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饑荒起義軍是怎么解決吃飯問題的,簡直是簡單粗暴

古代饑荒起義軍是怎么解決吃飯問題的,簡直是簡單粗暴

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代造反糧食的事情，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我們通常理解中，古代的饑荒是大片大片的地域沒有糧食，甚至一個省的土地都會顆粒無收。

按理來說，在沒有糧食的情況下，就算農(nóng)民起義也會因為沒有糧食而餓死，為何在我國歷史上，不管有沒有饑荒，大多數(shù)農(nóng)民起義后都不會缺糧食吃?

起義就是造反，只要牽扯上造反這兩個字，都會有風險，成功了就是王侯將相，失敗了就是身敗名裂。農(nóng)民起義面臨著很多困難，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我們經(jīng)常會聽到官逼民反這幾個字，而不是帝逼民反，這不是說農(nóng)民起義跟皇帝沒關系，而是導致農(nóng)民起義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官吏的不作為。

在古代遇到災荒沒有糧食吃時，冒著生命危險造反的往往是農(nóng)民，而不是官吏士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在古代發(fā)生饑荒時他們是有糧食吃的，而農(nóng)民沒有。造反有可能會死，但沒有糧食吃也會死，反正橫豎都是死，還不如造反賭一把。

農(nóng)民起義后，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吃飯問題，在災荒年間，地里肯定是沒有糧食的，想要獲得糧食，最直接的就是殺官放糧，簡單粗暴地就可以解決全家的吃飯問題。

災荒年間起義，除了官府的糧食外，想要獲得糧食，還有另外的途徑，就是那些沒有起義的士紳富人。在實際上的災荒中，并不是餓殍千里，整個省的人都沒有糧食吃，相反，古代的官吏士紳在災荒中并不缺糧食吃。

事實上，不到總人數(shù)百分之一的地主階級家中，囤積著夠吃半年多的糧食。災荒中，只有農(nóng)民才會缺糧食吃。這些官吏士紳，吸農(nóng)民的血吃農(nóng)民的肉，農(nóng)民有沒有糧食吃跟他們無所謂，自然也不會起義。

農(nóng)民起義通常都是拖家?guī)Э?，這些官吏士紳解決了暫時的吃飯問題，但起義無論成敗，少則一年半載，多則三年五年，之后的吃飯問題就需要想辦法解決了。

拿太平天國舉例，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不是因為饑荒直接導致，但是吃飯也是一個大問題。想要糧食首先就要拿官吏士紳開刀，而有一些聰明的士紳地主就主動加入了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就是在天父天兄的感召下加入的，所以太平天國在剛開始的時候有一些本錢，可以養(yǎng)活很多沒有糧食吃的窮苦百姓。

此外，太平天國還有自己的圣庫，簡單來說就是搞平均主義，讓家里有錢有糧的全都貢獻出來，無論糧錢還是牲畜統(tǒng)統(tǒng)上交圣庫，然后搞平均分配，這樣一來吸引了很多人參加，當然，聽了口號來的大都是窮苦百姓，就算把他們都搜刮干凈也沒有多少錢糧，而且基本都是拖家?guī)Э趤淼?，人多了，吃飯的嘴也多了?/p>

吃不飽，軍隊就沒法打仗，起義就沒法進行，所以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們另外一條辦法就是和平交易。養(yǎng)活吃飯的嘴最重要，錢財乃身外之物，沒了還可以再掙，于是在運動的前期，和大地主們以錢財換糧食是一個非常實在的方法，反正錢財只是暫存到大地主那里，說不定什么時候就回來了。

最后一個辦法，就是農(nóng)民起義中最常用的搶了，在天國初期，搶劫士紳富商的浮財是革命英雄的本色體現(xiàn)。如果暫時實在吃不到糧食，就只能靠硬抗和思想教育，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

天國運動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其統(tǒng)治區(qū)內(nèi)，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改朝換代了，戰(zhàn)爭導致人口銳減，統(tǒng)治者開始養(yǎng)民生息，經(jīng)濟開始慢慢恢復。當然后來出現(xiàn)的變故就不屬于農(nóng)民起義該討論的問題了，因為性質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

事實上，在古代發(fā)生災荒時，戰(zhàn)爭可能是最優(yōu)的解決辦法，因為在古代沒有現(xiàn)在高效的科技生產(chǎn)力，也沒有一個健康完善的制度，在古代農(nóng)民是最苦的一個階級，戰(zhàn)爭是重新洗牌的最有效的方法，土地和糧食重新分配之后就會進入下一個輪回。

在古代，和平時代的剝削要比戰(zhàn)爭更加殘酷，吃飯就是利益的博弈，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戰(zhàn)爭。我們應該慶幸這個世界在不斷進步。

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緣起什么？

整天豐衣美食的皇親國戚體會不到饑寒交迫的感覺，因此，他們對于無數(shù)饑民的哀號無動于衷?？刻斐燥埖闹袊越o的自然經(jīng)濟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相當脆弱，當天災人禍交臻之時，他們只能選擇武力抗爭。

1644年（崇禎十七年）舊歷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終于走到了窮途末路。在農(nóng)民起義軍震耳欲聾的炮火聲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在殺妻砍女之后，四處突圍不成，自縊于煤山。北京城明軍的抵抗由此宣告徹底結束，大獲全勝的農(nóng)民起義軍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內(nèi)。城內(nèi)居民夾道歡迎，每戶門楣之上都寫有“順民”的字樣，沿街排擺香案，上貼“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條幅，好一派熱鬧喜慶的場面！在劉宗敏、牛金星和宋獻策等文武官員的陪同下，進城儀式的主角——“大順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時分昂然進人德勝門。只見他頭戴氈笠，身披縹衣，胯下騎著高頭大馬，氣態(tài)莊重，威風凜凜。當行進至承天門下之時，李自成再也無法抑制興奮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門的匾額射去。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時刻！至此，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飛揚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顯族、縉紳權貴已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而李自成——這位當年被裁減的驛站馬夫，似乎成為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對這一幕劃時代的巨變，無數(shù)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明末農(nóng)民起義軍轉戰(zhàn)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規(guī)模圍剿，艱辛備嘗。然而他們能夠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壯舉，其中緣由又遠遠超出了軍事較量的勝負，特別是李自成等人在屢次慘敗之后東山再起，最終星火燎原，勢不可擋，確實給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問題。古語云：“時勢造英雄?！钡疵鲿r勢，絕非輕而易舉?！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币苍S在數(shù)百年之后，我們對產(chǎn)生這場歷史性巨變的客觀社會背景才會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崇禎皇帝朱由檢曾無奈地嘆息：“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此言雖有朱由檢掩飾自己過失的成分，但說明了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即在崇禎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從這一點上講，朱由檢的確是相當不走運。關于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爆發(fā)，史學界已基本取得共識，即其醞釀于萬歷、天啟年間，崇禎即位改元之際，頓成風起云涌之勢。引發(fā)中國古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最直接的原因為“天災”，即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chǎn)或絕收，從而使各地普遍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饑荒，對于成千上萬的平民而言，這種饑荒就意味著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災害具有相當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續(xù)時間長；二是涉及地區(qū)廣；三是各種災害密集交織。陜西是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策源地，同時也是當時遭受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地區(qū)。據(jù)雍正《陜西通志》的記載，從萬歷初年到天啟末年的五六十年間，陜西地區(qū)就已災害頻仍，無歲無之，其種類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將各種難堪的災害來了一個大匯總。而在明代，陜西又是中國北方土地貧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相當落后的地區(qū)之一，罕見的自然災害必然使陜西地區(qū)的糧食生產(chǎn)遭受嚴重的破壞?！懊褚允碁樘臁?，天災肆虐導致顆粒無收，靠天吃飯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線上掙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關中大饑，十歲兒易一斗粟”。至崇禎初年。困憊已極的大批饑民仍不得半點蘇息，不甘心饑餓而死的人們被迫走上了四處搶掠之路。當時陜西延安籍的官員馬懋才回鄉(xiāng)省親，目睹了當?shù)氐膽K況，所撰《備陳災變疏》為我們揭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慘況，讀來令人骨鯁在喉，心情難以平靜。

馬懋才在疏中講道：崇禎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無雨，草木枯焦，糧食絕收。八、九月間，饑民們爭先采摘山間蓬草為食，其籽苦澀，食之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樹皮又成為替代的充饑之物。據(jù)說只有榆樹皮口感稍好，卻較難得，只好與其他種類樹皮相雜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終，樹皮也被剝?nèi)「蓛?。饑餓難耐的人們只好開始以山中石塊為食。有一種名為青葉的石頭，味腥而膩，少食即飽，但不過數(shù)日，必腹脹下墜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嬰兒之命運就可想而知。城外糞場便成為棄嬰場，號泣之聲讓人肝腸寸斷。另外，延安府各縣外均有數(shù)個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據(jù)馬懋才親眼目睹，僅安塞城外三個可容數(shù)百人的大坑已堆滿尸體，而附近沒有送來的尸體又不知有多少。這是當時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馬懋才得出結論道：“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

在傳統(tǒng)的封建社會，中國農(nóng)民躲避饑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遠走他鄉(xiāng)，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個王朝中，每當嚴重自然災害來臨之時，大批流民隨之產(chǎn)生，由此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也常常使當朝執(zhí)政者備感棘手。明朝末年，情況大為不同。嚴重自然災害的出現(xiàn)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積相當廣泛，饑腸轆轆的人們似乎無處覓食，這種狀況在萬歷末年已顯露無遺。《明經(jīng)世文編》中的一段話具有極大的代表性：“數(shù)年以來，災警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迸c陜西、山西地區(qū)相比，其他省份的災荒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就完全斷絕了饑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萬歷末年，山東省境內(nèi)食人之風甚熾，令人毛骨悚然。當時青州府推官黃槐開在奏文中云：自古饑年中，只聽說有道饉相望與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為食，也不問父子、夫婦、兄弟。饑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兒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還有割人頭而吮其腦者。一人方餓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盡。如有人呵止，則大聲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將食我?！迸c黃槐開幾乎同時，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伏闕上疏，并繪《饑民圖》附上，痛陳其家鄉(xiāng)饑民食人惡狀，懇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蠻而瘋狂的人吃人現(xiàn)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無助于解決當時空前嚴重的饑饉。馬懋才曾言陜西饑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殺掠行人為食，幼童及獨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蹤影。而食人者也沒有好結果。食后不數(shù)日，就會面目赤腫，很快內(nèi)發(fā)燥熱而死。無處可避，無食果腹，至此饑民們無復奢望絕處逢生。他們?nèi)绮幌氲人?，只有走上搶掠之路，向稍有積蓄的富有之家發(fā)起攻擊。據(jù)馬懋才奏疏，當時饑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為盜，并宣言道：“因饑餓而死與做強盜而死，并沒有兩樣，與其坐而餓死，不如做強盜還可以飽食而死。”落草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輕則充軍發(fā)配，重則株連九族，然而身處絕境的人們已無法顧忌這么多了。

從表面上看，寇亂只是由嚴重天災引發(fā)的饑饉所致，故而這也就成為地方官員推諉責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禎初年任陜西巡撫的胡廷宴就對類似事件毫不動心，每當下屬州縣上報“盜賊”猖獗的情況，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說地將來者笞打一頓，斥責道：“此饑氓也，至明春自定耳?！标兾鬓r(nóng)民的騷亂不僅沒有于來年春自動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來愈旺盛。但當朝官員還總是習慣用饑饉來解釋“暴亂”的緣起，如崇禎二年（1629年），接任陜西三邊總督的楊鶴在給朱由檢的上疏中云：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迸c胡廷宴等簡單推諉責任有所不同，楊鶴主張對饑民進行安撫，“切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敖o與牛種，使之歸農(nóng)復業(yè)?！边@樣就可以使“亂民”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寇亂”自然平定。

其實，楊鶴之言道出了一個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即在嚴重天災之時官府的責任。封建帝王常常以“愛民如子”自我標榜，當成千上萬的黎民百姓掙扎在死亡邊緣之時，全力賑災以解民憂應該是官府最起碼的責任。但是從萬歷末年至崇禎即位，面對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及饑荒，朝廷上下似乎無動于衷，根本沒有采取必要的救災減災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員不僅對大批奄奄待斃的饑民漠不關心，而且一如既往地嚴催錢糧，這無異于雪上加霜?？梢哉f，無法回避的自然災害是對一個社會的嚴峻考驗，這種考驗涉及官僚體制、社會矛盾等諸多問題。在遠離洪荒時代之后，抵御自然災害更須依賴社會的力量，封建官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與責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面前，大明王朝顯出了行將就木、病人膏肓之態(tài)。社會內(nèi)部各種矛盾暴露無遺，可以說，這種“人禍”才是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風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禎帝朱由檢即位之始，雖有嚴厲打擊魏忠賢閹黨之舉，但面臨積弊重重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危機，卻束手無策，甚至有意無意地為這種危機推波助瀾。當時，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難填，精于斂財，敲剝民髓，無所不用其極。從萬歷皇帝開始，當朝天子就公開向民間搜刮錢財。他派出大批礦監(jiān)稅使，到處恫嚇要挾，掠奪民財。以后諸位皇帝也繼承了這種“癖好”，每年供給皇室的一百多萬銀兩，根本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與此同時，明朝邊庭不寧，調動兵馬必需大批款項，這樣一來政府財政便陷入了崩潰的境地。為彌補虧空與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種餉銀，這無疑是剜肉醫(yī)瘡、飲鴆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當朝皇帝貪婪成性，各級官員也不放棄層層盤剝的機會，因此各種名目的攤派均被強加在普通百姓身上?；鹕蠞灿?，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運可想而知。每當催征錢糧之時，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責罰無法如數(shù)交納的民戶，衙門之外常常血流盈階，慘叫聲、斥罵聲響成一片。無奈之下，百姓賣子鬻妻，逃亡遍野，這種慘無人道的欺壓與折磨必然引起人們強烈的憤慨與仇恨。讓人更加無法容忍的是，就在極其嚴重的自然災害與饑饉到來后，各地官府不僅沒有全力賑濟饑腸轆轆的災民，不少官吏競為保全自己的烏紗帽，不顧百姓的死活，變本加厲地催逼糧餉。馬懋才曾指出：陜西各地官員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際，不蠲不減，嚴為催科。而且全部錢糧都強加于殘存的民戶身上，導致殘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處躲避。在無處存身之后，則相率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毖韵轮?，真正將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貪暴無比的封建官府。對此，后人有詩曰：

闖王（即李自成）來，城門開，

闖王不來，誰將衣食與吾儕。

寒不得衣饑不食，還把錢糧日夜催。

更有貪官來剜肉，生填溝壑誠可哀，

欲得須臾緩我死，不待闖王更待誰？

闖王來兮我心悅，闖王不來我心悲。

君不見，朱泚當年據(jù)關內(nèi)，大呼街市免加稅，

又不見，劉豫當年據(jù)汴城，聲傳鄉(xiāng)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盜，自古如斯君莫驚。

寄語有司各守職，慎勿迫民使為賊！

如火如荼的農(nóng)民暴動使明朝官府上下驚慌失措，正如楊鶴所言，當時最簡單而有效的解決辦法便是賑濟饑民，安置復業(yè)，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動隊伍。崇禎皇帝也明白這是確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撫措施需要財力支持。經(jīng)過再三考慮，崇禎帝痛下決心，才拿出10萬兩帑銀救助災民。而這點錢對于陜西大批饑民來講，猶如杯水車薪。所救不及1／10。當時就有官員在上疏中算了一筆賬：如果按一人一金（一兩銀子）分配的話，10萬金只可救活10萬人。而按照當時的糧食價格，也只夠50天之用?！笆f金果足乎？”因而請求繼續(xù)賑濟。可是朱由檢卻斷然拒絕了繼續(xù)安撫的建議，力主嚴加圍剿“叛民”。據(jù)史書載，朱由檢愛財及慳吝的作風與萬歷皇帝頗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對于官員的考核完全依據(jù)催征錢糧的數(shù)量，對于民間疾苦充耳不聞。甚至在兵餉短缺之時，朱由檢也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

與崇禎帝相似，絕大多數(shù)財大氣粗的王公貴族均是“舍命不舍財”的守財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陽，莊田面積廣袤，金銀珠寶無數(shù)，“富實逾于天府”，是當時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見饑荒的時候，他竟然置周圍百姓生死于不顧，分文不出，不賑一錢。就連前來增援的官軍都切齒痛恨，他們罵道：“王府金錢百萬，饜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心懷不滿的官軍自然沒有多大的戰(zhàn)斗力，起義軍很快便攻下了洛陽，朱常洵猶如甕中之鱉。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fā)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真守財奴也?！蓖凑戎?，將朱常洵梟首示眾。其財產(chǎn)成為起義軍的戰(zhàn)利品。起義軍大賑饑民，周圍平民欣喜若狂，從者如流。

楚王朱華奎的鄙吝與朱常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張獻忠起義軍兵臨武昌城下時，守備官員準備募兵守城，但府庫空虛。而分封在此的朱華奎號稱“積金數(shù)百萬”，富冠一時。守備長官跪請貸金以餉軍，朱華奎實在無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當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時賞賜的金裹交椅，裝腔作勢道：“惟此可佐軍需，他無有矣?！毖垡娺@種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長官徹底絕望了，只好痛哭失聲，揮淚奔出楚王府。張獻忠起義軍輕而易舉地拿下了武昌城，朱華奎在劫難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勝的義軍搜出楚王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shù)百車不盡”。張獻忠不禁譏笑道：“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胡子（朱華奎諢名）真庸兒！”

福王與楚王的表現(xiàn)并非極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個極具普遍性的問題?！督椏芗o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吳偉業(yè)在追思亡國之痛時，對崇禎皇帝的慳吝頗有微詞，他引用鄒漪之言道：“懷宗皇帝（即朱由檢）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受病，獨在慎惜金錢?！苯又?，他強烈指責諸位宗室親王的貪鄙昏庸：除福王與楚王外，秦王府錦緞充斥，但在天寒地凍之時，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吳繼善請求蜀王出借帑銀充兵餉，以加強防御力量，散發(fā)倉庫多得發(fā)霉的糧食，賑濟饑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絕。他們最后死于非命，實為罪有應得。只有封地在開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銀120萬兩，懸賞擊殺義軍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開封城成為負隅頑抗的典型，李自成義軍三次大規(guī)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吳偉業(yè)感喟道：“嗚呼！只坐一慳，遂成胥溺，有國有天下莫不皆然?！?/p>

在北京城受圍之時，崇禎帝聲稱皇宮中已無帑銀，無錢可捐作軍需。因而，他催逼勛戚、太監(jiān)、文武百官出錢助餉。這些平時依靠貪污賄賂大飽私囊的朝廷大員也同樣個個叫苦裝窮，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嘆的滑稽劇。見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檢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諭其率先納銀12萬兩，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領情，宣稱：“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萬兩。崇禎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殺手锏，到宮中向女兒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來5000兩，惜財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兩，上交2000兩。難道這位皇親國戚真的囊中羞澀嗎？其實不然，起義軍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現(xiàn)銀53萬兩，另有珍幣數(shù)十萬。國丈如此，其他的勛戚、貴官自然爭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張國紀拿出2萬兩，崇禎感動異常，當即晉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專權與豪富是盡人皆知的，但聞說捐銀，都裝出一副“苦難深重”的模樣。當時最有錢的內(nèi)官王之心也僅獻出1萬兩，后在起義軍重刑追贓時，他竟吐出現(xiàn)銀15萬兩，其他金銀細軟的價值則與此相當。其余太監(jiān)甚至拿出珍玩與房屋緊急“義賣”，顯示自己已到了傾家蕩產(chǎn)的地步?？傊?，崇禎皇帝親自主持的捐銀助餉活動成效極不理想，只得到銀兩二十多萬，這點銀兩如何挽救明朝防線的全面崩潰？起義軍進入北京后，大搞追贓助餉，用重刑對付這些“要錢不要命”的達官貴人，結果追出銀兩七千多萬兩，兩相比較之懸殊，真令人浩嘆！從這一點來看，明王朝在起義軍未至之時，其內(nèi)部已處于癱瘓潰爛之中了。

如果將官僚統(tǒng)治階層的這種貪婪庸鄙歸結為過于愛惜金錢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將問題過于簡單化了。在罕見的自然災害降臨之時，對于大批奄奄待斃的饑民無動于衷，而為了自己的升官發(fā)財，依然橫暴敲剝，這無疑是視民命如草芥的意識在作祟。從崇禎皇帝至各級官吏，無一例外地只將千萬百姓作為壓榨愚弄的對象，根本不顧其死活。這種意識的突出體現(xiàn)必然導致統(tǒng)治集團與被統(tǒng)治集團之間矛盾的白熱化，從而促使社會大風暴的爆發(fā)。

大批皇親國戚在兵臨城下、生死攸關之時，依然固守財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長期奢侈享樂的生活，已使他們變得驕狂偏執(zhí)又麻木不仁。他們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榮華富貴的生活會被造反者所剝奪。盡管聽到起義軍勢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無措，惶惶不可終日，但他們卻始終抱著極大的僥幸心理，不相信災禍最后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而正是這種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渙散，茍延時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斷與抉擇。起義軍抵達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見，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虛假應酬，“或曰無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關己、不知輕重死活的模樣。甚至還有人強辯，北京城堅勢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積煤米，固守數(shù)月即可轉危為安。但糧餉短缺，守城之兵均饑不得食，又怎會有人賣命抵抗？因此，當起義軍逼近城下時，明朝守備三大營人馬立即潰散，這些富貴的守財奴們均成為義軍階下之囚。也許只有義軍將領劉宗敏特制的“夾棍”才能使這些迷夢難醒的縉紳們感受到一點切膚之痛。在這些執(zhí)政者的操縱下，大明王朝遭遇滅頂?shù)呢\確實是在情理之中。

社會矛盾的極度激化，確實成為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的緣起。然而從義軍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無訓練、赤手空拳的貧苦農(nóng)民，顯然難以與數(shù)量巨大的官府軍隊相較量。明末起義軍之所以能夠最終沖破官軍“十面之網(wǎng)”的圍剿，取得巨大的成功，關鍵還在于他們并非純粹的“烏合之眾”，其組織內(nèi)部具有相當特殊的成分。

其一為叛亡的邊防士兵。陜西為明朝西北重要邊防區(qū)，如寧夏、延綏、固原等三大邊鎮(zhèn)號稱“三邊”，駐扎了大批軍隊。明太祖朱元璋實行軍民分籍的屯衛(wèi)制度，沿邊衛(wèi)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減輕天下兵賦之良策，天長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無地可種又無經(jīng)濟來源，無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賴朝廷的軍餉。至明朝末年，兵餉拖欠十分嚴重，陜西邊鎮(zhèn)尤甚，邊兵饑寒交迫，窮困潦倒。在嚴重自然災害到來之時，境況更加悲慘。陜西巡撫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邊軍每況愈下的處境：“各軍開始只是典衣賣箭，如今則發(fā)展至鬻子出妻；開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則離伍潛逃；開始只是私下偶語，發(fā)泄不滿，如今則公然噪喊以示抗議?！鄙罹硾r的日趨惡化激起兵士們的滿腔怒火。這些弓馬嫻熟、擅長攻掠的士兵與普通饑民有所不同，他們更懂得如何用武力達到自己的目的。日后，這些人成為起義軍中堅持斗爭的中堅力量。據(jù)記載，大批明朝官軍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還有一些偶然的機緣。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舉進攻遼東地區(qū)的女真政權，分四路進軍，結果遭到慘敗，殘兵敗將中有為數(shù)眾多的西北籍官兵，他們在逃亡之時，擔心遭到懲處或再去充當炮灰，于是紛紛奔向自己的家鄉(xiāng)。明朝官府為阻止他們的逃跑，在各地關卡進行邀擊。無形之中，這些本無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卻有家不能歸，只有落草為寇。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謂“流寇”的先驅?！稇蚜炅骺苁冀K錄》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為親族累，故相率立諢名?！边@一現(xiàn)象在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初期尤為突出，首領的諢名形形色色，如滿天飛、九條龍、一丈青、亂世王、皮里針、鉆天鷂等等。

其二是失業(yè)的驛卒。明王朝在開國之初，即著手建立起較為龐大的驛遞系統(tǒng)，每隔10里置一鋪，每隔60里設一驛，分置鋪長及驛丞。明末政治黑暗，驛遞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壞。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驛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經(jīng)費，另一方面，貪婪成性的來往官吏也乘機對當牛作馬的驛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這將驛卒推入了無邊的苦海。崇禎二年（1629年），有官員上疏呼吁：“今天下驛遞之疲憊極矣?！A遞非破家蕩產(chǎn)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悲慘的處境造成“瘦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這種萬分困苦之時，一些官員竟為迎合崇禎皇帝之意，建議整頓驛遞，節(jié)省經(jīng)費。愛財好貨的朱由檢立即予以批準，責成專官著手施行。這種荒謬的做法將驛卒推上了絕路，在重災之時，被裁減下來的驛卒完全喪失了生活來源，“不去為‘賊’，將安得乎？”一些曾親歷陜西義軍活動地區(qū)的士紳都講道：“所擒之賊，多系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崩钭猿杀救司驮鵀槊字h銀川驛站的馬夫，饑困無法自存，在當?shù)毓倮舻钠蹓合?，最后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對此，清張晉《續(xù)尤西堂擬明史樂府》有《裁驛站》詩曰：

關中饑，“盜”蜂起，“流賊”之名始于此。

饑民起，饑軍從，

大吏貪庸工粉飾，閉目掩耳如瞽聾。

裁驛站，惜小費，

劉給事，太無謂。

國用已絀少勝算，驛站一裁驛夫散，

咄哉遂釀李闖“亂”！

（注：劉給事即指首倡裁驛站冗卒的給事中劉懋）

總之，導致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及最終明朝滅亡的主客觀因素是相當復雜的，以罕見的自然災害為契機，明朝社會內(nèi)部矛盾極度惡化，官僚統(tǒng)治集團的殘酷、愚昧與麻木迫使廣大陷于絕境的人們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封建統(tǒng)治秩序由此徹底崩潰。文獻記載的事例不勝枚舉，許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義軍奮力攻打的結果，而是出于內(nèi)部饑民的倒戈，難怪封建士大夫驚呼：“李自成，銀川驛之一馬夫耳，因裁驛站、饑荒，無所得食，奮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無庸贅言，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成功自然不能歸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舉順應了時代的需要，得到了億萬百姓的響應和支持，這才是其制勝的關鍵所在。

隋給唐留了50年存糧是真的嗎，唐人有沒有吃過隋朝糧食？

在當時的書籍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歷史，當時隋朝天下大亂，百姓遭遇到了嚴重的饑荒，但是當時的隋朝并不是沒有糧食，而且在隋朝各地的糧倉中其實擁有著大量的糧食，但是因為當?shù)氐墓芾砼率艿交实鄣呢熈P，不肯開倉私放救濟糧。所以才導致了在隋朝末年各地群雄奇藝，不過他們主要是為了解決糧食的問題，因此那個時候戰(zhàn)爭并不是圍繞一些戰(zhàn)略據(jù)點發(fā)生的，而是主要集中在永豐這些糧倉的周圍。

李淵又是眾多起義軍中最后獲得勝利的一位，作為當時的起義軍，李淵肯定是吃過當時隋朝遺留下來的糧食。在公元617年，李淵在大葉騎兵在河東逗留了幾個月，那個時候河東饑荒特別嚴重，李淵一直沒有辦法進軍。直到當年的11月，當?shù)氐目h令把糧倉獻給了李淵，李淵才有了充足的軍糧發(fā)動進攻。

正是靠著617年隋朝末年到永豐倉的糧食，李淵最后獲得了勝利。在618年的時候李淵稱帝，可以說唐代就是靠著隋朝留下來的糧食才獲得最后的勝利。不過有很多的言論說唐朝一直吃隋朝的糧食足足有50年，我認為這個觀點是假的，首先就是在古代糧食儲存的技術并不發(fā)達，一般來說糧食最多可以存九年。即使放到發(fā)達的現(xiàn)在，糧食也并不能多存儲幾年，如果說做成其他的食物倒還可以實現(xiàn)，但是在古代，食物的轉變并不發(fā)達。

而且根據(jù)史書上的記載，當時的隋朝雖然糧倉中有很多的糧食，但是也沒有達到能夠讓一個國家開支50年的地步。我姐在唐朝結束了隋朝的統(tǒng)治，之后又發(fā)生過多次的災荒如果唐朝繼承了隋朝的糧食，又怎么會發(fā)生如此嚴重的災荒？所以關于唐朝能夠吃50年存糧的話題很顯然是假的。

中國古代農(nóng)民起義的共同點有哪些？

中國古代農(nóng)民起義的共同點如下：

1、爆發(fā)起義的根本原因是統(tǒng)治階級腐敗，剝削徭役繁重。

2、爆發(fā)起義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災害或戰(zhàn)亂，導致農(nóng)民生存受威脅。?

3、爆發(fā)快，聲勢大，一般迅速地席卷爆發(fā)地。?

4、提出均田、免糧、減輕徭役賦稅等保護農(nóng)民階級的綱領，攻占城池后嚴厲懲治當?shù)氐呢澒傥劾魫喊浴?

5、一般以宗教或前朝著名人物為旗幟，達到輿論效應。?

6、前期以游擊戰(zhàn)進行斗爭，攻占多數(shù)城池后才建立正式政權，但與朝廷作戰(zhàn)時仍常使用游擊戰(zhàn)。

7、大多數(shù)起義因農(nóng)民軍自身局限性和朝廷的嚴酷鎮(zhèn)壓，僅僅是曇花一現(xiàn)，或是被剿滅，或是被招安。

8、動搖了封建統(tǒng)治秩序。

擴展資料： 中國的農(nóng)民起義最后鮮有成功者，多數(shù)是被地主或官僚階級摘了果實，李自成和洪秀全是兩個特別的例子。但洪秀全只取得局部勝利。李自成好歹結束了一個王朝，取得全局性勝利。但兩人都沒有治理天下的本事，農(nóng)民起義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沒有遠見的。

中國古代歷史少有靠農(nóng)民起義而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農(nóng)民起義成功的例子，農(nóng)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底層,從統(tǒng)計角度看，這個階層缺少真正的領袖。

因此，中國的發(fā)展應該以安撫農(nóng)民為第一要務，而在城市化后，應該是"農(nóng)民和城市下層平民",這個層面挑起的激烈行動，不會對歷史進程產(chǎn)生實質的影響，反而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動蕩。

這是對農(nóng)民起義從根本上進行否定。更進一步，社會的進步如果到了必須靠革命才得以推動的話，是社會成本相當大的非最優(yōu)選擇，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選擇，社會治理結構必須進行再造，不僅要避免群眾革命性激烈行為,而且應使社會前進的力量通過正常的社會成本小的渠道釋放出來。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農(nóng)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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