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多次下西洋耗資巨大，明朝有沒有得到好處呢

鄭和多次下西洋耗資巨大，明朝有沒有得到好處呢

明朝時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航海壯舉，鄭和七次下西洋，最遠的地方到達了非洲。鄭和團隊的規(guī)模和聲勢，比西方大航海時代的那些航海行為大得多。但是，讓人奇怪的是，西方的大航海時代開啟以后，迅速就在海外建立了很多的殖民地。尤其是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沿海國家，建立的海外殖民地都非常多。英國的殖民地甚至遍布全球，被稱為“日不落帝國”。

說起來，明朝當時的海岸線也非常遼闊，明朝的海運也相當發(fā)達，而且明朝還曾經(jīng)耗費巨資，七次下西洋?？墒牵鞣絿医⒘四敲炊嗟闹趁竦?，而明朝卻一個殖民地也沒有建立。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經(jīng)濟模式不一樣。

為什么明朝下西洋，沒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西方大航海，卻在海外建立了那么多殖民地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時代的經(jīng)濟模式不一樣。明朝當時是農(nóng)業(yè)國，從事農(nóng)耕生產(chǎn)，自給自足，根本不需要需求海外的其它東西。他們在海外尋找的，也都是一些奇珍異寶，或者是一些讓人“長生不老”的什么方子，或者是一些奇聞異事。獲取這些東西，根本就不需要攫取土地，建立了殖民地也沒用。同時，這些東西，對發(fā)展明朝的經(jīng)濟，也基本上沒有什么作用，可以說是可有可無的。

而西方不一樣，西方之所以開辟大航海，是因為他們的經(jīng)濟已經(jīng)進入了工業(yè)革命時代。工業(yè)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原材料，要有能源，要有勞動力。而這些東西，在英國、法國這些小國中顯然是不夠的。不夠，就需要發(fā)展海外殖民地，攫取這些殖民地的資源。只有獲得這些殖民地的資源，工業(yè)經(jīng)濟才能發(fā)展起來。所以，這些殖民地對于工業(yè)革命時期的西方國家來說，顯然是“剛需”。

正因為經(jīng)濟模式不一樣，需求不一樣，因此明朝沒有建立殖民地，西方建立了那么多殖民地。

二、文化模式不一樣。

中國古代的文化模式，和西方的文化模式，顯然是不一樣的。

中國古代在觀念上，一直把自己所處的地域，稱作是世界的中心。這是一種家天下文化認知下的結果。古人認為，中國的皇帝，應該是“天下共主”，四周的老百姓，都是應當以中國皇帝為中心的。

后來，雖然隨著航海技術的發(fā)展，在明朝的時候，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世界非常遼闊，遠遠比中國所占有的面積大得多。但是，這種“天下共主”的意識并沒有消失，依然認為中國皇帝，應該是高人一等的，依然是需要周邊的國家奉迎的。所以，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實際上純粹就是為了外交。與中國以外的那些海外“夷國”搞好關系。

西方的文化不一樣。西方一直實施的是兩種文化。一種是叢林法則，誰的拳頭大，誰的實力強，誰就應當成為天下主宰。一種是宗教認同，占領其它國家的目的，就是要其它國家的老百姓認同其宗教。實際上，在大航海時代之前，西方國家已經(jīng)多次進行過這種宗教戰(zhàn)爭，比如十字軍東征等等。他們就是要其他國家的老百姓認同他們的宗教，建立和他們一樣的文化。

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皇帝，實際上只要海外的那些君王能夠認可中國為宗主國，奉中國皇帝為宗主就可以了。而西方國家，是要所有老百姓都要認可其文化。顯然，中國古代只是一種外交，而西方國家是殖民。

三、行為方式不一樣。

西方在海外開辟殖民地，是西方大航海時代的常規(guī)行為。他們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不斷地開始，直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而且西方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常常利用堅船利炮來實現(xiàn)這個目的。完全是一種強權鎮(zhèn)壓，用血淋淋的手段霸凌殖民地老百姓。

中國明朝時期的下西洋，并非是常規(guī)行為，只是明成祖時期的事件。而且明成祖之所以要進行下西洋的活動，還與明成祖篡位活動有很大關系。一方面，明成祖有可能是去海外尋找朱允炆的下落，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彰顯明成祖的豐功偉績，達到“萬國來朝”的目的，讓明成祖青史留名，而不是遺臭萬年。

這件事之后，官方組織的這種大型下西洋活動，也就沒有了。顯然，并不是一種常規(guī)性的動作。

明朝鄭和下西洋給當時的國家?guī)砹耸裁春锰帲?/span>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外移民生存和發(fā)展的影響 鄭和下西洋歷時28年，有12萬人參與，航程十余萬里，先后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是人類航海史上的一次偉大創(chuàng)舉。據(jù)有關資料記載：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不少華人是隨鄭和船隊而來，并久居不返成為早期華僑的。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若騖，或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華僑大約在十萬人以上?！?可以這樣說，鄭和下西洋不僅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中國的對外貿(mào)易大門，而且間接地擴大了中國人的地理知識，提升了人們對移民收益預期，促成更多的中國人前往南洋等地經(jīng)商和謀生，對中國移民在海外生存和發(fā)展，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明朝期間，鄭和下西洋的意義是什么，鄭和真的是太監(jiān)嗎？

說句要挨罵的話，鄭和下西洋真沒什么意義！

既沒有發(fā)現(xiàn)新大陸，也沒有拿下殖民地，甚至于連普通的商業(yè)貿(mào)易，都是虧本買賣，南洋的那些土著們哪里是來朝貢的，明明就是來乞討的，送的絕對比拿的多，所謂“寶船”也只是存在歷史記載中。

如此浩大的一場航海行動，并沒有給明朝帶來實際性的好處，反倒受勞民傷財，還不如沒有。

其不過是一個教徒和一個政治家為了私心而做出一場大鬧??！

為什么這么講呢？咱們都知道，對于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歷史書是這樣記載的：宣揚大明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lián)系，貿(mào)易異域珍寶特產(chǎn)。

說實話，我是不信的，即使就算是如史書上記載那樣，無疑只是在證明，朱棣太虛榮。相較之下，尋找建文帝倒是更有可能。

眾所周知，朱棣這個皇位來的并不光彩，他登基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失蹤的建文帝，對于他的下落，有各種版本的說法，有人說他去海上了，有人說他從陸地逃亡，不過不管是哪一種，朱棣都要去試一試，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朱棣為了鞏固統(tǒng)治，尋找政敵咱們姑且可以理解，那鄭和一次又一次的慫恿皇帝，讓他帶領船隊下西洋又是在作什么妖呢？

說到這里，咱們就不得不先說說他的家庭背景，鄭和的祖上并不是漢人，而是色目人，后來來到了現(xiàn)在的云南，他們屬于回族，他們信奉的不是佛教，而且伊斯蘭教。對于伊斯蘭教信徒來說，他們信仰的圣地就是位于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對于一些人來說，一生去麥加朝圣一次就無悔了。

鄭和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那么去麥加朝圣也就是他畢生的夢想了，而且，往上查，他的先輩都曾去麥加朝過圣，他又從小聽長輩描述，他肯定會更加渴望到自己信仰的地方去看一看。

當時鄭和雖然只是一個宦官，也就是太監(jiān)，但是卻是一直跟隨在朱棣左右，是朱棣面前的紅人。他這個姓都是朱棣親賜的，他原本姓馬。所以，朱棣對于建文帝的擔憂，他是十分了解的。

于是乎，兩人一拍即合，搞出了所謂的下西洋。朱棣希望這能幫他找到建文帝，而鄭和則是希望這能帶他去到圣地麥加，正好是你情我愿。只是可惜，最終朱棣沒能找到建文帝，不過鄭和卻是去到了麥加。

明朝宣德五年（1430年），三保太監(jiān)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部下馬歡等七人曾到天方，帶去瓷器等物品，購買獅子、駝雞，并畫《天堂圖》一冊回京。天方國也派遣大臣帶方物隨七人朝貢。

當然，也有野史傳聞說，鄭和在之前下西洋的過程中已經(jīng)去到過麥加了，而且還不止一次。因為其最遠到達過東非，紅海，這已經(jīng)是比麥加還遙遠的地方了。這個我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首先鄭和帶領的是一個龐大的船隊，去過什么地方都會有著明確的記載，這不是鄭和可以隨便更改的。而且如果鄭和已經(jīng)去過麥加了，那么他就不會在年邁之時，還那么拼命的自薦，請求下西洋。他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還沒有尋找到他心中的圣地麥加。而這一次，鄭和終于了了心愿，而自己也死在了回來的路上。

當然，鄭和也不是什么功勞都沒有，鄭和的那一份《鄭和航海圖》還是很有價值的，當然也僅此而已，其他的都是虛名，沒有實質(zhì)性的益處。別來什么不侵掠，要是鄭和與朱棣有后來的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國家的“前衛(wèi)”思想，或許大航海時代的主宰就是中國了，他們白白浪費了一次絕佳的機會。

鄭和下西洋，如此功利千秋的事情為何卻被明朝中止呢？

說起明朝，鄭和是個繞不開的人物。自永樂三年開始，在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支持下，鄭和前后七次受命下西洋，他的足跡踏遍亞非30多個國家。因為鄭和，大明曾經(jīng)開眼看世界，給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經(jīng)濟、文化、政治財富，影響極為深遠。后人也對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津津樂道。

鄭和與朱高熾

　　在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歸途中，鄭和病逝，副使王景弘率軍返回。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朱瞻基讓王景弘繼續(xù)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率隊第八次下西洋。當王景弘歸來之時已是宣德十年底。朱瞻基駕崩之后，朱祁鎮(zhèn)繼位，于正統(tǒng)元年（1436年）二月下令采買，至此明朝八下西洋之舉被正式終止。

　　鄭和是在朱棣的支持下下西洋的，明仁宗朱高熾繼位后曾終止下西洋，明宣宗朱瞻基繼位后又重新授命鄭和和王景弘下西洋，到了明英宗朱祁鎮(zhèn)時又終止下西洋。這么看來下不下西洋似乎是皇帝的個人喜好決定的。其實不然，明英宗朱祁鎮(zhèn)繼位時年僅9歲，還不能明辨是非，下令終止下西洋的應該是朝中以三楊為首的文臣。所以，明朝這4個皇帝中真正不熱衷于下西洋的只有朱高熾。

朱棣

　　后人對明朝下西洋被終止的原因也猜測頗多，大多數(shù)人認為下西洋無非是宣揚國威，但耗費太多，造成明朝財政困難，實在是不值得，使得明朝不得不中止下西洋。這觀戰(zhàn)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因為明朝下西洋最多的永樂朝除了下西洋外，還有遷都、五征蒙古等諸多壯舉，同樣耗費無數(shù)，但永樂朝卻從未出現(xiàn)過財政問題。宣德年間曾兩次下西洋，但宣德年間是明朝的盛世，更不可能出現(xiàn)財政問題。實際上明朝八次下西洋，帶動了明朝與世界各國的商貿(mào)交流，可增加國庫收入，反倒是越下西洋越有錢。

　　那么，明朝為什么會停止下西洋之舉呢？

鄭和

　　朱元璋建立明朝時，明朝北邊蒙古人常常侵犯邊境，朱元璋曾多次親率大軍征討，這就導致朱元璋不能及時處理朝政。后來朱元璋擔心丞相權力太大，廢掉丞相之職，改設文淵閣、東閣等諸閣，內(nèi)設大學士，以處理朝政，這就是內(nèi)閣的雛形。到建文帝期間，建文帝重用文臣，內(nèi)閣也基本上成立。

　　明朝內(nèi)閣的最初職責就是充當皇帝的顧問，然而內(nèi)閣的權力越來越大，逐漸成為明朝行政中樞，內(nèi)閣輔臣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并開始幫助皇帝處理朝政。到了明朝中期，即便皇帝不處理朝政，只要內(nèi)閣運轉(zhuǎn)正常，整個大明的各項事務仍然正常開展。所以，內(nèi)閣的成長會導致文臣的權力增大，還會與皇權爭權奪利，導致皇權被削弱。

鄭和下西洋

　　明朝下西洋不僅對大明有利，還會大大提升皇帝的聲譽，使得文臣在與皇權之間的斗爭中處于下風，這是朝堂之上的文臣所不愿意看到的。朱棣是個非常強勢的皇帝，他在朝廷中的威望至高無上，所以在永樂朝，朱棣支持鄭和下西洋，朝中大臣無人敢反對。

權力之爭還是炫耀國力？鄭和下西洋究竟為大明帶來了什么？

根據(jù)《明史》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即一場由大明強盛國力支撐著的遠洋壯舉就此拉開了序幕。

為何說是一場壯舉呢？

第一， 對于一個素來以農(nóng)耕文明為主的封建國家，遠航海外本就是一場考驗國力的舉措。 第二，從這場航?；顒拥囊?guī)模來看，在封建社會也是空前絕后的。

負責這次遠航活動之人是明成祖朱棣的親信，鄭和。其先后七次下西洋（1405年至1433年），從蘇州劉家港出發(fā)，途經(jīng)南亞和非洲近三十余個國家和地區(qū)。艦隊數(shù)量高達近百艘，官兵數(shù)量近2.7萬余人，當中有12艘指揮官所乘坐、張掛巨帆的主力戰(zhàn)艦；負責專門搭載兩棲部隊的坐船；以及裝有10門大發(fā)貢、40座大佛郎機、50個碗口銃和大量火箭、噴筒、鳥銃的戰(zhàn)船。

無論從艦隊的規(guī)模來看，還是艦船的噸位以及作戰(zhàn)能力來講，放眼當時世界也絕對稱的上一流水準。

然而，如果僅從明成祖當初制定下西洋的既定目標來看，這次遠洋活動并未尋找到困擾他許久的建文帝。那么，除了宣揚國威之外，大明的這次航海運動究竟帶來了哪些影響呢？

?一、鄭和下西洋促進了大明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同時也促進了與亞非國家之間的經(jīng)濟往來受中國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傳統(tǒng)的中國經(jīng)濟向來以農(nóng)業(yè)為主。在此種環(huán)境背景之下，中國對外貿(mào)易的方式往往以陸路為主，海陸為輔。這之中也形成了所謂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然而大明至太祖皇帝建立以來，就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以此禁止百姓私自出海，民間海外貿(mào)易因此受阻。除此之外，有明以來，東南地區(qū)的倭患四起，這些倭寇在沿海地區(qū)燒殺搶掠，極大地影響了明朝官方和民間的海外貿(mào)易發(fā)展。

到了永樂一朝，大明朝廷雖然仍將“海禁”之策奉為“祖宗之法”予以實行。但其官方所組織的大規(guī)模的“下西洋”運動卻不可避免的促進了大明的海外貿(mào)易發(fā)展:

首先，鄭和所率領的艦隊是軍事化編制而成，其海上作戰(zhàn)能力不言而喻。在途經(jīng)東南沿海地區(qū)時，對海上的倭寇勢力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這些倭寇面臨如此龐大的艦隊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如此一來，海上的安全秩序也得到了有效維護，為民間的海上商貿(mào)往來提供了安全保障。

再者，通過這次遠洋。大明將本地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特產(chǎn)以及大量金銀器物、農(nóng)業(yè)器具帶到了亞非等國，而這些國家也回贈了相應的土特產(chǎn)。正是在這種平等互惠的公平環(huán)境之下，雙方貿(mào)易頻繁，各國貢使也爭相繁華，促進了兩邊的經(jīng)濟交流。

經(jīng)濟的交往必定是以貨幣作為基礎，而彼時的大明在通過下西洋與各國產(chǎn)生經(jīng)濟往來的同時，由于本國經(jīng)濟地位的原因，其貨幣在東南亞等國得到了廣泛流傳，比如在爪哇地區(qū)行市上的交易貨幣曾用大明的銅錢。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甚至采用了大明的度量衡，比如在蘇門答臘等地，買賣交易均以“十六量為一斤”作為標準。

二、鄭和下西洋促進了大明與東南亞地區(qū)之間的文化交流經(jīng)濟的交流必定會促進文化的傳播。而這個傳播并非單方向的，而是在平等來往的基礎上進行雙向交流。

（1）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向外傳播

自秦漢以來，我國國力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是處于領先位置。這種國力的強大不僅僅是在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方面，還體現(xiàn)在文化軟實力方面。在鄭和下西洋的過程當中，我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逐漸傳入到了東南亞地區(qū)，并且在這些地區(qū)得以廣泛接受。

除此之外，中國傳統(tǒng)的茶文化、酒文化以及一些傳統(tǒng)節(jié)日和禮儀習俗也隨著這支艦隊來到了那些國家，這些文化對于途經(jīng)國家的文化體系產(chǎn)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并非沖擊，更多的是融入。

時至今日，我們在東南亞等國仍然可以看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烙印，給人一種“雖處異地，但仍在己鄉(xiāng)”的親切感。而這一切，顯然是離不開當初鄭和所率領的那支艦隊的傳播作用。

（2）鄭和下西洋促進了外來文化的傳入

鄭和在這幾次遠航過程中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向外傳播的同時，也積極主動地將異域文化傳入進了我國。

比如，在此期間，這艘艦隊中的航海家們將途經(jīng)國家的所見所聞和風土人情進行了十分詳細的記載，并且在最后將這些記載匯編成了一部部著作。

在這些著作當中，比較具備代表性的有《瀛涯勝覽》和《西洋藩國志》，這兩部著作十分詳細地記錄了途經(jīng)各國的風土人情和一些奇聞異事。這些記錄在豐富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的同時，也擴寬了國人的眼界。它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國人“天朝上國”和“四夷”的傳統(tǒng)觀念，這為后來思想開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

三，通過下西洋加強同亞非各國的交往，從側(cè)面上減輕了來自北部邊境的威脅大明一朝的建立，是在推翻蒙元政權的基礎上所完成的。然而，自大明建立以來，蒙元政權的殘余勢力從未停止過對大明邊境的侵擾，并一直有著光復大元的妄想，而這對于新興的大明政權來講，不可謂是插在頭上的一把尖刀。

因此在洪武、永樂兩朝，明廷曾數(shù)次組織大規(guī)模兵力對蒙元殘余勢力進行清剿，永樂一朝更是將國都從南京遷往了北平并先后開展了五次親征軍事活動，以此鞏固大明在北境的影響力。

史料《明史紀事本末 故元遺兵》記載：“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亡也…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歸附之部落，不下千里也?！?/p>

除此之外，在西北地區(qū)，當初附屬于元政權四大汗國之一的察合臺汗國分裂而出的帖木兒政權于明初崛起。他們向西占領了波斯等國，軍事勢力滲透到了伊拉克和土耳其等中東地區(qū)，并以此意圖恢復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蒙元統(tǒng)治政權。

到了永樂二年，這個野心勃勃的帖木爾政權突然揮師十萬向東進攻大明。明廷雖然在甘肅境內(nèi)布置了兵力應付，但真正化解這場危機的卻是帖木爾內(nèi)部所暴露的問題：即當時帖木爾在東征之初患病身亡，其內(nèi)部發(fā)生動亂，最終不得已而返。

即使如此，大明因此避免了一場戰(zhàn)爭，但這卻反映出了其在西北邊境所面臨的潛在威脅。而面對這種威脅，明廷做出了兩種應對策略：

1. 在西北邊境地區(qū)部署大量兵力做針對性防御，以鞏固大明在該地區(qū)的影響力。

2. 通過與南亞各國建立良好的政治關系，以此牽制盤踞在中亞地區(qū)的蒙古勢力。

第一個方案對于國力正盛的明廷來講不難做到，而第二個方案如若需要落實下去，很顯然，大明的這次下西洋活動是個契機。

通過這次下西洋活動，我們也可以看出，大明在南亞地區(qū)活動頻繁。鄭和的艦隊在此期間先后7次出使古里，6次拜訪柯枝，并轉(zhuǎn)贈了大明皇帝給兩國國王的信件，與這些國家保持了十分良好的關系。

比如在古里地區(qū)，鄭和曾立下碑文：“其國去中國十萬余里，民物咸加，熙皞同風，刻石于茲，永示萬世”。明成祖朱棣則派人贈給了柯枝國王印誥，并將該國的山封為“鎮(zhèn)國山”，在石上刻下“山之斬兮，海之深兮，勒此銘詩，相為始終”。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得知大明在這次遠洋活動中，積極熱情地發(fā)展了與印度半島這些國家的關系。通過建立和鞏固兩邊地區(qū)的關系，大明擴大了在這些地區(qū)的影響力，也從側(cè)面上牽制了中亞地區(qū)蒙元的殘余勢力。

盡管在此之后，帖木爾政權由于內(nèi)部原因分裂成了諸個小國，同時這些小國也與大明建立了聯(lián)系，很難對大明構成實質(zhì)性的威脅。但是，大明這種防患于未然的做法，加強與印度半島等國的交往也達到了意外的收獲。

結語：總而言之，大明所開展的這次遠洋壯舉雖然就其初衷來看，只是一種權力斗爭和宣揚國威的政治體現(xiàn)。但在這之余，卻帶來了遠勝于其既定目標的深遠影響。無論是在促進大明與周邊國家的經(jīng)濟文化來往，亦或是減輕了大明邊境的軍事壓力，這場壯舉對于大明來講總歸是受益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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