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隋朝滅亡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隋朝的迅速滅亡,其實與秦朝極為類似,均亡于內部不穩(wěn)之下的大幅度改革。隋朝雖然一統(tǒng)天下,但當時內部矛盾重重,統(tǒng)治根基其實并不穩(wěn)固,這種情況下推行大幅度改革,無疑使得國家變的更加動蕩,再加上二世的胡作非為,國家迅速滅亡根本無法避免。
原因之一:統(tǒng)一天下后內部矛盾重重,隋朝的統(tǒng)治根基并不穩(wěn)固
隋開皇九年(589年),隋朝南下攻滅南陳,就此終結了西晉末年以來的亂世,然而由于長期的分裂,隋朝雖然統(tǒng)一天下,但其內部矛盾卻極為突出,統(tǒng)治的根基其實并不穩(wěn)固。
1、貴族門閥之間矛盾尖銳。正如西晉劉毅在《請罷中正除九品疏》中所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歷經兩漢三國的發(fā)展,從西晉時期開始,貴族門閥不僅對權力形成了壟斷,就連皇權也一度受到士族牽制。雖然南北朝之后門閥士族權力有所下降,但其影響力仍然極為龐大。繼承于北周的隋朝,其核心權力基本被關隴士族所掌握;而被滅的北齊,其核心權力卻集中在山東士族手中;同樣被滅的南陳,其核心權力卻集中在南方漢人貴族手中。因此,隋朝雖然統(tǒng)一天下,但隨著國家被滅而失去權力的山東士族和南方貴族,又豈肯善罷甘休。
2、民間矛盾同樣極為突出。西晉滅亡以來,由于北方進入民族大融合時期,南北方差異開始進一步拉大,再加上長期以來的分裂,導致民間矛盾同樣極為突出。而這種矛盾最為典型的表現(xiàn),便是北周(隋朝)各階層對待北齊和南陳百姓的態(tài)度,例如北周上下稱北齊百姓為“機巧奸偽,避役游惰”之民(《隋書·食貨志》),完全就是一種征服者的姿態(tài)。而南陳方面表現(xiàn)的更為直接,一直以來對北方胡人政權的不滿,導致南方反抗隋朝統(tǒng)治的叛亂此起彼伏,例如《北史·蘇威傳》所載“舊陳率土皆反,執(zhí)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這種情況下,北齊和南陳百姓對于隋朝的認同感,可以說極為有限,甚至極為反感。
如上所述,隋朝雖然統(tǒng)一了全國,但想要從“地方政權”過渡到“中央政權”,由外而內的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仍然需要較長的時間,短期內隋朝的統(tǒng)治根基,其實根本不夠穩(wěn)固,而這也是隋末天下大亂迅速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急于擺脫關隴士族牽制,反而導致統(tǒng)治根基動搖
從西魏到北周再到隋朝,其權力核心一直都掌握在以“八柱國集團”為首的關隴士族手中,隋文帝篡權本就難以服眾,而為了避免將來再度被關隴貴族篡權,隋文帝和隋煬帝在位期間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意圖擺脫關隴士族牽制,卻不想反而動搖了統(tǒng)治根基。
1、官僚制度改革。隋文帝在位期間,不僅大肆分封宗室為王,從而加強楊氏宗族對地方政權的掌控,更是廢除了北周仿《周禮》設置的六官,轉而恢復漢、魏舊制,建立以三省六部制為核心的中央官制,并將李穆、于翼、竇熾等北周重臣明升暗降,授予太師、太尉、太傅和太子太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虛銜,而將三省六部主要官員授予自己的親信,同時對官吏的選任、考核、升遷和賞罰等制度進行全面調整,例如隋煬帝后初步推行的科舉制,大力提拔寒門學子,進一步限制門閥貴族對權力的掌控。
2、經濟制度改革。楊堅稱帝后,為了爭取關隴士族支持曾封賞了大量土地,然而皇位穩(wěn)固之后,便又迅速頒布均田令,按照官職大小嚴格規(guī)定田地數(shù)量。彼時,門閥莊園遍布天下各地,從而掌握了大量土地、農民和糧食,而均田令頒布之后,便使得農民紛紛脫離門閥而變身自耕農,同時限制了門閥地主對土地的兼并,從而使得朝廷加強了對百姓的直接控制,削弱了門閥貴族的經濟實力。此外,隋文帝又通過“大索貌閱”推行人口普查,從而使得大量逃亡百姓從門閥貴族的蔭庇下脫離出來,使得貴族門閥失去了大量勞動力,經濟被進一步削弱。
3、軍事制度改革。自門閥貴族出現(xiàn)以來,這些地方豪門便往往掌握著大量私兵,而“八柱國集團”無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于是隋文帝又推行了軍事制度改革,規(guī)定“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同編戶。軍府統(tǒng)領,宜依舊式”(即兵農合一),同時解除門閥貴族軍事力量。軍人依均田令受田,免納租庸調,平日生產,每年有一定時間輪番宿衛(wèi),戰(zhàn)時出征,資裝自備,這是典型的從募兵制改革為征兵制。隋煬帝繼位后,則繼續(xù)對府兵制進行改革,即實行兵權分離的政策,使得十二府有領兵權而無調兵權,兵部則僅負責軍令的傳達和武官的管理,從而進一步加強了皇帝對軍權的掌握。
4、遷都洛陽、疏通運河。隋朝的都城本設于關中,但關中卻是關隴集團的根本勢力所在,為了進一步擺脫關隴士族的牽制,隋煬帝繼位之后便下令營建東都洛陽,并遷徙大量王侯世家、富商大賈、工藝匠人進入洛陽,使得新都迅速繁榮了起來。而疏通運河不僅保證了洛陽的供給,同時加強了南北聯(lián)系,使得洛陽迅速成為經濟政治中心。遷都洛陽不僅可以遠離關隴士族,而且還加強了山東士族和江南士族在朝堂上的權力。此后,隋煬帝從605年至618年的十幾年間,更是基本就一直在洛陽和江都轉悠,幾乎不怎么在長安停留。
通過一系列的改革,隋文帝和隋煬帝雖然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得皇權得以進一步穩(wěn)固,但同時也加劇了皇權和關隴集團之間的矛盾,而軍事制度的改革更直接導致軍隊戰(zhàn)斗力的急速下滑。結果就是,隋末天下大亂之后,皇權無所依靠,而同為關隴士族的李氏家族得以迅速崛起。
原因之三:行政區(qū)劃整合速度太慢,地方勢力太過弱小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個政權雖然官僚制度各不相同,但卻基本沿用了東漢以來的“州-郡-縣”三級行政區(qū)劃。
然而,由于東漢末年以來一級行政區(qū)“州”的管轄區(qū)域太大,導致地方官員嚴重威脅中央統(tǒng)治,因此先后對“州”進行拆解。再加上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以來政權更替頻繁、戰(zhàn)亂頻發(fā),職務分配需求擴大,結果導致行政區(qū)劃被分割的越來越小。根據(jù)統(tǒng)計,南北朝時期,天下合計設有220州、999郡,縣更是多達數(shù)千個,不過由于彼時政權眾多,因而管理問題尚不突出。
隋朝統(tǒng)一天下后,為了防止“刺史”權力過大,地方勢力再度威脅中央統(tǒng)治,隋文帝楊堅“罷天下諸郡”,廢除三級行政區(qū)劃,實行“州-縣”二級行政區(qū)劃。然而,由于當時一級行政區(qū)“州”的數(shù)量實在太多,導致中央朝廷難以管理、行政效率低下,因而隋煬帝繼位后,開始的大量并省州縣,并效仿漢制,改州為郡,再次實行“郡-縣”二級制。
不過,由于行政區(qū)劃整合牽扯問題太多,因而改革速度極為緩慢,到隋朝末年時,天下仍然設有多達190郡、1255縣。行政區(qū)劃太多導致的結果就是,隋末天下大亂時,地方政權力量太小,自保尚且不能,平叛勤王更是無從談起。
正是由于以上三點原因,導致隋朝的統(tǒng)治極為脆弱,而隋煬帝在位期間修建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親征吐谷渾、三征高句麗等更多只是起到了導火索的作用,使得以上問題全面爆發(fā),最終不僅自己在“江都兵變”中被殺,隋朝也隨之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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