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原本惺惺相惜,是什么導致兩個人反目成仇?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王安石和司馬光原本是好友,兩人關(guān)系頗為密切。但王安石為了改革,打算推行新法,此舉遭到了司馬光的反對。司馬光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列舉出了變法中一系列的弊端,要求王安石廢除新發(fā),恢復舊法。而王安石則將司馬光的觀點一一列出反駁,并且指出司馬光思想守舊,這并非新法的錯。這正是因為這起事件,讓兩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逐漸破裂,而且到了無法共事的地步。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改革家,他在神宗朝推動變法,一改北宋積弱現(xiàn)狀,國家煥發(fā)出新的生機。神宗皇帝也成為繼太祖、太宗之后最有作為的一代帝王,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隨著王安石罷相、神宗去世,變法也就不了了之,加上保守派的回歸,改革功虧一簣。
王安石曾經(jīng)兩次罷相,熙寧七年(1074年),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改革從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到了熙寧七年,已經(jīng)五年時間,經(jīng)過五年的實施,改革已經(jīng)初見成效。國庫日漸豐盈,國內(nèi)局勢穩(wěn)定,保守派也偃旗息鼓。
并且王韶在河湟戰(zhàn)事取得重大進展,史料記載“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shù)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蔽鯇幜辏跎匦熊姲税倮?,收復五州、斬殺敵人數(shù)千,是百余年間北宋最大的勝利。
這場勝利的功勞就該歸王安石,雖說王韶是統(tǒng)兵大將,但改革的目的就是籌集軍費,有錢才敢開戰(zhàn),否則根本打不起來,熙河開邊也無從談起。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等等,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就在如此關(guān)鍵時刻,假若新法能繼續(xù)穩(wěn)步推進,很有可能成功。偏偏王安石在此時被罷相,新法被暫時廢除,給予改革派巨大打擊。
為何王安石在改革日趨鼎盛之時,突然被罷相?
熙寧七年,旱災再次降臨,在生產(chǎn)力不甚發(fā)達的北宋,這種現(xiàn)象很常見。但對于當時迷信的宋朝人,這就得找找原因了。史料記載“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
神宗皇帝看到旱災遍布、百姓食不果腹,便開始自我懷疑,我們現(xiàn)代人看來,天災和人沒有什么關(guān)系,并且當時宋朝也不會存在什么傾倒工業(yè)污水、垃圾填埋、污染壞境等問題。神宗皇帝左思右想,能和旱災扯上關(guān)系的只有改革,可能就是因為改革導致天怒人怨,才讓老天用旱災來懲罰世人。
偏偏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制了一副《流民圖》上疏給皇帝,其畫上有各種各樣流民的人物圖樣,是惟妙惟肖,表現(xiàn)出百姓出極度痛苦的狀態(tài)。這雙重打擊讓神宗決定廢除新法,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仔細分析一下,改革的時候出現(xiàn)天災,難道不改革就不出現(xiàn)了,以往黃河改道、洪澇災害都是人為的嗎?
當然不是,所以神宗陷入了思維的怪圈,因為他是個為國為民的好皇帝,才徘徊不定,最終廢掉了新法。
神宗不同于英宗,宋英宗趙曙是個很不地道的皇帝,他在位期間不崇尚孝道,對仁宗和曹太后多有不敬。神宗則是個非常明理的皇帝,對曹太皇太后也是非常孝順,曹太皇太后屬于長輩,長輩說的話神宗多少也得聽一點。史料記載“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p>
曹太皇太后對神宗說:“我聽說由于青苗法等新法導致百姓很不好過,應該廢除,王安石雖然很有才學,但是反對的人太多,如果皇帝實在是喜歡,那么可以先罷免等過一段時間再招回來便是。”
看似是奶奶教育孫子,然而在當時,這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這相當于外戚干政,是宋朝絕對不允許發(fā)生的,當朝主政的是神宗皇帝,根本就沒有什么奶奶說話的份。神宗出于孝順,并沒有多想,但這對他心理的影響很大,親人的意見往往可能左右一人的決定,而且神宗本身對奶奶有所虧欠,更讓他寢食難安。
這就是王安石被罷相的了另一個原因,曹太皇太后的一句話,可能就是壓垮神宗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保守派就沒有消停過,這是利益決定的,改革必定要見血,必定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所以以文彥博、韓琦、司馬光等為首的保守派一直在上疏反對。其實在每一次新法的實施當中,王安石都要和反對派一較高下。
史料記載“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表n琦、司馬光經(jīng)常上疏彈劾王安石,把變法說得一無是處。
司馬光與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因為變法,兩人反目而成仇人。有一次,他倆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非常激烈的爭辯。他們的矛盾焦點在于一個“利”字。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理財之道和善于理財之人。司馬光則責備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罷了,而是應該更加科學合理地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
保守派力量強大,手下更是有無數(shù)人無時不刻都在想著除掉王安石,然而改革的重點不在王安石,而在神宗皇帝。只有神宗皇帝堅定不移得實施改革,王安石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一切都是空想罷了。在反對派的叫囂下,神宗皇帝經(jīng)常動搖,皇帝他本不是個意志堅定的人,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來。
經(jīng)常是皇帝有所動搖,然后王安石開始苦口婆心地勸解,這一方面讓王安石十分難熬,另一方面神宗皇帝也是苦口難言,左右為難。在眾反對派的反對聲中,神宗皇帝終于崩潰,新法被暫時廢除。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反對王安石呢?
王安石在官場摸爬滾打數(shù)十載,深知王道而不通權(quán)變,民弊而不懂“官箴”。變法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最后,他終于犯了眾怒。
神宗皇帝是個好皇帝,一心為國、操勞一生,但神宗皇帝也是個優(yōu)柔寡斷的皇帝,他既想興盛國家,還想安撫眾人,這矛盾令其痛苦不堪。新法被廢不久后再次恢復,但王安石離開權(quán)力核心,對改革派打擊巨大,改革的步伐進行緩慢,荊棘叢生,到最后只能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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