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上疏辭職十五次，為何皇帝卻依然不理不睬呢

李三才上疏辭職十五次，為何皇帝卻依然不理不睬呢

在明朝，一個高級官員一旦受到言官也就是彼時的紀檢官員的批評，為了顯示自己的清白無辜，一定會主動向皇帝提出辭呈。如果皇帝覺得這個被批評的官員還有利用價值，就會溫言相慰，明確表示不同意;反之，就會批準。李三才最初也是遵照這個游戲規(guī)則干的。奇怪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辭職報告，卻都如同石沉大海。

李三才的辭職報告一連遞了15次，皇帝依然充耳不聞，換了一般官員，很可能就順坡下驢，不再提辭職的事了?？衫钊攀莻€有脾氣的官員，見第15份辭職報告遞上去后仍然沒反應，他一氣之下，卷鋪蓋走人。對此，皇帝仍然沒有任何反應。這個皇帝就是萬歷。

李三才當時的官職是戶部尚書，算是響當當?shù)漠敊?quán)派。李三才在萬歷二年(1574年)中進士后，先后干過河南參議、山西學政、漕運總督和鳳陽巡撫等職，直到萬歷三十四年，也就是宦海沉浮32年之后，才升至正部級的戶部尚書。也就是說，為了和萬歷賭這口氣，李三才不惜輸?shù)糇约簬资旯賵鲂逕挷诺玫降恼?/p>

在晚明官員中，李三才個性鮮明，是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三有”干部。所謂“三有”，即有能力、有脾氣、有污點。

先說有能力。李三才入仕初年，曾任山東僉事，當?shù)赝练撕芏?，多年來地方官都束手無策，只能大度地和土匪井水不犯河水。李三才到任后，“廣設(shè)方略，悉擒滅之”。因此功勞，他很快升任河南參議。

在任鳳陽巡撫時，因鳳陽產(chǎn)海鹽，萬歷便派太監(jiān)出任稅使，一邊征稅，一邊搜刮百姓。其中為首的太監(jiān)叫陳增，自以為口含天憲，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僅“公行攘奪”，而且“數(shù)窘辱長吏”，地方官看到他就頭痛。一個叫程守訓的家伙，投靠到陳增門下，依仗陳增權(quán)勢，“縱橫自恣”，“刑拷及婦孺”。李三才到任后，一方面對陳增等宦官“以氣凌之”，上疏彈劾;另一方面派人收集程守訓的不法證據(jù)，查到贓款數(shù)十萬和一些原本皇家才可以使用的器物，進而把程守訓等人下獄法辦。李三才一連誅殺了好幾個橫行不法之徒后，陳增不得不收斂行徑。李三才的行事風格，使他贏得了“雷轟電掣，雨注風飚，令人有不可測者”和“豪杰而有圣賢之資”的評價。

再說有脾氣。在古代，百姓向國家上繳的稅賦一般是田賦和人頭稅，萬歷時期，開始征收一個新稅種—礦稅。應該說，征收礦稅并不是什么聳人聽聞的事，但萬歷時期的礦稅征收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陳增即是一例)，有兩個原因：其一，這筆稅收并不是納入國庫，而是充當萬歷的私房錢;其二，負責征稅的不是國家官吏，而是萬歷指派的宮中太監(jiān)。這些人一旦有了魚肉民間的機會，很少沒有無所不用其極的。在明朝高級官員中，李三才最早意識到征收礦稅將會帶來的惡果。

他很自然地向萬歷上奏章，要求停止這種短視行為。這類奏章，前后一共有十余道之多。一開始，他還用委婉的言詞給萬歷苦口婆心地講道理，可萬歷根本不理。后來，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火藥味便越來越濃。比如其中一道奏章中說：“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痹诹硪环庾嗾吕铮钊帕R得更厲害：皇上你每回征稅，都說宮里太窮，你所說的太窮，不過是黃金沒有堆滿地，珠玉沒有壘齊天罷了。你這樣亂搞，官員只有請求罷免，百姓只有去死，到時候天下就會大亂了，你為什么還不醒悟還不警惕呢?你不要認為我危言聳聽，若真的到了那般田地，皇上你該怎么辦呢?李三才毫不留情，可萬歷卻采取鴕鳥政策，裝作什么也沒有發(fā)生一樣。

最后說有污點。魏忠賢上臺后，對以清流派為主的東林黨人大肆清洗，從肉體上消滅之，從精神上抹黑之。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還編了個《東林點將錄》，以梁山好漢來對應東林黨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經(jīng)去世的李三才，被稱為“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究其實，李三才雖然與東林黨精神領(lǐng)袖顧憲成關(guān)系很鐵，但嚴格說來，他并不是東林黨人。不過，在閹黨專政時期，與東林有染就是歷史不清白。但是，這里說的李三才有污點，乃指其經(jīng)濟上不清白。盡管李三才并不以貪墨著稱，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據(jù)說其家財價值白銀470萬兩，大略相當于天啟時期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v使李三才的父親是商人，也不可能賺到這么多銀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的嫌疑。

李三才不得不辭職以示清白的起因，在于當時內(nèi)閣缺人，有人向萬歷建議說，內(nèi)閣不能老是用那些筆桿子，還是應該從有地方工作經(jīng)驗的官員中選拔，比如李三才就很適合。在這之前，李三才貪污的事情幾乎沒有言官批評或揭發(fā)過，但聽說李三才有可能進入內(nèi)閣，言官甚至非言官一時間紛紛上奏，指斥李三才有“十貪”“五奸”之罪。這些義正詞嚴的批評并不是源于李三才貪污犯了眾怒，而是因為這個被視作“東林巨星”的人將高升內(nèi)閣，那些與東林紛爭多年的浙黨、齊黨，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敵平步青云。這就是中國官場的一個怪象：在大家都悶聲貪污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去告發(fā)政敵貪污;只有在政敵阻擋自己的錦繡前程時，才會有人鋌而走險地劍走偏鋒—因為一旦調(diào)查政敵貪污，就很可能引火燒身。

三有干部李三才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獨有現(xiàn)象，像這種有能力，有脾氣，但同時也有污點的官員，史上不乏其人。歸根到底，其實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有能力會辦事，但手腳不干凈;無能力不會辦事，但手腳干凈;既無能力也不會辦事，同時手腳還不干凈。這三種官員，到底該重用哪一種呢?明君會用第一種，在利用他的能力的同時，盡量限制他的手腳;有道德潔癖的君主會用第二種，官員不貪便是寶，根本不管他稱職與否;昏君會用第三種，他的昏和庸，注定了他既沒有能力也缺少機會去甄別人才。在這三種君王中，萬歷哪種都不算，所以，李三才只能憤然辭職。

這個故事說明：第一，批評皇帝是一種高風險高收入的賭博，既可能因皇帝一時之怒而身首異處，也可能因皇帝今兒個真高興而在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榮獲“仗義執(zhí)言獎”;第二，末世征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皇帝潛伏在宮中享受幸福人生，高級官員卻集體患上人格分裂癥。

明朝的各位皇帝，生平事跡及綜合評定

權(quán)威回答：
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紅巾軍起義爆發(fā)。次年，郭子興聚眾起義，攻占濠州（今安徽鳳陽）。不久，貧苦農(nóng)民出身的安徽鳳陽人朱元璋投奔郭子興，屢立戰(zhàn)功，得到郭子興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興養(yǎng)女為妻。之后，朱元璋離開濠州，發(fā)展自己的勢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領(lǐng)集慶（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并攻下周圍一些軍事要地，獲得了一塊立足的基地。初時的朱元璋“地狹糧少”“孤軍獨守”，遠不及其他起義軍勢力，處境十分艱難。朱元璋采納了謀士朱升“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經(jīng)過幾年努力，朱元璋軍事和經(jīng)濟實力迅速壯大。1360年，通過鄱陽湖水戰(zhàn)，陳友諒勢力遭到巨大打擊。1363年，陳友諒勢力被完全消滅，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蘇州），張士誠自盡。之后朱元璋又消滅割據(jù)浙江沿海的方國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立了明朝。之后趁元朝內(nèi)訌之際乘時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朱元璋繼續(xù)消滅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勢力和據(jù)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進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洪武時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減輕農(nóng)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懲治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確立了里甲制，配合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對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而有的功臣也越過禮法，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兩興大獄，即“胡藍黨獄”，幾乎將功臣全部誅殺。
廖永忠是最先被殺害的功臣。在此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達（《明史》記載徐達是病死，民間傳說為朱元璋賜死）先后死于非命。胡惟庸是當時中書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寵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須先經(jīng)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隱匿。同時，胡惟庸大肆收取賄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quán)枉法之罪名殺胡惟庸，又殺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涂節(jié)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發(fā)李善長交通胡惟庸情狀，韓國公李善長因此被賜死，家屬七十余人被殺。總計株連者達三萬余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將軍藍玉張狂跋扈之名對其誅殺，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郭桓案兩案，開國功臣除了湯和外幾乎全部被殺。朱元璋通過打擊功臣、特務監(jiān)視和文字獄等一系列方式加強皇權(quán)，鉗制言論自由，為之后明朝的黑暗政治埋下禍根。

靖難之役與永樂時期

明成祖朱棣（在位：1402年-1424年）朱元璋分封諸子為王，以加強邊防、保衛(wèi)皇位。諸王之中，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原因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任務。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朱元璋規(guī)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lǐng)兵“靖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朱元璋也允許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
洪武卅一年朱元璋死后，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diào)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jié)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cè)”的名義起兵南下，占領(lǐng)南京，是為靖難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擊安南。后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絕后患。在內(nèi)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nèi)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shù)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未有任何刪節(jié)，這是之后的四庫全書無法相提并論的。從永樂三年開始，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規(guī)?？涨埃瑪U大了明朝的影響力。永樂三年，朱棣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并設(shè)立北平國子監(jiān)等衙門。永樂四年，他下詔在北京修建宮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設(shè)立六部與都察院，并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shè)立陵寢，已經(jīng)顯示遷都的跡象。經(jīng)過十幾年的經(jīng)營，北京初步得到了繁榮。1416年，朱棣公布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永樂十五年開始大規(guī)模營造北京，永樂十八年宣告完工，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但是永樂帝同樣對異議者大肆殺戮，諸如黃子澄、齊泰等建文舊臣等都被殺。其中以方孝孺的“誅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為慘烈。

仁宣之治
成祖死后，其長子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朱高熾即位時，由于年齡已經(jīng)偏高，因此即位僅一年就已經(jīng)駕崩。但是在其統(tǒng)治時期，推行諸多仁政。任用“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賢臣輔佐朝政。并且停止鄭和下西洋和對外戰(zhàn)爭，以積蓄民力。更鼓勵生產(chǎn)，寬行省獄，力行節(jié)儉。其死后長子朱瞻基即位，是為明宣宗。他基本繼承了父親的路線，實行德政治國，國家進一步強大。宣宗同樣熱愛美術(shù)，有畫作傳世。但是，宣宗執(zhí)政期間也并非毫無弊端。由于宣宗喜好養(yǎng)蟋蟀（古名“促織”），許多官吏因此競相拍馬，宣宗也被稱為“促織天子”。同時，在這一時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監(jiān)不得干政的規(guī)矩，一些太監(jiān)開始干政，為英宗時期的太監(jiān)專權(quán)埋下隱患。
土木之變與英宗復辟
1435年，9歲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繼位，寵信宦官王振。自此開始明朝的宦官嚴重專權(quán)行為。王振原為教官，后凈身入宮，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后，對其寵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楊”死后，王振更加專橫跋扈，更將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撤下。舉朝稱其為“翁父”。王振擅權(quán)七年，家產(chǎn)計有金銀六十余庫，其受賄程度可想而知。

正統(tǒng)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漸強大，經(jīng)常在明朝邊境一帶生事。瓦剌首領(lǐng)也先在正統(tǒng)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挾英宗領(lǐng)兵五十萬親征。大軍離京后，兵士乏糧勞頓。八月初大軍才至大同。王振得報前線各路潰敗，懼不敢戰(zhàn)，又令返回。回師至土木堡時，被瓦剌軍追上，兵士死傷過半，隨從大臣有五十余人陣亡。英宗突圍不成被俘，王振死于亂軍之中，此即為土木之變。一說王振為護衛(wèi)將軍樊忠所怒殺（又有錘殺與斬殺兩種說法），該說得不到明史紀事本末的支持

土木之變的消息來到京師后，朝中混亂。一些大臣要求遷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謙駁斥。繼而大臣擁戴英宗弟朱祁鈺即位，是為代宗（景泰帝）。同時于謙積極備戰(zhàn)。同年十月，瓦剌軍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勝門外土關(guān)。瓦剌軍隊的進攻未果，大敗逃走。也先見繼續(xù)綁架英宗已無意義，乃于1450年八月釋放英宗。但之后，皇室內(nèi)斗。景帝先是不愿遣使迎駕，又把英宗放在南宮（今南池子）軟禁，并廢皇太子朱見深（英宗之子，后來的憲宗），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不久之后，朱見濟病死，景帝也遲遲不恢復朱見深為太子（景帝無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貞率軍夜入南宮，擁戴英宗奪門（東華門）復位。又殺害于謙及大學士王文，誣陷其欲立襄王之子為帝。此為奪門之變，又號“南宮復辟”。
憲宗時期
英宗死后，兒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憲宗。初年為于謙冤昭雪，恢復代宗帝號。又能體諒民情，勵精圖治，儼然為一代明君。但皇帝口吃內(nèi)向，因此很少廷見大臣。琉球、哈密、暹羅、土魯番、撒馬兒罕等國紛紛入貢。但是憲宗在位末年，好方術(shù)，終日沉溺于后宮與比他大19歲的宮女萬貴妃享樂，并寵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當權(quán)，西廠橫恣，朝綱敗壞，民不聊生。憲宗還開始了皇帝直接頒詔令封官的制度，是為傳奉官。結(jié)果傳奉官泛濫，舞弊成風。直到孝宗時期這些官員才全被裁撤?；鹿偻糁笔艿綉椬诘膶櫺?，張狂跋扈，透過西廠大肆冤殺普通民眾與官員。不久后由于民憤四起，西廠被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權(quán)。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彈劾而被貶。此外，他也是皇莊的始置者。該舉措事實上鼓勵了豪強兼并土地，危害不淺。

弘治中興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1488年-1505年）憲宗死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貧寒，曾有被萬貴妃加害的危險。所以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英宗朝以來奸佞當?shù)赖木置娴靡愿挠^，被譽為“中興之令主”孝宗的勵精圖治，使得當時明朝政治清明經(jīng)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稱為弘治中興。孝宗在位期間，先是將憲宗期間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盡數(shù)罷去，逮捕治罪。并選賢舉能，將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兩次視朝。孝宗對宦官嚴加節(jié)制，特務部門也只能謹慎行事，用刑寬松。孝宗力行節(jié)儉，不大興土木，減免稅賦。并餞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張皇后外沒有任何妃嬪。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為明朝中期以來的最好形勢，明史也稱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

武宗亂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歲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以次年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貪圖享樂，整天與內(nèi)臣沉湎于聲色犬馬之中。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位過去的東宮宦官相互勾結(jié)，是為“八虎”。八虎想盡辦法奉迎阿上，導引皇帝逸樂，殘害忠良，朝政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劉瑾獨攬大權(quán)，將自己的黨羽延攬入閣，還想方設(shè)法滿足武宗的玩樂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亂。但是劉瑾的專權(quán)也引發(fā)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滿。最終劉瑾被捕后處以凌遲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開始信用佞臣江彬。武宗為了方便自己能出宮到各處僖游，制造了一個虛構(gòu)的人物．“鎮(zhèn)國公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以朱壽身分，藉出征為名，實際上僖游為實。武宗的荒游逸樂導致正德年間變亂頻生，先后發(fā)生陜西安化王朱寘鐇謀反、山東劉六、劉七民變、江西寧王朱宸濠謀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壽身分，親自俘虜已被王守仁擊敗的朱宸濠后，于班師回京途中，南直隸清江浦（江蘇淮安）泛舟取樂時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不久之后江彬就被抄家處死。

嘉靖隆慶二朝
被譽為“海青天”的海瑞的雕像武宗無子嗣無兄弟。死后由孝宗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即位，是為世宗。世宗在位期間，罷黜各地鎮(zhèn)守太監(jiān)。但是大禮議事件嚴重損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但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堅持以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紛紛迎合帝意。世宗在這些人的助長下蔑視禮法，不僅尊其父母為皇帝和皇太后，又為父親在太廟旁專立一廟祭祀，成為獻皇帝廟。又稱父親為睿宗，在武宗之上，還為父親修皇帝實錄。此為大禮議事件。大禮議引起軒然大波，朝臣中反對者均受打擊，或被罷官，或被入獄。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時，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宮中日夜祈禱。先是將道士邵元節(jié)入京，封為真人及禮部尚書。邵死后又大寵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后世宗即不視朝。嘉靖廿一年（1542年）十月，乾清宮發(fā)生宮女之變，楊金英、邢翠蓮等宮女十余人與寧嬪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際企圖將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后，世宗移駕西苑，不入宮內(nèi)。同時，權(quán)臣嚴嵩借此竊權(quán)，排斥異己，結(jié)黨營私。其子嚴世藩協(xié)助父親作惡。雖然不斷有人彈劾嚴嵩，但都以失敗告終。世宗后期，嚴嵩年紀太大，另一位大臣徐階開始取代嚴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階策動言官彈劾嚴嵩。嚴嵩辭去官職回鄉(xiāng)。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藩被判斬刑、嚴嵩被削為民，兩年后病死。嘉靖去世后，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載垕即位，是為穆宗，年號隆慶。穆宗本人無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階、張居正、海瑞等，內(nèi)政形勢總體較佳。也為萬歷初年的中興奠定基礎(chǔ)。
穆宗即位后，即啟用在藩邸的老師高拱、張居正。隆慶初年，位處執(zhí)政之首的世宗舊臣徐階策動朝官彈劾高拱，迫高拱辭官回鄉(xiāng)。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動朝官彈劾徐階。徐階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實際政務漸漸落到了張居正的手上。隆慶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內(nèi)閣首輔。
嘉靖一朝，國家外患不斷。北面韃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據(jù)河套。1550年，韃靼首領(lǐng)俺答進犯大同，大同總兵重金收買俺答，結(jié)果俺答直接進攻京師。韃靼軍隊在北京城郊大肆搶掠之后西去，明朝軍隊在追擊過程中大敗，此為庚戌之變。但之后，明朝與蒙古通好，俺答被封為順義王。在南部海疆， 倭寇橫行，直到戚繼光、胡宗憲、俞大猷力剿后才有改觀。

萬歷中興

推行改革的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隨著他的去世，萬歷中興也隨之人亡政息。隆慶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風駕崩，子神宗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歷。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于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相反張居正得到馮保的鼎力支持。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nèi)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quán)，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gòu)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jīng)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nóng)民負擔。洪武廿六年，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降低到四百廿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歷九年經(jīng)過張居正的治理后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zhèn)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萬歷五年秋，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憂（解職回鄉(xiāng)守孝三年），但張居正以為改革事業(yè)未竟，不愿丁憂。他的政敵借此大做文章，此即為奪情之爭。雖然最后在神宗和兩太后的力挺下張居正被奪情起復（免于守靈）。但此事件充分顯示出張居正對權(quán)力的迷戀與專橫自負，為他死后的結(jié)局埋下伏筆。同時，張居正還利用自己的職權(quán)讓自己的兒子順利通過科舉進入翰林院，也成為了他的政敵之借口。張居正死后立刻被清算。張府一些來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內(nèi)，餓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剝奪。

萬歷怠政
張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萬歷十五年（1587年）后，神宗就開始連續(xù)不上朝。萬歷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自萬歷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經(jīng)?？床坏缴褡凇Ｉ褡谡赵谏顚m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還進行選美。同時，神宗還好營建，經(jīng)常大興土木。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陵園。萬歷十七年，大理寺左評事上疏，稱神宗沉湎于酒、色、財、氣。結(jié)果被貶為民。神宗還派礦監(jiān)和稅監(jiān)搜刮民間財產(chǎn)。在邊境上坐視女真強大。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現(xiàn)象非常嚴重。萬歷卅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頓于上，百官黨爭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zhuǎn)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br>
神宗在位期間另外兩項嚴重敗壞朝綱的事件是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東林黨源于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東林黨一詞則起源于萬歷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變動事件。起因是內(nèi)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jié)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抹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而起。東林黨興起后，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閹黨專權(quán)后，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禎初年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另外一項政爭是國本之爭。主要是圍繞著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神宗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直到萬歷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fā)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后，福王才離京就藩。

在對外軍事方面，包括在萬歷二十年（1592年）援助李氏朝鮮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戰(zhàn)爭在內(nèi)的萬歷三大征雖然都取得了勝利，但損兵折將極大。萬歷四十六年（1617年），后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反明，次年（1619年）在薩爾滸之戰(zhàn)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女真從此轉(zhuǎn)為戰(zhàn)略防御。

明末三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宮廷中發(fā)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總稱。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卻標志著明末紛亂和衰亡的開始，故有“三大案”之稱。
梃擊案
梃擊案發(fā)生于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張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闖入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并打傷守門宦官李鑒，后被捕。后經(jīng)審問，顯示鄭貴妃與此案有關(guān)。由于當時審案人員都是浙江籍人士，而當時的浙黨領(lǐng)袖方從哲與鄭貴妃關(guān)系良好，因此頗受人質(zhì)疑。結(jié)果當時的陜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審訊了張差，結(jié)果招出鄭貴妃與此確有關(guān)系。鄭貴妃見東窗事發(fā)，哀求皇太子?；侍右舱埱蠡实劭焖倭私Y(jié)，加之神宗寵信鄭貴妃，除了張差被處決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張繼續(xù)追查的官員事后都受了輕重不等的處分。

紅丸案
光宗在還是太子之時，就寵愛兩名李氏選侍，分別為“東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為得寵。鄭貴妃與西李暗中交結(jié)，鄭貴妃向光宗提請西李為皇后，西李提請鄭貴妃為皇太后，后因大臣反對而作罷。光宗因過度縱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瀉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與鄭貴妃關(guān)系密切的太監(jiān)崔文升所進的藥物，結(jié)果病情加劇。西李以侍奉為由入住光宗寢殿。八月廿九日，鴻臚寺丞李可灼獻上一顆紅丸，光宗服后獲得暫時的舒適。黃昏后再食一顆，到半夜去世。此即為紅丸案。結(jié)果，朝中謠言遍起。李可灼被罰回鄉(xiāng)養(yǎng)病。更有大量彈劾奏章要求罷免方從哲。天啟二年四月，朝中又發(fā)生了對于紅丸案的爭論。最后方從哲仍然沒有判罪，而崔文升被貶放南京。
移宮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據(jù)守乾清宮，與心腹太監(jiān)魏忠賢要挾皇太子朱由校。李氏還要求官員要先將奏章給她看，再給朱由?？?，導致強烈反彈。群臣也因此聯(lián)合要求西李移宮。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宮。后朱由校即位，年號天啟，是為熹宗。結(jié)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為康妃，次年更頒布《三朝要典》，顛倒三大案的黑白。

閹黨專權(quán)
熹宗在位期間，政治更加腐敗黑暗。熹宗由于幼年喪母，對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也不知自已，與宦官魏忠賢狼狽為奸。魏忠賢因為在一次賭博中輸錢而自宮，改名為李進忠，入宮為宦官。后皇帝賜他恢復原姓，并恢復舊名忠賢。魏忠賢善于逢迎拍馬，加上與客氏互相勾結(jié)，一路快速升遷，還成為秉筆太監(jiān)。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啟用東林黨人，結(jié)果導致東林黨與其它黨斗爭不斷，熹宗因此對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賢借此機會干預政治，將反對東林黨的勢力集結(jié)，號為閹黨。天啟四年后，閹黨控制了內(nèi)閣。自此之后魏忠賢更加張狂，其爪牙遍布中央與地方。在其權(quán)勢最盛時，其養(yǎng)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廟。全國遍布他的生祠，并號為九千歲。更有國子監(jiān)生提出魏忠賢配孔子，魏忠賢父配啟圣公。魏忠賢并大肆打擊東林黨，大量東林黨人入獄，甚至處死。由于閹黨水準低下，政理不修。國家內(nèi)部饑荒頻傳，民變不斷，外患持續(xù)，明朝已經(jīng)陷入風雨飄搖之境地。

滅亡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最后自縊于景山天啟六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廠火藥庫發(fā)生大爆炸，造成2萬多人死傷。同年熹宗在西苑游玩時不慎落水，一年后死去。接替熹宗的是信王朱由檢，是為思宗，年號崇禎。他即位后，銳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宮外。時機成熟后，思宗下令魏忠賢去鳳陽守陵。魏忠賢在前去過程中得知被思宗已派錦衣衛(wèi)來逮捕他，便與黨羽李朝欽一起自縊。思宗將其首級懸于河間老家。同時將客氏押到浣衣局處死。閹黨其它分子也被貶黜或處死。閹黨專權(quán)雖然結(jié)束，但其后朝中又黨爭不斷，思宗對朝政又開始失望。并加強集權(quán)，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明思宗在位期間，首先要面臨女真的外患。本來在袁崇煥的經(jīng)略之下，遼東的形勢已經(jīng)有所改觀。但是，后金在遼東戰(zhàn)場失利的情況下，改采越過長城，直接偷襲北京的方法攻明。幸在袁崇煥的保衛(wèi)下北京得以平安。但是到崇禎三年，思宗誤中后金反間計，誅殺袁崇煥，自壞長城，從此在與后金的作戰(zhàn)中只能被動挨打。1640年清軍攻打錦州，結(jié)果明軍大敗，洪承疇投降。遼東地區(qū)至此基本全數(shù)淪陷。

另一方面，由于旱蝗連年加上官府剝削，大量川陜地區(qū)流民、饑民爆發(fā)民變。這些農(nóng)民采取游擊及分頭進攻之戰(zhàn)術(shù)，嚴重拖累明朝兵力。1636年，原先的農(nóng)民軍領(lǐng)袖高迎祥戰(zhàn)死，李自成便接替高迎祥成為新闖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陽，殺死福王朱常洵，農(nóng)民軍也得到了大批糧餉。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關(guān)，十一月占領(lǐng)西安。此外，另一支張獻忠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軍主要在南方發(fā)展，先是控制了湖廣地區(qū)，之后又改進攻四川，是為大西政權(quán)。但是，兩支農(nóng)民軍沒有合作，而是競爭的關(guān)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崇禎十七年三月，農(nóng)民軍攻陷大同、宣府、居庸關(guān)，十七日已兵臨北京城下。十八日，農(nóng)民軍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明思宗在北京煤山自縊，明朝滅亡。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沒有及時對在山海關(guān)的明將吳三桂采取措施，結(jié)果吳三桂引清兵入關(guān)。四月廿一日，李自成親率部隊攻吳三桂，失敗。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燒宮殿與九門城樓，向西撤退。農(nóng)民軍僅在北京駐扎四十一日。之后，農(nóng)民軍接連內(nèi)訌，戰(zhàn)斗力大損，與清軍交戰(zhàn)時也連連失敗。五月初二，清攝政王多爾袞進京。為安撫漢人籠絡民心，多爾袞下令禮葬明思宗，臣民服喪三日。八日，順治帝進北京。北京開始成為清朝的都城。

明代萬歷皇帝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提到朱翊鈞這個人，不少人第一時間可能就會想到他就是明朝的萬歷皇帝，也可以稱之為“明神宗”。他的知名度在明朝皇帝當中屬于前列，這主要是因為在他在位期間，發(fā)生了許多辨識度極高的明朝歷史大事件。而這些大事件對于明帝國來說，還都是要命的真正的大事件——無一例外都影響了明朝的國運，也因此有人說“明朝是亡于萬歷”。

那么，這么一個皇帝，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近他，看看這個朱翊鈞的一生和他的性格以及那些圍繞著他不可不談的明朝歷史大事件吧。

萬歷皇帝的大臣們中間最有知名度的應該是張居正了，這位張居正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對于當時的明朝來說，能擁有這么一個偉大的改革家是明朝的福氣。對于日益緊張的帝國財政，善于理財和改革的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讓明朝的府庫變得日益充盈。這幾乎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這樣的一位偉大的改革家的私人品德卻未必也如同他的成就那般耀眼，比如說其實私下里他并沒有自己所說的那么勤勤懇懇，也并沒有那么清廉，張居正曾經(jīng)打造過遠超規(guī)格的轎子，也曾經(jīng)私自接受邊疆大將送過來的美人和珠寶。

并且他曾經(jīng)對著同僚發(fā)表過如此的言論——“吾非相也，吾乃攝也！”在一個中央集權(quán)君主專制的封建國家，如此言論自然是觸犯了所謂的“忠孝節(jié)義”，而張居正同時還是萬歷皇帝的老師，在對萬歷皇帝的日常教授當中，張居正經(jīng)常教授的就應該是所謂的“忠孝節(jié)義”、“人倫綱常”等儒家經(jīng)典。

這對于當時年齡尚小的萬歷皇帝來說，這樣的反差其實已經(jīng)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自己了。只不過可能那個時候就連萬歷皇帝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反差帶來的不信任的種子其實已經(jīng)在心里生根發(fā)芽了。

這種種子隨著萬歷皇帝的長大越發(fā)的長大了，對于曾經(jīng)敬仰若神明的張居正，萬歷皇帝的態(tài)度變化越來越明顯——從一開始的堅決維護，到最后的刻意打壓。

這一切的變化，正是萬歷皇帝的心路歷程。在張居正死后不久，萬歷皇帝最后將張家抄沒，萬歷皇帝為什么一定要這么做？

其實都是有跡可循的，有人說他本性如此，其實是不準確的，結(jié)合后來的一些事件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當萬歷皇帝第一次知道那個肱骨之臣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小心思的時候，從那一刻起，其實張居正的高大形象已經(jīng)在他心里崩塌，一起瓦解的還有張居正為代表的那一幫文官集團們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懷疑與不信任的陰影，而這種陰影已經(jīng)成功的刻在了萬歷皇帝的心里。

萬歷皇帝此后的許多行為變得十分著名——比如說作為皇帝，卻對斂財極其有興趣。不但到處派遣稅官進行收稅，還創(chuàng)造出來了臭名遠揚的礦稅，以至于文武百官沒有不議論紛紛的，對于皇帝的這種斂財行為，官員的反彈其實還是很嚴重的，因為皇帝收的錢并不會充入國庫，而都是進入皇帝私自的腰包。

在之后的歷史時間里，萬歷皇帝依然我行我素，繼續(xù)推動著自己的斂財大計。不得不承認，在搜刮民財以及中飽私囊上，其精明過人之處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讓文武官員詬病不已。

鳳陽巡撫李三才，就于萬歷二十八年六月直言不諱的指出萬歷皇帝的貪財本質(zhì)將會給國家?guī)淼奈：Γ?/p>

礦稅煩興，萬民失業(yè)，朝野囂然，莫知所計...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噬嫌疸y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昔元政不綱，黷貨無厭，群小擅命，故高皇帝奮此一劍而取之，如摧枯拉朽焉。此殷鑒之不遠者也。

作為富有四海的皇帝，如此行為的背后其實依然是一種不信任官僚集團的潛在思維，他更信任宦官們和自己的腰包，在他眼里自己其實不是官僚們的皇帝，他更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他要盡可能的多撈多占，這明顯是一種責任感和理想主義的破滅和缺失。

萬歷皇帝的后宮也不安分，他很寵愛鄭貴妃，但是自己曾經(jīng)在酒后臨幸過一個身份卑賤的宮女，因而長子早早就有了，鄭貴妃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太子，但是明朝的嫡長子繼承制是《皇明祖訓》所規(guī)定的，這就讓群臣犯了難，對于皇帝的無理要求，群臣堅持不退讓。這就激怒了萬歷皇帝，于是他采取了極為消極的對抗態(tài)度——罷工。

在貪財?shù)拇竺弊酉?，萬歷皇帝于是又有一個好色的大帽子——由于因為皇儲繼承者的原因，萬歷皇帝與群臣賭氣，多年不上朝，以此來要寫群臣退讓，在大臣們看來，這就是沉迷酒色的狀況。畢竟萬歷經(jīng)?！邦^暈眼黑，力乏不興”。

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寫的一本奏疏名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又名《酒色財氣疏》，他針對萬歷身體狀況不佳（“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的情況，上疏批評、勸誡，在他看來，萬歷皇帝之所以身體不好就是因為酒色財氣四個字，如此徹底坐實了萬歷好色的本質(zhì)。

但有時候歷史的真相還是頗具有戲劇性的，新中國成立之后，對于之前的明朝皇陵進行了挑選之后，又郭沫若帶頭選中了萬歷的定陵進行挖掘，之后確實發(fā)現(xiàn)了萬歷皇帝的尸骨。

經(jīng)過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其本人確實在活著的時候有嚴重的腿疾和牙病——按照考古報告顯示，萬歷皇帝本人不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而且半個牙床嚴重干癟受損。那如此一來看的話，關(guān)于萬歷皇帝不上朝的原因，說不定還真不是因為好色，而是真正的有病。

明儒李三才及其《撫淮小草》孤本考略

根據(jù)《明史·李三才列傳》與周駿富所編《明人傳記資料叢刊》，李三才（1552—1623），字道甫，號修吾，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十月，享壽七十有二歲。世代為武功右衛(wèi)軍籍，陜西臨潼人。因其祖父調(diào)衛(wèi)燕京，其父移家至順天府通州（北京通州），于張家灣定居。登萬歷二年（1574）進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戶部主事，歷山東僉事、河南參議、大理少卿、郎中、御史中丞；與南樂魏允貞（1542—1606）、長垣李化龍（1554—1611）以經(jīng)濟相期許。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至萬歷三十九年（1611）期間，奉旨擔任“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為明朝漕運事務的高級官員。

李三才有詩才，錢謙益（1582—1664）《歷朝詩集小傳》錄有其傳，陳田《明詩紀事》卷十一、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卷五十二，都收有其詩。李三才在管理漕務時，又有一本記載自己言行的《撫淮小草》（或作《漕撫小草》），陳子龍（1608—1647）主編的《明經(jīng)世文編》卷四二一，也選錄了其中六篇奏稿。此外，明儒陳豁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三，載有《撫淮小草序》；湯顯祖（1550—1616）《湯若士小品》與《湯顯祖詩文集》，都收有《讀漕撫小草序》；趙南星（1550—1627）《味檗齋文集》卷五，錄有《漕撫小草序》；顧憲成（1550—1612）《涇皋藏稿》卷六，收錄《中丞修吾李公漕撫小草序》；文秉（1609—1669）《定陵注略》卷九，收有《淮撫始末》，都可以提供研究參考。

又根據(jù)孫承澤（1592—1676）《畿輔人物志》與孫奇逢（1584—1675）《畿輔人物考》記載，李三才“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后，壙無志，墓無碑，所著《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誡（戒）恥錄》諸書，無一存者”。此外，據(jù)朱彝尊《明詩綜》，以及光緒五年（1879）《通州志》卷八《人物志·鄉(xiāng)賢·李三才傳》記載，李三才還著有《灼艾集》《無自欺堂稿》與《鷦鷯（軒）詩集》等，又有《永慕錄》著目，可惜現(xiàn)均不存。唯一傳世的孤本專著，僅有典藏于東京大學的《撫淮小草》。

《撫淮小草》為明萬歷刊本，凡十五卷，十六冊，卷前有萬歷三十年（1602）祝世祿《李中丞公〈撫淮小草〉序》、朱吾弼《〈撫淮疏草〉序》與陳璧《〈撫淮小草〉敘》三篇，以及萬歷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小草〉自敘》一篇。原系“東京帝國大學”收藏，今典藏于“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于《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編號為“東大總G30—564”，四部分類為“史部·詔令奏議之類·奏議之屬”。至于雕印刊本如何自中國歸藏于此，并未能明確考知。此書卷首前鈐有正方陽文篆印一方：“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版面長約29公分，寬約

19公分；正文內(nèi)頁長約23公分，寬約16公分，天頭4公分，地腳2公分。序跋版心上書標題，雙魚尾下記頁次，每頁各六行，每行約十二字上下之間，每行寬2.5公分。正文每卷首行為書題，次行署“關(guān)西道甫李三才著”；版心上書“撫淮小草”標題，雙魚尾下記卷次與頁碼，每頁各九行，楷書雕版，每行約十六字上下之間，每行寬1.5公分。本書目錄總十一卷，凡九十八疏，皆為“奏議”陳疏；但于卷之十一正文之后，尚有卷之十二至卷之十五，凡四卷，前兩卷皆為“牌札”，后兩卷為“告示”與“批詳”，而各條內(nèi)容并未著于卷前目錄。此書卷后，尚刊錄有廷尉董基《讀李道甫〈撫淮小草〉》、胥史沈潅《讀〈撫淮小草〉》兩篇讀序；以及楊洵《〈撫淮小草〉跋》、徐鑾《〈撫淮小草〉后跋》兩篇后跋。

由以上《撫淮小草》序跋及卷次內(nèi)容可知，由于萬歷中葉以來，連年征戰(zhàn)及宮殿火災，于是財政急遽惡化，遂有“征礦稅”以充實國庫之窳政。萬歷三大征——萬歷二十年（1592）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抵抗豐臣秀吉（1537—1598）的援朝鮮戰(zhàn)爭、萬歷二十年（1592）平定哱拜之亂、萬歷二十二年（1594）至萬歷二十八年（1600）鎮(zhèn)壓楊應龍（1551—1600）與其他的苗族部落叛亂。益之以宮殿火災，使得國用匱乏，于是才征收礦稅。由于征收礦稅，系由朝廷欽命派遣宦官執(zhí)行，直接繳入國庫，并不受到中央及地方官的節(jié)制，這便產(chǎn)生了各種嚴重的弊端。萬歷征收各種礦、鹽、珠等商業(yè)稅，主要是為了充實私房內(nèi)庫，而專派太監(jiān)充當稅監(jiān)，違反國家體制，因此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李三才即為反對最為激烈嚴切者。太監(jiān)奉皇帝欽命，肆無忌憚，違法亂紀，以致各種駭人聽聞的弊端層出不窮。根據(jù)統(tǒng)計，當時稅監(jiān)所收之稅，僅百分之十至三十五左右，歸進皇帝的內(nèi)庫，其余則落入宦官之手，大飽私囊；因此，征收礦稅的最大獲益者，其實不是皇帝，而是這一小撮貪得無厭的宦官們。當時朝中大臣反對礦稅奏疏甚多，尤其以萬歷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撫淮小草》卷之三《第一停罷礦稅疏》為最激烈。由李三才上疏內(nèi)容，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礦稅繁興使萬民失業(yè)；其次，搜括之政令頻下，阻撓者皆得罪；再者，收稅者多為無賴之徒，假旨詐財?shù)男袨閷乙姴货r；最后，李三才提醒萬歷皇帝，皇帝的職責在于使百姓衣食無缺，百姓地位雖卑下，渴望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卻無異于皇帝；若不能滿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天下絕對不可能安定。李三才此疏，已觸及皇帝之職責、百姓之生存權(quán)利，與黃宗羲（1610—1695）《原君》所呈現(xiàn)的思想極為類似，差別僅在于未涉及君主專制的起源罷了。

《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嘗云：“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數(shù)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庇终f：“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泵鞒鹿僮鲪憾喽苏撸纾河⒆谥跽瘢?？—1449）、憲宗之汪直（？—1559）、武宗之劉瑾（1451—1510）、熹宗之魏忠賢（1568—1627），都是大家耳熟能詳者，他們所犯下的罪惡，可謂罄竹難書。萬歷皇帝派去征礦稅、珠稅、鹽稅的征榷之使，就是宦官，很顯然沒有將這個祖訓聽進去。由于萬歷至崇禎這一段期間，宦官為禍最烈者，不外乎萬歷時之礦監(jiān)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人，以及天啟時的魏忠賢，最為貪橫，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都敘述了太監(jiān)馬堂的惡形惡狀。因此，樊樹志《晚明史》上卷謂：

礦稅太監(jiān)的弊端是制度性的，即對一種特殊權(quán)力缺乏必要的制衡手段。礦稅太監(jiān)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qū)m廷內(nèi)庫進奉，不受中央 *** 及地方 *** 監(jiān)督，又無制度保障可言，于是形成了財政上的巨大漏洞——征多繳少，太監(jiān)們中飽私囊，大量財富落入他們私人腰包。萬歷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撫白希繡向神宗揭發(fā)，山西每年征解稅銀45200兩，稅監(jiān)孫朝只向內(nèi)庫進奉15800兩，其余29400兩全由孫朝以假稱拖欠的手法攫為己有。這就意味著65%的稅銀被孫朝貪污了。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黃克纘向神宗揭發(fā)，稅監(jiān)馬堂每年抽取各種稅銀不下25萬至26萬兩，而每年向內(nèi)庫進奉才78000兩，七年之內(nèi)隱匿稅銀130馀萬兩。所謂“隱匿”云云意味著70%以上的稅銀被馬堂貪污了。

礦稅太監(jiān)之貪污，雖然造成人民極大的財物損失，但是掠奪式的征收商稅所引發(fā)的民變，可能更為嚴重。這種設(shè)重重關(guān)卡征稅的手段，等于一件商品重復課稅，最后必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漲，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最嚴重的狀態(tài)可能是商業(yè)活動停止。更過分的是，侵占較貧弱商人之商品資金及各種非法的糧食稅。而這些太監(jiān)膽敢如此囂張肆虐，純粹出自萬歷皇帝的包庇，這也是李三才不斷連番抗顏上疏的主要原因。

據(jù)史載萬歷十年（1582）后的二十余年間，即萬歷十一年至三十多年左右，由于萬歷三大征及征收礦稅，使國家政治及人民經(jīng)濟起了重大變化，國窮民蹙。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指出，萬歷三大征使明朝在萬歷二十八年（1600）財政狀況甚至比嘉靖、隆慶時期更糟。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也指出，萬歷中葉的礦稅源于朝鮮戰(zhàn)爭后國庫空虛，并且因為宦官貪得無厭，導致人民普遍貧窮。參酌以上說法，再加上本文李三才《撫淮小草》的相關(guān)奏疏綜合看來，晚明神宗萬歷四十余年間（1573—1619），尤其自萬歷中期以后，可以說是由富轉(zhuǎn)貧的一個關(guān)鍵時間點，也是明史上一個變化最劇烈的階段；不論是政治、經(jīng)濟與學術(shù)思想各方面，都面臨了重大的轉(zhuǎn)變。明朝由富轉(zhuǎn)窮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整個國家社會自萬歷中期以后，人民普遍貧窮，生計日益困頓蕭條；而事實上，最為嚴重的關(guān)鍵，在于皇帝權(quán)要的掠奪，尤其以“征礦稅”此一事件，在天災戰(zhàn)禍頻仍的明末，正是此時國勢消長、經(jīng)濟榮枯的分界點。雖然，道致明中葉以后國家窳亂、人民困苦的原因很多，透過李三才《淮撫小草》奏疏可知，其中有源自制度設(shè)計不善者，有源自天災戰(zhàn)禍者，更有出于當權(quán)者之剝奪與稅收弊端者。稅收收入不足，意味著 *** 不能充分地管理帝國的資源，實際上對納稅人不利。由于正常的稅收不能彌補支出，必要的項目開支就要通過其他各種方式來解決；而私下的派征，因缺乏有效的審核，容易造成資金的浪費，往往更成為弊端叢生的犯罪淵藪。由于以自耕與佃耕為主體的脆弱小農(nóng)經(jīng)濟，導致稅收不善，加上縣官里胥漠視稅收細節(jié)及缺乏監(jiān)督機制，又因戰(zhàn)爭、天災頻仍，成為國政弊病多端的重要原因。

李三才《淮撫小草》，可以說是萬歷國政衰敗、民生凋敝的縮影寫照，也是一位深具經(jīng)世韜略的有志士大夫，真切篤實的理政心聲，因系海內(nèi)外孤本，又遺珍于東瀛，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提供政界與學界參考。

（作者單位：臺灣師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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