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歷史上真實的明熹宗,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快來看看吧!
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期間十分寵信宦官,魏忠賢就是在朱由校時期積累起自己的權(quán)勢,此后朝中不斷爆發(fā)陷害忠良的事件。魏忠賢遍樹黨羽,將東林黨視為自己最大的敵人,但朱由校并沒有及時平衡兩方勢力,他癡迷于木工,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木匠皇帝,但對于明朝的發(fā)展來說無疑是一件壞事。那朱由校到底算不算昏君呢?后人究竟是如何評價明熹宗的,下面可以一起來了解下。
一直以來,朱由校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昏聵無能只會木工”,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大昏君。關(guān)于朱由校,有兩段話構(gòu)建了我們印象中的天啟皇帝!
萬歷年間的大臣亓詩教,為朱由校打抱不平,上書萬歷時說“皇長孫(朱由校)十有五歲矣,亦竟不使授一書、識一字”,后世根據(jù)這一句話,認為朱由校是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此還編出很多譏諷故事。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談》中,記載了一則“污蔑性”的故事,與朱由校文盲存在一定因果關(guān)系。
有老宮監(jiān)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制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quán)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或因為怠政,或因為文盲,或因為熱愛木工,所以朱由校就將皇帝工作全部交給魏忠賢,所謂“汝好生看,勿欺我”,這是朱由?;杈囊粋€重要證據(jù)。
作為大明帝國的皇帝,朱由校真是目不識丁的文盲?
其實,這一傳言非?;闹嚕煊尚8静皇俏拿?,《明史》中的一個記載非常清楚說明了問題。雖然無法判斷他的學(xué)識水平,但至少不低。至于亓詩教的那句話,其實亓詩教是好意,希望喚醒萬歷皇帝對皇長孫朱由校的關(guān)注罷了。
1621年,天啟元年,內(nèi)閣首輔葉向高上書朱由校,證實朱由校不僅好學(xué),而且還很勤奮。
《明史》:我皇上聰明天縱,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xué)之主矣。嘗見皇上發(fā)擬本章,每多傳諭,以此仰窺圣心留神庶政。臣等欲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輔弼之職。
葉向高肯定了朱由校聰明好學(xué),其后指出朱由校批閱奏章時,總是傳諭詢問,認為“一一言之”回答太繁瑣,而如果沉默不言,又失了首輔本職??梢?,朱由校如果文盲,又如何批閱奏章?而且,能夠批閱奏章且經(jīng)常傳諭詢問的朱由校,另外朱由校自稱“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jīng)史及祖宗訓(xùn)錄,兼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如此又如何醉心于木工?
其實,《明史·孫承宗傳》中也提到,“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每次聽到孫承宗講課,都能聽的很開心,足見朱由校聰敏好學(xué)。孫承宗是儒家名仕,所講內(nèi)容肯定與修身治國有關(guān),如此朱由校還能曰開心,還認為朱由校是文盲的話,怎么也說不過去。
然而,證明了朱由校不是文盲,并不能證明朱由校不是昏君。那么,朱由校到底是不是昏君呢?他給袁崇煥的一封信,洗清了他的冤屈!
1626年,天啟六年十一月,袁崇煥上述天啟皇帝,認為在關(guān)外修城屯田,就可讓后金不戰(zhàn)而降,即便后金不降,也將很快被擒,所謂“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為臣成擒矣”。這句話后面是對魏忠賢的一通馬匹,“況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如果魏忠賢執(zhí)筆回復(fù),由于有這一通馬匹在,即便質(zhì)疑,也會比較緩和,但實際上朱由校的回復(fù)卻極為尖銳,因此可以肯定是朱由校親筆信。
《明熹宗實錄》:向以防守方殷,故著從容議行。但向后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nóng)戰(zhàn)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nóng)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nóng)?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一切事宜,該撫悉心區(qū)處具奏。這本內(nèi)說,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諸臣諸不樂聞。 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zhàn)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朱由校連續(xù)六問,將袁崇煥之計批的體無完膚,最后留下這么一句話“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zhàn)必能勝,勝無輕談也”,朱由校對后金有著清醒的認識,知道后金不可能投降,尤其“勝無輕談也”一語道出取勝本質(zhì)。更為重要的是,這也顯示出朱由校比袁崇煥還要高的軍事認識,至少不下于袁崇煥。
顯然,朱由校并非昏君,而且從及時處理政務(wù)這一點來看,醉心木工可能也是抹黑,同時也推翻了清朝文人“天啟皇帝將所有國家大事托付給魏忠賢”的記載。
實際上,類似證明朱由校能力的記載,在《明熹宗實錄》有很多,但在《明史》中的一些細節(jié),卻也佐證了朱由校并非我們印象中的昏君。
《明史·孫承宗傳》: 帝好察邊情,時令東廠遣人詣關(guān)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
通常來說,皇帝對于邊境軍情,往往只是聽從官員報告,但朱由校卻大不一樣,而是主動出擊,主動派遣東廠特工了解邊情,讓他們“具事狀奏報”,足見朱由校的眼光絕非常人所有。
明朝末年,努爾哈赤在遼東攻城略地,90%以上都是靠“內(nèi)應(yīng)和情報”;后金多次入關(guān)劫掠,都與明朝不注重情報有關(guān),包括袁崇煥等明朝文武大臣在內(nèi),都不太注重情報工作,而當時才16歲的朱由校卻敏銳的注意到了這一點。
顯然,這也進一步佐證了朱由校并非昏君。其實,在天啟年間,遼東局勢還處于戰(zhàn)略僵持階段,相反崇禎上臺,袁崇煥主持遼東之后,遼東局勢才徹底崩潰。
綜上,天啟皇帝肯定不是文盲,在國家大事上也沒有稀里糊涂,更沒有將所有事情全部托付給魏忠賢,甚至還表現(xiàn)出很高的軍事認識。因此,將他看成什么都不懂的木匠奶兒昏君皇帝,這就有違歷史事實了。
另外,在清修《明史·諸帝本紀》中,卻對天啟極盡丑化,給予的評價是“重以帝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顯然,即便透過《明史》中這些零星的記載,也可以看到這一評價存在抹黑行為。推而廣之,從天啟身上,可以看到清朝的確抹黑了明朝,《明熹宗實錄》中展現(xiàn)朱由校的重要事跡,為何《明史》卻鮮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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