰，有5291萬，仍比西漢平帝時要少。第二年“漁陽鼙鼓動地來”，又陷入了百年大亂，到了唐代宗時期，中國的人口又劇減70％，降為1692萬。歷經(jīng)晚唐藩鎮(zhèn)，五代十國之亂，到了宋太祖統(tǒng)一的時候，剩下309萬戶、1500多萬人的樣子。宋代人口發(fā)展比較快，經(jīng)濟比較繁榮。南北宋之交的戰(zhàn)亂對人口的影響也相對小些，到1190年，宋金對峙的雙方人口合計達到7633萬，第一次超過西漢末年，再創(chuàng)高峰。元滅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從南宋的259萬戶劇減到元初的20萬戶。元朝的太平只維持了八十幾年，元末大亂又使中國人口受到嚴重打擊。明代的人口記錄很怪，在明太祖統(tǒng)治的31年內(nèi)，人口增長出奇地快，到朱元璋臨死時據(jù)說已經(jīng)達到5987萬，以后一直沒有超過這個數(shù)字。到了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前，人口大概是5200萬左右，經(jīng)過農(nóng)民戰(zhàn)爭與明清戰(zhàn)爭又一場浩劫，清初恢復統(tǒng)一后，統(tǒng)計數(shù)字剩下1900多萬。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長很緩慢，乾隆中葉以后，人口增長突然加速，這是中國人口史上的第三個謎，在100年間中國人口先后超過1億、2億、3億，到咸豐元年達到4.3216億，形成中國人口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亂，太平天國戰(zhàn)爭加上回捻之亂，1863年即太平天國滅亡的前一年，中國人口的數(shù)字已經(jīng)掉到2.3億。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國人口數(shù)字一直都在咸豐元年的水平徘徊。周期性浩劫與“亂世增長”
當然，上述都是史書上的官方數(shù)字，其中宋代的戶、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滯”，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這三大謎都存在著嚴重的統(tǒng)計爭議。一些研究認為實際情況沒那么駭人。其中，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掛帥的集體項目六大卷《中國人口史》可以說是對歷史上歷次大亂的災難程度估計最為緩和的了。該書綜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潛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斷代人口史的頂級專家，反映了該領(lǐng)域研究的當代水準，尤其對以上三個“人口之謎”的真相作了具有說服力的澄清。根據(jù)該書各卷的研究，西漢末年與新莽大亂中，人口從6000萬降至3500萬；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6000萬降至2300萬；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6000萬降至2500萬；安史之亂后以訖五代，戰(zhàn)禍連綿，人口從7000萬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萬；宋元之際大亂，中國（指宋遼金夏之地總計）人口從1.45億降至7500萬；元明之際，從9000萬降至7160萬；明末大亂，人口從近2億降至1.5億， 清初順治至康熙初的戰(zhàn)爭損失還有約2000萬。以太平天國戰(zhàn)爭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亂，人口由4.36億降至3.64億。而辛亥革命后的整個民國時期，盡管實際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戰(zhàn)禍不斷，屬于兩個穩(wěn)定“朝代”之間“改朝換代”的亂世，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xiàn)“亂世增長”，從1910年的4.36億增至1949年的5.417億。因此根據(jù)該團隊的研究，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現(xiàn)象，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階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國人口史》作者所說，這種變化其實主要是因為元以后中國人口基數(shù)大了，分布廣了，而且出現(xiàn)了多個人口稠密中心，大亂不可能席卷所有這些地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并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shù)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第三階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國時期人口的“亂世增長”是此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xiàn)象，其意義我們以后再說。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shù)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于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民國時期外敵（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30萬，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永不能忘的慘痛記憶。可是兩千年前，在短短幾十年內(nèi)，秦一次坑殺趙降卒40萬于長平，楚一次坑殺秦降卒二十余萬于新安，而當時整個中國人口也不過才兩千多萬！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國看到好幾本書說美國南北戰(zhàn)爭是人類迄那時為止最殘酷的內(nèi)戰(zhàn)。真是少見多怪了。國人自相殘殺的殘忍讓人聽來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國戰(zhàn)爭，雖然全國人口減少的比率沒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戰(zhàn)爭波及的那些地區(qū)，人口減少之驚人絕不遜于前代。按地方志記載，在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成為戰(zhàn)場的江浙一帶，人口耗減都達到一半以上，像蘇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縣，不是僅蘇州城）耗減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減了五分之四，屠城、屠鄉(xiāng)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此仇恨為哪般？
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為了反滿大力渲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實漢族的內(nèi)戰(zhàn)中更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僅就明清之際的“張獻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統(tǒng)計，四川有人口385萬，到清初順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統(tǒng)計，只剩下一萬八千?。《∈羌{稅單位，加上婦孺，加上未錄人口，充其量也不超過10萬人吧。從385萬到10萬，要說是人口滅絕，一點都不假?，F(xiàn)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進去的。我當年治明清之際史，喜歡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現(xiàn)入清以來第一輪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為的。那都是一批怎樣的志書啊！亂后之作，紙差印劣，篇幅單薄，不少注明是縣官或同仁私人湊錢印的，因傳世極少，如今多屬善本。而其中內(nèi)容，賦役志則多有一縣僅數(shù)十丁者，有縣官和移民來到無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來移民數(shù)十戶一年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藝文志》則多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紀實，令人不忍卒讀。清初十余年間，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與遺民在山中結(jié)寨自保。當時清朝的四川巡撫駐川北邊遠的保寧（今閬中縣），明朝（南明）的巡撫則駐川南彝區(qū)邊緣的洪雅縣一處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雙方你攻我伐，多次路過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駐守，因為那時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沒的灌木叢，鄰近府縣皆無人區(qū)，駐軍則無處覓食。直到順治末年，清朝的巡撫才回到廢墟成都重新設(shè)置。過去傳統(tǒng)文人把“屠蜀”歸罪于“流寇”，說是張獻忠把四川人殺光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為了維護張獻忠這個“農(nóng)民領(lǐng)袖”，很多人寫文章論證“不是張獻忠屠蜀，而是統(tǒng)治階級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說，其實兩說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瘋狂殺人。清代文人記載說，張獻忠為證明他殺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許多“圣諭碑”，就是張的語錄碑，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所以又被稱為“七殺碑”。到底有沒有“七殺碑”？經(jīng)過1950年代以來的研究，的確發(fā)現(xiàn)了幾塊傳說中的“大西皇帝圣諭碑”，如今四川廣漢市的公園里還豎著一塊。只是碑文與清人的說法有點出入，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個殺字，但正如當代著名南明史家顧誠先生評論的：此碑殺氣之明顯，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爺對（四川）人百般照顧，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該殺。刀下鬼們，你們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該吧！顯然張獻忠殺人如麻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老實說，川人的確不是他張獻忠一家可以殺光的。尤其是，張獻忠發(fā)狂地進行滅絕性屠殺，是在他敗象已露、絕望掙扎的順治三年，那時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被明將曾英控制，以嘉定（今樂山）為中心的川南，則是明將楊展的地盤。張獻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帶。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軍屠戮、賊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實上，那時四川何止“官軍”與“流寇”，一般的人們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tài)下，為了自利甚至僅僅為了茍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幾乎已如那句老話說的，“人對于人是狼”了。如今國際上對“中國”或“中國人”往往有兩種極端的看法：或者說中國人在“傳統(tǒng)”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極力宣揚“中國威脅論”，其實抽象地談論“中國”和“中國人”是很少有意義的。中國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們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樣，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陰暗。當權(quán)力不受制約時，在社會沖突爆炸之際，人性之惡便會導致種種殘暴不仁之事。對本族人是如此，對其他民族，又何嘗例外！中國古代的專制者與別國的暴君一樣搞過領(lǐng)土擴張，搞過種族屠殺乃至種族滅絕。遠的不說，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準噶爾人就幾乎被清朝軍隊殺絕。被稱為“進步思想家”的漢族著名學者魏源記載說：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計二十余萬戶，六十余萬口?！挛页张叟谏?，將帥怒于下。合圍掩群，頓天網(wǎng)而大狝之，窮奇渾沌、梼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后已。計數(shù)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此外數(shù)千里間無瓦剌一氈帳。漏網(wǎng)之厄魯特各賊眾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軍）分兩路圍獵，所至狝剃，搜山網(wǎng)谷，櫛比擒馘，無孑遺焉。甚至連親清的準噶爾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誠清朝，竟然也被清軍將領(lǐng)“襲坑之”，全部活埋了。與頗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維新志士譚嗣同則痛斥“本朝”對準噶爾人的滅絕：《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即彼準部，方數(shù)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他甚至憤而說出了這樣的話：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于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這話今天聽來，怕要被指為漢奸。幸虧人人皆知譚嗣同是為救國變法而死的烈士！這當然是過激之言。實際上專制權(quán)力如果不受制約，“欲尚存噍類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國人自己。即使國力孱弱談不上擴張，專制暴政下的漢族與其他民族照樣有遭屠殺乃至滅絕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際的“蜀難”，后者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冉魏政權(quán)對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滅，這次大屠殺不僅使時稱“五胡”之一并建立過后趙王朝的羯族從此絕跡，大量漢人也僅僅因為長相“高鼻多須”疑似羯人而橫遭“濫死”。重審歷史上的“制度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習慣于以“租佃關(guān)系決定論”、“土地兼并危機論”和“農(nóng)民—地主斗爭論”來解釋歷史上的這種周期性的浩劫。筆者曾對此提出質(zhì)疑。傳統(tǒng)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國家何其多多，但哪個像傳統(tǒng)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fā)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轉(zhuǎn)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近年來我發(fā)現(xiàn)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并”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chǎn)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xù)后嗣，其家庭趨勢是歸于消滅，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guī)模延續(xù)的最大幾率。因此鄉(xiāng)村人口的階級結(jié)構(gòu)是長期穩(wěn)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并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盡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后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的土地兼并，并不會影響社會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diào)節(jié)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級官員”。然而過去那種一切歸咎于租佃制的“制度決定論”衰落后，完全不談制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論”與“氣候災變論”的爭論就是如此。無論是規(guī)律性的人口周期，還是偶發(fā)的自然災變，總之都已不把傳統(tǒng)時代的制度問題當回事。其實如前所述，這兩種解釋用在歐洲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國這樣明顯的“人禍”就尤其不合理。西方中世紀史的前述爭論發(fā)生在中世紀制度早已終結(jié)、現(xiàn)代化早已完成的發(fā)達國家，爭論只涉及人口劇減的機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爭論雙方都無意于肯定中世紀制度，也無意于懷疑西方走出中世紀是否錯誤。但我們?nèi)绻踩ペs這時髦，情況就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說“傳統(tǒng)”很糟糕，因此對這些浩劫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并不成功?，F(xiàn)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tǒng)”很優(yōu)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浩劫沒有發(fā)生過，或者發(fā)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時期”。即便某次大亂可以如此解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難道都能歸因于“小冰河”？惟獨中國歷史上每隔約兩百年就出現(xiàn)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我們不能回避這些事實，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文化，乃至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就很惡劣的結(jié)論。我寧可認為，而且的確也有充分的證據(jù)認為，那些問題并非作為民族標識的“中國文化”使然，更不是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劣根性”的證明，而是那時的制度的確有某種問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國在歷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fā)則已，一爆發(fā)就那么慘烈呢？大家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里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fā)生這么兇狠殘酷的屠殺？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fā)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就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中國的歷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國弱民窮，人們怨天尤人，難免怨及祖宗，“反傳統(tǒng)”的確反得過分；乃至出現(xiàn)所謂“劣根性”之說，把中國的歷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xiàn)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歷史說得花團錦簇。易中天：中國最缺什么

毛主席：謀大事者，必讀此書。

錢穆：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我們各自的自己

毛主席最后一次見劉少奇，勸他讀這部書。細思大有深意。

《詩經(jīng)》那么美，讀不懂多可惜

臺大教授：中國人必讀的六本書中國人的生活美學，在這四本書里毛澤東讀過十七遍的巨著，每一遍都曾仔細批注
我偷偷看了這本千年禁書，竟學會帝王的處世情商《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史》 的最大區(qū)別是什么？
讓錢鐘書、楊絳都愿為其作序的大師之作，中國人都該讀一讀
看了梁思成這部手稿，才懂得我們離那一代知識分子有多遠微課推薦

為什么要通過這門課學政治？

真正的政治學，直到近代才出現(xiàn)。雖然亞里士多德寫過一部同名的著作，中國古代也出現(xiàn)過“政治”這個詞匯，但一直到1880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政治學研究院之后，人們才開始說，現(xiàn)代政治學誕生了。也因此，很多人認為，政治學對中國來說，是一門真正的舶來學科。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開設(shè)的這門課，首先從西方政治開始講起的原因。

而在這之前，古希臘、古羅馬、到文藝復興、再到近代之前的這些時間段里，就沒有政治學相關(guān)的著作、理念了嗎？

答案是有的，但是很散、很繁雜，光憑書名去搜索，可能怎么也搜不到。

比如“修昔底德陷阱”這么一個對后世影響極大的政治概念，它的源頭，你可能要在一本講戰(zhàn)爭的書里面才能找到，并且這本書有足足八卷的體量。

如此繁雜、散落，要以一己之力去研學，可能會相當吃力。

這就需要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老師來為我們搜集、解讀這些著作。在過去數(shù)十年里，任軍鋒教授一直在擴大、挖掘他在西方政治這一大領(lǐng)域的閱讀和思考，比方說在研究古希臘政治思想的時候，任教授的研究范圍還旁及希臘悲劇、喜劇、哲學，并且下延至羅馬政治史。任教授從他數(shù)十年的研究、閱讀里面，挑出了25部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領(lǐng)域的著作，包括這25部經(jīng)典之間的關(guān)系，教授也會在課程里一一詳述。

朋友們在朋友圈發(fā)表對華為事件的看法時，你已經(jīng)通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猜測出了美國可能采取的下一步措施；

人們談論三權(quán)分立、民主、憲政的時候，你的手機里在放著政治學經(jīng)典著作《利維坦》的獨家解說。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爆F(xiàn)代發(fā)生的事情，不管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你都能在經(jīng)典著作中找到對應的影子。從這門課開始，你可以有意識地鍛煉自己，成為一個懂政治的聰明人。

課程亮點

摒棄政治教科書的抽象表達和枯燥術(shù)語，從經(jīng)典文本出發(fā)，以點帶面，引出公民、城邦、民主、國家、共和、君主、革命、政黨等基本概念，助你習得一手知識；

多學科交叉講述，從歷史、哲學、文學、法學等多維度呈現(xiàn)西方政治傳統(tǒng)，生動還原政治現(xiàn)場，讓你在聽故事的過程中形成政治學的思維；

匯集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圖、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托克維爾、韋伯近二十位思想家的智慧精華，帶你“神交”兩千多年來最聰明的大腦；

展現(xiàn)西方世界從城邦到帝國的文明進程，梳理波斯、雅典、羅馬、美國、法國等帝國崛起與衰落的內(nèi)在邏輯，使你洞察盛衰之道。

帶你重塑對政治的認知

民主如何從一個貶義詞變?yōu)榘x詞？雅典的民主為何衰亡？

真的是東方重人治，西方重法治嗎？為什么我們要遵守法律？

什么是好公民？一個好公民就等同于一個好人嗎？

什么樣的政體是好的政體？自由和權(quán)威之間有何種關(guān)系？

一個好的政治家應該具備哪些特質(zhì)？特朗普不是一個好政治家嗎？

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怎樣形成的？這與如今的中美貿(mào)易關(guān)系有何關(guān)聯(lián)？

英國脫歐波折不斷，全民公決能作出科學、審慎的決策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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