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的規(guī)定有多嚴連戲子的扮相都有要求

《大明律》的規(guī)定有多嚴連戲子的扮相都有要求

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初一，英明神武的明成祖朱棣不知哪根神經(jīng)受了刺激，頒布了一項基本國策：“今后人民倡優(yōu)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jié)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讀帝王圣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钡膊槌鲞`規(guī)者，殺他全家。

在電視、互聯(lián)網(wǎng)、報紙、手機等先進玩意兒未發(fā)明的時代，老百姓最普遍的娛樂方式就是聽戲。朱棣頒布此限娛令，擺明了就是要對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進行摧殘。其實也不必奇怪，早在朱元璋開創(chuàng)大明帝國之初，《大明律》中就有類似規(guī)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裝扮者同罪?！?/p>

朱元璋是個除了皇權(quán)對其他都無所謂的人，但卻對一出戲表現(xiàn)出了很高的熱情，這出戲叫《琵琶記》。其實這出戲歷史悠久，自宋代開始便在民間廣為傳唱，但遺憾的是，一直以來都為官府所不容，因為主人公蔡二郎就是個陳世美。毫無疑問，這出戲戳了那些為了富貴而背棄良心的文人的傷疤。

明朝剛建立之時，《琵琶記》作者高則誠就很合時宜地對該劇進行了改造加工。蔡二郎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屹立于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偉大形象。父母叫他去考科舉，他以無法在家照料雙親為由，“辭試不從”;宰相強迫他入贅相府，他“辭婚不從”;被欽點為狀元之后，他又以父母年邁，需回家盡孝為由，“辭官不從”。重新“裝修”的這出戲遇到朱元璋這個知音，遂完成了由奴隸向?qū)④姷娜A麗轉(zhuǎn)身。

為何朱元璋一手限娛令，一手樹典型?

拋開完備的《大明律》，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布《大誥》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朱元璋親自操刀，就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建立了一套系統(tǒng)的行為規(guī)范。不僅如此，他對老百姓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比如該住在哪兒，該用什么器皿，該穿什么顏色的衣服，該戴什么樣的首飾，更有甚者，怎樣婚喪嫁娶，長輩晚輩該怎么稱呼，他都給規(guī)范好了。朱元璋對《大誥》的要求是，所有臣民，至少一家收藏一本，沒事只管背，處理事務時，這就是行為指南。

從朱元璋近乎變態(tài)的規(guī)范中，我們不難理解，限娛令和樹典型其實都只是他諸多規(guī)范中的一個方面，其實質(zhì)還是樹立封建道德標桿。對老百姓而言，限娛令也好，樹典型也罷，都不過是做做表面文章，目的在于建立道德統(tǒng)治。朱元璋依靠強權(quán)，讓老百姓奉《大誥》為圣經(jīng)，但遺憾的是，他死后沒多久，《大誥》就被他的臣民“飄散在風中”。老百姓喜歡什么樣的娛樂，整個社會需要什么樣的道德規(guī)范，并非是簡單的行政手段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的。古今皆然。

古人是怎樣澄清吏治的？

中國古代從嚴治政的思想與實踐，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提倡廉政和制止、整肅腐敗的思想與實踐。古代一些清醒的統(tǒng)治者深深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從保持社會穩(wěn)定和鞏固政權(quán)的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堅持不懈地與腐敗現(xiàn)象進行斗爭，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jīng)驗，這些經(jīng)驗在當今也具有現(xiàn)實的借鑒意義。高層官吏律己正身，倡導樸素節(jié)儉的社會風尚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敝T葛亮據(jù)此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边@些思想表明，德治教化首先要從最高統(tǒng)治集團做起，否則政令就無法得到貫徹，也就不會收到成效，倡廉更是無從談及。在中國歷史上，不少王朝的統(tǒng)治者深知這一道理。他們律己正身，倡導樸素節(jié)儉的社會風尚，影響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階段吏治的清明。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內(nèi)的古代高層廉吏的自律行為具有以下特點：1、倡行節(jié)儉，嚴格誡子奢侈享樂．貪圖安逸是歷代官員走向腐敗的開始。防止腐敗須從最高統(tǒng)治集團做起。史書記載，漢光武帝劉秀一生保持節(jié)儉作風，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稱帝后“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wèi)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诩s之風，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張勤儉．遠奢侈之風，以“務從約省”來約束自己和各級官吏，這是“光武中興”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國使臣敬獻名馬一匹、寶劍一把，劉秀下令將馬用于軍事，寶劍賞給有功將士，并以此向郡國頒詔，剎進貢之邪風。他反對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囑臣下不要為身后葬儀而鋪張浪費，不要因葬儀而影響正常公務。作為一代帝王能如此節(jié)儉是難能可貴的，這為全國各級官吏做出表率，從而出現(xiàn)了東漢前期清廉節(jié)儉的社會風尚。2．勵精圖治，勤政為國隋文帝楊堅是歷史上勤政廉潔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嚴謹節(jié)儉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認定“力儉則富，貪奢則亡”的道理。主政后積極推行“節(jié)儉恤民，勤政務實”政策．提高了國家機構(gòu)的行政效率，激發(fā)了農(nóng)民的積極性，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各級府庫錢物山積，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納。到開皇末年，天下的錢糧，可供支五六十年。儲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務。每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過午也不知疲倦。有時和大臣討論國事，往往日薄西山還不罷休，侍衛(wèi)只好將飯送上殿堂。他注意體恤百姓，當了解到關中災區(qū)民間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車駕外出，有人上書都要親自過問：遇到扶老攜幼的人群，便告訴衛(wèi)士不得驅(qū)趕，主動避讓，道路難走的地方還要遣隨從幫助挑擔者。充分體現(xiàn)仁政作風。3．秉公辦事，清廉自守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才能保證法律公正和吏治清明。宋太祖皇后之弟王繼勛，既是外戚，又是大臣。一貫濫用職權(quán)，縱貪淫樂，欺壓百姓。宋太宗派人調(diào)查核實罪行后，遂下旨將其斬首示眾。朱元璋秉公辦事更為突出。他執(zhí)法嚴明，懲治貪官不論皇親國戚還是功臣子弟。駙馬歐陽倫因利用權(quán)勢販私茶被賜死；開國功臣胡大海是朱最親信的將領，其子私自釀酒出售獲取暴利，朱元璋親自將他殺死。對這兩宗案件的處置，有力地維護了大明法律的尊嚴，使吏治得到整肅。舉賢任能，選拔與培養(yǎng)勤政為民的清官廉吏素質(zhì)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潔清明政權(quán)的基礎，對整飭官風，保證封建政治正常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歷史上凡是開明的君主及其統(tǒng)治集團中的代表人物總會在不同程度上重視選拔與培養(yǎng)清官廉吏。1、“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的重才思想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結(jié)合自己的治國體會，提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論斷，這是當時對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視人才群體的作用。他對禮部臣僚們說：“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后治。故為國得寶不如舉賢”。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經(jīng)典意義。他指出：“自古選賢任能，為治之大道?！彼?，“致治之道，首重人才”。這些論述，從不同的側(cè)面揭示了天下興亡、社稷安危、國運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讀起來仍覺獲益匪淺。2、“德才兼?zhèn)洹薄ⅰ耙缘聻橄取钡倪x才標準選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礎，用什么樣的人事關吏治民風和政權(quán)安危之根本?！暗虏偶?zhèn)?，以德為先”的選才標準包含著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意義重大而深遠，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重要啟示：一是要堅持全面看人，慎選賢才。荀子提出賢才需是“諫、爭、輔、拂之人”，這種人能除“國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國君之寶”。孫武總結(jié)用兵之道，提出為將者，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的基本素質(zhì)。他指出：“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略，通權(quán)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恂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缺一不可?！彼抉R光進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標準。其中“道德”即今天講的“德”，“智能”即今天講的“才”。明朝劉斌在《復仇疏》中提出選才的標準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敝挥腥呓詡洳拍墚敶笕?。古代關于用人基本標準的思想在客觀上要求朝廷謹慎選用官吏，突出廉吏的表率作用。據(jù)史書記載，漢宣帝尤為重視刺史、守相二千石(郡首)等親民官的選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說：“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宣帝選出的官吏，中央公卿“清潔自首，語不及私”者眾多，地方長官中頗有治績的清官比比皆是，官場上形成了積極向廉的健康風氣。二是堅持德才兼?zhèn)涞倪x人標準，并不是將德與才等量齊觀，而是非常重視德對才的統(tǒng)帥和主導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針對世人不辨才與德異，通為之賢，因而用人失當?shù)慕逃?，給德與才下了這樣的定義：“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他進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之謂‘圣人’，才德兼亡之謂‘愚人’；德勝才之謂‘君子’，才勝德之謂‘小人”’?！熬訏恫乓詾樯疲∪藪恫乓詾閻骸?，所以，“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見，德是何等重要。司馬光在《論選舉狀》中，將“德帥才資”的思想表述得更為明確、具體，指出：“取才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jīng)術(shù)，其次政事，其次藝能”。明初在選舉官吏方面，薦舉、學校和科舉三途并用。不論哪種方法，都把德行作為選任官員的首要條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詔求天下賢才，強調(diào)司察舉賢才必須“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由此，以德為先的用人思想通過詔書的形式轉(zhuǎn)化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人準則?？滴踉凇吨螄ビ枴分?，根據(jù)切身體會，深刻闡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對吏部說：“國家用人凡才優(yōu)者固足任事，然秉資誠厚者亦于佐理有裨”?！半蘼犝心?，見人或自恃有才輒專資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優(yōu)為佳，若止才優(yōu)于德，終無補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為古人講的德，是擇官選吏的標準，主要講的是官德，而廉潔問題是官德中的首要問題。魏征在給唐太宗的對策中，論及德才關系時指出：“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干，為害極多。”康熙在論擇官時強調(diào)：“節(jié)操清廉為最緊要”，對任督撫等職的大吏，任前“必詳加察訪”；到任后，又時時以“大官廉則小官守”相告誡。他曾多次下令臣下舉薦清廉官吏，并利用巡幸的機會，到各地巡訪，以求發(fā)現(xiàn)清官。一些才學優(yōu)長、品行廉潔的官吏被委以重任?？滴醯蹖η骞倭舻奶岚沃赜?，從政策導向上為大小官員樹立了榜樣，有利于遏制當時官吏隊伍中的政治腐敗現(xiàn)象。三是古人主張“德才兼?zhèn)洌缘聻橄取钡倪x人標準，并不是不加分析，一味強調(diào)德的重要，而是根據(jù)治理國家的實際需要，靈活掌握選人標準，使選人服從“治世”。曹操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張亂世之時，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的人。魏征則更為明確地指出：“但亂世唯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囿于歷史的局限，這種論斷顯然有偏頗之處，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視的，它對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選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3、“唯才是舉”、“量才授官”的用才路線我國封建時代的一些統(tǒng)治者在治國實踐中重視人才的作用，選拔官吏時不拘一格，“唯才是舉”，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吏治的清明和政治穩(wěn)定?！拔ú攀桥e”的用人思想以制度的形式相對固定下來，是隋唐時期確立的科舉制。不論什么人都可以通過國家考試獲得“入仕”資格。取得這一資格的人，絕大部分還要通過銓選，即“量才授官”才能擔任官職。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總體上體現(xiàn)了客觀、公正、平等的原則，具有歷史進步性。宋明時期，科舉制得到逐步完善。北宋初，太祖趙匡胤為得到大批人才，除要求各級官員及時向朝廷積極推薦各類人才外，主要是通過考試將大量有用的文人收羅到自己周圍，為宋朝服務。明朝初期，統(tǒng)治者在官吏的銓選和考核方面建立起一套嚴格的制度，考核由吏部負責。對官吏的考核分考滿和考察兩種。考滿是對每個官吏分別進行的專門考核，官吏任職滿三年為一考，三考為滿，即三年為初考，六年為再考，九年為通考?？己私Y(jié)果分為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等，以此作為官吏升降的依據(jù)；考察是對官吏統(tǒng)一進行的考核，其中中央官吏六年考一次，地方官吏一般三年考一次。明初的考核制度之完備和嚴密為前代所不及，通過考核制度的認真貫徹執(zhí)行，懲處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同時選拔了一批清正廉潔之士。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者從鞏固政權(quán)建設的需要出發(fā)，不僅重視選人、用人，也很注意育人。如漢光武帝劉秀通過設立太學培養(yǎng)官吏，以提高各級官吏的文化素質(zhì)，為國家各級政權(quán)不斷充實新生力量。明朝建國時規(guī)定：“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币虼?，國子監(jiān)就成為明初培養(yǎng)官員的重要基地。清康熙皇帝堅持“大法小廉”的指導思想，在吏治建設中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培養(yǎng)高級官吏，造就出一批像兩江總督于成龍這樣的由于清廉賢能，而從微官不斷升遷至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員。（劉曉紅）

大明律法是如何建立的？

明太祖朱元璋這位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卑賤的皇帝，卻以雄才偉略，審時度勢，建立了高度集權(quán)的大明王朝。而為了保證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他又是歷代皇帝中少有的重視國家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統(tǒng)治者，他制訂了象紋三彩磚《明律》和《大誥》，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以及推行普法教育和宣傳的手段，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元末的社會動蕩，使國家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為了盡快恢復統(tǒng)治秩序，朱元璋認為就需要依法治國。朱元璋在吳元年（1367）十月就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草創(chuàng)律令。李善長等建議以集大成的唐律為藍本來制定明律，到吳元年十二月，完成了律書的編寫，其中包括律285條，令145條，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后來，朱元璋還是覺得已定的律令不夠完善，在實踐和總結(jié)中又不斷對其進行修訂。洪武六年（1373）夏天，刊行了《律令憲綱》，這年冬天又命刑部尚書重修《大明律》，到洪武七年（1374）基本成書，篇目與唐律相同，共六百零六條，三十卷，頒行天下。從吳元年到洪武六年，先后歷經(jīng)七年的反復修改，而以后又有所增損，洪武二十二年（1389）刑部又奏請修訂，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才正式頒布。經(jīng)過二十多年修訂完善的《大明律》有：律文三十卷，四百六十條，按照朝廷六部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有五刑、十惡、八議等各個條款。

《明律》比唐律在條文上言簡意賅，但嚴酷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犯了“謀反”、“謀大逆”之罪，在行刑上，《唐律》規(guī)定為首犯處以斬刑，其父及年在十六歲以上的兒子都被處以絞刑，但其余親屬不處死；而《明律》規(guī)定，不分“主犯”、“從犯”一律凌遲處死，他們的祖、父、子、孫、兄弟，甚至同居之人，不管是否患有疾病，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都處以斬刑。不區(qū)別情節(jié)輕重，而且株連范圍之廣，實在駭人聽聞。

前朝的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曾經(jīng)切身的經(jīng)歷，使朱元璋深知官吏的貪婪是造成百姓疾苦的重要原因，所以對職官犯罪也制定了嚴峻的法令，在《明律》中專門設置了《受贓》一篇共計11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19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guī)定監(jiān)守偷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就判斬刑；官員一律由朝廷任用，大臣不得私自干涉，否則就是死罪處斬。《明律》還規(guī)定嚴禁官吏之間互相標榜推薦，如有人向上薦舉某位大臣，就以“奸黨”論處：“犯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chǎn)入官”。這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干擾皇帝選用官員的意志，而所有的人都要按照皇帝的意志行事，這就從國家根本大法上加強了君權(quán)。

《明律》的制定，在中國古代立法中已近完善。但是，要所有的臣民都遵循這一法典的難度并不亞于其制定的難度。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識字的人很少，要讓人人學習所頒行的法典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朱元璋這位布衣天子就是能想出他獨到的辦法。早在吳元年擬定《明律》之初，朱元璋就命大理卿周楨等人將剛剛擬定的律令中有關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詳細解釋律令的含義，并發(fā)布到各個郡縣。洪武十八年（1385），頒行《大誥》，接著頒行《續(xù)編》、《三編》和《大誥武臣》，而這些都是匯編的生動的案例。朱元璋親手編制的《大誥》屬于懲治官吏的特別刑事法規(guī)，一共236條，都是朱元璋親自處理過的案件。它以實際的案例來說明某種過錯是觸犯了哪條律法，進而會受到怎樣的處罰。這種切身說法是很容易讓老百姓聽懂、記牢，進而遵守的。讓老百姓“知”什么問題由此解決，之后，朱元璋又找到了解決“如何知”的辦法。他下令全國的府、州、縣學堂中的教師以《大誥》為教材，每天教學生誦讀，熟記，讓國人從小就學法懂法，而且每三年老師要帶領學生到禮部背誦，視背誦的多少給予獎賞或處罰。后來，朱元璋又下詔將《大誥》列為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凡在鄉(xiāng)民集會上都要宣講《大誥》。如果這樣還不能達到臣民從小遵守的目的，那么朱元璋還有一招“治亂世，用重典”的強制措施。他要求無論官、民，家家都要有一本《大誥》，并規(guī)定家有《大誥》者犯“罪”時可以減罪一等，否則就要加一等判刑。本來砍頭的罪，減罪一等就改為流放了，總是能撿回一條性命。在《明律》中有著那么多酷刑，減一等刑罰總是好事，所以人們也就會記得家家保存一冊《大誥》了。朱元璋利用種種方法推行律法，其目的是想通過律法的宣傳和教育，使廣大臣民服服帖帖地在其統(tǒng)治下生活，以維持他作為君主絕對的權(quán)威。

《明律》是朱元璋一生政治生涯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是他費盡心力，歷經(jīng)二十年，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朱元璋把它視為維護朱明王朝長治久安的法寶，在他的《祖訓》中囑咐子孫們必須遵行這部法典，一字不可更改，使《明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準繩”。

《大明律》和《唐律疏議》的異同

前者注重經(jīng)濟立法，后者注重刑事法典前者總結(jié)歷代法律施行的經(jīng)驗和教訓而詳細制定而成，后者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前者以六部分作六律總目的編排方式，后者以闡明律條文義并通過問答形式前者主要指對謀反、大逆等民變的嚴厲措施，后者主要指地主階級內(nèi)部的訴訟兩者正刑相同兩者都具有權(quán)威性兩者都維護封建經(jīng)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調(diào)整各方面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兩者立法理論都依據(jù)儒家學說，并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其法律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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