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唐宋八大家，為何宋仁宗時期就出了六人

今天小編跟大家分享一下唐宋八大家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被譽為“唐宋八大家”。

雖然說在當時是以散文水平作為衡量標準，但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在文學、思想、政治、改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樹。

并且我們發(fā)現(xiàn)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都出現(xiàn)在北宋，更驚人的是這六位都生活在同一時期。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蘇洵都曾經(jīng)在宋仁宗時期就同朝為官。

是宋仁宗個人有問題，還是說那個時代有問題?怎么會如此巧合呢?

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 三朝可以說是名人輩出的時代，除了我們今天要說的八大家，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像范仲淹、晏殊、柳永、秦觀、黃庭堅這樣的大文學家和大詞人。 出現(xiàn)了像司馬光這樣的史學家。 像張載和周敦頤這樣的大思想家，以及像沈括、錢乙、王唯一這樣的科學家和醫(yī)學家。

真的是開了光了，不知該說是這些名人有福， 還是該感嘆這三位皇帝有福了。

我們看到的是那一時代的繁榮，但是卻沒有看到繁榮背后的景象。

物質足夠充裕

我們說經(jīng)濟基礎是上層建筑，高水平的文化繁榮肯定是以足夠的物質基礎做支撐的。

聯(lián)想一下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人們食不果腹的情況下又有誰會有閑情逸致去寫詩作賦呢?

而宋朝，尤其北宋，恰恰是一個經(jīng)濟水準很高的時代，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詳細記錄了宋徽宗時期東京汴梁城的繁華景象。

寶馬雕車香漫路，酒樓茶館林立，金翠滿街，管弦樂曲遍布煙花巷陌，四海八荒的奇珍異寶都能在集市上買得到，吃得到。

當人們物質水平達到了，才會去追求精神生活的豐腴。

市井文化盛行

在宋朝以前，商人必須在固定商業(yè)區(qū)做生意，而且商人的戶籍叫市籍，是被人看不起的，而在北宋，市籍被取消，征收交易稅的機關也被移到了城門，于是整座城市都變成了商業(yè)區(qū)，所有城內居民都在理論上成為了“市民”。所以城市變得空前繁榮。

當時勾欄瓦舍等娛樂場所的興起，使得北宋的市井文化非常盛行，詩人詞人的詩作和詞作成為流傳于勾欄瓦舍酒樓茶館的歌詞，成為市井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載體。 而且文人們也不覺得給歌女填詞有失身份，奉旨填詞柳三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連做到宰相的晏殊都是寫歌詞的。

所以說是大環(huán)境影響了這一群人。

文人地位崇高

如果說在那個時代作詞人連工作都找不到，飯都吃不飽，還會有人去做嗎?有，但是少之又少，那可能就是真愛了吧!

北宋是有名的重文輕武， 北宋對待文人的禮遇程度給了文人極大的自信和使命感。北宋祖制不殺文官，因此北宋的諫官和宰相們都是非常敢說話的，中書門下可以駁回皇帝的詔書，大臣面圣時甚至經(jīng)常對皇帝拉拉扯扯。

而文人幾乎都能謀的上個一官半職，這一時期的八大家另外還有范仲淹、司馬光等等都是朝廷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臣。

士人階層風氣清正

總的來說，在徽宗時代以前，北宋士人階層的風氣還是比較清正客觀的，公是公，私是私，絕對是分開而論。

這也給了文人活路。 即便在范仲淹之后，因為政見不同產(chǎn)生了不同的派別，但在總體上還是保持了文化的多元化，理論的多元化。

對于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和反對新法的司馬光，雖然二人在朝堂上面爭得你死我活，但是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非但沒有對他落井下石，還要求朝廷對其厚葬。

《王安石贈太傅》節(jié)選(北宋)蘇軾：

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而且，那時的文人都有提攜新人的傳統(tǒng)，像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等這些大家都有諸多門生。

所以說，一個時代孕育一代人，環(huán)境是一個大染缸，我們著身其中，難免會受其影響。 也希望我們會有更多的人重視文化，創(chuàng)造更多的有利于文化發(fā)展的氛圍和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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