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時期對匈奴一共打了三場仗,為什么之后匈奴17年都不敢再犯呢

漢朝時期對匈奴一共打了三場仗,為什么之后匈奴17年都不敢再犯呢

漢朝三場仗匈奴為什么17年不再犯，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漢朝建立以來，北部邊境一直遭受著匈奴入侵的困擾。特別是冒頓單于統(tǒng)一匈奴之后，對漢朝的騷擾程度不斷加劇。漢高祖劉邦曾親自率兵攻打，不料被圍于白登城七日，險些喪命。為了維護邊境安寧，采取了和親的方式，向匈奴進行妥協(xié)，這種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匈奴的進攻，但邊境上仍然時常會被匈奴燒殺搶掠，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了漢武帝時代。漢武帝上臺以后，經過文帝和景帝的勵精圖治，國家經濟、軍事實力都有了較大增強，漢武帝便開始籌劃對匈奴的反擊。

第一仗

元朔二年，匈奴兵又一次大規(guī)模進攻漢朝邊境地區(qū)，死傷百姓無數(shù)，大量畜牧被搶走。漢武帝對此忍無可忍，下令衛(wèi)青為主帥，李息作為他副將，領兵北出云中郡，對匈奴實施反擊式的打擊。衛(wèi)青是漢朝最著名的軍事將領之一，受漢武帝重托，這次他也未讓朝廷失望，率領大軍在河套地區(qū)將匈奴兵擊敗，俘虜了匈奴數(shù)千余人，河套地區(qū)的整片土地重新被漢朝收復回來。衛(wèi)青的這次戰(zhàn)斗，被稱為是漢朝與匈奴對決中最重要的一次勝利。緊接著，漢武帝便在剛剛收復的河套地區(qū)設置朔方郡，以此作為和北方匈奴作戰(zhàn)的橋頭堡，并在朔方郡周圍建設大量軍事設施，并遷徙十萬百姓進駐朔方郡。

元狩二年，匈奴人經過一定的休整之后，再次騷擾漢朝邊境。漢武帝下令大將軍衛(wèi)青與霍去病為帥，兩人分別率領一支人馬向北挺進?；羧ゲ】偨Y出匈奴人善齊射，習慣馬背上作戰(zhàn)的經驗，于是下令所有將士帶足口糧

第二仗

水草，食宿都在馬背上進行，加速前進，一路長驅直入?；羧ゲ碾]西出發(fā)，過焉支山，奔襲上千里，殲敵八千余人，斬殺了匈奴軍隊的兩個封王，就連匈奴單于的祭品金質佛像也被霍去病繳獲，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元狩二年，匈奴人經過一定的休整之后，再次騷擾漢朝邊境。漢武帝下令大將軍衛(wèi)青與霍去病為帥，兩人分別率領一支人馬向北挺進?；羧ゲ】偨Y出匈奴人善齊射，習慣馬背上作戰(zhàn)的經驗，于是下令所有將士帶足口糧

同年夏，霍去病與大將公孫敖出兵北塞，在塞外奔襲兩千多里，直至祁連山下，一路殲滅匈奴軍士三萬多人。從此，匈奴開始分為投降派和頑固派，導致渾邪王斬殺休屠王，率四萬多部眾投降漢朝。西漢國土面積再次大規(guī)模擴大，漢武帝在原來渾邪王的領地上設四個郡，隔絕了匈奴人與羌人的聯(lián)系，同時也打通了西漢通往西域的門路，為西漢與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交流提供了一條通道。

第三仗

元狩四年，匈奴又與漢朝發(fā)生了一場生死攸關的戰(zhàn)爭。經過周密部署，漢武帝下令衛(wèi)青、霍去病率領十萬騎兵，近一萬匹戰(zhàn)馬背負輜重，十萬步兵殿后，分道北征。西路軍由衛(wèi)青統(tǒng)一率領，從定襄向北出發(fā)。長途奔襲之后，在漠北地區(qū)與冒頓單于遭遇，激戰(zhàn)之后，衛(wèi)青大軍完勝，斬殺匈奴兵一萬余人。之后，大軍又深入到今內蒙古高原杭愛山以南，繳獲大量財物和糧草，勝利而歸。

東路由霍去病率領的大軍更未讓漢武帝失望。他從代郡出發(fā)，行軍兩千里，繼續(xù)實施精銳的進攻，采取速戰(zhàn)速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讓和他們交戰(zhàn)的匈奴兵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紛紛敗下陣來。霍去病生擒匈奴屯頭王、韓王等三王。一場戰(zhàn)役下來，霍去病共殲滅匈奴兵七萬余人一直進攻到狼居山腳下。在那里，霍去病代表大漢朝皇帝舉行了封禪儀式。

漢朝有一大切齒之恨，13萬漢軍對陣匈奴為何一箭不發(fā)？

那是因為這十三萬漢軍已經被包圍，一箭帶來的很可能就是兩軍交戰(zhàn)，血流成河。

漢高祖劉邦建國后，自然了解北方匈奴的威脅，而他如此老奸巨猾之人，肯定不會放過這個削弱韓信的機會，將匈奴經常來犯的駐地馬邑分給他。果不其然，此地又遭來犯，而韓信向匈奴首領冒頓求和的消息傳入朝廷，劉邦也正好借此理由剿滅韓信，親率大軍討伐韓信。結果沒想到半路韓信獻了城池，劉邦又只好折路攻擊匈奴，挽回大漢的顏面。但由于輕敵冒進，又加上天氣突變，最后漢軍被困白登山。

而至于后來冒頓放走劉邦的緣由，史學界至今沒有統(tǒng)一的定論。不管是漢軍還是匈奴，雙方都各有各的顧慮。匈奴第一方面對漢軍采取圍而不攻的策略，也是想借武力進行脅迫，逼迫漢朝作為他們的藩屬國，以此獲得巨額朝貢，來補充游牧民族經濟上的不足。另一方面，被困的漢軍僅僅只是劉邦率領的先頭部隊，而漢軍的大頭尚在途中，匈奴也擔心漢軍里應外合把他們包餃子。

匈奴只需要達到逼迫漢庭能夠出面“和解”的目的即可，畢竟匈奴當時還不具備足夠的實力去逐鹿中原。我們所熟知的陳平獻計成功使劉邦脫困，確成了漢朝一大切齒之恨，乃至漢高祖劉邦的奇恥大辱，乃至后來漢朝的士大夫顧及漢庭的顏面，想出“美女圖”來為“和親”遮羞。

白登之圍作為西漢與匈奴的第一次戰(zhàn)爭，無疑是很幸運的。且戰(zhàn)后雙方秘密簽訂的盟約，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兩股超大勢力由“戰(zhàn)爭”向“和平”的局勢轉變，同時此次盟約作為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首次交鋒下的結果，為后世解決民族問題提供了典范。

各大王朝抗擊匈奴的史實？

　　歷史上只有秦朝和漢朝抗擊匈奴。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前214年，命蒙恬率領30萬秦軍北擊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陜西省榆林市東南）?！皡s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過秦論》）。蒙恬從榆中（今屬甘肅）沿黃河至陰山構筑城塞，連接秦、趙、燕5000余里舊長城，據(jù)陽山（陰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陽的直道，構成了北方漫長的防御線。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懾其威猛，不敢再犯。
　　漢朝曾與匈奴進行多次大規(guī)模戰(zhàn)斗。漢初前201年，韓王信被迫投降匈奴。次年，漢高祖劉邦親率32萬大軍征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冒頓單于40余萬騎兵圍困七晝夜。后用計逃脫（白登山之圍尚有爭議，冒頓單于作為血腥冷酷之人不太可能因為一個女人幾句話就放走一個巨大敵人。也有一說是因為周勃軍團及時趕到，匈奴見漢援軍已到無取勝把握，才順水推舟同意撤兵），之后漢朝采納了劉敬的建議，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以漢室宗女嫁與單于，并贈送一定數(shù)量的財物以及開放關市準許雙方人民交易。后文、景諸帝也是沿用和親政策以休養(yǎng)生息。然而匈奴仍不滿足，不時出兵侵擾邊界。
　　漢武帝時，西漢經過近70年的休養(yǎng)生息，經濟、國力大大增強，對匈奴從戰(zhàn)略防御轉為戰(zhàn)略進攻，發(fā)動了三次大戰(zhàn)：河南之戰(zhàn)（也稱漠南之戰(zhàn)）、河西之戰(zhàn)、漠北之戰(zhàn)。此時正為伊稚斜單于在位時期。
　　前127年，漢武帝派衛(wèi)青收復河南地區(qū)；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奪取河西走廊，受降匈奴右部十萬人，設武威、酒泉、敦煌、張掖四郡；前119年，衛(wèi)青、霍去病率五萬騎兵分兩路出擊，衛(wèi)青擊潰單于，霍去病追殲左賢王7萬余人，封狼居胥。兩軍共殲滅匈奴軍9萬余人，使其一時無力渡漠南下。
　　匈奴的衰落時期從伊稚斜單于至呼韓邪單于，經歷18任單于，從漢武帝元鼎年間到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滅郅支單于為止。

武帝時期，西漢是如何對待匈奴的？相對于前代，其政策有何變化？

西漢時期，中原所面臨著的最大的敵人，無疑就是位于北方的匈奴。這個強大而又極具威脅性的鄰居，自戰(zhàn)國時期開始，就經常性的襲擾中原地區(qū)，對中原國家造成了不小的傷害。

不過，因戰(zhàn)國時期，與匈奴疆土接壤的趙、燕等國皆是從春秋百國中殺出來的強國，因此，這時，匈奴并未在與中原國家的戰(zhàn)爭中占到任何大的便宜，多數(shù)時候是處于被壓制的狀態(tài)，如前244年，趙將李牧率戰(zhàn)車1300乘、騎兵13000人、步兵5萬、弓箭手10萬，大破匈奴十余萬騎，打的匈奴是數(shù)十年不敢再入趙邊。

而到秦代亦是如此，作為一統(tǒng)六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霸主級國家，秦軍可謂是所向披靡，匈奴亦是不敢觸及鋒芒，前215年，始皇帝命蒙恬率30萬秦軍精銳北擊匈奴，蒙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自此終秦一朝，匈奴都不敢再入中原半步。

可以說，在秦代之前，猶如老鼠遇到貓一般，匈奴一直不敢正面硬剛中原王朝，中原一直對匈奴保持著一個壓倒性的優(yōu)勢，無論是在國力，還是在軍事上，匈奴都是被壓制的死死的。但是，這種中原王朝死死壓制著匈奴的局勢，在西漢初期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西漢初年，因中原剛剛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楚漢爭霸等數(shù)場波及全國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所以此時的西漢呈現(xiàn)出的是“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yè)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這樣一副凄慘的畫面，這時，西漢可謂是一個真正建立在廢墟之上的國家。

反觀匈奴，在漢代秦，中原最為虛弱的時候，匈奴卻在冒頓單于的帶領下走上了極盛時期，成為了北方的霸主。“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余萬”，此時匈奴先是擊敗了北方最強大的東胡，而后吞并了樓煩、白羊河南王等部落，并收復了秦代所奪的河南等匈奴地及原屬中原的朝那、膚施等郡縣，其騎兵也一度達到三十余萬。

由此，在匈奴處于最為鼎盛，而中原王朝卻是處于最為虛弱的時刻，此消彼長下，秉持著“趁你病要你命”的信念，曾經被壓制的死死的匈奴也就開始肆無忌憚的“欺壓”著西漢這個中原地區(qū)新一代的統(tǒng)治者。

而對于匈奴的“欺壓”，在武帝前，因西漢處于百廢待興之時，是經濟萎靡，民生凋零，再加上當時西漢內部統(tǒng)治也十分不穩(wěn)固，時不時就發(fā)生諸侯王作亂，因此對于匈奴的“欺壓”，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等西漢統(tǒng)治者，除高祖曾在立國之初曾短暫的采取武力硬剛的政策外，多數(shù)時候他們的應對政策皆以“安撫為主，戰(zhàn)爭為輔”為主，即不主動的去激怒匈奴，盡量滿足匈奴所提出的要求，用“和親”、“納貢”等委曲求全的方式來安撫匈奴，讓其能與漢廷和平相處。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在匈奴的襲擾已對西漢造成危害之時，漢軍才會被迫的與匈奴發(fā)生戰(zhàn)爭。

可以說，在武帝之前，西漢應對匈奴的政策是帶著一種近乎屈辱式的。當時，為了盡快的恢復國內的經濟與農業(yè)生產活動，及加強漢朝對于天下的統(tǒng)治，文景等諸帝對于匈奴是“縱容”的，他們皆秉持著“對外友善，對內發(fā)展”的態(tài)度，是盡全力避免與匈奴發(fā)生戰(zhàn)爭。

但是，到了武帝時期，隨著在文景等諸帝的勵精圖治下，漢朝由曾經的“接秦之弊”、“作業(yè)劇而財匱”變成“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這般繁榮之景象，再經過“吳楚七國之亂”，漢廷又解決了諸侯王這一影響內部統(tǒng)治的隱患，由此，漢朝對于匈奴的政策開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漢武帝時期，漢廷對于匈奴的政策發(fā)生了三次較大的改變，而其核心的改變就是由曾經的“安撫為主，戰(zhàn)爭為輔”的“求和”政策變成了“戰(zhàn)爭為主，安撫為輔”的“逼臣”政策。

第一次、由和親轉向征伐。

首先，武帝登基之初，因武帝尚未親政，朝中大權皆在崇尚“無為而治”的竇太后的手中，所以對于匈奴的政策，武帝只能是聽從竇太后的吩咐，依舊是遵循著父輩所定下的對匈奴進行和親的政策。但是，與文、景等諸帝“誠心誠意”的與匈奴進行和親所不同的是，生性高傲且富有雄心的武帝自登基開始，雖礙于竇太后，只能是被迫繼續(xù)維持著與匈奴“和親”的國策，可其內心卻從未想過要一輩子靠對匈奴采取“和親”的政策來換取漢匈邊境的安寧。

作為以“武”為謚號的皇帝，武帝從登基那刻起，想的就不是靠著屈辱的和親來換取北方的暫時安寧，而是意圖以絕對的武力來擊垮匈奴，逼迫匈奴臣服于大漢，從而來換取北方的永世安定。因此，自登基始，武帝就開始著手進行“欲事伐匈奴，而韓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的武力征伐匈奴的計劃。

前140年，武帝甫一即位，為了準確且詳細的了解匈奴現(xiàn)在的狀況，從而能在將來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應對匈奴的舉措，武帝先是將曾長期擔任邊郡太守，與匈奴有直接接觸的李廣與程不識二人調入京師，分別擔任未央宮與長樂宮衛(wèi)尉，同時又派遣博士公孫弘出使匈奴。而后，前138年，經過二年時間的詳細了解后，武帝在基本掌握了匈奴國內和周邊的情況后，遂開始了武力征伐匈奴的第一步，即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瓦解匈奴在周邊的勢力，同時聯(lián)合大月氏等西域諸國，一同對抗匈奴。

當然，此時，因朝中大權仍是被竇太后一系所掌控，而這一系又多為“主和派”，他們堅定的認為，用“和親”這種以公主和少量的金銀財寶的代價來換取漢匈之間的和平，是最為經濟實惠的選擇。因此，對于武帝妄圖用武力來逼迫匈奴臣服的野心，他們自然是堅決反對的，如在前135年，匈奴軍臣單于遣使來京要求和親，此時，朝堂上出現(xiàn)了兩種聲音，其一就是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首，主張同意匈奴的和親要求，其二就是以大行令王恢為首，主張拒絕匈奴的和親要求，并對匈奴發(fā)動戰(zhàn)爭。

對于武帝而言，他顯然是傾向于聽從大行令王恢的建議，就是拒絕匈奴和親的要求，并尋機發(fā)動戰(zhàn)爭。但是，因當時朝中竇太后一系和王太后一系皆支持御史大夫韓安國的主張，同意與匈奴和親，以此來獲得漢匈之間的和平。而當時武帝又并未掌權，因此，武帝雖傾向于戰(zhàn)爭，但卻只能是被迫遵從韓安國的意見，維持對匈奴的和親政策。

總得說，在武帝登基最初的六年間，武帝雖對匈奴一直都是虎視眈眈的，可因竇氏，這個秉持著“無為而治”理念的外戚集團的存在，他并不能隨心所欲的去實行自己開疆擴土的抱負。

但是，武帝所受到的這種權力壓迫，在前135年五月發(fā)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五月，輔佐了景帝、武帝二代帝王，掌權二十余年的竇太后因病逝世，而隨著她的駕崩，武帝終于得以親政，掌控朝中大權。

而隨著武帝的親政，漢對匈奴的政策也終于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因武帝這位最高，且掌握實權的統(tǒng)治者支持對匈奴動用“武力”，由此，朝堂上反對動武的官員是越來越少，而贊成動武的官員是越來越多。而后，隨著時間的逝去，至前133年，漢廷對匈奴的態(tài)度得到了基本的統(tǒng)一，那就是對匈動用武力。

也就是在這一年，在大行令王恢的推動下，漢廷第一次主動的策劃了一場針對對匈奴的誘敵殲滅戰(zhàn)，這就是“馬邑之戰(zhàn)”。雖然，這場伏擊戰(zhàn)因消息泄露最后未能完成，但是，隨著這場戰(zhàn)爭的進行，卻標志著漢朝對于匈奴屈辱式的求和政策正式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就是武力征伐的開始。

自前133年始，武帝對匈奴發(fā)動十數(shù)場較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包括高闕之戰(zhàn)、越陰山之戰(zhàn)、漠南之戰(zhàn)等，而其中富有決定性的戰(zhàn)役共有三次，分別是河南之戰(zhàn)、河西之戰(zhàn)和漠北之戰(zhàn)。

首先是“河南之戰(zhàn)”，它于前127年爆發(fā)，其目的是為了奪取河南地，從而讓漢朝在進攻匈奴時有一個可攻可守的前進基地。這一年“匈奴入上谷，魚陽，殺略吏民千余人”，武帝采取聲東擊西的策略，先讓韓安國率軍駐右北平，吸引匈奴主力，而后令衛(wèi)青、李息率軍急出云中，至隴西，突襲匈奴防守最為薄弱的河南地。在衛(wèi)青的帶領下，漢軍一舉擊潰匈奴白羊王、樓煩王所部，殲敵數(shù)千人，俘獲牛羊百余萬頭，最終漢廷奪得河南全部地區(qū)，并在此置朔方、五原二郡。

其次是“河西之戰(zhàn)”，它于前121年爆發(fā)，其目的是為了控制河西走廊，從而切斷匈奴與西羌的聯(lián)系，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同時打通漢朝與西域的聯(lián)系道路，加強相互之間的聯(lián)盟，以此來分便于雙方共同夾擊匈奴。這一年，在霍去病的帶領下，漢軍兩征河西，大破渾邪王、休屠王部，殲敵3萬余人，迫降單桓王、酋涂王及相國、都尉等2500人，渾邪王、休屠王率殘部逃出河南，漢軍占據(jù)河西之地，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

再是“漠北之戰(zhàn)”，它于前119年爆發(fā)，其目的是為了消滅匈奴的最后一股能威脅到漢朝的軍事力量，即盤踞在漠北的匈奴左右賢王、匈奴單于本部軍，從而完成統(tǒng)一北方的壯舉。這一年，武帝在經過二年秣馬厲兵的準備下，漢朝正式對盤踞在漠北的匈奴軍發(fā)起總攻。武帝命衛(wèi)青統(tǒng)五萬騎兵，出代郡，霍去病統(tǒng)五萬騎兵，出定襄，而后，漢軍在衛(wèi)青、霍去病的帶領下，完成了“封狼居胥”的壯舉，盤踞在漠北的匈奴左右賢王所部匈奴軍損失殆盡，自此是“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當然，“漠北之戰(zhàn)”雖完成了消滅匈奴左右賢王所部的目的，但匈奴單于本部軍卻并未消滅，而是遠遁西北。而正因匈奴單于本部未被消滅，所以武帝一統(tǒng)北方的雄心也未能實現(xiàn)。

與此同時，漢軍雖在“漠北之戰(zhàn)”消滅了匈奴軍大部分的精銳，但漢軍同樣也是損失慘重，“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在這次決戰(zhàn)中，漢軍損失了最后一支精銳的騎兵大軍，出征前十四萬軍馬，回來時僅剩不足三萬匹，可謂是損失殆盡。如此，此次戰(zhàn)役后，漢軍也是出現(xiàn)了“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的局面，無力再對匈奴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役。

第二次、由征伐轉向征伐與招撫并用。

如上所說，自前133年始，到前119年，在這14年間，漢軍雖是一次又一次的擊敗匈奴，并相繼占據(jù)河南、河西、漠北、漠南等匈奴之地，從而開擴出了一塊遼闊的疆土。但是，說實在的，匈奴并不是弱國，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北方強國，漢朝的國力雖要比匈奴強大，可這個強大并非是有著絕對的壓倒性的，若匈奴選擇跟漢軍拼命，漢軍還是有被重創(chuàng)的可能。

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漠北之戰(zhàn)”這場關乎著匈奴生死存亡的戰(zhàn)役中，漢軍就受到了重創(chuàng)，出征時14萬大軍，回來時卻是十去九八，僅剩萬騎?？梢哉f，經此一役，匈奴雖然失去了再次進攻漢朝的實力，但漢軍也同樣失去了再次對匈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能力?？偟谜f，自“漠北之戰(zhàn)”后，漢匈雙方都已無力再組織起一次針對對方的大規(guī)模戰(zhàn)役的能力。

同時，征匈名將李廣的自殺、霍去病的病逝、衛(wèi)青的老邁，也使得武帝不得已只能是改變此前想要單純的用武力來迫使匈奴臣服的觀念。漢對匈奴的戰(zhàn)爭，之所以能連戰(zhàn)連捷，雖主要原因是因為西漢強大無比的軍事實力，但跟李廣、霍去病、衛(wèi)青等征匈名將膽識過人，能力突出是分不開的，若不是他們在對匈戰(zhàn)場上有著完美的表現(xiàn)，西漢斷然不可能有如此驚人的戰(zhàn)果。

總得說，對于西漢而言，在對匈奴的戰(zhàn)爭中，統(tǒng)兵將領能力突出與否是至關重要的，若是統(tǒng)兵將領能力突出，然后再借助著西漢強大的軍事力量，對匈戰(zhàn)爭自然是無往而不利，但反之若是統(tǒng)兵將領能力低下，那對匈戰(zhàn)爭可能就會陷入失敗的境地。而事實上，在武帝中期后，隨著李廣、霍去病、衛(wèi)青等名將相繼或去世，或老邁，西漢一時就開始缺少足夠成熟的年輕有銳氣的，能夠帶領漢軍進行長途奔襲，對遠在沙漠以北的匈奴進行軍事打擊的這種優(yōu)秀將領。

而我們要知道，武帝征伐匈奴并非是窮兵黷武的，正如他對大將軍衛(wèi)青所說：“漢家庶事草創(chuàng)，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武帝只是想利用戰(zhàn)爭來打服匈奴，讓他們以后不敢再踏入中原半步。因此，對于武帝而言，戰(zhàn)爭不是為了掠奪，而是為了勝利，只有勝利，才能遏制住匈奴進犯中原的野心。可在當時，隨著漢朝名將凋零，又暫時后繼無人，如若再貿然發(fā)動戰(zhàn)爭，難免會遭到重創(chuàng)。由此武帝只能是轉變以往的觀念，采取剿撫并用的對匈政策。

基于以上事實，漢朝在無力再對匈奴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役，且缺少能力突出的統(tǒng)兵將領的前提下，武帝只能是采取征伐與招撫并用的政策，打一批，拉一批，對于那些負隅頑抗的，堅決要繼續(xù)與漢朝為敵的，則派兵圍剿，而對于那些有想臣服大漢的，甚至是已經投降過來的，則給予高官厚祿。

武帝這般做的目的，其實很簡單，既然沒有再進行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實力，那就用高官厚祿來瓦解匈奴人反抗?jié)h朝的意志。試想，匈奴為何要經常性的襲擾漢境呢？還不是因為漢朝有吃有喝，經濟富庶嗎？因此，如若匈奴人能在不進行戰(zhàn)爭的情況下，就能得到這些，而他們需要做的就只是臣服于大漢，只要他們能臣服于大漢，他們就能衣食無憂，且若是匈奴首領，還能得到高官厚祿，試問他們會不動心嗎？

可以說，武帝給出這般招撫條件，對于匈奴人來說，是極其誘人的，畢竟匈奴當時已經無法靠與漢朝的戰(zhàn)爭來獲得生存物資，且曾經賴以生存的河南、河西之地又被漢朝占據(jù)，而就在這般窘迫的局勢下，武帝卻給予了他們另一條選擇，只要投降，就能夠衣食無憂，我想這只要是個正常人都知道該如何選擇。

而事實上，武帝這般由單純的征伐轉變?yōu)檎鞣ヅc招撫并用的對匈政策是頗具成效的，隨著優(yōu)待政策的頒布，越來越多的匈奴人加入到了投降漢朝的行列中，甚至有些匈奴人為了得到漢朝的高官厚祿，不惜是與自己昔日同族刀兵相見，如前112年，匈奴人渠復累“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就得以受封昆侯。

第三次、由征伐與招撫并用轉向徹底放棄征伐，獨行招撫。

當然，政治招撫雖有效，但最初武帝卻并未完全放棄以征伐來逼迫匈奴臣服的這種方式，自“漠北之戰(zhàn)”后，漢匈之間雖然再也沒有發(fā)生雙方動輒出兵數(shù)十萬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但是數(shù)萬規(guī)模的小型戰(zhàn)爭卻依然還是時有發(fā)生。

但是，到了武帝晚年，因種種緣由，武帝最終是徹底放棄了與匈奴的戰(zhàn)爭行為。首先，自漢朝霍去病、衛(wèi)青等名將相繼去世后，漢軍在與匈奴的戰(zhàn)爭中就陷入了連連失利的境地，前105年，趙破奴軍2萬余人被匈奴殲滅；前99年，李廣利軍三萬余被匈奴伏擊，十去九八。同時，此時的漢朝不僅面臨著前線接連失利的結果，其軍隊內部更是遭遇重創(chuàng)，曾被視為能接任逝去的衛(wèi)青、霍去病的李陵、李廣利是相繼投降匈奴，而隨著他們的投降，漢軍不但是軍心動蕩，更是將星凋零。

而后，又因與匈奴陷入數(shù)十年的爭戰(zhàn)，漢朝的經濟也是開始趨于崩潰，此時，漢朝是面臨著“縣官大空”，“是時財匱，戰(zhàn)士頗不得祿矣”的窘迫局面。如此，在經濟匱乏與軍事失利的雙重壓迫下，為了維護自身的統(tǒng)治地位，及穩(wěn)定漢朝對于天下的統(tǒng)治，武帝迫不得已只能是完全放棄征伐，獨行招撫。

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武帝，建議在輪臺戍兵以防備匈奴的入侵，但是曾經一向崇尚武力的武帝，此時卻是一反常態(tài)，不但駁回桑弘羊于輪臺戍兵的建議，還下詔反思自己，稱“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這道詔書就是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輪臺罪己詔”）。隨著“輪臺罪己詔”的頒布，武帝正式結束了對匈奴長達四十余年的戰(zhàn)爭。同年，武帝正式開啟了“對外奉行和平，對內休養(yǎng)生息”的全新國策，由此，漢朝對匈奴的政策開始轉變?yōu)椤罢袚釣橹鳎勁袨檩o”。

當然，無論武帝對匈奴的政策如何的改變，其對匈奴所實行的武力征伐的政策無疑是成功的。在武帝數(shù)十年的征討下，匈奴國勢日衰，再不復往日的輝煌，曾經逼的漢朝簽訂“城下之盟”，用“和親”才能換取和平的匈奴，在此時已經淪落到因懼怕西漢攻打，只能是在給武帝的信中，寫下：“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這般討好話語的“喪家之犬”般的存在。

可以說，在武帝一朝，西漢算是徹底的將匈奴這曾經的北方霸主給打服了。因此，無論后面武帝如何的轉變對匈奴的政策，匈奴被打殘了的這點已是成為既定事實。自武帝后，西漢再也不懼怕匈奴的威脅，反而是能時時刻刻的威脅著匈奴，這時匈奴再意欲和親，西漢的答復不再是“可”，而是可以高傲的答復道：“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于漢”，要和親可以，拿你們的太子來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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