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佩劍的風俗是怎么出現(xiàn)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為大家?guī)碓敿毥榻B,接著往下看吧~
劍在其起源階段具有純粹實用的性質,貴族帶劍也自有實際的防身衛(wèi)體功用。早期銅短劍由于器形短小,尚未成為有威力的格斗兵器,故在戰(zhàn)爭中還沒有得到廣泛應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東漢劉熙《釋名·釋兵》稱:“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大概漢語中劍的得名,正是由于劍的早期功用。
中國人帶劍的習俗,大致可以追溯《山海經》中所記載的君子國?!渡胶=洝ずM鈻|經》云:“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薄渡胶=洝ご蠡臇|經》云:“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睍x人張華《博物志·外國》云:“君子國人,衣冠帶劍。”可見帶劍之風由來已久。
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時期,劍不僅被大量用于戰(zhàn)爭,而且被更廣泛地用作平常的佩飾。當時貴族帶劍的風氣極盛。貴族帶劍除防身衛(wèi)體外,又有佩飾的作用。隨著貴族帶劍風氣的形成,劍的佩飾意義愈益突出,他們不僅以帶劍來體現(xiàn)尚武的風氣和精神,更以帶劍來顯示威儀,以華美的劍來標示富貴,帶劍已成為貴族顯示其身份和地位的一種標志,也是男子顯示儀表和風度的服飾?!?a href="/ddjy_100/44.html">老子》稱貴族“服文彩,帶利劍”,這與史前先民或介胄之士的帶劍有很大區(qū)別,其佩飾的意味要遠甚于實際的功用。故貴族們競相追逐珍良寶貴之劍。李斯《諫逐客書》稱秦王政“服太阿之劍”,所謂太阿劍當應是泛指得自異國的寶劍。《呂氏春秋·侈樂》云:“世之人主,皆以珠玉戈劍為寶?!?/p>
早在西周時期,著冠帶劍就是當時貴族的普遍裝束。北京市房山區(qū)琉璃河西周初貴族墓中出土有扁莖柳葉形銅短劍;河南洛陽龐家溝西周初期貴族墓中出土的兩件扁莖柳葉形銅短劍,劍身均有“豐伯”的刻銘;甘肅靈臺白草直西周初期凞伯墓出土扁莖柳葉形銅短劍,等等。這種現(xiàn)象說明,當時在貴族階層,帶劍已經成為風氣。
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帶劍已經是普遍的現(xiàn)象了?!蹲髠鳌ば哪辍酚涊d,楚王派申舟聘于齊國。途經宋國時,申舟被殺害。楚王聞訊,“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意思是說,楚王拂袖而起,連鞋也沒穿好就跑出去,準備出兵。隨從慌忙將鞋和劍遞給他,同時備車。楚王走到寢門的門闕時,才穿好履,走到寢門之外才佩好劍,走到蒲胥的集市時,才上了車。這段文字將楚王沖動的神情描繪得淋漓盡致。由此也可以看出,劍是君王不可須臾離身的器物?!稇?zhàn)國策齊策六》記載齊國兒童譏諷田單的歌謠唱道:“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大冠是武冠;修劍拄頤,謂所佩長劍之柄及于下頷。
由于成年的貴族男子幾乎人人帶劍,故帶劍又被視為貴族成年的重要標志,與成年加冠具有相似的意義?!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記敘秦始皇成年親政時,即用“始皇九年四月乙酉,王冠帶劍”來表示。在中國古代,“加冠”是一種表示成人的重要禮儀,而把“帶劍”與此相連,就不能不說是表示同一含義。漢人劉向《說苑·善說》述,楚國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帶玉璣劍,履縞舄,立于流水之上”??梢娕鍎€是一種冊封貴族儀式上的服飾。這是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寫照。
為了顯示富貴,貴族們還競相把佩劍裝飾得極其華美?!冻o·九章·涉江》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变e,即劍;陸離,斑斕絢麗,言其裝飾之盛;切云,高冠之名。屈原以“陸離”狀寫劍飾,可見一斑。湖南長沙子彈庫戰(zhàn)國楚墓曾出土一幅帛畫,描繪一貴人馭龍,頭戴高冠,腰佩長劍,正如《楚辭》所言。
《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載,趙國平原君遭使者往見楚國的春申君,趙使欲向楚人夸示富貴,特意頭載(玳)瑁簪,以珠玉裝飾佩劍之鞘,這種風氣促進了銅劍裝飾藝術的發(fā)展。于是,專門作為佩飾以玉制作劍器附件的玉具劍便應運而生。漢人劉向《說苑·反質》描繪身處富貴鄉(xiāng)的經侯“左帶羽玉具劍,右?guī)Лh(huán)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顯赫一時。
貴族帶劍的習俗和風氣普遍流行,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地處西陲的秦國。秦簡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戰(zhàn)國之初,秦國曾以政令形式要求官吏佩劍,將官吏帶劍定為一項制度。這就是《史記·秦本紀》所載的“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唐人張守節(jié)的《正義》解釋說:“春秋,官吏各得帶劍?!薄妒酚浟鶉瓯砣酚衷疲骸?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另外,《史記·秦始皇本紀》后附的《秦紀》中也有簡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的記載?!妒酚洝穼ν碌闹貜陀涊d,表明司馬遷對這一歷史事件的鄭重程度,說明對秦國來講,這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
秦簡公接連令吏帶劍,令百姓帶劍,著眼點就在劍本身。一個“初”字,說明在此之前秦人沒有佩劍習慣,或是秦的法律不允許帶劍。一個“令”字,又說明這是以政令方式強力推廣劍的佩戴,是在努力引進吳、越和楚國的先進兵器和戰(zhàn)斗技藝。對秦國來講,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其意義不亞于后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漢承秦制,官史也帶劍,故身為漢更的太史公司馬遷就在《史記》中三次加以載述,記載了這項制度的發(f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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