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休之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個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為晉國宗室,卻一生顛沛流離,歷經(jīng)東晉、南燕、后秦、北魏四國,他的列傳并見于南北兩朝的史書《晉書》和《魏書》(與他情況類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劉宋宗室劉的列傳并見于《宋書》和《魏書》;南齊宗室蕭寶蠢的列傳并見于《南齊書》和《魏書》,等等,關(guān)于這些人的事跡,我們將在后文陸續(xù)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時代,我們無須對他的道德人品進行押擊,他也不過是大國博弈、政治斗爭之下的犧牲品。
劉毅被誅后,司馬休之繼任荊州刺史,頗得江陵一帶人心,由此卻遭到了劉裕的嫉恨。這個時候的劉裕,對權(quán)力的渴求已到了無以復(fù)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劉敬宣那樣即使不在身邊也能夠做早請示、晚匯報”的聽話的部下,而不是能據(jù)守一方,有可能對他形成威脅的地方長官,因此他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就不得不對司馬休之有所動作。還別說,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來自司馬休之的長子司馬文思,此人輕浮放任,喜歡四處結(jié)交好友,頗有些俠土之風。他襲了伯父司馬尚之的譙王爵位,呆在那一帶,每日里只與親朋好友、隨從小廝們外出打獵,有時跑到別人的墳頭上,感覺玩起來礙事,就一把火把墳頭給燒了。這樣的紈绔作風,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見,但卻偏偏冒犯了劉裕新頒布不久的嚴正法規(guī)。結(jié)果,堂堂親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馬文思被折騰得十分不爽。
同時呢,他也看不慣司馬氏的江山被姓劉的大權(quán)獨攬,便與手下人暗中謀劃作亂。計劃還沒成型,就被劉裕的細作探明,向劉裕稟報。劉裕早就盼著這樣的情報了,當即下令收捕司馬文思一黨,誅殺他的手下,并將司馬文思綁了送到江陵,叫司馬休之自己看著司馬休之明白劉裕這一手是沖著自己來的,他卻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謝罪,承認自己管教不嚴,請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職務(wù),并進步治罪。對于自己的兒子,他并不作任何處理,只是認為應(yīng)該廢掉他的王爵。劉裕十分不滿,終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對司馬休之攤牌,將還留在建康的司馬休之次子司馬文寶、侄子司馬文祖一并賜死,自領(lǐng)荊州刺史之職。他把那個的事務(wù)都托付給劉穆之,親自帶兵討伐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已有防備,他與同樣不滿劉裕專權(quán)的雍州刺史魯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魯軌聯(lián)絡(luò),并向朝廷上表列舉劉裕的罪狀,以荊州兵馬對抗劉裕。劉裕聽說司馬休之的參軍韓延之是個人才,有心招降,便給他寫了一封密信,信中說:“司馬文思的事情,遠近所知。
我去年把他執(zhí)送給司馬休之,給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馬休之這個人毫無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們父子而已。你們這些原先的官員,一概不問罪。當年劉毅的手下幫著劉毅規(guī)劃謀反,不得善終。如今足下諸位為形勢所逼,并不想謀逆,我一向虛懷若谷,敬賢愛才(即“虛懷期物,自有由來”),只望足下能夠早日歸順。將來軍臨城下,刀槍可是不長眼睛,只怕到時不小心傷了足下諸位的性命。足下可將此信給你的同僚看,希望他們也能順應(yīng)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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