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宋朝官員俸祿標(biāo)準(zhǔn)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為大家?guī)碓敿?xì)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在熱播電視劇《清平樂》里有這樣一幕:
范仲淹被貶黜時,曾經(jīng)與晏殊進行過一番談話。談話時,范仲淹主動提到自己的俸祿,說:“我官位不高,一年的俸祿卻有三十萬錢。一畝中等土質(zhì)的田地,豐年可得一斛粟,賣三百錢,三十萬錢便是千畝田地一年收入,其中尤需天時地利人之辛勤勞力。我若不盡己責(zé),無功而食,那我與天之螟、民之螣,有何分別啊?”
顯而易見,范仲淹這不是在炫耀,而是表達自己要勤勉工作、愛民如子,才對得起朝廷發(fā)放的這份俸祿。
在宋朝,1000錢等于1貫,1貫約等于1兩銀子。這就是說,范仲淹一年的俸祿約為300兩銀子。
不過,影視劇畢竟不是正史,所提供的俸祿數(shù)據(jù)只能作為參考。那么,在真實歷史里,宋朝官員的俸祿標(biāo)準(zhǔn)是怎么樣呢?
宋朝對官員實行九品十八級的制度,最高為正一品,最低為從九品。據(jù)《宋史·職官志》記載,宋朝正一品包括尚書令、中書令、侍中、太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他們的年俸為1440兩銀子。從一品為尚書左右仆射、樞密使,即我們通常所稱的宰相,他們的年俸為3600兩銀子。
看到這里,有的讀者可能不太理解,為什么正一品官員級別高于從一品官員,為什么前者的年俸遠(yuǎn)遠(yuǎn)低于后者呢?這是因為,宋朝時期,所有的正一品官員,均為加官、虛銜,不是常職,手里沒有實際職權(quán),因而年俸反而低于從一品官員。
在從一品以后,正二品的參知政事、門下侍郞、中書侍郎、知樞密院等官員,年俸為2400兩銀子;從二品的六部尚書、節(jié)度使、觀文殿大學(xué)士、左右金吾衛(wèi)、左右衛(wèi)上將軍等官員,年俸為720兩銀子……就連從九品的承務(wù)郎、高班、黃門內(nèi)品、承節(jié)、承信等官員,年俸也能拿到約100兩銀子。
這是什么概念呢?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我們就以大家很熟悉的清朝來比較吧。宋朝最低級別的從九品官員,俸祿標(biāo)準(zhǔn)相當(dāng)于清朝的四品官員(105兩銀子)。而前面的范仲淹,每年300萬錢(300兩銀子)的俸祿,比清朝的正一品文官都高——清朝正一品文官的年俸僅為可憐的180兩銀子。
這還僅僅是年俸。宋朝官員在年俸之外,還有祿粟、綾絹綿、茶、酒、廚料、薪、蒿、炭、鹽,甚至包括喂馬的草料等實物補貼。眾所周知,官員是讀書人出身,“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必須有差役等人員伺候著。這些差役人員,屬于“臨時工”,國家不給他們發(fā)放俸祿,但他們的衣糧、工錢等由國家發(fā)放給官員。
這樣一算的話,宋朝官員的實物補助價值會遠(yuǎn)遠(yuǎn)超過年俸。
不僅如此,宋朝還有一種公使錢。所謂公使錢,是各路、州、軍及刺史以上官員的特別費用,用以宴請、接待費用,類似于清朝時期的養(yǎng)廉銀。公使錢的數(shù)額巨大,是年俸的數(shù)倍乃至于十倍之多,如從二品的節(jié)度使每年的公使錢有2萬兩銀子,且上不封頂。公使錢由官員自行掌握,如果沒有用完的話,可以裝進官員的荷包。只要不被言官彈劾,它就是官員的合法收入。
不過,1044年,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使用公使錢為打了勝仗的將士們舉行慶功宴,遭到言官彈劾,被貶斥到岳州當(dāng)知州。滕子京在岳州重新了岳陽樓后,請范仲淹寫出了名傳千古的《岳陽樓記》。
官員雖然不種田,可朝廷會給他們分配一塊田地——職田。從宋真宗時期開始,宋朝恢復(fù)了職田制度,授予地方官員一定面積的職田。兩京、大藩府的職田最高,有40頃,約2萬多畝。就連偏遠(yuǎn)地區(qū)的小縣縣令,都有7頃田地,約4600多畝。官員將職田租給佃農(nóng)耕種,每年坐享其成,也是一筆豐厚的收入。
宋朝的朝廷對官員很體貼,“愛屋及烏”之下,連他們的家屬都照料得無微不至。官員到地方上做官,是不能攜帶家屬的。期間,家屬的贍養(yǎng)費和米、面、肉等生活用品,一律由國家財政承擔(dān)。這樣一來,官員完全沒有后顧之憂了。
最后,我們姑且以宋朝名臣包拯為例,來看他一年的收入水平吧。
嘉祐元年(1056年)12月,包拯被任命為權(quán)知開封府,開封是北宋的都城,權(quán)知開封府屬于副職,但由于開封府牧、尹不常置,因此包拯是事實上的開封一把手?!伴_封有個包青天”,說的就是包拯權(quán)知開封府期間的事情。
當(dāng)年,包拯的俸祿,加上公使錢、職田收入等,約有20856兩銀子。此外,包拯還領(lǐng)到了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綾、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包拯為什么不怕土豪劣紳?因為他比一般的富豪闊綽多了。兜里有錢,說話就是硬氣。
在宋朝,像包拯這樣級別的官員還有很多。高薪制度,讓官員很高興,可對國家財政形成了沉重的負(fù)擔(dān)。如果經(jīng)濟形勢欣欣向榮,倒還不是多大的問題;一旦經(jīng)濟形勢下跌,問題就越來越大了。宋仁宗為什么要啟用范仲淹實施“慶歷新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國家財政囊中羞澀,快要發(fā)不起官員的工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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