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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了解東漢棄官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nèi)容。
曾國藩曾說“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痹跐h朝很多人出人頭地的唯一途徑就是為官入仕，而且當時重農(nóng)抑商非常嚴重，從商也算作是下九流。能夠走上仕途，是很多人畢生的夢想?？v觀整個漢朝的選官制度主要是察舉制和征辟制，但是這給了很多官員運作的空間。
棄官成風的現(xiàn)象.png)
可以將自己手上的名額恣意買賣，或者任人唯親。除非一個人在地方上遠近聞名，否則能夠做官的機會還是很少的。尤其是東漢末年，就連皇帝都開始賣官鬻爵。
(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莼羹、鱸魚膾”。提起辭官，最容易使人想起的便是西晉初年的張翰，他說自己想念家鄉(xiāng)的三種美食，毅然離去。其實，辭官的現(xiàn)象最為頻繁的還是在東漢。
根據(jù)《后漢書》還有《三國志》的記載，東漢自光武帝起至漢少帝薨，共有六百余位官員，選擇返鄉(xiāng)。這一現(xiàn)象，令很多人費解，畢竟好不容易才做到了高位，又怎忍放棄?
1. 身不由己，毅然離去
“及天下亂，忠棄官會客會稽上虞，以公事對，恥于受辱，辭官還鄉(xiāng)。”“疑有愧色。又與中常侍單超有仇怨。晚年與弟梁蒙居鄉(xiāng)，不預外”。東漢的梁不疑，官至河南尹。但是因為覺得受到了地方官府的侮辱，就返鄉(xiāng)為士。
諸如這種情況還有很多，但是在兩漢年間不論是做官還是辭官都很艱難。他們這種解印綬的棄官行為，都是屬于擅離職守。因為他們沒有向統(tǒng)治者匯報，就擅自作出離職的決定。相應的，所受到的懲罰也很多。
比如不能像正常官員那樣領著養(yǎng)老俸祿，而且子嗣要是想要進入官場也會受到很多限制。其實，讓他們這么決絕的絕對不可能只是因為縣府的不尊重。這只是一個導火索，根本原因還是當時的社會太過于黑暗。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其實，在東漢初年尤其是劉秀提出以“柔道”治國時，棄官或者辭官的現(xiàn)象寥寥無幾。只是到了漢桓帝和漢靈帝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看不到希望，所以選擇離開。
2. 明哲保身，方為智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比寮覍W說，一直為漢朝統(tǒng)治者所提倡。因此天下的士人，也多以儒教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論語·泰伯》中就說當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時，就出來為官。而國家政局昏暗時，就應該退隱。國家有道而自己卑賤，則足以為恥。天下無道，而自己身享榮華富貴也是非常恥辱的。
可見，儒家也并不全是忠君愛國的思想。顯然，桓靈之時顯然是無道之年。此二人不會聽人勸諫，而且還任性而為。他們嗜酒如命，荒淫放蕩尤其是靈帝居然親自賣官鬻爵。官場上充斥著三教九流，各路人群。
而其中靠著自己本事上位的，自然以此為不恥。靈帝時候，還興起了黨錮之禍。很多反對劉宏給自己亡父劉萇名分之人，全部被扣上了結黨營私的帽子。一時之間，人人自危。在這期間，就有很多人為了避免災禍，而不顧棄官之嫌，一桿子就支回了老家。
(二)、環(huán)境動亂，小隱于野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張角利用治病救人的機會，給自己的反叛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們雖然有勇無謀，但是異常殘暴。因為長期受到壓榨，所以在起義中對待各地的官員絕不心慈手軟。只有在北海時，因為鄭玄的緣故，當?shù)夭判颐庥陔y。
1.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后漢書·孝靈帝》“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黃巾軍起義，來勢洶洶，張角一呼百應，群雄揭竿而起。各地的官員，就是他們的首要目標。因為平日里他們作威作福，給底層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所以，農(nóng)民軍不論這位官員是好是壞，都會成為打擊對象。一時之間，人人自危。所以，在這個時候也有很多官員選擇辭職，以逃離是非之地。趙翼曾說“東漢朝廷平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自來自去不過問也”。
而且，辭官之后的影響只是取消了俸祿以及品級。對于很多人而言，這無足輕重。對于那些真正想回鄉(xiāng)的人，這點理由也留不住他。朝廷的影響能力也有限，大不了甩袖子不干了，也沒有人會去徹查。除非，是一個對朝廷有用的大官員。
“守令未明，多望風棄官”。也有一部分人，是因為犯了錯誤而害怕得到懲罰，所以棄官以向朝廷言明自己請罪的決心。待到風聲剛過，就會開始尋找機會繼續(xù)為官。
2. 實力雄厚，家底殷實
想要實現(xiàn)人格的獨立，就必須要先實現(xiàn)經(jīng)濟獨立。東漢的官員，之所以能夠說走就走，就是因為他們手里的資金已經(jīng)足夠后半生的生活。否則，也不會輕易的舍棄鐵飯碗。而且，這些人在各地大多都有熟人，尤其是自己的家鄉(xiāng)。
完全可以去投奔自己的朋友或者親戚，要不就是返回故鄉(xiāng)?！笆郎妻r(nóng)家，好貨殖，而賑贍宗族，濟養(yǎng)鄉(xiāng)里”。東漢年間很多世家豪族都立起來了，他們大都為四世三公之家，朝堂內(nèi)外，門生遍布，而家中的田產(chǎn)更是不計其數(shù)，
這其實可以算是門閥制度的起源，就像三國時期的司馬懿還有袁紹、袁術兄弟，他們都是世家大族。所以，本身的實力就不容小覷。而他們只不過是一些代表，在東漢年間與其類似的不計其數(shù)?！肮賳T之室，連棟數(shù)百，膏田遍野”。
用現(xiàn)在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有錢，任性”。這些棄官之人除了極少數(shù)外，財富積累都可謂是富可敵國。當政治前途不明朗，而且本人有可能受到威脅時，必然會選擇離開是非之地。就像范滂棄官回南陽時，當?shù)氐氖咳思娂姵鰜碛釉偌由媳炯业?，共有三千余匹馬。
(三)、因人而異，真心棄官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上述的幾種因素，大都是因為仕途上的不順利。而還有一種人，是真的想要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因為很多人都是舉孝廉上來的，除了那些走后門，托關系的，剩下之人都是非常孝順。
而且這種人往往在官場上因為太過正直，而容易受到一定的打壓。況且，他們對于父母的愛也是發(fā)自肺腑的。
1.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漢朝一直以來都是推崇儒家的忠孝之義，而舉孝廉制便應運而生。就是一個人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因為孝順或者因為廉潔、正直而遠近聞名以后，就很有可能獲得地方官的青睞，從此走上仕途。其實，孫堅入仕也與此有關，倒不是因為他孝順，只是在幼年時他非常勇敢，智斗匪徒。
《后漢書》中記載，周磐為官一方，頗有政績。而且，在文學方面也頗有造詣。更重要的是他懂禮且孝順。所以，在有望更上一層樓的時候，因為掛念自己的母親，所以毅然棄官。任官府再如何征辟，都不再出仕。母親去世以后，守靈三年而后在家鄉(xiāng)講經(jīng)釋義。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chǎn)業(yè)”。檀敷曾經(jīng)是江夏八駿，但是當?shù)氐奶貙ζ涮^苛責。他毅然棄官，回家種田。但是此人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在位時也未曾大肆搜刮錢財。所以，棄官以后的日子并不好過，與自己的子孫合穿衣服，八十而終。
此二人都是非常有個性之人，一個有才華，另一個志氣高。不愿意整日屈居人下生活。他們棄官，純粹是因為自己不想再當官了。而不像他人一樣，有著這樣那樣的緣由。
2. 主少國疑，社會不許
東漢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xiàn)象，除了位面之子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活到了天命之年，其他繼位的君王能活到而立者就算是幸事。而他們大多人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如此年輕就薨逝，所以大都沒有指定繼任者。就算有指認的，這些皇帝也沒有等到自己的兒子成年便去世了。
所以，很多皇帝都是年紀很小就繼位了。而這時當然也不是他們親政。各種勢力的爭斗，此起彼伏，有些人會因為站錯了隊而遭受排擠。
此時倒不如直接回家去做一個瀟灑快活之人?！暗猪汈чg，魂氣隨風飄”。再加上當時風流瀟灑的風氣也已然成型，東漢之人在經(jīng)濟富裕的基礎上，開始了自己追求名節(jié)的生活。所以，干脆直接棄官回鄉(xiāng)，倒也落得瀟灑自在。
“古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同其道”。東漢時期的官場風氣很差，所謂道不同，而不相與謀。當整個環(huán)境都是一灘渾水的時候，清流便成了罪過。
結語：
總而言之，東漢棄官現(xiàn)象頻發(fā)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場風氣不好，以及皇帝不是明君。讓那些臣子們，看不到未來的希望。而他們大都本身非常富裕，掙下的積蓄也夠維持生活。當然，還有一部分人是單純的不想再做官，所以瀟灑的離去了。
參考文獻：
《后漢書》
一、我國歷史上的人才選拔制度
人才的選拔和任用是為政之本。在我國通過一定形式選拔、考核并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和使用人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xiàn)。在原始社會，選賢任能成為推舉首領的主要方式在氏族社會曾長期存在?！澳苷摺?，是指有某項發(fā)明或?qū)ｉL者；“賢者”是指用氏族的傳習衡量，品德高尚者。原始社會末期，被推舉為聯(lián)盟首領的接班人，除了才能出眾，其道德高尚也是被考慮的重要因素。
夏商西周是我國奴隸制國家由誕生到發(fā)展直至鼎盛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諸如興辦官學選才制、“鄉(xiāng)興賢能”制、貢士制、世卿世祿制等，主要是采取世卿世祿制。在這種制度下，只有王公貴族子弟才能世代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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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zhàn)國和秦漢時期主要實行“察舉征辟制”。察舉制是通過地方官的考察、推薦，將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薦出來，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經(jīng)過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所謂征辟制，就是皇帝直接下詔“征召”人才為官和政府行政長官自行“辟除”（聘任）屬員制度。征辟者無需考核即被授予高官。察舉制度和征辟制度，雖然比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祿”制有進步，也選拔出了一大批德才兼?zhèn)渖朴谥螄娜瞬?，但由于缺乏客觀的人才選拔的標準，加上有薦舉權的官吏營私舞弊，濫用職權，以至于出現(xiàn)了“權貴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常以窮退見遺”[①]的現(xiàn)象。甚至出現(xiàn)“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反?，F(xiàn)象。這首古諺謠深刻揭露和無情嘲諷了薦舉制的弊端。這種現(xiàn)象到魏晉南北朝實行“九品中正制”時發(fā)展到了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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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比漢代多了一條以推薦考核為選官途徑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對東漢察舉制的反思與損益的基礎上創(chuàng)設的，但在其實際操作過程中，選舉大權幾乎全部被盤踞朝廷的士族高官所壟斷，而品第士人的標準也就逐漸舍棄才德，不論賢愚，專講家世門第。南北朝后期，察舉制實施的重心開始向考試方面轉(zhuǎn)移，依靠門資選士的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適應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出現(xiàn)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腐敗局面。于是，時代呼喚一種新的、相對合理的選官制度，科舉制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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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隋唐到明清，我國推行科舉考試制度約1300年。正如清代著名學者張之洞所說：“取士之法，自漢至隋為一類，自唐到明為一類……漢魏到隋，選舉為主，而亦間用考試……；唐宋到明，考試為主，而亦參用選舉?！盵②]科舉考試制度的創(chuàng)造性，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考試制度表明了中國封建時代以知識選拔官員標準的確立，這在一千多年前的世界范圍內(nèi)是絕無僅有的創(chuàng)舉。在此之前，從察舉制重長官意志和重知識的結合，征辟制度重聲名，至貲選制重金錢，九品中正制重血統(tǒng)、重家世，古人經(jīng)歷了數(shù)以千年的探索，終于找到了一種新制度。它排除了察舉制度中長官意志起決定作用的成分，保留了其中重知識的標準，終于通行了千年之久，體現(xiàn)了它長久的生命力。其二，考試制度體現(xiàn)了選拔官過程中的公正，平等的原則。當然，在階級社會中，平民子弟不可能“公正”地受到教育，自然不可能公正地受到選拔和任用。這里所說的公正，是指在統(tǒng)一的知識標準下，科舉制畢竟為庶民子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據(jù)潘光旦、費孝通對近世900名進士的研究，明清時代的一半進士來自農(nóng)村，科舉考試是我國歷史上具有一定平等競爭的選官制度。其三、各王朝所建立的具有一套完備的考試方法和懲戒舞弊的規(guī)定，如鎖院制、糊名制、回避制、復試制、殿試制、校驗制等，科舉考試由禮部（有時也為吏部）主持，但有檢察機構進行監(jiān)督?？脊僖蜥咚轿璞?、違犯考試規(guī)條，輕則流放、革職，重則斬首。這都是對封建官僚特權的嚴格約束，體現(xiàn)了公正的原則。其四、建立了選拔的程序。科舉制下，至明清已形成必須循序而進、不可逾越的四個步驟：一是童試，也稱“小考”、“小試”。包括由知縣主持的縣試、由知府主持的府試、由學政主持的院試三階段。童試三年兩考。院試合格者稱“秀才”；二是鄉(xiāng)試，又稱鄉(xiāng)闈，即省級考試。在各省省城舉行，每三年舉行一次。凡屬本省生員和監(jiān)生、貢生、蔭生、官生，經(jīng)科考、錄科、錄遺考試合格者，均可應考?？脊儆苫实叟R時任命，合格者稱為“舉人”，獲做官資格；三是會試，即部級考試，在京城舉行、由禮部主持，每三年一次，各省的舉人以及國子監(jiān)的監(jiān)生皆可應考，合格者稱為“貢士”，也叫中式進士，其名額以300名為常，第一名稱“會元”；四是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只試策問，當場交卷，參加者均稱為“進士”。出榜分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均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一甲可做翰林官，二、三甲經(jīng)“館選”合格后，還得進翰林院修業(yè)三年，再根據(jù)成績授官。嚴格的多次篩選，大體上保證了公平競爭和擇優(yōu)選官。通過前兩種考試只是取得了參加更高一級考試的資格?？贾羞M士者，不是馬上即可做官，也只是具備了做官的資格，做什么官，到什么地方任職，還要由吏部分發(fā)。由于以上特點，使得一般平民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公平競爭”成為官僚系統(tǒng)的成員，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促進了知識分子的流動，擴大了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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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的消極作用：一是強化了士人的官本位思想；二是由于時代的限制，科舉制重知識這一本是積極的原則被限制到極小的范圍內(nèi)。所謂知識，實際只是儒家經(jīng)典的一個內(nèi)容，幾乎沒有自然科學；其方法照搬八股文，難免刻板。隨著封建制度走向衰落，中國逐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它的種種弊端也就暴露無遺。八股取士制，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fā)展。直至清末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始詔?？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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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借鑒了中外人才選拔制度的優(yōu)點，剔除了中外人才選拔制度的缺點，創(chuàng)建了以考試權獨立為核心的文官考試制度，取代了八股取士的制度。文官考試制度，首創(chuàng)于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正式推行于北京政府時期，而考試權的獨立完成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一）文官考試制度。高等文官考試是國家最高一級考試，由考試院舉辦，及格者分發(fā)中央和地方機關以薦任級任用。高等文官考試，北京政府舉辦二次，共錄取684人；南京國民政府在大陸期間，共舉辦15屆，共錄取4321人。普通文官考試由各省舉辦，及格者由舉辦單位以委任職分發(fā)到考地各機關任用。北京政府舉辦一次普通文官考試，錄取295人。[③]南京政府舉辦普通考試為14次，共錄取委任級文官6210人。特種考試的水平有的高于高等考試，有的則比普通考試還要低。南京國民政府通過特種考試所選拔的人才，十多倍于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
（二）與文官考試相輔相成的文官銓敘制度。它是指對官吏進行分發(fā)、任用、甄別、考績、任免、升遷、撫恤等事宜。
除文官考試制度外，民國時期的人才選拔制度還包括學校教育選才制和留學生的選拔制度。民國初年，廢除獎勵畢業(yè)生的出身。北京政府進行了中學入學招生考試改革的嘗試，還曾收回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畢業(yè)考試權，畢業(yè)考試分別由教育部和教育廳舉辦。南京國民政府曾推行中小學畢業(yè)會考制度和全國高等學校的統(tǒng)一招生考試制度，此外還形成了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制考試制度。留學生畢業(yè)歸國，北京政府時期，均須經(jīng)過國家統(tǒng)一考試，才能授以出身，給予官職；南京政府時期，實行了回國留學生的審查登記和抗戰(zhàn)期間留日學生的甄審制度等。
綜上所述，我國歷史上人才選拔制度，從豎的方向看，可分為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三個部分；從橫的方面看，可分為選官制、學?？荚囍?、與特殊人才選拔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可分為：“任人唯賢”與“任人唯親”，注重門第與注重人學，選拔推薦為主，選拔推薦和考試相結合與全憑考試選才，教育培養(yǎng)和人才選拔分離與結合等幾個層次，換句話說，也就是考試制度、選舉制度和委任制度。這些人才選拔制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下，其表現(xiàn)形態(tài)與側(cè)重點有所不同，其功能也不一樣。單憑選舉和委任制度，不能辨別一個人才能的大??；僅靠考試制度也不能識別一個人道德品質(zhì)的好壞，只有將考試制度和選舉制度結合起來，才能選拔德才兼?zhèn)涞娜瞬拧＞涂荚囍贫?、選舉制度和委任制度的關系而言，考試制度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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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歷史上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
——促進了文化教育的發(fā)展。無論是“選士”、“察舉”、“科舉”，都離不開文化知識水平?！安炫e”也要“舉”那些“好學明經(jīng)”之士。至于科舉，非有較深的學識莫敢問津。第一、科舉是社會成員獲取功名、地位與權力的重要途徑，社會成員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進學讀書，學習文化知識，參加科舉考試，這在客觀上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和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fā)展。第二、學校是針對考試制度而設立的，國家所考的，便是學校所教的，也是學生們所學的。這種教與學、學與考相統(tǒng)一的考試制度，對課程、教學內(nèi)容和標準的統(tǒng)一起了積極作用。考試中要求寫作詩賦文章，因而舉國上下無數(shù)考生便要長久地投入到詩賦文章的訓練中，這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文化教育的發(fā)展，更使得幾千年的文化遺產(chǎn)得以傳承。第三、科舉中有明算、明法、武舉等科目，它沖擊當時社會上出現(xiàn)的重文輕武、重經(jīng)輕算、重成人輕兒童的教育陳規(guī)。第四，據(jù)一些外國學者統(tǒng)計，近代以前，中國南方農(nóng)村不少地區(qū)的識字率比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更高。這些說明了科舉考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科舉考什么、學校學什么的弊端，使學校教育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已逐漸演變?yōu)榭婆e制的附庸、成為科舉考試的預備場所。
——促進了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我國古代，無論哲學、史學、文學和科學技術，一向居于世界前列，這與學校教育的發(fā)展和人才選拔制度是一致的。我國的天、算、農(nóng)、地、醫(yī)五大基礎學科都是在秦漢時期形成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到宋元時期達到高峰。例如，“太初歷”經(jīng)過多次歷法改革，達到相當完善的地步；以“九章算術”為范本的數(shù)學體系，勝過古希臘的數(shù)學體系。唐朝和明代的人才選拔制度促進了文化科學的發(fā)展更為明顯。清代在康熙大帝的支持下，從1690年開始，國內(nèi)精于自然科學的學者集中于清朝皇宮，編纂天文算法書，編成《律歷淵源》，共100卷，于1723年刊印發(fā)行。廢科舉，辦學校，學校人才選拔制度和留學生的選拔促進了近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士習民風?？荚囍粏柲芊窦案瘢粏柍錾韥須v，所以即使是最寒微的人，只要能夠考試及格，就有官做，位至卿相。這對中國幾千年的人心，影響極大。
——推動了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我國是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自秦漢以后各民族長期聚合于一個統(tǒng)一的大家庭中，雖然中國曾有多次的分裂，但不久復歸于統(tǒng)一。究其原因，除歷史的因素和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紐帶作用以外，以考試制度為核心的人才選拔制度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因素。一是因為公開客觀的考試，錄取真才，具有凝聚力?？荚囍贫劝迅鱾€時期的任官制度、取士標準、教育內(nèi)容大體上統(tǒng)一起來了。取士的標準是儒家經(jīng)典，學校教授的也主要是儒學。儒家文化是封建國家維系正統(tǒng)地位的根本手段，是封建統(tǒng)治者對全社會有效控制的力量。儒家的政治標準和價值體系成為凝聚人心和構成獲取地位、名望和權力的基本途徑。因而儒家倡導的倫理道德、大一統(tǒng)思想、仁政、德治主張及忠義等封建的倫常觀念，在人們的思想領域里扎下根來，形成具有特色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自秦朝統(tǒng)一后，凡是由中央實行的人才選拔制度，都遠播邊陲。唐朝就已把科舉制度擴展到嶺南，并在廣西推行“南選”措施，以選拔地方人才。宋朝出臺了鼓勵少數(shù)民族建立學校和參加科舉考試的多種優(yōu)惠政策，從而激勵更多的少數(shù)民族優(yōu)秀子弟“金榜題名”。明朝規(guī)定：凡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并明令保護土著士子入學、充貢和應舉，不準他處士民冒籍。到清朝，康熙帝亦兩次明令土司子弟愿習經(jīng)書者，準許就近府、州、縣入學考試。正是因此，我國歷史上，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培育出了大批進士、舉人，僅據(jù)柳州一州的統(tǒng)計，歷代有進士96名，舉人827名。[④]與此同時，散居邊境的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也是仿照中原王朝的人才選拔制度。據(jù)《唐書·東夷列傳》和《舊唐書·高句麗傳》記載，高句麗很早就建立了以學習“五經(jīng)”、“三史”為主要內(nèi)容的太學，至后周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始置科舉”，以儒學選拔官吏，網(wǎng)羅人才。又如宋代，在云南建立的段氏大理政權，亦效法中原，開科取士，為其培養(yǎng)的儒士廣開仕途之門。由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國，亦仿宋制，推行科舉，以儒學取士。女真人建立的金國之金熙宗，亦提倡尊孔讀經(jīng)，“以經(jīng)義詞賦兩科取士”。[⑤]中央同時注意各地的文化水準，保持各地的最低名額，例如像清代中葉以后，就把狀元、榜眼、探花獎給四川、貴州、山西、云南、廣東、廣西等邊遠省份，使此等特殊的光榮，不致為少數(shù)文化水準特高的省份所獨占，因而給邊遠省份的人才以特殊的鼓勵，邊遠省份的人心發(fā)生了極大的向心力，這是考試制度注意各省平等的結果。統(tǒng)一的文化思想和共同心理素質(zhì)中的精華部分，則是民族凝聚力的“添加劑”。其二，便是由于回避制度的建立，這就是考試與銓敘聯(lián)系的問題。從前國家用人，無論任免遷調(diào)，都是統(tǒng)籌于吏部的。清代盛行“文官隔省，武官隔道”的做法。有了這種制度，不但可以防微杜漸，避免枉法徇情之弊，并且發(fā)生溝通文化交流人才的作用，使各地人民漸漸成為凝固的結合體。有此兩種原因，所以能夠把大一統(tǒng)的國家，維持二千多年。
——為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據(jù)記載，早在唐中宗時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試選官制度。16世紀以后，我國的考試制度愈來愈受到世界的注目，在不到300年的時間里，西方國家僅用英文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制度的書就達70余種，中國傳統(tǒng)考試經(jīng)驗的廣泛流傳，為近代歐美各國建立文官考試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藍本。孫中山先生在考察歐美各國考試制度后指出：“現(xiàn)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胡適說：“我在國外的時候，時常感覺到，中國文化對于世界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公開的客觀的文官考試制度。沒有一個國家的考試制度，能夠像我們這樣久遠，嚴密與公開?！薄胺从^西洋國家實行文官考試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國的影響的?！庇墓僦贫鹊膭?chuàng)建人諾斯科特和杜維廉兩人都對中國科舉制心儀很久，他們在19世紀50年代提出并在英國實行的“公開競爭一公平考試”的文官選拔制度，就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當我國實行“察舉”的時期，歐洲還處在野蠻落后的奴隸制階段，尚不知考試為何物；當我國科舉制已實行一千多年時，歐洲在用人方面還在搞“個人瞻詢”與“政黨分肥”。我國選拔人才制度的西漸，使西方的任官制度、教育制度為之一新。
官本位政治文化：對以人為本的否定
李自立 李曉燕
[ 摘 要 ] 人是手段，但更是目的。官本位作為一種傳統(tǒng)政治文化，其核心是以官為本，這是對以人為本的根本否定。本文試圖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對官本位從歷史沿革、內(nèi)涵、基本特征及其影響作一個較為系統(tǒng)的分析，從而揭示出其與以人為本的內(nèi)在矛盾。在現(xiàn)時期，官本位政治文化產(chǎn)生了許多負面影響，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程中是一大阻礙，必須從根源上消除。
[ 關鍵字 ] 官本位； 以人為本； 政治文化
以人為本是新一屆政府執(zhí)政的重要指導思想。 1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新一屆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深得國內(nèi)外的好評。這一指導思想充分體現(xiàn)了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zhì)。在這一背景下，隨著政治文明進程的推進，官方和學者對官本位政治文化投入的關注在不斷地增加。
然而，在歷史和現(xiàn)實的諸多主客觀因素作用下，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在新中國誕生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并沒有得到事實上的揚棄。相反，卻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于現(xiàn)今社會，并產(chǎn)生著不同程度和向度的影響。官本位的封建政治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種。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指出 ：“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官本位'意識 ，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根源 ，必須堅決克服。”我們有必要對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內(nèi)涵、特征、歷史脈絡以及對當今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的影響作一個詳細的分析和研究。
一、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內(nèi)涵
“ 官本位 ” 不是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而是通俗的說法，最早出現(xiàn)于 20 世紀 80 年代。這種說法起源于經(jīng)濟學上的一個專用名詞——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以黃金為單一的價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價值。由此看來，在最初提出這個名詞時，官本位至少有這樣一層意思：把是否為官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其含義漸豐，不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來涵義的異化。本來，官是一個較為好聽的名稱：處理國家公務曰官。官者，公也?！稘h書·蓋寬饒傳》中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說苑至公》：“博士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斷，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可見，官的本義是“為公”。正因為以“公”相通，才有了堯舜禪讓的佳話。韓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說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jiān)門之養(yǎng)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钡窃诤髞恚藗兊倪@種觀念就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也就是在韓非的那個時代，社會上就產(chǎn)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睔v史發(fā)展到了今天，人們對官的概念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漸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觀念。
縱觀歷史和現(xiàn)實，官本位至少包括了這 四點內(nèi)涵 ：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為最根本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嚴格的上下層級制度，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以是否為官、官職大小、官階高低為標尺，或參照官階級別來衡量人們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社會心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會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在多個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識 , 官本位思維、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機制、官本位現(xiàn)象、官本位行為等多方面的意思” 2。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義，指的是一種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當代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提出。 1956 年，在其所著的《比較政治系統(tǒng)》中，他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心理方面，每個政治體系都表現(xiàn)為一個待定的政治行為模式，這種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從個人看政治文化是個人對政治行為和政治評估的主觀傾向。此后，對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認為 S· 韋伯的解釋比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釋為“由得自經(jīng)驗的信念、表意符號和價值觀組成的體系，這個體系規(guī)定了政治行為所由發(fā)生的主觀環(huán)境。”在這個概念上，基本上都認同的一個內(nèi)涵是：它是“關于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傾向和政治價值取向”，是政治觀念形態(tài)，“包括政治認識、政治情感、政治態(tài)度、政治動機、政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3政治文化處于政治與文化兩者交界層面上。由此看來，官本位作為一種政治價值取向、社會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疇。
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實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兩個承載的主體：為官者和為民者。其內(nèi)涵的前兩個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兩個方面則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討論官本位的內(nèi)涵時，這兩個主體又不可以截然分開，因為官可成為民，并且官也是社會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過各種途徑也可能成為官。以這兩者為主體的政治文化結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這一主體的形成要比民來得早，因為它是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載體。
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一定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的政治文化，便是這一社會的主政治文化。顯然，無產(chǎn)階級政治文化是當代中國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則屬于封建政治文化，屬于封建官僚階級政治文化。而在阿爾蒙德看來它應該屬于臣屬政治文化。因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屬民對政治體系是完全被動的，只與政治體系的輸出相關，卻并不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
二、官本位政治文化對以人為本的否定
要對官本位進行深入地了解，我們有必要對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一個較為全面的概括。官本位的政治文化除了具備一般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如深刻的階級性、一定的民族性和相對的穩(wěn)定性以外，還具有自身的一系列相互關聯(lián)的基本特征。從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其對以人為本的徹底否定。
1. 以利為本，而非以人為本。 私本位是官本位的實質(zhì)。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四點內(nèi)涵都可以歸結到這點上來。絕對的權力產(chǎn)生絕對的腐敗。在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社會里，由于缺少監(jiān)督，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官員的意志為出發(fā)點，這就難以防范官員以權謀私。從根本上說，下級對上級的阿諛奉承、唯唯諾諾不是為了自己的升遷就是害怕得罪上司，總之是為了一已私利；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權力使得其私欲無限膨脹。正是因為做官有特權，可以滿足個體的諸多私利，人們才把當官、進入政府部門作為自己的擇業(yè)取向和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徑，并把它作為衡量人們社會地位的標準。老百姓的敬官畏官心理則主要是想通過尋租途徑獲取私利或者是怕自己會成為官員特權的犧牲品。在現(xiàn)實生活中，官吏階層所得到各種利益均遠遠高于其他階層，特別是在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的古代社會。做官是手段，獲取利益是最終目的。只有政治上進入仕途，才能夠獲取各種超額利益，只有保住官位，才能使利益穩(wěn)定化，只有在仕途上不斷晉升，才能獲取更大的利益。當官是獲取利益的最佳途徑，這種途徑是獲取最大利益的最佳方式。人們把物質(zhì)利益當成終極目的，不清楚人這一世間最高的存在物才是唯一的目的。
2. 官本位起源于對人的否定。官本位具有其深刻的 歷史根源 。 通過上文對官本位內(nèi)涵的考察，可以看出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官這一特殊群體的形成，在古代，也即有其特殊利益的士大夫階層的出現(xiàn)。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社會體制的官僚政治的形成是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的歷史根源。這一行政官員群體的出現(xiàn)是社會“等級分層”的結果。士的產(chǎn)生，大約是在西周，當時“有了貴族和平民的階級分化，從而使‘士'這個稱謂進一步限定于擁有官爵的貴族之內(nèi)?！?4這些士大概是從當時的武士集團和各部落首領（稱為“王”）演化而來的。到了東周，特別是戰(zhàn)國時代，“士”作為一個階層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禮記·郊特牲》鄭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穎達疏：“命即爵也”。官民對立由此形成。在周代封建貴族制度之下，世卿世祿，封建宗法制度達到了十分發(fā)達的程度，也即官本位政治文化的社會基礎業(yè)已形成。再加上從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嚴格的等級制度，使得官本位的觀念得到加強。等級制度肯定了人有貴賤尊卑之分，否定了人的尊嚴和價值。這樣，等級制度對人的否定也轉(zhuǎn)化成官本位的對人的否定。
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同一社會事象的反復，會使我們的反應牢固地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個體對他人行為及其后果的觀察中能夠得到一種“替代性強化”，從而使人能夠獲得較復雜的、有內(nèi)在統(tǒng)一的、模式化的整體行為。這是班杜拉等社會學習論者解釋人的社會行為的內(nèi)化的理論。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官僚專制下，官僚階級的優(yōu)越感和一般百姓的低賤感，在一系列的社會條件的支持強化下，必然內(nèi)化為每個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加之以血緣、親緣為基礎的封建官僚世襲制，最終形成了中國社會的獨特文化現(xiàn)象——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3. 官民對立，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 隨著官越來越走向自己本來涵義的反面，它也逐漸成為民的對立面?！爸袊墓倭烹A層”，“不代表貴族階級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資產(chǎn)者階級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講對了的那一句話：‘自有特殊利益'。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支配者階級，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謂‘自由'農(nóng)民處在對立者的地位”。 5近來有越來越多學者意識到：官民對立 , 而非地主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對立，這才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說官僚階層并非是地主階級的代表，而是自成一個獨特的階級。它的對立面就是民，在封建社會里包括庶民、賤民、庶族地主和商人，在現(xiàn)代社會應當就是指公民社會了。官者，管也，管理對象就是民。“以官為本”就是只注重官自身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對立面的基礎之上，也即民的利益之上。官和民的這種對立通常是通過官自己規(guī)定的有利于自己的種種特權得以形成的。
作為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的人，主體是人民群眾，“以人為本”的核心是“以民為本”。一切從人出發(fā)，就是一切從人民群眾出發(fā)；一切為了人，就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依靠人民群眾。而官民對立則嚴重走向了以民為本的反面，否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從而也否定了以人為本。
4. 不合理的選官制度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否定。 不合理的選官制度是官本位的推動力。歷來，中國普通老百姓政治心理邏輯就是：怎樣才能改變現(xiàn)實的無權無錢的生活？就要選擇一種最佳途徑——既可能又可行的途徑。讀書入仕以其實現(xiàn)的廉價性和合法性成為最好的選擇?！叭f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笨婆e制度雖然是一種創(chuàng)新并成為西方文官制度的借鑒，但是它有其特有的弊端，特別是在明清。與現(xiàn)代的公務員制度完全不同，它的考試標準的嚴重僵化，考的并不是為官必備的行政能力，而是與為官無甚關聯(lián)的“四書五經(jīng)”。這就無法達到其預期的選賢舉能的目的，只能成為人們競相入仕取官的跳板。況且統(tǒng)治者實行科舉制度的目的也并非徹底是選賢舉能，“官人舉士之法，歷代并不限于科舉”。 6這種不合理的選官制度在合理的形式外衣掩蓋下，“使士人獲得了成為特權者的客觀條件，士人因此追求特權，擁護特權”， 7不僅入仕者希望維護特權，尚未入仕者也形成了“致身青云”、“學而優(yōu)則仕”的心理，也就促使人們競相為官，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觀念。而考試的內(nèi)容對于一個人的全面發(fā)展是遠遠不夠的，這將是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全面抑制。
三、消除官本位，重新肯定以人為本
政治文明作為與物質(zhì)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社會文明之一，已被官方正式提了出來。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它們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影響完全是消極的，是對以人為本的根本否定，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政治文明的發(fā)展，我們應該努力清除官本位的影響，重新確定對以人為本的肯定。 首先，應該培養(yǎng)較為積極的政治心理，擴大政治參與水平。 政治冷淡主義主要是有其物質(zhì)利益上的原因，而中國的政治參與水平除此之外，還有這個政治心理因素。因此，我們必須從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等環(huán)節(jié)創(chuàng)造有利于政治參與的制度，從而確立對人的政治及其他權利的肯定。 其次，要糾正異化了的民主觀念，推進民主進程。 官本位對民主進程的最大危害就是將民主問題轉(zhuǎn)化成為了“民智”問題，“民智未開”成了沒有“民主資格”的代名詞，從而使民主實施變?yōu)槿酥蔚慕杩凇Ｒ虼思m正這種被異化了的民主觀念，重新弘揚真正的民主觀念，實現(xiàn)每個人的民主權利勢在必行。 再者，合理解決官員數(shù)量問題，形成科學的官員規(guī)模。 以官為本，官員特權使得人們留戀官位、追求為官，有些官員“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使機構改革一直未能跳出“精簡 —— 膨脹 —— 再精簡 —— 再膨脹”的怪圈。因此，必須從整體著眼，該擴張的擴張、該精簡精簡，從而形成一個合理科學的官員規(guī)模。 最后，加強黨的領導，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 鄧小平同志說過，“黨政不分實際上降低了黨的領導地位，削弱了黨的領導作用，黨政分開才能更好地實現(xiàn)黨的領導作用”。因為，黨政不分使得黨“顧不上抓自身建設”、“處于行政工作第一線”、“容易成為矛盾的方面甚至處于矛盾的焦點上”和“處在直接執(zhí)行者的地位”，不能“較好地行使監(jiān)督職能”。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切實保證在黨的領導下的體制改革，從而真正加強黨的領導。
批判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是一個關于正確對待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問題。如果說“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我們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所應持的正確態(tài)度，那么對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我們應該堅決予以批判，因為，對中國政治文明進程有如此之多的消極影響的官本位政治文化顯然是應被劃入“糟粕”之列。根據(jù)與民主的積極關系，亨廷頓曾給各種文化排出一個序列。它們依次是：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孔教、伊斯蘭教、黑非洲。他認為，經(jīng)濟發(fā)展能夠沖破文化的界限，或使文化發(fā)生變革，也會使各種文化中民主因素展發(fā)出來。有的國家民主化的障礙既有經(jīng)濟和政治的，也有文化的，在非洲壓倒性的因素是經(jīng)濟，在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的東亞地區(qū)和許多伊斯蘭教國家，主要是文化的。這里至少給了我們一個警示：應該對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并給予堅決清除。官本位政治文化已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清除它并非一日之功。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人們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國整個政治文明進程的推進，官本位定會淡出人們視野。
歷史上有許多儒生、士大夫改弦易轍，轉(zhuǎn)為道士。另有許多儒生、士大夫外儒內(nèi)道。這些行為與表現(xiàn)可統(tǒng)稱為「 ”棄儒從道”。 棄儒從道的原因五花八門，因人而異。有的主要由客觀因素所驅(qū)使，有的則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主觀色彩?？鬃又鲝垺?”學而優(yōu)則仕”，大多數(shù)儒生、士大夫都牢記孔子的這一訓誨，以入仕和升遷作為生活坐標。家庭與社會也普遍地視儒生求仕、士大夫求升為天經(jīng)地義之事，給予熱切的期盼和贊頌。故而常見的棄儒從道之舉大都圍繞著「 ”仕”字而演出。大致可歸為兩類： 第一類系主要由客觀因素所驅(qū)使者，客觀因素即仕途不順。 一曰科舉不中。如明代陸西星九試不遇，遂棄儒服，冠黃冠。陸西星棄儒服冠黃冠時心中是怎么想的，今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科舉不中者棄儒從道，表示抗議者有之，另謀出路者有之，單純圖生計者有之。不過絕大多數(shù)還是與唐代吳筠相同。吳筠舉進士不第，「 ”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中國的儒生大都懷抱「 ”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但也做好了「 ”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準備。棄儒從道之時，正是他們將這一精神準備付諸實踐之日。 二曰為封建禮法所阻。如元代林靈真，雖累舉不第，最后還是被授以官職，不巧恰逢喪母，依制無法入仕，遂舍宅為觀，身為道士。林靈真只能自怨命苦，到道教中另尋出路。 三曰起用已晚。如金代王重陽47歲時方試武舉中甲科。他并不像姜太公、朱買臣那樣大有作為于大器晚成，而是感嘆黃金年齡去而不返，半老時節(jié)始起步，已索然無味，遂辭官解印，黜妻棄子，拂衣塵外，效仿楚國狂人的放蕩。日后則創(chuàng)立全真教。王重陽棄官時，蓋心灰意冷，心中激蕩著憤懣不平之氣。 四曰身遭變故。如據(jù)說北宋張伯端任府吏時，冤死了自己的一名婢女。伯端在悔恨自己和反省封建司法制度的激動中，一把火焚燒了全部案卷，因此觸犯了刑律，被遺戍。婢女案卷之事未必可信，但他因事沒入兵籍之變故卻有《悟真篇》的序言為證。他棄儒學而潛心研究內(nèi)丹術，尋找精神寄托，實為沒入兵籍、仕途斷絕之功。太史公曰：「 ”昔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睆埐饲彩?，遂著《悟真篇》。 第二類系表現(xiàn)為強烈的主觀色彩者，主觀色彩即不愿入仕。 一曰不應考，不應薦，青年入道。如晉代葛玄，備覽五經(jīng)，才術奇博，叔父力主他入仕，他卻絕志巖穴，棲心煙霞，期與仙人為友。宋代彭耜富有才學，權勢者鼓勵他求仕，又主動提出將他推薦給朝廷，他卻吟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tài)，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為關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為點頭。 葛玄和彭耜對封建官場的專制主義深惡痛絕，珍視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故而遁入道教，逃避入仕。劉宋陸修靜將入道隱遁亦稱為「 ”獨善”。陸修靜隱居廬山瀑布巖下，蕭梁陶弘景畫牛明意，均可與葛、彭互相引為同道。入道避仕的做法頗有代表性。 二曰先儒學，晚年好道。如葛洪之師、晉代鄭隱「 ”本大儒士也，晚年好道”。《洞仙傳·鄭思遠傳》介紹他少為書生，晚師葛玄。鄭隱終生未仕，以治儒學為樂趣。他轉(zhuǎn)向修道，或許是拓寬治學的領域，或許是老年心理使然。因為有的人步入暮年，漸生朝露之感，對生活和世界萬分留戀，因而倍加渴望長壽輿永生。鄭隱蓋在此情況下，放下于長壽和永生無補的儒學，求助于道教。三曰棄官入道。如唐代薛幽棲于開元中及進士第，調(diào)官陵郡尉。任期未滿，萌生隱居林泉之意，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間，先后棲真于鶴鳴山和南岳。薛幽棲大概對封建官場的等級森嚴、繁文縟節(jié)、虛偽骯臟極難適應，所以拂袖而去，奔向道教，返還自然，去享受樸素純真、自由自在的生活。 四曰外儒內(nèi)道。晉代葛洪年輕時立愿精治五經(jīng)，著一部子書，令后世知其為文儒而已。《抱樸子外篇》問世，使此愿得完。之后又著《抱樸子內(nèi)篇》，闡述道教義理。這是一條先儒后道的治學軌跡。在處世方面，他卻是外儒內(nèi)道。他曾統(tǒng)兵，受爵關內(nèi)侯，又歷任各種文職，最后求為句漏令。雖不能說葛洪宦海飛黃騰達，但也算得上仕途一帆風順。不過，葛洪自幼便不慕榮利，誓不為官。他多次拒召、棄官，其為官乃勢不得已。他出自本心而終生下氣力去做的事乃在道教。晚年求為句漏令，「 ”非欲為榮，以有丹耳”。 又如晉許謐（字思玄，一名穆，因曾任護軍長史，故人稱許長史）曾任一系列官職，但他「 ”雖外混俗務，而內(nèi)修真學，密授教記，遂行上道”。許謐外混俗務當亦有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葛、許兩人或受或取儒之形式，棄儒之內(nèi)容，從道方為實質(zhì)。 除了上述兩類常見者之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原因，不勝枚舉，僅略述一二： 一曰避亂。如三國時期吳國左慈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學道。戰(zhàn)亂時節(jié)，兵匪橫行，玉石俱焚，左慈保命避難于學道。 二曰避新朝。如宋末鄭思肖（字憶翁，又字所南）為太學上舍生，應博學宏詞科。宋亡后他改名「 ”思肖”，寓思趙懷宋之意，投身道教，拒絕仕元。鄭思肖以入道來保持忠臣不事二主的氣節(jié)。 三曰被度。如金代馬鈺本為儒生，曾補試郡庠。王重陽找上門來，每旬向馬鈺夫婦出示詩詞各一首，令和。并賜梨一枚，令夫婦共食。前后共十次，誘其人道，被稱為「 ”分梨十化”。馬鈺被動地接受了宣傳，遂出家入道。 四曰退休。如唐代賀知章長期供職朝廷，晚年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xiāng)里，舍本鄉(xiāng)宅為觀。還鄉(xiāng)不久即壽終，唐肅宗下詔哀悼，稱之為「 ”故越州千秋觀道士”，并追贈他為禮部尚書。賀知章請求度為道士，實為告老還鄉(xiāng)。 五曰治學。如唐初孫思邈，7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家多事，隱于太白山學道、煉氣、養(yǎng)形，求度世之術。后多次拒絕入仕。盧照鄰稱贊他「 ”道合古今，學殫數(shù)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由孫思邈的學習成就可知，他隱居入道不只是避難，更主要的是為了研究醫(yī)學、治病救人?？梢赃@樣說，道士生活對于他成為一位偉大的醫(yī)藥學家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六曰治病。清末陳攖寧童子試中了秀才，但卻患了肺癆，為治病他跟叔祖學中醫(yī)。一次偶讀《參同契》和《悟真篇》，照著書練功，竟然治愈了不治之癥肺癆。他本來幼年時偷讀過不少道經(jīng)，從此便各處參訪，拜師入道。 七曰韜晦。如明初寧獻王朱權為燕王朱棣所忌憚。朱棣即位后為明成祖，朱權改封南昌，每日韜晦，構精廬一區(qū)，鼓琴讀書其間。明宣宗時，朱權日輿文學士相往還，托志沖舉，自號臞仙。一意求仙的行為，蓋示人以不問政治，無問鼎之心。朱權以奉道為韜晦之計。 棄儒從道的原因遠不止這些。每個人棄儒從道的不同行為與表現(xiàn)之背后，或者反映著封建社會深刻的社會矛盾，或者反映著人與自然界、與自然規(guī)律之間的普遍矛盾，或者兼而有之。一部份社會矛盾的產(chǎn)生與儒家思想有直接關系，比如入仕的愿望與仕途不順以及儒生士大夫「 ”過?！敝g的矛盾。另外一部份社會矛盾和人與自然界、與自然規(guī)律之間的矛盾，是儒家思想無法解決的。道教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其出世性格的一面，恰好能為仕途不順、儒生士大夫「 ”過?！?、不愿入仕、避亂、避新朝或韜晦的儒生與士大夫增開一條獨善門徑，有助于緩和社會矛盾。毋庸諱言，棄儒從道也是中國儒生、士大夫軟弱性格的一種表現(xiàn)。道教對長生不死的追求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界、與自然規(guī)律抗爭的勇力和毅力，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界及人體本身奧秘的探索。這種抗爭與探索促進了我國古代科學的發(fā)展，對棄儒從道的多數(shù)儒生、士大夫均有吸引力，對治學、治病者的吸引力更為直接。事實表明，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部份儒生、士大夫的棄儒從道行為與表現(xiàn)有它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還帶有一些悲劇性和進取性。 （本文選自朱越利《試析「 ”棄儒從道”》，原載《道家文化研究》第10輯，第96～104頁1996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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