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為何能受到嘉慶帝的優(yōu)待，并且一直升官

紀曉嵐為何能受到嘉慶帝的優(yōu)待，并且一直升官

對紀曉嵐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紀曉嵐跟漢武帝時期的東方朔很相似，都是皇帝的寵臣，一生嬉笑怒罵，行為乖張。他們面對的君主，都以冷酷好殺著稱，倆人侍奉在猛虎身邊，都能做到壽終正寢，也算是個不大不小奇跡。

不過，要論人生的高度，紀曉嵐遠不及東方朔，雖然他的成就要遠高于東方朔。

提到紀曉嵐，人們就想到《四庫全書》，這部中華文化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其總纂就是紀曉嵐。能承擔類似工作的，都是才高八斗的學(xué)術(shù)巨子，紀曉嵐不逞多讓。

在《鐵嘴銅牙紀曉嵐》中，被和珅稱作“老紀”的紀曉嵐，在他還是小紀的時候，就是恃才傲物，鼻孔朝天的大牛。他六歲參加童子試，被譽為“神童”，院試科考又是第一名，鄉(xiāng)試再奪魁首，因此小紀年輕時很“拽”。

因為“拽”過了頭，24歲那年的會試栽了個跟頭，直到30歲“回爐補考”，才以第二十二名中了進士，又以殿試第四名，錯過了三甲的榮耀。

是金子總能發(fā)光，紀曉嵐雖然沒捧回“獎狀”，但是他的才華最終還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睞，一生作為御用文人，不離乾隆左右，恩寵無限。

在影視劇中，紀曉嵐扮演著“國之重臣”的角色，把和珅耍得團團轉(zhuǎn)，好像離開了紀曉嵐，大清王朝就要塌了似的。其實很扯淡，紀曉嵐在乾隆一朝最高的職務(wù)才是個兵部侍郎，嘉慶年間，臨近退休才被提拔為尚書。在清朝的官場上，侍郎、尚書其實算不上高官，更沒多少實權(quán)。

所以，本質(zhì)上說，紀曉嵐只是乾隆皇帝的裝點門面的花瓶!

古代的科舉取士，形成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官員們大多都是學(xué)術(shù)高手，因此即便仕途上不能春風得意，也可以具備成為學(xué)術(shù)大師的條件。紀曉嵐精通經(jīng)史子集，博覽群書，總該在學(xué)術(shù)界有所成就吧?

很可惜，除了總纂《四庫全書》外，他的個人著作非常寒酸，一部《閱微草堂筆記》和《紀文達公遺集》，就是他全部的作品。無論是文學(xué)還是思想成就，都與“家”相去甚遠。他的這點著作，絕大多數(shù)儒家仕子都可以做得到。

有人猜測，紀曉嵐之所以不潛心于著書立說，原因就一個——被文字獄嚇破了膽!

滿清是中國文字獄最盛行的時期，尤其是乾隆在位期間。有人統(tǒng)計，乾隆年間，共計發(fā)生文字獄一百三十多起，基本都是捕風捉影。翰林學(xué)士胡中藻，因為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被滅族;徐述夔的“清風不識字，何須亂翻書”，導(dǎo)致他被開館戮尸，他的孫子主動自首也被處斬，他的族兄徐首發(fā)和徐成濯，被乾隆認為，他們的名字是諷刺本朝剃發(fā)制度，以大逆不道罪處死。

讓紀曉嵐心驚肉跳的是，與他一同編撰《四庫全書》的總纂和總校們，居然全部都卷入莫名其妙的文字獄。這些人輕則被罰光家財，重則罷官丟職，更有甚者被活活嚇死。

如何躲避文字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封筆。紀曉嵐為了掩飾自己的內(nèi)心，還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們要寫的古人都寫遍了，怎么寫都不會超過古人，所以干脆不寫。

這就是紀曉嵐的圓滑之處，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面臨的環(huán)境，懂得如何自我保全：生命最可貴，余者皆可拋。

皇帝不就是喜歡拿自己當門面嘛，那就當好門面就行了，何必自找麻煩!這就是紀曉嵐遠不如東方朔的地方。

東方朔的處境其實不必紀曉嵐好，他被漢武帝視為弄臣，逗樂子的時候拿東方朔耍活寶，政事沒他的份。所以東方朔一生無所建樹，無非靠智慧斗心眼，跟漢武帝騙點錢財，過富家翁的生活而已。那么，東方朔的高度何在?

首先東方朔其實很有追求，很有骨鯁之氣，他曾經(jīng)多次給漢武帝上疏建言，甚至攪黃漢武帝與佞幸的聚會，其參政欲望非常強。只可惜漢武帝絲毫不給他機會，那不是東方朔的錯。

當東方朔意識到自己的尷尬境地后，他退而求其次。一方面他把自己的諫言，糅合在詼諧不羈的語言中，試圖潛移默化側(cè)面影響漢武帝。另一方面，他甘做隱于朝的“大隱”，這種格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我們讀東方朔，他的詼諧滑稽里，滲透著智慧和孤傲的氣質(zhì)。紀曉嵐同樣也詼諧，也行為乖張，比如他喜歡捉弄同僚，好抽大煙帶，一輩子光吃肉不吃米飯，每天行房事五次以上?？墒沁@些除了奪人眼球，什么也不是。

紀曉嵐這種“自甘沉淪”的方式，雖然讓他的成就黯然失色，卻能“平安著陸”。乾隆駕崩后，比紀曉嵐小二十六歲的和珅，被一道白綾送上西天，而紀曉嵐則受到嘉慶優(yōu)待，不光繼續(xù)升官，一直活到81歲，還享受了皇帝親自賜祭文，和贈“文達”謚號的殊榮。

紀曉嵐憑什么被稱為清朝的一大才子？沒見他留下什么著作??？

歷史上的紀曉嵐

—————————吳兆路博士在復(fù)旦大學(xué)的講演（節(jié)選） —————————

隨著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等清宮戲在熒屏上的連續(xù)播出，紀曉嵐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位乾隆年間的大學(xué)士，沒想到時隔200年后又“火”了一把，尤其是他與和坤的斗智斗勇，很出彩。電視劇中的紀曉嵐顯然被美化了不少，當然其中也不乏很多戲謔的成分。歷史上的紀曉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今擷取幾個不同的側(cè)面，以饗感興趣的人們。

河間才子入翰林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紀曉嵐出生于河間府獻縣崔爾莊。關(guān)于他的出生，長久以來就流傳著種種神奇的傳說。據(jù)朱為之寫的墓志銘說，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閃入其出生地對云樓，后遂被人們認為他是“靈物化身”。于是“昀”就被作為了他的名字?！瓣馈奔慈展獾囊馑?，曉嵐是他的字。

這奇異的出生顯然是后人編造的傳說，但是，紀昀自幼就具有一種特異功能倒是事實。他本人69歲時在《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中自述：“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后漸昏閽，十歲后遂全無睹?；虬胍顾眩既荒芤姡虅t如故。十六七歲以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即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垂老之言，大概不會虛妄吧。

紀曉嵐從小就有“神童”之稱。關(guān)于他少年時非凡的才華，民間有很多故事流傳。據(jù)說，紀曉嵐一日在街上與同伴們玩球，正好太守經(jīng)過，不巧球誤扔進太守的官轎。別的孩子早四處逃散，他居然上前攔轎索球。太守見他憨態(tài)可掬，于是說：“我有一聯(lián)，如果你能對上，就把球還你，否則就歸我?！奔o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聯(lián)：“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紀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獨公……”最后一個字遲遲不說。太守問他“何以不說出末一字？”他回答說：“太守若將球還我，就是‘廉’字；若不還，便是‘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還他了。

天資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學(xué)習(xí)更是紀曉嵐成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紀昀從小就深受父親影響，也受到家人嚴格督促。當然，他自己也勤奮好學(xué)，博覽群書，加上他自己的聰穎稟賦，其學(xué)問與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紀曉嵐隨父入京，受業(yè)于著名畫家董邦達門下。董邦達是清代皇家畫院中繼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名師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紀昀返鄉(xiāng)應(yīng)童子試。乾隆十二年應(yīng)鄉(xiāng)試，其文章寫得詞采富麗，才氣飛揚，引人入勝。這次鄉(xiāng)試的主考官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劉統(tǒng)勛。兩人不禁為之拍案稱絕，被擢為鄉(xiāng)試第一。十九年三月中進士，會試列第22名，殿試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進入翰林院，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后他先后擔任山西、順天鄉(xiāng)試的主考官，并曾視學(xué)福建。紀昀在奔忙于學(xué)官和侍奉皇帝期間，每每君臣之間，同僚之間，多有酬唱應(yīng)答，妙語佳對，不僅贏得廣泛贊譽，而且也頗得乾隆帝嘉獎。

紀曉嵐入主翰林后，他的聰明才智得到了盡情發(fā)揮。有一年乾隆帝東巡泰山，紀昀隨駕。至東岳彌高巖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論語》里的“仰之彌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頗難應(yīng)對的上聯(lián)：“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可以彌上也。”紀曉嵐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聯(lián)：“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睂Φ米匀还で桑瑹o懈可擊。

宦途生涯多煙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紀昀在翰林院春風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這時與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紀昀在北京歙縣會館拜見了戴震。兩人一見如故，并折節(jié)與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據(jù)《清高宗實錄》記載，兩淮鹽政盧見曾因有營私貪污行為而被革職查辦。紀昀則因為通風報信而被發(fā)配烏魯木齊。這件事《清朝野史大觀》的記載更為生動有趣：當時紀昀得知消息，想預(yù)先通知盧家。但又怕引火燒身，不敢輕易傳話、寫信。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把一點食鹽和茶葉封在一個空信封里，里外未寫一字，星夜送往盧家。盧見曾從中終于悟出其中的隱語：“鹽案虧空查封”。后經(jīng)劉統(tǒng)勛等人的嚴密偵緝，紀昀終于敗露，同年十月，被遣戍烏魯木齊贖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紀昀在新疆呆了兩年多。在這兩年多時間中，其大兒子紀汝佶病亡，愛妾郭彩符在紀昀東歸不久也撒手人寰。在這段日子里，紀曉嵐對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體會到了君主的無常、官場的險惡與世態(tài)的炎涼。一種人生的空幻感與彌漫感傷的情緒時時縈繞于心際。在這期間，他曾為自己的一塊硯臺賦詩：“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guān)。龍沙萬里交游少，只爾多情共往還?！彼€曾為一幅《八仙對弈圖》題詩，圖上，韓湘子、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鐵拐李酣然大睡。紀昀端詳過后，無限感慨涌上心頭，信筆寫道：

“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

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哪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xiāng)深?！?br>
重返翰林院，使紀曉嵐的思想為仕與隱的抉擇產(chǎn)生過激烈的斗爭。他對人生世事的認識更加清醒，對勝衰榮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與其爭強好勝，還不如酣然“癡不省”而來得快活。

但是，紀昀最終還是選擇了繼續(xù)過那種“水中鳧”的生活，火熱的經(jīng)世情懷終于戰(zhàn)勝了退隱的念頭。紀昀生活后期，備受恩寵。他三遷御史，三入禮部，兩次執(zhí)掌兵符，最后竟以禮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xué)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jiān)事致仕。紀昀不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執(zhí)學(xué)術(shù)牛耳，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稱他“當代無人可并論”，是名副其實的一代文宗。雖然如此，他晚年的內(nèi)心世界卻日益封閉。年輕時一度才華橫溢、血氣方剛的他，至此，日感疲憊，再“無復(fù)著書之志，唯時作雜記，聊以消閑”，其《閱微草堂筆記》正是這一心境的產(chǎn)物。所以當《閱微草堂筆記》脫稿時，他不無抱憾地吟詠道：“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云過眼多。擬著書倉今老矣，只應(yīng)說鬼似東坡。”

嘉慶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鴻儒紀曉嵐去世，終年82歲。嘉慶帝曾親自前往祭奠，并追謚文達。

立身之道與交游

紀曉嵐在清代官場上馳騁近半個世紀，又多次擔任鄉(xiāng)試、會試的主考官，另外他還主持編纂《四庫全書》，是乾嘉時期公認的文壇領(lǐng)袖。他官位雖大，但為人通達，禮賢下士，人情味很濃，所以交游甚廣，其友朋知己、門生故吏不計其數(shù)。從其作品或一些文獻里可以查證，當時許多著名漢學(xué)家、文人學(xué)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誼，諸如戴震、王昶、盧文弨、王鳴盛、錢大昕、余集、邵晉涵、孫星衍、王念孫、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蔣士銓、洪亮吉、黃仲則、羅聘、劉墉等，乾嘉漢學(xué)風尚的形成，紀曉嵐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紀昀初識戴震。當時戴震是來京避難的。兩人情深意篤。紀昀還曾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并為之作序。戴震后來幾次到京師都住在紀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還因紀昀的推薦進入四庫館。戴震去世后，紀昀曾深情賦詩，說是“披肝露膽兩無疑”的朋友。戴震對程朱理學(xué)“存天理、滅人欲”等扼殺人性的尖銳抨擊，這在紀曉嵐纂修的《閱微草堂筆記》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都有相當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紀曉嵐多次述及他和陸青來的結(jié)交經(jīng)過。陸青來曾官至湖南巡撫、戶部郎中。治學(xué)倡導(dǎo)經(jīng)世致用。他與紀曉嵐少年時代同受業(yè)于董邦達，是非常要好的同學(xué)。紀曉嵐說，他小的時候常喜歡戲侮陸青來，但青來并不為忤，稱紀曉嵐的喜怒變化是真性情的表現(xiàn)。為此，紀昀頗有知己之感。

紀曉嵐的同窗好友還有一個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廬，號曲江，山東平原人。乾隆十七年進士。二人相識于乾隆十三年，交誼甚篤，有多首酬唱詩傳世。董氏性情灑脫，不喜歡受人約束。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后仕途不順，窮困而死，所以其詩多清婉而感傷。紀昀《戲贈曲江》詩中曾說他“疏狂全未減，落拓久無聊”，并稱：“愛爾如兄弟，結(jié)交三載余。每憐同寂寞，相與惜居諸?！薄堕單⒉萏霉P記》也多次表示對董元度所稟持的“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處世態(tài)度推崇備至。

紀昀和劉墉更有著不解之緣。劉墉的父親劉統(tǒng)勛正是紀昀的鄉(xiāng)試主考官。對劉統(tǒng)勛的知遇之恩，紀曉嵐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后來紀昀被發(fā)配的案件，又恰是劉統(tǒng)勛負責。還有更巧的，舉薦紀昀擔任四庫館總纂官的，也是這位劉大人。劉墉，字崇石，號石庵，劉統(tǒng)勛長子。劉墉在民間是個頗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戶曉的《劉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劉墉比紀昀年長4歲，都是一代才子。相傳劉墉當年參加殿試時曾有上乘表現(xiàn)。乾隆皇帝讓其以自身駝背為題賦詩，他不無自嘲兼揶揄地寫道：“背駝負乾坤，腹內(nèi)滿經(jīng)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躍龍門。丹心扶社稷，涂腦報皇恩。以貌取人者，豈是圣賢人！”和坤專權(quán)數(shù)十年，內(nèi)外諸臣，無不趨走，唯劉墉、紀昀等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大臣始終不曾依附。他們一個善文，一個工書，卻都有收藏硯臺的癖好。有時相互贈送，也常為一個心愛之物而互相攘奪，但彼此都恬不為意，并以之為笑談。

紀昀交游的名單當然遠不止這些，還有像錢大昕、盧文弨、王杰、王鳴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師，是清代乾嘉時期的文化脊梁。正是這么一批人，為盛世學(xué)術(shù)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絢麗的色彩。

治學(xué)為人“近人情”

紀昀為人寬厚，學(xué)識淵博，是乾嘉時期官方學(xué)術(shù)名副其實的領(lǐng)軍人物。江藩在《國朝漢學(xué)師承記》中曾這樣評論紀昀：“于書無所不通”。但他廣博的學(xué)問與其通達的為人是相輔相成的。他治學(xué)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xiàn)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矣诓磺橹?，世間習(xí)而不察者，亦每設(shè)疑難，揭其拘迂?！?br>
其《閱微草堂筆記》便每每以是否通情達理作為評論的標準?！度缡俏衣劇罚ㄋ模├锉阏f：“圣人通幽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禮》意哉！”

紀昀論文有一個基本要求，這就是堅持“務(wù)取持平”的批評原則，盡量做到客觀公正。詩文作品是一種復(fù)雜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在他看來，“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務(wù)異，心靈浚發(fā)，其變無窮”（《瀛奎律髓刊誤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簡單處理。他能比較公允地評價李清、錢謙益等人，對于文學(xué)史上各種流派也能夠比較客觀地加以評價。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復(fù)古，紀昀就把他們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進行認真考察，得出的結(jié)論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紀昀身為漢學(xué)大家，卻沒有一點門戶之見。他最反對文人結(jié)社，而強調(diào)學(xué)術(shù)獨立。他在《耳溪詩集序》中就曾說：“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門戶。……朋黨之見，君子病焉?！奔o昀對出自性靈的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為乾隆年間的一名封建正統(tǒng)文人，紀曉嵐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他也說“詩本性情”，但他所說的性情與別人有所不同，他強調(diào)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礎(chǔ)上的“本天而動”的“至性至情”?！霸娭州飧偲G，要皆發(fā)乎情思，抒乎性靈”（《冰甌詩草序》）。他反對充滿理氣的文章，同時也反對不近人情的道學(xué)。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學(xué)家的虛偽和無情。

夙興夜寐四庫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在清高宗親自主持下廣泛展開。經(jīng)劉統(tǒng)勛舉薦，紀昀和陸錫熊出任總纂官。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紀昀曾得到過乾隆帝的許多賞賜，但也遇到很多麻煩。一次，乾隆帝發(fā)現(xiàn)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中“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說未經(jīng)刪削者”，而這部書當初是紀昀親自校理的。于是龍顏大怒，專諭詰責紀昀：“何以并未刪去？”令其速“刪改換篇”，并“自行賠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庫全書》復(fù)校完成，后發(fā)現(xiàn)大量訛誤，乾隆帝又“令紀昀、陸錫熊兩人一體分賠”。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庫全書》終于抄繕告成。紀昀為此專門寫了《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后收入《四庫全書》卷首。全文條分縷析，詞采飛揚，富麗精湛，被稱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庫全書》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這即是內(nèi)四閣《四庫全書》。這四部全書當時分藏于大內(nèi)（紫金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承德）文津閣及盛京（沈陽）故宮文溯閣。歷史戰(zhàn)火把文源閣的那一部化為了灰燼，其他三部現(xiàn)分別見于臺灣故宮博物院、甘肅省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南三閣《四庫全書》后分藏于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zhèn)江金山寺文宗閣和杭州圣因寺之文瀾閣。同樣由于歷史戰(zhàn)火的原因，揚州、鎮(zhèn)江的那兩部皆付之一炬，現(xiàn)僅杭州的那部尚殘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圖書館。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紀昀又殫十年之力，編纂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編纂《四庫全書》時，當時各纂修官每校閱一種書籍，便要撰寫一篇提要，最后由紀昀、陸錫熊筆削考校、再三潤飾。陸錫熊死得較早，主要工作是紀昀完成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視為紀昀學(xué)術(shù)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獻。當時的大學(xué)者朱?在《紀曉嵐墓志銘》中就說：“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知足齋文集》卷六）；江藩《國朝漢學(xué)師承記》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書”；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亦稱：“文達一生精力，具見于《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

紀昀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功不可沒。全書共收錄各種書籍達3503種，79337卷，存目達6783種。其中有380多種佚書是經(jīng)過眾多學(xué)者長期搜集失而復(fù)得的珍品。還有不少書籍，經(jīng)過艱苦的考訂而恢復(fù)了原貌。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便是經(jīng)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長期混淆的“經(jīng)”與“注”得以區(qū)別開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頗有思想學(xué)術(shù)價值，介紹著錄與存目書籍，寫明作者名姓、所處時代、該書要旨和基本評價，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目錄學(xué)著作。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曾這樣評價《四庫提要》：“竊謂自漢以后薄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于是編。”積平生精力研讀《四庫提要》的余嘉錫亦全面肯定其應(yīng)有的學(xué)術(shù)價值：“嘉（慶）、道（光）以后，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保ā端膸焯嵋q證·序錄》）

但由于《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種官方行為，編纂指導(dǎo)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錄的書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著嚴格的取舍標準。這在《四庫全書》卷首的《圣諭》中說得很清楚。他們在對古代書籍進行輯佚、?？?、考辨等整理的同時，也在干著對不利于清朝的一些書籍進行銷毀、刪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當；在鉤沉、輯佚、保存古籍的同時，也在破壞、摧殘文化。其結(jié)果，不僅使許多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籍遭到摒棄，而且使收錄的一部分書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許多具有異端色彩的書籍失去了原貌。從此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對明代李贄的言論，清政府就不僅把他的著作列為焚毀書目，而且直斥李贄“非圣無法，敢為異端”，“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四庫提要》卷五十史部·別史類存目《藏書》提要）再如對屈大均等那些強烈抵觸清朝人的作品，自然盡在銷毀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語傷觸清朝而又氣節(jié)凜然的明代遺民作品，則稍加“酌改”即為我所用。（《清高宗實錄》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據(jù)官方上報的數(shù)字統(tǒng)計，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銷毀、抽毀的書目多達2600多種，其實際情況恐怕還不止這個數(shù)字。

閱微草堂度晚年

《閱微草堂筆記》是繼《聊齋志異》之后出現(xiàn)的又一部有重要影響的文言小說集。由于紀昀當時特殊的身份，加之為人通達、學(xué)識淵博而詼諧，另外他在敘述故事時采用了“追錄見聞、憶及即書”（《灤陽消夏錄序》）的寫實手法，所以藝術(shù)風格獨特。

《閱微草堂筆記》共24卷，約40萬字。包括《灤陽消夏錄》6卷、《如是我聞》4卷、《槐西雜志》4卷、《姑妄聽之》4卷、《灤陽續(xù)錄》6卷。該書寫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之間。該書是紀曉嵐十年心血的結(jié)晶，又是紀曉嵐晚年心靈世界的反映，也從某一個側(cè)面顯現(xiàn)出清代中期紛繁復(fù)雜的時代文化風貌。該書的取材，一是來自于紀曉嵐本人的親身經(jīng)歷和耳聞目睹，二是來自于他人提供或轉(zhuǎn)述的材料。小說涉及的社會生活領(lǐng)域，從文人學(xué)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幾乎無所不包。豐富的生活素材，為作家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書中有些怪異奇譎的故事，雖然充滿了因果報應(yīng)、禍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節(jié)義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但也客觀而真實地反映了清中葉的某些人生實相，并觸及到當時某些社會弊端，不僅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而且表現(xiàn)了一定的進步思想傾向。

《閱微草堂筆記》有不少故事章節(jié)揭露了封建社會官場的腐朽和黑暗，道學(xué)家的虛偽和卑鄙。如官吏的營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實一肚子男盜女娼，卑鄙下流。諸如此類，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如《灤陽消夏錄》（六）第十則，作者就借山中“鬼隱士”之口，生動地描繪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間世道，充滿了相互傾軋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場的黑暗腐朽。《灤陽消夏錄》卷四則寫“有兩塾師臨村居，皆以道學(xué)自任”。在公開場合，他們“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圣賢”，暗里卻互相勾結(jié)，喪盡天良，謀奪寡婦田產(chǎn)。

另外，《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不少篇章揭示了處于社會下層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況及悲慘境遇。作為乾隆皇帝的一個文學(xué)侍臣，紀曉嵐雖缺乏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但他忠實記錄傳聞的寫作精神及其正義感，在某種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觀念和善惡標準。《灤陽續(xù)錄》（五）就講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滄州有個董華，家里窮得無立錐之地，以賣藥卜卦為生，“一母一妻，以縫紉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適逢這年又發(fā)生了大饑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斃。無奈之下，董華只好“鬻婦以求活”。在這則故事里，作者對那名“萬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沒有絲毫的指責之意，反添幾分同情和理解，真實形象地展現(xiàn)了當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xiàn)實。

《閱微草堂筆記》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有“過于議論”之嫌，“不安于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諷喻性的故事還是頗為生動風趣的，甚至能給人以啟發(fā)和教益?！度缡俏衣劇肪砣龑懸弧跋嘁娹H講學(xué)”的翰林官員，別人也以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沒想到，他也竟會因沒有及時接受來賓的送禮而“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shù)刻”——人物表里不一的個性特征和心靈世界，著實讓人難以忘懷。另外諸如《姑妄聽之》卷二“河中尋獸”之類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紀昀雖把《閱微草堂筆記》視為“消遣歲月”（《灤陽消夏錄序》）的一部閑書，甚至也很難與《聊齋志異》相媲美，但它不蹈舊轍，自成一家，風格獨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紀曉嵐治學(xué)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xiàn)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

……且于不情之論，世間習(xí)而不察者，亦每設(shè)疑難，揭其拘迂。”

嘉慶上位后，第1件事就是殺和珅，為何紀曉嵐還是做個小官？

1，嘉慶為什么一定要殺和珅，嘉慶一上位，面臨的就是應(yīng)付各地蜂擁而起而起的農(nóng)民起義，而國庫已經(jīng)嚴重空虛，殺和珅抄其家產(chǎn)簡直是當務(wù)之急。

國庫乾隆皇帝任用權(quán)臣和珅二十余年，和珅專權(quán)納賄，大長貪污之風，使吏治日益敗壞，苛政如虎?；适?、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等通過地租、賦稅、高利貸等方式，層層盤剝，使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深受壓迫和剝削日益深重。八旗、宗室巧取豪奪，使得大量民眾淪為他們的奴隸和佃戶。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各地在乾隆中期就像沸騰了的油鍋一般，人民紛紛蜂起叛亂。嘉慶元年正月就發(fā)生了川楚白蓮教大起義，叛亂了九年縱橫在西南各省，嘉慶為此國庫空虛，入不敷出。

和珅府抄沒的白銀只有4000萬兩現(xiàn)金，其他的田地、房屋、珠寶玉器都無法短時間折現(xiàn)，清代沒有這個市場。并且即使能夠折現(xiàn)，當時也沒有生產(chǎn)力足以短期內(nèi)使白銀折合為生產(chǎn)力來賦予到嘉慶政府的行動中來。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句話，只不過是以訛傳訛而已。嘉慶從沒有因為和珅跌倒舒服過，只因為和珅乾隆體系對吏治的腐化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嘉慶初年，川楚白蓮起義，波及六省，攻破兩百多州縣，擊斃軍官四百多名，一品大員二十多名，清朝為此花費兩億兩白銀，正好與和珅被罰沒的家產(chǎn)相當。

聯(lián)想到明亡時，崇禎政府因國庫空虛無力剿匪，最后國破家亡，闖王進京后卻從王公貴族大臣家中搜出數(shù)十倍于國家財政收入的財產(chǎn)，然后將這些王公貴族大臣全部殺光。從這個角度來說，和珅死于嘉慶之手真的一點都不冤。

2，紀曉嵐到底是個什么級別的官，與和珅是否有交集，嘉慶上位后又經(jīng)歷了什么樣的命運？

紀曉嵐是個文官，最高做到相當與文化部部長的職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任《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又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熱河志》。歷任編修、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侍郎、尚書。在職期間多次伴駕南巡和避暑山莊。相當于乾隆的隨身秘書。而和珅最高官至軍機大臣，相當于今天的國防部長，兩人同朝為官，彼此肯定是熟悉的，當所管領(lǐng)域不同，史書中沒有兩人正面交鋒的記載，大體上是各忙各的，相安無事。

乾隆時期對紀曉嵐的工作總體上是滿意的，期間也有數(shù)次貶官流放但時間不長又召回重用。傳位給嘉慶時，嘉慶元年（1796年），紀曉嵐任兵部尚書，沒升也沒降，繼續(xù)在原職為朝廷服務(wù)。嘉慶十年（1805年）二月十四日，酉時，82歲的紀昀病逝于京城。死后，因其?敏而好學(xué)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故卒后謚號文達，鄉(xiāng)里世稱文達公?？梢哉f是得以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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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掌權(quán)賜死和珅，那么劉墉，紀曉嵐受到怎樣待

據(jù)史料記載，乾隆60年禪位于嘉慶時發(fā)生過一件“爭大寶”（爭玉璽）之事。據(jù)當時一位參加過禪位大典的朝鮮官員給其國君的報告說，臨當受賀時，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璽，劉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賀，自己入內(nèi)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寶。“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如此則證明劉墉與新君嘉慶的關(guān)系似乎更密切些。 所以嘉慶在這件事情上是很感激劉墉的。

乾隆帝“龍馭上賓”之后，嘉慶帝即奪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wù)，并復(fù)劉墉上書房總師傅一職，入內(nèi)當值，以供隨時咨詢。隨后，各省督撫及給事中，紛紛上章彈劾和珅，要求將和珅處以凌遲。不過，劉墉等人建議，和珅雖然罪大惡極，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不得不為先帝留下面子，請從次律，即賜令自盡，保其全尸。
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擊報復(fù)，避免案件擴大化，劉墉等人又及時向嘉慶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結(jié)果，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嘉慶帝發(fā)布上諭，申明和珅一案已經(jīng)辦結(jié)，借以安撫人心。 和珅之案結(jié)束后，劉墉受贈太子太保待遇，可見嘉慶帝對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贊。由此也可見，劉墉并未因公務(wù)而泄私憤，而是充分體現(xiàn)了一位群臣領(lǐng)袖應(yīng)有的風范。
紀曉嵐一生，有兩件事干得最多：一是編書史，二是當考官。編書史，除總纂《四庫全書》外，還先后當過武英殿和三通館的纂修官等，稱一時之大手筆；當考官，兩次任鄉(xiāng)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生甚眾，為國家選拔了不少人才。嘉慶八年，紀曉嵐80大壽，皇帝派員祝賀，并給予厚贈。旋拜協(xié)辦大學(xué)士，加太子少保銜，兼理國子監(jiān)事，官居一品。紀曉嵐卒后，歸葬故里，朝庭派員臨穴致祭，嘉慶皇帝御賜碑文，極盡人臣之榮哀。
紀曉嵐之所以成為歷史名人，并非因為像電視劇里描寫的那樣“鐵齒銅牙”，善于斗狠。而是在于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總纂了《四庫全書》和著作了《閱微草堂筆記》。紀曉嵐雖然不和和珅同流合污，但他也未正面與和珅發(fā)生沖突。紀曉嵐為官之道就是“左右逢源”，重大事件不參與，獨善其身。最后要說的就是紀曉嵐和劉墉關(guān)系也非常好，因為紀曉嵐能做大官還是靠的劉統(tǒng)勛（劉墉父親）薦舉，將其從新疆召回，在京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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