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蜀漢為何最短命?原因竟是川人愛傾軋自取其咎!下面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三國興亡追根究底也是有一定緣故的,蜀漢是在不應亡國的時期滅亡的,實在是不亡于鄧艾進攻,反倒是亡于益州地方政治勢力出賣!
曹魏政權自曹操于公元217年稱魏王開府算起,到司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奐立國稱帝為止,一共歷時48年。曹魏政權純粹是在一場逼宮政變中亡國,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統(tǒng)治能力。司馬氏父子對于后來幾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對漢獻帝一般無二,有過之而無不及。曹魏在三國中最強大,但統(tǒng)治的時間只有48年便亡國。如果再加上曹操執(zhí)漢相那段時間,也不過70年左右。
孫吳政權自孫權于公元200年接替孫策執(zhí)掌江東算起,一直到亡國之君孫皓于公元279年投降魏晉,前后經歷了79年,是最后一個滅亡的。它的滅亡純粹是由于內部黨爭造成的分裂,從孫權時代就開始的政治*的必然結果。
蜀漢政權自劉備于公元219年于漢中南部稱漢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劉禪降于鄧艾止,前后經歷了44年。蜀漢是三國中最先亡國也是最短命的。而且無論讀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會有很大的困惑:蜀漢政權尚有姜維等將帥手握中央重兵可用,還有羅憲等名將鎮(zhèn)守的地方外援支撐,而且還有廣闊而穩(wěn)定的云、貴大后方可以回旋,為什么只鄧艾一支已無多大戰(zhàn)斗力的部隊一旦破關而入兵臨城下,蜀漢就亡國了呢?
一是由于鄧艾突襲,蜀漢朝野都沒有充足的準備,更何況黃皓不斷隱瞞軍情不報,以至于南中守將霍戈要入援劉禪卻拒絕了。
二是由于諸葛亮后時代的劉禪昏庸,宦官黃皓與大將軍閆宇聯手專政,使文臣武將喪失了信心,部隊已失去戰(zhàn)斗力,成都外圍將士不是沒有抵抗,而是都壯烈犧牲了,已沒有主力戰(zhàn)將。
三是蜀漢的主要軍事支柱姜維被逼離開權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禍,使中央政權失去了應變和抵抗能力。
四是進攻蜀漢的魏軍不止鄧艾的部隊,還有鐘會一軍在劍閣對姜維的牽制。兩人統(tǒng)帥18萬大軍,近于蜀漢全國兵力的兩倍。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舊官僚地主集團政治勢力的出賣。
鄧艾兵臨城下時,朝臣中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投奔吳國,一種是后撤南中,以圖恢復,竟然沒有一人提堅守的。難怪此前東吳使臣來蜀后回江東匯報時講道:入蜀境以來,沒聽到一句正直的話。這時蜀漢的光祿大夫譙周站出來說話了,他認為撤到南中沒有準備,投吳還不如投魏,吳早晚都得被魏滅,我們還得二次受辱,還不如一次性降魏的好。
然而這個昏庸透頂的劉禪不但沒有怪罪之意,卻膽怯地問“如果鄧艾不接受怎么辦?”只這一句話便看出蜀漢亡國也是必然。
譙周卻信誓旦旦地保證受降,而且還保證一定不失為裂土為王,否則他去洛陽抗議。仿佛他是曹魏的主子。無非是要劉禪早投降,早降魏。可是在朝文武多是怕死之人,因那些剛武的將帥早被黃皓等人排斥出朝了。
劉禪還是不想投降,想撤往南中。可是譙周又威脅他道:去南中,那里必會反叛,說不準還沒到南中,連命都保不住了。劉禪就這樣硬是被自己的部下勸降了,蜀漢也就滅亡了。
只可惜那些在外的蜀漢將士還在苦苦浴血奮戰(zhàn)。前線蜀漢將士接到成都發(fā)來的受降命令無不失聲痛哭,以劍擊石。就是劉禪降后,姜維仍為蜀漢政權謀取復辟失敗而死于亂軍之中。南中都督霍戈素衣向成都號哭志哀三天,仍堅守南中不降。巴東太守羅憲志哀三天后仍然堅守白帝城,抗擊東吳趁火打劫派來的進攻部隊。連續(xù)多次打敗東吳將軍盛憲、都督步協、名將陸抗,以兩千人敵三萬眾,一直堅守了6個月,東吳也沒有得手而退軍。有這樣的將帥在外怎么能投降呢?亡國之君亡國之君,亡國在君而不在臣,在相而不在將。至少蜀漢是這樣。
那么還要說及為什么譙周那么積極地敦促劉禪投降呢?因為譙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勢力地主集團在朝中的代言人。蜀漢政權的統(tǒng)治集團都是中原人士,是以入侵者入蜀的,因而始終受到地方的反對。盡管劉備、諸葛亮在組建政權時充分考慮到了吸納地方政治勢力的加盟換得了穩(wěn)定,但同時也埋下了政治隱患,一旦時機成熟,便借助外部勢力,把蜀漢集團的中原勢力幾乎全部從蜀中驅趕了出去。由此亦可見地方政治勢力的可怕之處。由此亦可知東吳為什么會最后滅亡,而且吳亡后江東仍然穩(wěn)定不亂,一直到東晉也仍是小王朝的可靠后方。
益州的地方勢力、地主集團自以為得計,借事變之機幾乎把蜀漢舊臣盡數排擠出成都。但這些舊臣卻擁有自己的部隊并都帶走了,而蜀人卻沒有足夠的兵力來保衛(wèi)地方,正如一些史學家所言,武裝起來的蜀漢舊臣都走了,剩下的是沒有武裝起來的地方政治勢力,因而兩晉年間,他們根本沒有抵抗不斷變亂中陸續(xù)進入的武裝侵入勢力,仍遭受了二百余年變亂的荼毒,要比蜀漢時代悲慘的多,這也是咎由自取,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也是地頭蛇政治的一種結果。
蜀漢早晚要亡國,但亡國的時候卻絕非是應該亡國的時機。因為蜀漢尚有余力對抗吳魏,只是因了一介書生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出賣,因了一個昏庸君主的昏庸而提前壽終正寢,實在可悲可嘆。
一、蜀漢立國的基礎條件是最差的。三國中,曹魏雄據北方中原大地,在當時是全國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地廣人多,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的士家大族也多聚居中原,因此曹魏人才輩出。孫吳久據江東,經營多年,代表了當地政權,人心歸附。而蜀漢雖地處天府之國,可是仍位置偏遠,偏安一隅,占據荊州之地也是很小很落后的那一部分,人口基數小,因此從人才產生的基礎條件講,蜀當是最差的。
二、蜀漢背負了外來政權的原罪。蜀漢政權的創(chuàng)立者劉備是河北人,打著恢復中原漢室地旗號一路顛沛流離,最后在蜀扎下腳根,因此蜀漢政權是外來政權,劉備立國后政治勢力主要有以關羽、張飛、糜竺、簡雍為首的創(chuàng)業(yè)派,以諸葛亮、蔣琬、費祎、魏延、黃忠為首的荊州派,以李儼、法正、孟達為首東州派,以及益州本土派。為了鞏固政權,以劉備及以后諸葛亮主政都是重用本派及荊州派,拉攏東州派,打壓益州本土派,所以益州本土的豪強及士族勢力對蜀漢政權的認同感是存在問題,人才不得出。
三、蜀漢用人機制缺陷明顯。在認人和人方面,曹魏的曹操強調“唯才是舉”,敢于起用出身下層的寒門人物。而劉備政權用人機制不靈活,還是延續(xù)東漢的察舉制,更多強調孝廉等德行方面,造成真正有治國理政,帶兵打仗的人無法選出來。劉備及以后諸葛亮的用人風格都是都主張以仁德,以法治治國,所以蜀漢后期的人才,給我們的印象多是道德標準很高,很有才學,要么像謙謙君子,要么是酸儒,就是中看不中用。在和平時期,有德有才學的人治理國家是可以的,但在開創(chuàng)基業(yè),開疆拓土時期,還是要有有謀略、有血性,有開拓精神的實戰(zhàn)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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