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內外交困中,朝廷無奈地掛起“預備立憲”的招牌,組織五大臣赴東洋西洋考察政改。按理說,這次考察應該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深切的現(xiàn)實意義。然而五大臣出洋之初,《大公報》主筆英斂之便做了預測性時評:“群疑滿腹,慮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國政治之精義,將有寶山空歸之嘆?!庇⑾壬胺Q烏鴉嘴,除了“中國之轉弱為強、化危為安,或此是賴”這句話落空之外,其他的悲劇性預測,全猜對了。
多少年來,都是番國來天朝朝圣,何曾有過天朝屈尊去拜訪人家的?但五大臣并不覺得屈尊,國朝大員歷來最會以旅游解構考察之成果。要員們“每至都會繁盛之區(qū),必有優(yōu)游休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五大臣廣了見聞,看了西洋好景,收獲頗豐。除了旅游外,還有什么考察成果嗎?有,他們也帶回了些新事物。
中國最早的動物園,就是五大臣帶回來的考察成果。要員們花重金買了大批動物運抵天津,“包括一頭大象、兩頭獅子、三只老虎、兩匹斑馬、兩頭花豹、兩頭野牛、四只熊……林林總總裝了五十九個籠子”,可讓人民“共優(yōu)游于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只是不知道,當時參觀動物園要不要門票。
英先生“慮所遣之人”,其中最慮的怕是端方了。把端方列入五大臣之一,大概源自他根正苗紅,出身滿族的緣故;按其德能勤績和政治學識,真不夠格入洋考政改組。他自稱名士,卻買官賣官、索拿卡要十分在行,政治經濟、民主法制一點不懂,哪能擔當政改要角?果然,他去洋考,出了不少洋相。他在舊金山住旅館,美國旅館多是旋轉門,結果他看到門在轉,他的腦殼就不轉了,要進門,看到門轉來,立馬退步,退步后,又想進,又看到旋葉轉了來,又退,于是再也不敢進去了。
端方洋考,出了大丑的,是作報告。泱泱古國來了大臣,一方面人家好奇,另一方面自家也想趁機輸出中華文化,恰好加州大學請其演講,他居然帶著同行的戴鴻慈上臺。二人竟然“同時并立于演席中”,好像在演二人轉。端方每說一句話,翻譯譯完后,端方轉過身子去問戴氏:“老前輩對不對?”戴氏點頭如儀,忙答:“對,對。”演講又不長,只有數(shù)百字,結果“端問戴數(shù)百次,戴亦答數(shù)百次”,堪稱奇觀。
端方出洋,出了不少洋相;端方回來笑傲國人的,是他照了不少洋相。與所有考察旅游沒有什么不同,端方這次出洋旅游也是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到了景點拍拍照。每到“繁盛之處”與“景美之勝”,或端或方,或斜或歪,擺了不少造型,拍了幾大本影集,如此凱旋。
出國學習考察,按國朝文件規(guī)定,是要寫考察報告的。而端方的洋考報告,其實寫得蠻有味道:“歐美立憲,真是君民一體,毫無隔閡,無論君主、大總統(tǒng)、報館訪事”,都是自由得很?!渥杂珊我灾?“皆可隨時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國必須向歐美學習,學習什么?學習他們誰都可以擺姿勢,隨時隨地照相!
端方這般中國式考察,最得國朝官員考察的精義:要員去新馬泰,回來津津樂道,泰國真好,那人妖真正宗;要員去英法美,海歸逢人說奇,歐美確實是法制社會,紅燈區(qū)都是立法保護的……英先生當初“寶山空歸”的評論一點沒錯。
端方耗費國帑無算,花巨資去考察西方政治體制,除了購回象啊獅啊豹啊猴子啊,回國開辦動物園之外,還弄了一篇應該學習照相的報告回來。成果真豐碩。
萬里弄了一片鵝毛回來,端方帶來的這般成果,也算略勝于無—開設動物園,當作彌補國朝空白;而帶來照相自由這一普世觀念,在國朝實踐起來,也是艱難萬狀—單單照相自由,就給端方帶來近乎滅頂之災呢。
慈禧太后死了,國朝新聞說山河含悲、草木哭泣—這算帝國重大事件吧,如何讓這歷史時刻留諸古冊流傳青史?端方想的法子是照相。
在安放慈禧與光緒梓宮的那天,端方請了外國攝影師,重金租用一臺直播車,用CCTV報道重大新聞的架勢搞現(xiàn)場直播。十里長街送慈禧,十萬百萬人,就一輛鋼絲車、一臺攝像機,揉辣椒水出眼淚的悲痛場面那么多,為了全給攝影留念,只能快進快拍。結果,沿途固然拍了不少悲痛的造型,卻不小心把后慈禧時代女一號—隆裕太后那“化悲痛為歡笑”的造型都拍下來,錄此存照了。
這下不得了。國葬沒完,算賬的找上門來了。御史馬上將端方交付特別法庭。照個相犯什么法?端方沒犯國法,犯的是官怒。結果他被革職了。端方從市長升部長,好容易升到直隸總督,忽然政治生命就沒了,實在讓人比喪考妣還痛苦百倍。
魯迅說過,在中國搞改革啥的,搬個桌子都是要流血的。還真是。端方等五大臣去西方考察政改,沒帶什么回國,能帶什么回國呢?若真帶回政改,恐怕就不是搬搬桌子、流幾滴血的事了,怕有千萬頭顱會落地的??盗褐幌氚嶙雷樱瑳]想要翻倒鐵屋子,還被逼得逃亡海外;譚嗣同想搬動一下桌子,桌子還沒搬動丁點,腦袋就掉在了菜市口。
當年英斂之的“寶山空歸”論的確有道理,其所謂“慮所遣之非人”,卻未必如是。大清不遣端方去,若所遣得人,就能寶山獲寶歸?也不見得,有大清在,派誰去考察,都沒用,都不能“或此是賴”。端方沒引進西體,單引進西技,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大清派的是端方,也算得人,如果端方不是滿族,而是漢族,其十里長街持西洋相機拍國人相片之事故(照相獲罪,若傳到西洋去,大國如是形象,怕要讓洋人笑掉牙—那大清國就出洋相了)做案子來審,那就不是“大不敬”罪,多半是賣國罪,或將以滿奸定性,就不是撤職了事,早就被五花大綁,推出午門了。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為中體西用,它是貫穿于洋務運動始終的一個指導思想,按照當時洋務派的主流觀念的認識,所謂的“中學為體”,簡單說來就是要以中國的孔孟之道,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以“倫常名教”作為思想基礎,以向西方學習技藝為主,而對于封建君主的專制制度是不可動搖和變更的。而"西學為用"就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在這些飽覽中國傳統(tǒng)典籍、贊賞儒家道德禮儀、恪守封建倫理綱常并竭力維護專制社會秩序的官宦士大夫看來,擁有“長技”并不能改變“夷”的鄙陋類屬,“師”的對象是“夷之長技”而非“夷”本身,目的是為了“制夷”而非從文物制度上“變夏為夷”。
“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極其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封建統(tǒng)治者中的先進人物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認識、態(tài)度和行動綱領?!皫熞拈L技”就是應該建立自己的造船造炮工廠,并以西人為師,學習西洋各國的造船造炮技術,以及在新式裝備下的陣仗之法,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tǒng)治;
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關系的理解;
從時間上講,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是相對應的2個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的兩個方面,二者的有機統(tǒng)一構成為生產方式。在生產方式中,生產力是內容,生產關系是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生產力的發(fā)展是生產關系變化的原因和新舊生產關系更替的依據(jù);是否能夠推動生產力發(fā)展,是評判生產關系先進或落后的根本標準。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狀況,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在過去的某一段時期(傳統(tǒng)社會),生產關系適應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而逐漸建立了相應的社會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進入了相應的現(xiàn)代社會,傳統(tǒng)的生產關系已經不再適應現(xiàn)在生產力的發(fā)展,并逐漸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桎梏,為了解放生產力,此時的社會要么內部變革(對內改革)生產關系,要么有外部打破(被入侵)。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提出的,洋務運動最高領導人奕忻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的戰(zhàn)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武器裝備的落后,從而開展了洋務運動,以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來自強。最終洋務運動失敗了,是由于清朝的制度腐敗及因循守舊的環(huán)境不適合新事物的發(fā)展,此外統(tǒng)治者長期對國外的無知造成的盲目學習,最終以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而告終。
當今的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世界發(fā)展的一部分,對于世界有清晰的認識和了解。學習強國對于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至關重要,但是前人的教訓,后人應當引以為鑒。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發(fā)展的根本,對于外國先進事物的引進必須適應本國國情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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