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為何會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背后有什么特殊原因嗎

對漢武帝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提到儒學就不得不提董仲舒，毫不夸張的說他是一個上級孔子下開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正是他才使儒學成為中國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中心，對其后世的影響之深遠，是有目共睹的，董仲舒在大漢帝國的歷史上早已經(jīng)不是平凡人，他在景帝時代就已經(jīng)被任命為博士，以此來表彰他的博學。此人所以在景帝時代沒有脫穎而出，全是因為景帝始終在執(zhí)行無為思想，作為儒學者中的佼佼者，董仲舒毫無施展之地，而到了武帝時代，他的機會才算到來。建元元年10月，武帝下詔讓封王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的人進長安城，這自然是武帝為了日后建立中朝而提前熱身，就是這次普通的帝國行為中，董仲舒被武帝從眾人中挑選出來。

武帝這個時候事實上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只是知道這個帝國發(fā)展到今天，必須要進行一系列的改變，至于怎么改變，這就是他向董仲舒所提出的問題，如何讓一個帝國變得更加強大，如何讓帝國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武帝的希望無非如此，董仲舒給出的回答就是我們今天常聽到的天人三策。

在董仲舒看來，一個帝國的領(lǐng)導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說一定讓天下人知道和明白統(tǒng)治他們的這個帝國的皇帝和帝國都是合法的，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安心為這個帝國效犬馬之勞，不能有別的任何想法，如何讓天下人認為大漢帝國具有合法性，董仲舒提出了新王改制，所謂新王改制就是在一個王朝建立后，帝國的開國皇帝必須要改制，改制有兩條內(nèi)容，第一個改正朔，也就是要修改歷法，第二個內(nèi)容是易服色，也就是每個王朝所崇尚的顏色，秦帝國崇尚黑色，那么大漢帝國就必須要改變崇尚黑色，而選取另一種顏色。

董仲舒在帝國已經(jīng)建立了幾十年后才提出，實在是這個帝國的苦衷之一，開國皇帝高祖即使有這樣的認識，恐怕也沒有這樣的時間，接下來的幾位帝國皇帝大都在執(zhí)行無為國策，他們似乎對一個帝國還沒有最清晰的認識，無論是改革家呂后還是守成之君文景二帝，他們都把著眼點放在了經(jīng)濟建設(shè)與封王的問題上，倘若董仲舒在幾十年前提出，恐怕這種想法也不會得到執(zhí)政者的認可，武帝所以會認可，是因為董仲舒提出了這個帝國最致命的弱點，幾十年來匈奴人的不斷騷擾和封王的潛在威脅，都或多或少的對長安政權(quán)的合法性提出了質(zhì)疑。

這自然無需多說，即使高祖皇帝用了七年時間把自己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然而皇帝一詞在中華大地上才出現(xiàn)了不到30年的時間，夏商周三代的“國王制”始終還縈繞在那時的人們頭腦中，我們完全可以從秦始皇身上找到這種痕跡，秦始皇在位期間多次被人行刺，多次受到最惡毒的詛咒，恐怕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暴政，還因為皇帝不被天下人所重視，高祖皇帝在稱帝后，異姓王的造反大都由高祖皇帝的陰謀推動，異姓王主動造反的并不少見，英布在高祖面前就敢理直氣壯的笑著說出“我也想當皇帝的話來”，呂后被匈奴單于羞辱，以及文景二帝在位時，吳王與周氏父子對皇帝不以為然，可見這個帝國皇帝的合法性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挑戰(zhàn)，目的是不希望受到這種挑戰(zhàn)的，所以他很高興的接受了董仲舒這一建議。

但武帝之所以真心實意的接受，還因為這種證明方式不僅可以證明帝國以及帝國皇帝的合法性，還可以預防一些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想法，既然這個帝國是合法的，所有皇帝也是合法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許以任何理由來推翻這一合法性，在這一問題上董仲舒看中的是帝王的正名，而武帝看重的則是對不可知的想要對帝國挑釁群體的預防。

當武帝正要舒一口氣的時候，董仲舒又提出了這樣一條，既然大漢帝國是合法的，那么皇帝的權(quán)力就是神授予的，而皇帝的權(quán)力不能無限大，在使用權(quán)力的時候必須要照顧到天，天可以讓皇帝失去合法性，這不僅僅是告誡，十足的已經(jīng)成為警告，然而董仲舒的這一提議被武帝之后所有皇帝在行動上否定了，他們大權(quán)在握時，智者只是略略提到天，昏庸者則往往把天放到了一邊兒，確切的說董仲舒仍舊是希望用儒家的那套神鬼思想來對皇室的權(quán)力進行控制，可惜的是，人往往都希望天給放松，而不喜歡天給束縛。

這一提議不被武帝采納，還有許多年后才能被武帝用行動來證明。董仲舒緊接著所提出的策略更是讓武帝心花怒放，大漢帝國在開創(chuàng)時期就被另一種讓皇帝很不舒服的格局，這就是不能做到大一統(tǒng)，所謂大一統(tǒng)無非是應該由皇帝控制帝國的全部，而帝國幾十年來的發(fā)展，使得武帝不得不正視，諸王的絕對的自治讓這種愿望落空，董仲舒提出整個帝國的統(tǒng)一，無論是領(lǐng)土完整還是權(quán)力的絕對都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自然迎合了武帝的心思，為他日后加強中央集權(quán)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jù)，董仲舒在給武帝提出這幾條建議后，最終還是搬出了他迫切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武帝可以做到尊儒，尊儒有兩點，第一就是尊重儒生，尊重他們的舉動就是建立太學，讓天下優(yōu)秀的儒生都到太學里來學習，第二讓他們所學習的科目全為儒家學說，拋掉儒家以外的所有學說。

大漢帝國在一甲子之前對儒生幾乎沒有尊重可言，高祖皇帝曾經(jīng)大肆羞辱儒生，武帝以前的朝臣大都是黃老之徒，賈誼不被認可或多或少也因為他是儒生的緣故，大漢帝國建立在秦帝國的廢墟上，在帝國第一代領(lǐng)導人那里，無論是皇帝還是丞相都不具備變革的能力，他們只能因循守舊，對于始終以一種進取姿態(tài)出現(xiàn)的儒生，他們始終抱以懷疑甚至是仇視的態(tài)度。在大漢帝國，儒生是不被歡迎的，即使是晁錯，雖然懂得《尚書》，然而其所提出的呈給景帝的各種主張都帶有進取的”術(shù)“的特點，董仲舒的儒家卻不是這樣，在他們看來，治國之道一旦參合人術(shù)，無疑就等于法家，而事實上大漢帝國即使在初期和武帝駕崩后乃至整個帝制時代，法家思想始終是最受歡迎的思想，董仲舒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他給出的提議無非是希望，武帝能給法家穿上一件溫柔的外衣，一件讓眾生忽然覺得平等忽然覺得身處溫柔之鄉(xiāng)的外衣。

建立太學自然只是尊儒的一個方面，董仲舒認為，還應該把推舉賢良作為帝國的一項制度，每兩年要推舉一次，推舉天下的賢士，這一制度被武帝認可并實施后，大漢帝國的人才選拔有了突出的表現(xiàn)，并且被后來的帝國所采納，董仲舒與武帝僅因此項就可以被列入偉大任務卷中。尊儒必須要尊重儒家的學說，那么完全可以通過強制手段在整個帝國內(nèi)部實行全民讀儒的政策，儒家之外的學說，即使不被拋棄，也不可能放到桌面上來講，一個帝國只能有一種統(tǒng)治思想，作為皇帝也只能用一種思想來統(tǒng)治他的子民和維持這個帝國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統(tǒng)治。

大漢帝國在一甲子之前，意識形態(tài)是黃老學說，其中又不可避免的夾雜了法家學說，這種意識形態(tài)在今天看來是不是正確已有史為證，武帝即位，這種表面看上去已去懦弱的意識形態(tài)不可能吻合現(xiàn)實條件，所以必須要用一種意識形態(tài)來為這個帝國重新指明一條路，當然無論是董仲舒還是武帝，包括一些儒家的知識分子，都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無為思想容易導致帝國的分裂，這種皇帝與丞相為首的百官的共同不作為，或者是官僚群體對一心想要進取的皇帝的干預，對于大一統(tǒng)思想而言絕對不是好事。

然而武帝所以要采納董仲舒的建議，還有另外的原因，武帝需要開拓，并且更有開拓精神。國家的政策已經(jīng)改變，那么最先改變的應該就是意識形態(tài)，即使這種意識形態(tài)這個時候還沒有被臣子提出，但任何帝國的識見之士已經(jīng)看到了，不敢進取、忍辱負重的意識心態(tài)和行為已經(jīng)不再被帝國所接受，即使不是董仲舒提出，自然也會有人在帝國的蓬勃時期提出，意識形態(tài)需要改變。

董仲舒不但是個理論家，同時還是一個改革家，在天人三策中，他希望帝國可以做一些改變，因為幾十年來，帝國只有在經(jīng)濟上有所突破，而在許多方面仍舊是帝國初年的模樣，這顯然跟執(zhí)政者的思維有關(guān)，每一任丞相甚至包括皇帝在內(nèi)，似乎已經(jīng)習慣了帝國初年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tài)，他們不是不想改變，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想要將帝國由保守型改變成開拓進取性，最先要改變的是政治技術(shù)與意識形態(tài)上的一切，在董仲舒看來皇室不能改變，但官僚群體卻很容易在皇帝的鐵腕下進行改變。

多少年以后我們知道武帝在完全采納了董仲舒的提議后，大漢帝國由此而成為以儒家為表，法家為里的新儒學，這種“霸王道雜之”的理論，由于更適合帝制時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武帝確立為正統(tǒng)思想之后，2000年未改變，毋庸贅言，在帝制時代的思想建設(shè)上，武帝儼然就是一位開山鼻祖，然而無論我們用多么平坦和華麗的言辭來為這位千古一帝歌功頌德，隱惡揚善，由其性格所制造出來的種種對帝國的傷害卻是無法辯駁的。

用寫史的人的話而言，武帝是個“內(nèi)多欲，外施仁義”的帝王，他崇尚鬼神，花大力氣想要將自己的神仙工程完工，在戰(zhàn)爭上他不惜人力物力四處征伐，由此而完成他“外事四夷之功”的偉業(yè)，他的宮廷生活極其腐朽，好聲色犬馬，四處尋獵，后宮美女如云，有人在這方面特意指出：古者宮室友制，宮女不過九人……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jié)儉，宮女不過十余……武帝時又多娶婦女至數(shù)千人，以填后宮。

但即使是這樣的后宮八千仍不能滿足他的愿望，他經(jīng)常外出獵艷，凡所知佳麗，便設(shè)法得到，淫欲至于極點，為了縱情享樂，他大興土木，增建宮室，僅在長安城和郊區(qū)，武帝就建了離館145座，及所增建的宮苑大多建雄偉壯觀，所耗費的大量人力物力自不待言，甚至不僅在生前縱情享樂，武帝在死后也要像生前一樣，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開始為自己興建陵墓，其陵墓稱為茂陵，從公元前139年開始營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歷時33年。

漢武帝動用全國賦稅總額的1/3作為建陵和征集隨葬物品的費用，建陵時曾從各地征調(diào)建筑工匠，藝術(shù)大師3000余人，工程規(guī)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結(jié)舌，因此茂陵素有東方金字塔之稱，事實上評價五帝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他的屢次用兵是對還是錯，在大漢王朝的歷史上就已經(jīng)有過爭議，漢武帝似乎正反印正了梁啟超的那句話，惟庸人無咎無譽，大漢王朝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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