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司馬光、蘇軾等大人物會被宋徽宗當成罪人呢

為何司馬光、蘇軾等大人物會被宋徽宗當成罪人呢

北宋徽宗時期，朝廷為垮臺的元祐黨人立了一塊“恥辱柱”，將三百零九名佞臣的名字名列其上。據(jù)悉，“元祐黨人碑”總共被刻了無數(shù)塊，大宋轄區(qū)內(nèi)的各大州縣均能看到這塊碑的影子：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实蹠?，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

這塊石碑將元祐、元符間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姓名刻石頒布天下?，F(xiàn)存碑刻為南宋慶元四年梁律據(jù)家藏舊本重刻。碑距地丈余，額有蔡京手書“元祐黨籍”四字，久經(jīng)風雨侵蝕文字已模糊不清，另一塊在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真仙巖，宋嘉定四年沈暐重刻。

說起來，元祐黨人不是鋃鐺入獄就是被流放到不毛之地了，總之，這輩子算是玩兒完了?；蛟S，徽宗覺得這樣還不解氣，還規(guī)定：所有元祐黨人的后代不得參與科考，也禁止朝中大員與罪臣的子孫有任何瓜葛。為這些罪臣“開碑立傳”時，大部分元祐黨人都已駕鶴西去了，僥幸被判得比較輕的，也都遭到羈押或流放。朝廷顯然沒打算放過這群人，在全國各地為元祐黨人立碑就是為了將他們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按理說，在朝廷的鐵血打壓之下，與元祐黨有牽連的人應該永無翻身之日才對，誰知，沒過多久京城里的元祐黨人碑竟被人砸了個稀巴爛。這還得了?萬歲爺下旨立的石碑，誰敢砸?此舉無疑是扇了徽宗一個大大的耳光。讓徽宗最無法釋懷的是，偏偏砸碑的不是人，而是天上掉下來的流星。從史料中我們能看到，崇寧五年一月，天降流星，剛巧砸在了常朝殿門口的石碑上，將石碑砸了個稀巴爛。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過了一段時間徽宗還沒有作出指示，就有人主動出資出力，將石碑重整翻修，而出錢修石碑的正是元祐黨人的后裔。這就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按理說，被朝廷扣上“元祐黨人”的帽子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元祐黨人的后代巴不得早日“摘帽”恢復前途，怎會故意將臟水潑到自己身上呢?說來也怪，在翻修石碑時，還有人悄悄給工匠塞錢，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現(xiàn)在這座石碑上。

這些賄賂工匠的，并不是元祐黨人的后代，與這樁黨案八竿子打不著，他們何必要惹得一身腥呢?

其實，這幫人的心態(tài)不難猜透，他們的思路和現(xiàn)在的“網(wǎng)紅”沒什么區(qū)別，其目的無外乎是“蹭熱度”。在北宋文學圈里混的，誰都想跟大文豪沾點兒關(guān)系。所以，就有人自掏腰包，將自己的名字刻在“元祐黨人”碑上，好向世人炫耀：“我和司馬光、蘇軾兄弟、黃庭堅等大佬是‘圈內(nèi)人’?！币搽y怪，如果單純地將這些黨人的名字列出來，不明覺歷者，恐怕會以為這一票人組建了北宋“超一線天團”呢!

放到現(xiàn)在來看，元祐黨人碑上的名字幾乎涵蓋了整個北宋文學圈的尖端力量。

那么，這些名垂千古的大人物，為何會被宋徽宗當成是罪人呢?

這還得追溯到元祐年間司馬光變法一事。這樁歷史我們比較熟悉了，當時司馬光在朝堂上掀起了一陣滔天巨浪，叱咤風云。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到宋徽宗坐上龍椅，天下又是另一番顏色，早年風光無兩的元祐黨人如今成了過街老鼠——至少，在皇帝那兒看他們已是不受待見的了。在封建年代，可以說，皇帝讓誰家垮臺誰家就得垮臺，一時之間，元祐黨人不再是風光無限的代名詞。宋徽宗不但要將他們打倒，還要讓他們成為過街老鼠。在蔡京等人的努力下，元祐黨人一朝失勢，成了人人談之色變的罪人。

這里，我們再說回石碑被流星砸毀，這件事自然弄得滿城風雨，宋徽宗為什么沒第一時間修碑呢?其實，宋徽宗心里還是有數(shù)的，刻在石碑上的，絕大多數(shù)都是能臣，其中，還不乏直言敢諫的大忠臣，自己給他們“開碑立傳”的做法沒準已招致天譴，這才引來流星砸毀石碑。宋徽宗犯了嘀咕，連忙找來文武百官進行協(xié)商。沒過多久，全國各地的石碑便紛紛被官方拆毀。

有趣的是，在全國的石碑都被拆毀后，元祐黨人的子孫后代卻以此為榮。所以，從這里我們就能看出，雖然北宋時期的黨爭鬧得腥風血雨，但是，老百姓心中還是有一桿公平秤的。即便元祐黨人一再遭到打壓，但在老百姓的擁護下，他們終究得以流芳百世，成為后世敬仰的楷模。就連朝廷為潑臟水給他們樹立的“恥辱柱”，到后來也能成為史上佳話。

古人對“身后名”頗為看重，縱覽歷史，像王莽、秦檜之流，生前雖能做到位極人臣的高度上，但他們早已與人民脫節(jié)，到最后還不是被后人踩在腳下，唾罵千年?

蘇軾為什么被貶謫

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

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nèi)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shù)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擴展資料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zhí)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于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蘇軾

北宋為什么會迅速滅亡，宋徽宗在位都做了哪些事呢？

宋徽宗剛繼位的第一年，政治還很清明，經(jīng)常虛心納諫。自從蔡京進京之后，一切就都變了樣。

蔡京很有才華，很早就中了進士，而且寫的一手好字，但是他的為人卻讓人非常不齒。早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他支持變法，推行變法還是賣力。

等到王安石倒臺，司馬光上臺的時候，蔡京又反對變法，并且在五日之內(nèi)，按照司馬光的要求，將所有的新法全部都改了。

等到章惇上臺變法時，他又支持變法。如此反復無常，沒有任何操守，在當時就被士人所鄙視。

蔡京在哲宗時期被貶杭州。一次，大太監(jiān)童貫奉徽宗命令，來江南尋找奇珍異寶。蔡京知道徽宗喜歡字畫，于是向童貫行賄，將自己的珍藏進貢給徽宗，并且，用重金賄賂徽宗身邊的人，讓他們都給自己說好話。

就這樣，蔡京被徽宗詔進京城，在半年內(nèi)連升三級，成了宰相。

徽宗的腐敗完全是被蔡京給拉下水的。本來徽宗很節(jié)儉，不敢浪費。蔡京卻引經(jīng)據(jù)典，說節(jié)儉的皇帝都太土，皇帝富有四海，就應該浪費一點，這樣才能顯的比別人強（遼、西夏），別人才不敢小看我們。

徽宗找到了浪費的?理論依據(jù)?，從此開始變得奢靡。

京本人當權(quán)時，搜刮民脂民膏，為自己享樂所用。他喜歡吃兩樣東西，一是鵪鶉羹，二是蟹黃包。他吃一頓鵪鶉羹，要殺三百只鵪鶉。他待客吃一次蟹黃包，要花一千貫錢，這大概相當于五十戶人家一年的伙食。

吃一個菜就花那么多錢，在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

蔡京因為太過囂張，多次被言官彈劾，曾經(jīng)四度罷相。在罷相期間，接任他的是王黼和李邦彥，這兩個宰相簡直不成體統(tǒng)。

徽宗和蔡京

王黼和徽宗簡直沒大沒小，兩個人嬉笑怒罵沒有君臣之分。一次徽宗覺得無聊，王黼慫恿徽宗出宮玩玩，但是皇宮出不去，二人只能爬墻出去。

曾被刻上“恥辱碑”的他們，為何如今竟然流芳千古了？

一說到恥辱這個詞語，大家第一反應肯定是這個人做了天大的錯事才被認為是恥辱，但恥辱也是相對的，有的人認為是恥辱，有的人認為是光榮之事。在北宋時期有一塊所謂的恥辱碑，上面刻著三百多位?奸黨?的名字，但這些?奸黨?們都是名垂千古的大人物，因為被刻上恥辱碑的人物都是當時心系百姓的名臣文豪，因此得以流芳千古。

首先，這個恥辱碑指的是宋朝時候的元祐黨人碑。在北宋宋哲宗繼位初期，司馬光出任宰相后下令恢復舊制，廢除王安石變法，當時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政黨被稱為元豐黨，司馬光為首反對變法的則稱為元祐黨。廢除變法歷經(jīng)九年，宋哲宗親政后采用支持變法派的章敦為宰相，于是再一次恢復變法新政，并且嚴厲打擊元祐黨之人。后來宋徽宗繼位掌握大權(quán)之后，貪官蔡京拜為丞相，蔡京為了能夠獨專朝政，于是便將當時作為敵黨的司馬光、蘇軾等反對變法之人扣上奸黨名號，并一一定其罪名，由宋徽宗親自書寫名字刻在石碑上，樹立于端禮門外以昭示全國，因此這塊石碑被稱為元祐黨人碑。前后被刻到石碑上的名字有三百多人，并且根據(jù)歷史記載這個元祐黨人碑被刻了很多塊，基本當時宋朝境內(nèi)各大縣市都有這塊碑的存在，因此也被稱為恥辱碑。

然后，被刻到石碑上面的人物都是為了百姓著想的名臣文豪，因此才流芳千古。根據(jù)史書可以知道，當時被定為元祐奸黨的人有司馬光、蘇軾、文彥博、黃庭堅、秦觀等人，而他們被刻在石碑上都是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眾所周知，王安石變法是在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為了改變北宋貧弱局面的一場改革運動，主要是通過強兵和理財來提高北宋的軍事實力和朝廷財政，但這個變法過于急于求成，部分舉措并不合時宜且實際實行當中對百姓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損害，而司馬光等人深知這種開源方式并不妥，這種充盈國庫收入的辦法會讓一些地方官員有機會轉(zhuǎn)空子，而產(chǎn)生中飽私囊的現(xiàn)象，這樣的話最終還是讓老百姓過得更苦，因此司馬光等人極力反對變法。而事實證明，王安石變法過于急政，導致北宋的滅亡，因此當時由于反對變法而被刻上石碑的三百多名名臣文豪也因此名垂千古。

最后，這個元祐黨人碑在支持變法的人眼里是恥辱碑，但在被刻上石碑的人的后代來說，這是他們引以為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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