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經濟上那么強盛,為什么老是打不過北方的游牧民族呢,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有一種觀點,認為宋朝軍隊之所以積弱,趙匡胤難辭其咎。
須知,唐末五代戰(zhàn)亂不斷,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藩鎮(zhèn)權力過重,尾大不掉,藩鎮(zhèn)手中有地盤、人馬、刀槍,又控制著財權,很容易從中央脫離,形成割據一方的獨立政權。
為了改變這一弊端,趙匡胤的策略是“削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
“削奪其權”,即將藩鎮(zhèn)所轄的州郡收回,由中央改派文官擔任知州,又加派官員到該州任通判,以監(jiān)督知州。
“制其錢谷”,即地方財權收歸國家,各州府的賦稅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地方財政收入歸朝廷在地方設立的轉運司管理。
“收其精兵”,則要求各地檢查所統(tǒng)屬禁軍,把驍勇者挑選出來編為上軍送往京師。宋朝的軍隊分禁軍、廂軍、鄉(xiāng)兵、蕃兵。禁軍是主力,擔負著保衛(wèi)京師、戍守邊境、對外作戰(zhàn)、對內平亂等主要軍務;廂軍是地方軍,直接歸地方指揮;鄉(xiāng)兵即民兵;蕃兵則是少數(shù)民族的部落軍隊。
通過這三項措施,地方勢力大減,再也無力與中央相抗衡。但兩宋之亡,不亡于內,而亡于外來侵略。由于宋朝過多削弱了地方實力,每有異族入侵,各州府只能坐以待斃。文天祥就曾說過:“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zhèn)而建州邑,雖矯一時尾大之弊,但國力也逐漸削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p>
此外,地方勢力雖然被大幅度削減了,但中央禁軍的迅速強大,也使中央禁軍的將領權力大增,威脅到了中央政府。怎么辦?
趙匡胤用了一個很巧妙的方法——“杯酒釋兵權”,在吃飯喝酒的談笑間解除了手下宿將的兵權。
但這些兵權還是得有人掌的,由誰來掌、怎么掌才不會對中央構成威脅,仍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趙匡胤經過一番深思熟慮,采取的做法是:
一、將禁軍的軍權分成三份,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wèi)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wèi)步軍都指揮司統(tǒng)領,即所謂的三衙統(tǒng)領。注意,三衙雖然統(tǒng)兵,卻無權調兵。調兵之權由樞密院執(zhí)掌。北宋的樞密院有別于前代,以文官主事,僅有調兵之權。樞密院與三衙之間,各自獨立,相互制約,誰也無法單獨作亂。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兵權已經轉到了文人手中,宋朝以文制武的制度就此形成。
二、將全國軍隊分成兩半,一半屯駐京師,另一半戍守地方。京城駐軍與地方駐軍實力相當,同樣形成制約,誰也不敢貿然發(fā)動叛亂。三、實行兵將分離制度,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某部禁軍在這兒駐守了一段時間,就要變更到另一個地方駐守。京城禁軍和地方禁軍之間,也常進行對調。這樣一來,就剝奪了將領們的募兵權,將領們對士兵只有管理權,沒有所有權,從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為將領私人武裝的可能。
這一番動作下來,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
但這樣一來,軍隊中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且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統(tǒng)兵將領失去了練兵的熱情,士兵又樂得自在,軍隊的戰(zhàn)斗力不斷下降,軍事上就越來越疲軟。
趙匡胤又與趙普等重臣商討“可以為百代之利者”,討論來討論去,最后的結論是:“可以利百代者,唯養(yǎng)兵也?!奔粗挥叙B(yǎng)兵一法才能保證國運長久。他還說:“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他覺得,每逢災年,百姓就會叛亂,而百姓之所以叛亂,不過是為了口吃的,把他們招到軍隊中來,由政府管飯,叛亂自然會平息。而在正常年份,即便有軍隊作亂,而百姓也不會參加。
由此,建立了由國家財政養(yǎng)兵的募兵制度,將無以為生的破產和流亡的農民招募為兵,可以防止他們當盜匪。
應該說,這種做法對緩和社會矛盾還是起到了很有效的作用的。
但實行這種募兵制,軍中發(fā)放的錢糧,不但供應軍士,還必須養(yǎng)活兵士家屬;軍營中不單屯駐軍人,也得居住家屬。養(yǎng)兵百萬,實際上是養(yǎng)五六百萬人。用巨額軍費養(yǎng)活大批脫離生產的人口,漸漸成為宋朝的痼疾。
而且,百姓一朝應募為兵,則被輸入官府軍籍,終生為兵,行不得經商,居不得為農,生老病死皆不許脫籍為民,兵營里處處充斥著老弱病殘之兵。為了增加軍隊的戰(zhàn)斗力,政府不得不繼續(xù)招募精壯之兵。如此一來,形成惡性循環(huán),“冗兵”問題也就越來越突出。
不過,種種弊端在趙匡胤時代并沒顯露,趙匡胤主要針對的還是消除藩鎮(zhèn)割據、諸侯混戰(zhàn)局面。實際上,這方面他完全做到了。要說宋朝軍隊疲弱,也不能完全歸咎于他一人。畢竟,后來發(fā)生的事,誰也不能預料得到點到位。而且,如王安石所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后世既然發(fā)現(xiàn)了問題,完全可以變革的嘛。
而且,趙匡胤時代的軍事實力還是很強的。趙匡胤本人出身于行伍,有勇有謀,是打仗的一把好手。
當年跟隨周世宗會戰(zhàn)北漢、遼國聯(lián)軍于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在周軍初戰(zhàn)不力的情況下,他身先士卒,奮勇血戰(zhàn),終于力挽狂瀾,扭轉了頹勢,并在周世宗的指揮下,一鼓作氣,取得了空前勝利。
其后,在征討南唐的過程中,趙匡胤更是連戰(zhàn)連捷,成為亂世中一顆璀璨的將星。
涂山一戰(zhàn),趙匡胤設伏下套,干凈利落地攻拔了南唐水師大營;清流關一戰(zhàn),正奇結合,分兵夾擊,將南唐軍打得落花流水;滁州城下,力擒南唐悍將皇甫暉,更彰顯其武勇本色。
以上戰(zhàn)績,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名摧城拔寨的優(yōu)秀將領;真正把他的軍事指揮才能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的時期,是在他稱帝之后。他從全局上調度,戰(zhàn)必勝,平定海內,可謂運籌于帷幄之內,決勝于千里之外。
其代表是平二李(李筠、李重進)之亂,收荊南,奪湖南,破后蜀,取南漢,滅南唐。
當然,滅國戡亂,統(tǒng)一宇內,是每一個開國君主都必須經歷的,似乎也不足以說明其過人之處。
縱觀中國歷史,哪一次由亂入治、由大分裂走向統(tǒng)一的過程不伴隨著白骨成山、流血漂櫓的慘烈戰(zhàn)爭?國與國之間的搏殺,政權與政權之間的斗爭,從來就是你死我活,陪葬的是億兆生民。
然而,北宋代周,卻是一次幾乎沒怎么流血的政變,其過程充滿了人性化,后周皇室得到了保全,百姓沒受到什么驚擾,整個政權和平過渡。收荊南,兵不血刃;奪湖南,僅僅用了一個月時間;破后蜀,歷時六十六天;滅南漢,用時半年;滅南唐,時間最長,花了一年。整個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時間總和不足兩年。每一次戰(zhàn)爭,宋軍都順風順水,一路高歌猛進,沒有遇到什么強硬的對抗就滅掉了敵國。對對方殺傷少,自己也基本沒什么損傷,堪稱奇跡。
做到這一點,是跟戰(zhàn)爭總策劃人趙匡胤的戰(zhàn)略眼光和軍事才能分不開的。兵家有云:“善戰(zhàn)者,無赫之功!”由趙匡胤指揮下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也許不夠精彩,不夠奪人眼球,但他所追求的不見殺傷而達到攻城納土的作戰(zhàn)方式,已達到了兵家的最高境界。
在波瀾不驚的表象下,他不慌不忙從容地收拾了好大一片山河,版圖面積擴至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更令人稱道的是,他曾三次嘗試攻伐北漢,三次都在形勢占優(yōu)的情況下收兵。他收兵的意圖很明顯,不愿看到“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慘狀,他珍惜自己的士兵,也體恤敵國的生靈。作為一代開國雄主,他斷不能坐視燕云十六州被分離出中原之外。
但考慮到遼國軍力的強大,他把武力收復的方案放在第二位,而打算廣積錢糧,通過向遼人贖買的方式將之贖回。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一旦贖買不成功,趙匡胤是不惜動用武力將之強行收回的。
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以趙匡胤的軍事指揮才能,也一定能成功收復!
可是,一代雄主,壯志未酬,就這樣離開了人世。繼承帝位的趙光義,卻是一個志大才疏的軟腳蝦。他看見兄長留下的擬將贖買燕云的巨款,嘆道:“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便將贖買的方案推倒,打算來個御駕親征,一舉克復。
而在趙匡胤余威的影響下,南方僅存的清源軍和吳越兩個割據政權相繼納土歸降,北宋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被大好形勢沖昏了頭的趙光義自我感覺良好,揮兵直取北漢。北漢在趙匡胤的兩次打擊下,國力凋敝,無力抵擋,獻城投降。
趙光義內心急劇膨脹,腦袋一熱,眼珠一轉,下了決心:攻打遼國,收復燕云!
趙匡胤每打一次仗,都要反復謀劃、論證。
試想,僅打兩年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趙匡胤卻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時間謀劃,這是何等的隱忍;其捕捉戰(zhàn)機的眼光又是何等之狠、何等之準!
面對遼國這種龐然大國,趙光義卻憑一時沖動,就做出了橫挑強梁的決定,其結果可想而知。
高梁河一戰(zhàn),宋軍潰不成軍,趙光義本人中箭,躺臥在驢車上顛簸南逃。這一年是太平興國四年(979年)。
不服氣?再來。七年之后的雍熙三年(986年),趙光義重整旗鼓,再次北伐。這次敗得更慘,折損的兵力近二十萬,相當于趙匡胤時代的全部禁軍兵力。而且,這一戰(zhàn)遭到了遼人的大舉反攻,不但蔚、朔、應、寰等州得而復失,邢、深、祈、德等州也備受蹂躪。
此戰(zhàn)過后,趙光義徹底死心,終生不敢再言戰(zhàn)事,對待遼人的挑釁和侵略,只能采取挖掘河道、開辟水田等低劣手段進行消極抵抗。這種忍氣吞聲的行為,更加激起遼人入侵的欲望。咸平六年(1003年)、七年(1004年),遼人連續(xù)入侵,宋軍節(jié)節(jié)敗退,退至黃河北岸的澶州。危難之際,宰相寇準挺身而出,催促宋真宗趙恒(趙光義第三子)御駕親征,以振士氣。在北宋君臣做出的強硬態(tài)勢下,遼人同意和談解決紛爭,這就是史稱的“澶淵之盟”。
應該說,這是一個城下之盟,是宋朝在軍事有利的條件下簽訂的第一個屈辱性條約,宋朝每年向遼人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向外賠款,宋朝自“澶淵之盟”而始。
“家養(yǎng)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花錢買平安的思維從此成了宋朝處理對外關系的主流思想。
此后,宋夏議和、宋金議和無不深受“澶淵之盟”偏安思想的影響?!板Y之盟”使宋朝統(tǒng)治階層完全放棄了收復燕云的雄心,宋朝軍民也就開始丟掉僅存的血性,宋朝逐步淪為茍安政權,為日后的亡國,埋下了沉痛的伏筆。
賠款只是宋朝對外負擔支出的一部分,為了與這些游牧民族對抗,宋朝必須屯養(yǎng)數(shù)以百萬計的軍隊,甚至為了組建騎兵,不得不耗費大量銅錢、銀、絹帛、茶等物資向西北各民族買馬,國家財政消耗巨大。
軍事上的積弱,終于導致了財政上的積貧。
注意,財政上的積貧,不是說國家貧窮。事實上,大宋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fā)達的巔峰時代。財政上的積貧,指的是國家財政長期處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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