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百萬大兵為何不敵遼國

宋朝百萬大兵為何不敵遼國

宋朝百萬大兵沒有辦法打敗遼國：

第1個原因是因為宋太祖作出了軍事制度的改革，

第2個原因是宋朝缺少馬，

第3個原因是流民的問題。

當時的宋朝相對而言是比較強大的，可是在北方作戰(zhàn)時，如果連馬都沒有，又怎么能夠應對對方呢？

一、宋太祖作出了軍事制度改革

宋太祖當時就做出了軍事制度改革，而這一個改革必然就會導致宋朝的士兵受到相應的影響。因為這些士兵經常性不停的輪換，所以就會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一些情況。雖然這一些做法能夠有效避免對于皇權的危險，但不可否認，在這背后也會擁有著許多可怕的存在。難怪在最后，雖然宋朝擁有著百萬大軍，但是依然沒有辦法打敗遼國，這真是一個很可惜的現(xiàn)象。

二、宋朝缺少馬

根據(jù)中國的地理形勢，在進入到黃河流域時，全部都是大平原，那么在北方作戰(zhàn)不可能會選擇走路，必然就需要騎馬。中國在對付這些塞外敵人時，只能夠選擇騎馬的方式，那么只有高寒自己才能夠養(yǎng)出一匹馬，而且馬也不可能會一匹一匹養(yǎng)，必然就需要成群結隊的養(yǎng)。所以在這里大部分的人都會看到宋朝之所以會戰(zhàn)敗，是因為沒有馬。

三、流民的問題

當時的軍隊數(shù)量雖然比較多，但是根本就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訓練戰(zhàn)斗能力，這一方面就會逐漸的被削弱。當時北宋軍隊的人數(shù)大概是125萬左右，在這一個只有2,500萬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特別罕見的數(shù)字，可是最讓整個宋朝煩惱的就是當時全部都是流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簡單而言就是這一些人在這里沒有土地，沒有家鄉(xiāng)，只不過是因為天災，然后就不停流浪的農民，這些人對于作戰(zhàn)沒有任何的幫助，反而就是成為了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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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高麗戰(zhàn)爭與遼宋戰(zhàn)爭的性質一樣嗎？遼朝為什么沒有吞并高麗？

遼宋戰(zhàn)爭與遼高麗戰(zhàn)爭的性質不一樣。前者是屬于內戰(zhàn)，是中國歷史的另一次南北朝，如果算上西夏，則是另一版三國志;后者則是遼國對我國東北地區(qū)領土和 *** 的再確認過程。

元朝建立后，脫脫組織人員編寫史書。無法確認遼、金、宋三個國家誰是正統(tǒng)，因此干脆單獨記史，分別了做了《遼史》、《金史》、《宋史》，干脆都給承認了。因此，在中國史學界來看，遼宋之間的戰(zhàn)爭應是中國的內戰(zhàn)。

唐朝攻滅高句麗，然后幫助新羅攻滅百濟，新羅的土地一直在朝鮮半島東北半壁。后來新羅趁著武則天掌權時東北地區(qū)發(fā)生叛亂，中央勢力不能及時應對，吞并了原百濟地區(qū)，并將土地向北部擴張。

唐王朝原本在東北地區(qū)設置了安東都督府和熊津都督府治理東北和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故地。唐玄宗時，對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進行了既成事實上的承認，冊封了渤海國，將大同江以南的土地都賜給了新羅。8世紀中期后，隨著唐王朝對東北地區(qū)的統(tǒng)治能力減弱，東北地區(qū)先后興起了渤海國、后突厥、回鶻、契丹等多個強權勢力。在朝鮮半島立國的新羅也趁機侵奪唐王朝的土地，先后占據(jù)了熊津都督府的九州之地，并將土地向北擴展到大同江流域，與渤海國接壤。

9世紀后期后，新羅境內的地方豪族多次舉兵叛亂，自號將軍、城主等，脫離新羅統(tǒng)治。其中甄萱、北原的梁吉及其部下弓裔等成為最有力的勢力。甄萱原本是尚州出身的農民，在西南海建立軍功被升為將領。892年以完山(今全州)為根據(jù)地起兵，攻占武珍州(今光州)獨立。后糾集周邊豪族以擴大勢力，900年自稱(后百濟王)，於朝鮮半島西南部建立(后百濟)。

弓裔891年起兵反新羅，隨梁吉於江原道等地作戰(zhàn)。898年以松岳(開城)為都於北部建立了(后高句麗)，901年推翻梁吉自行稱王，建立獨自的年號與官制。后高句麗904年改國號為(摩震)，905年改為(泰封)。

自此，算上原來的新羅國，朝鮮半島繼新羅統(tǒng)一朝鮮半島前的百濟、新羅、高句麗之后再一次上演了三國殺。只是這次出現(xiàn)的三個國家，本質都是新羅內部的分裂勢力，在性質上與原來的三國時代不能等同耳語。如高句麗的主要疆土和都城、民眾都在我國東北境內，是我國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

如中國的三國時代的歷史劇本差不多，與曹、劉、孫三家混戰(zhàn)數(shù)十年，最終三國歸于司馬氏如出一轍。公元918年， 弓裔的心腹愛將王建(系地方豪強，司馬懿性質)叛變自立，攻滅了泰封國，建立了高麗國，建元“天授”。隨后，王建開始了統(tǒng)一朝鮮半島的戰(zhàn)爭。公元927年， 甄萱帥兵進攻舊主新羅，占領慶州，殺了新羅景哀王(類似夷陵之戰(zhàn))。隨后，王建以為新羅報仇名義發(fā)動了對甄萱的戰(zhàn)爭。大戰(zhàn)連年，最終高麗技高一籌。在936年后百濟國內發(fā)生叛變時，趁機滅亡了后百濟。而在935年，新羅已經向高麗奉表投降。所以，立國18年后，王建建立的高麗統(tǒng)一了新羅故土。

這之間有一個讓高麗如鯁在喉的意外事件。即916年在東北，耶律阿保機建立了契丹政權。這個游牧民族政權頗為強大，在公元926年就攻滅了原來的海東盛國“渤海國”。王建此時正在與甄萱作戰(zhàn)，無暇他顧。

作為高麗太祖，王建有著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這在他給自己的國家取名高麗就可以看出來。王建自認為是高句麗的繼承者，要求繼承的土地自然是包括在遼東地區(qū)的東北了?？墒瞧醯と丝烊艘徊?，捷足先登。在高麗還沒有完成內部整合前，就把東北給收了。

當王建整合了內部，就開始了他的擴張野心。當時的契丹(遼國)正與新興的中原王朝宋朝進行連綿日久的大戰(zhàn)，一連打了三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契丹人的所有心思都被集中到南方了幽云十六州。高麗探知消息，一面勾連北宋，一面加緊北進，攻占鴨綠江以東的渤海國故地。

高麗貪得無厭，在北宋和遼國之間首鼠兩端，兩頭拿好處。女真人世代居住的地方被高麗無情的侵占，消息報至契丹王廷。北宋要北伐時，又派人約盟高麗，一同進攻遼國。當時是遼圣宗當政，本計劃派遣攻打高麗，卻在臣下的勸諫下不得不派蕭恒德作為使者主動向高麗請和。遼國向來眼高于頂，目中無人，自詡為上國大朝，如今甘愿向稱藩的小國高麗請和，這給足了高麗面子。

蕭恒德說：“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p>

蕭恒德說，高麗是新羅的繼承者，不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只能占有新羅之地，原高句麗之地為渤海所繼承，遼朝滅亡渤海，理應從渤海手中接管原來的高句麗之地。況且，高麗既然與契丹接壤,就應該和契丹建立友好關系，可高麗不但不與契丹建立友好關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與宋聯(lián)合夾攻契丹，是對契丹不友好的表現(xiàn)。所以，契丹特發(fā)大兵來攻。蕭恒德開出了條件，如果高麗退出所“侵蝕”的原高句麗的土地，與宋朝斷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

高麗國的中軍使徐熙聽了蕭恒德的話，回答說：“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今遼寧遼陽) 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jù)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澀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舊地，筑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

徐熙的話里有幾層意思。高麗雖然興起于新羅之地，但其并不以繼承新羅之地為滿足，還想繼承原高句麗之地，因此宣稱自己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其意不外是為進取原高句麗之地尋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這樣一種繼承理論進行推論，認為不僅朝鮮半島北部原高句麗之地應該歸屬于高麗，就是包括東京(今遼寧遼陽) 在內的鴨綠江以北地區(qū)原高句麗之地也應該歸屬于高麗。徐熙這樣說,不過是打著高句麗繼承者的旗號,為本國爭取利益而漫天要價。

遼國因為被北宋的戰(zhàn)事牽絆，不想節(jié)外生枝，因此就把鴨綠江以東的數(shù)百里土地都賜給了高麗，前提條件是斷絕與北宋的關系，向契丹稱藩。

當遼國與北宋兩個大國終于意識到誰也滅不了誰后，開始捐棄前嫌，共同建設“兄弟之邦”，遼國終于得出空來收拾反復無常的高麗了。

遼朝賜高麗“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是有條件的，一是高麗必須向契丹稱臣納貢，二是高麗必須與宋朝斷絕關系?？筛啕愒谂c契丹簽訂盟約得到"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土地之后,并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諾。

首先，高麗與契丹簽訂盟約之后，確曾一度按照盟約的要求,與宋朝斷絕了關系，可很快又與宋朝秘密往來，遣使入宋,“自陳國人思慕華風，為契丹劫制之狀”，"仍請歸附如舊", 請求像以前一樣與宋朝建立宗藩關系。王建去世時，還告誡子孫后代說，國內各個民族都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習性生活，不要多加干涉。唯有一條，我國久慕唐風，不能學習契丹。因此，對高麗來說，盡管契丹給了實際好處，但還是從心底里看不上。

其次，高麗雖然與契丹簽訂了盟約，但對契丹并不信任。他們在得到“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賜地的圣諭之后，當即率兵驅逐女真，修建了六座城池，防御對象就是契丹。同時，沒有按照臣下屬國的要求經常前往契丹朝貢。后來,高麗大臣康肇(兆) 廢棄穆宗另立顯宗，也沒有像臣下屬國一樣向契丹請示并求得契丹的冊封。

再次，高麗與女真雖有矛盾，但為了對付契丹，高麗除了挑撥女真與契丹的關系以外，又暗中拉攏女真以便壯大自己的勢力。

遼圣宗得知這些情況之后,大為惱火，遂以高麗筑城，是“貳于己”派遣使者追索六城。高麗國王顯宗王詢"不許"六城。遼圣宗于是在在1010年，再次發(fā)動了第二次征伐高麗的戰(zhàn)爭。

這次戰(zhàn)爭遼國長驅直進，高麗王室南逃。遼軍進入了高麗都城后，被高麗軍偷襲，損失慘重，“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zhàn)沒大半”。遼軍恐怕戰(zhàn)事遷延，就撤兵回國。高麗擔心遼國怒心再起，就派了使者求和，算是給遼國一點面子。

遼圣宗自然不甘心失敗，又以高麗顯宗王詢不親自來朝為借口，在1014年發(fā)動了第三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的戰(zhàn)爭。這次戰(zhàn)爭，遼軍先勝后敗，主要因為遼軍乘虛而入，頓兵于堅城之下，卻沒有做攻城準備，只好搶掠一番而回。在返程中與優(yōu)勢的高麗軍遭遇，野戰(zhàn)中因為天氣原因落敗。此役遼軍慘敗，可作為得勝一方的高麗連年征戰(zhàn)已元氣大傷，無力亦無勇氣再戰(zhàn)。

遼國在高麗境內武功不勝，因此沒有取回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土地，但是卻保有了一塊在鴨綠江東的立足點，遼國建設了保州，成為遼國的東大門。

高麗國的戰(zhàn)略價值不大，遼國的戰(zhàn)爭決心和意志不強，不愿意在這個方向投入太多的資源。遼國與高麗的戰(zhàn)爭，是為面子之戰(zhàn)。遼國及后來的金國，對高麗這個國家往往都采取了姑息的策略，滿足于其稱藩。遼國的戰(zhàn)略方向，始終在幽云十六州。高麗的應對策略也頗為高明，是一種實用主義策略，打不過時絕不硬拼，能跑則跑，能求和就求和。即使在戰(zhàn)爭中取勝了，也能適時給遼國皇帝面子，稱藩稱臣。

高麗本國自立國以來，平穩(wěn)發(fā)展了一百多年，統(tǒng)治穩(wěn)定性和合法性已經建立起來了，也有一定的軍事實力。對這樣一個牛皮糖對手，遼國提不起來興致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使對土地貪婪成性的蒙古人，也對滿足高麗的稱藩，就更能說明問題了。遼國之所以不滅高麗，是因為其無大用也。

遼國南院大王耶律休哥、耶律斜軫為什么在中國古代冷兵器戰(zhàn)場上赫赫有名

因為他們曾經成功打敗了趙匡義統(tǒng)領的大軍。

遼乾亨元年（979年），宋軍圍攻南京（今北京）時，精選五部院軍精騎3萬人，聯(lián)合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分進合擊，大敗宋軍于高梁河（今北京市西直門外），解除南京之圍。同年，隨從都統(tǒng)韓匡嗣攻打滿城，擊退宋軍，授北院樞密使。

乾亨二年（980年），跟從遼景宗攻破瓦橋關，殺死宋軍將領張師，遷為于越。統(tǒng)和元年（983年），任南京留守，總管南面軍務，勸課農桑，精修武備，邊境大治。

統(tǒng)和四年（986年），抵御北宋曹彬進攻，在承天太后蕭綽增援下，發(fā)動岐溝關之戰(zhàn)，大敗宋軍。后在君子館之戰(zhàn)，再破宋軍。封為宋國王。

擴展資料

一戰(zhàn)封王

此年冬，景宗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上次宋兵圍燕之仇。耶律休哥率本部兵隨韓匡嗣與宋兵戰(zhàn)于滿城。第二日將要復戰(zhàn)，宋人請降。韓匡嗣信以為真。

于是休哥引兵登高而視，須臾，宋大兵至，軍鼓聲震天動地，將士皆疾馳而來。韓匡嗣倉促之間不知如何是好，遼士卒也棄旗鼓而逃。休哥急忙整兵進擊，宋兵才稍退卻。景帝聞知，詔命耶律休哥總領南面戍兵，為北院大王。

遼國高麗戰(zhàn)爭的交涉過程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3月
遼圣宗以高麗稱臣納貢以及與宋斷絕外交關系為條件，將“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賜給高麗,高麗在其地建“六城”等。后來，因為高麗沒有遵守自己的承諾,遼朝又出兵收取江東六城，并在遼朝控制的鴨綠江東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 ，作為進攻和控制高麗的軍事重鎮(zhèn)。戰(zhàn)后，高麗屢次請求毀棄保州并進一步請求“收回”保州，遼朝始終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麗仍請求“收回”保州，后經雙方反復交涉，金朝仍以高麗稱臣為條件，將“保州”之地賜給高麗。從遼、金與高麗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遼、金注重“仁義”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問題上，更加重視名分；高麗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問題上，更加重視土地等實際利益，并最終獲得了實惠。
“保州”是遼朝(契丹) 準備第三次進攻高麗之時在遼朝控制的鴨綠江下游東南岸修筑的一座州城，位于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一帶。戰(zhàn)后，高麗曾屢次請求毀棄保州并進而請求“收回”保州?！氨Ｖ荨眴栴}逐步成為高麗與遼朝乃至以后的金朝交涉的重要問題，直接影響遼金與高麗關系的發(fā)展和變化。 唐朝后期,隨著中央政權對地方控制的減弱,地方藩鎮(zhèn)勢力和民族割據(jù)勢力乘勢興起,并紛紛自行建立政權。916 年,耶律阿保機正式建立契丹政權。918 年,生活在新羅境內的王建,也乘機起事建立了高麗政權。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麗政權之前,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有意與契丹交好,曾于遼太祖九年(915) 十月,派遣使者赴契丹,向遼太祖進獻“寶劍”。又在他建立高麗政權的那一年(遼神冊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進貢。那時,耶律阿保機也愿意與高麗交好,曾于神冊七年(922) 派遣使者赴高麗“遺橐駝、馬及氈”等,與高麗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往來關系。然而,契丹與高麗的這種外交往來關系并沒有保持多久,很快即為雙方的領土爭奪所打破。
原來，唐朝君臣一直認為高句麗之地, “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 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 遂于唐總章元年(668) 出兵滅亡了高句麗(此時高句麗已改稱高麗) ，將原來高句麗政權所轄地區(qū)全部變成唐朝直接管轄地區(qū)。隨后，新羅乘渤海政權建立、唐朝對原高句麗之地控制減弱之機，出兵攻取百濟及原高句麗部分地區(qū)，“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到了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新羅圣德王三十四年,735 年) ，唐玄宗又“敕賜”新羅“ 江(今大同江) 以南地”, 于是，唐朝與新羅始以江流域為分界線。渤海政權建立以后,“南邊以泥河(龍興江) 為界為(與)新羅接壤。南邊西部的邊界,隨著安東都護府從平壤撤離，唐王朝在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勢力的削弱，渤海一度將勢力伸入大同江流域的一部分地區(qū)”, 即渤海與新羅的分界基本保持在大同江流域至龍興江流域。
遼太祖天贊五年(926) ，契丹出兵滅掉渤海，將原來渤?？刂频貐^(qū)納入遼政權直接管轄范圍，這對于正在積極進行領土擴張的高麗來說，大為不利。因此，高麗對契丹滅亡渤海大為不滿，兩國關系迅速惡化。據(jù)《高麗史》記載,高麗太祖二十五年(942)“契丹遣使來遺橐駝五十匹。王(高麗太祖王建) 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鄰。遂絕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系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公開與契丹絕交。同時,高麗大量招誘渤海遺民,且遣使后晉,試圖與后晉聯(lián)合共同夾擊契丹,以便順利向北擴張領土。到了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為了削弱耶律倍的勢力,將渤海遺民(東丹國民) 大量內遷,遼朝對原渤海地區(qū)特別是對朝鮮半島北部女真地區(qū)控制減弱,高麗開始出兵與遼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開對朝鮮半島北部地區(qū)的爭奪。高麗為了在領土擴張斗爭中占據(jù)有利地位,在北宋政權建立之后,頻繁與北宋交往,試圖與北宋建立聯(lián)盟,以便共制契丹,實現(xiàn)其北擴的目的。面對高麗的公開絕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誘渤海遺民、與宋建立“友好”聯(lián)盟以及不斷向北擴張領土等,契丹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時由于遼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經略中原,后繼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時代,不但內亂不斷,而且還要應付后周和北宋試圖收復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無暇東顧,只好對高麗的北擴采取姑息態(tài)度,未能對高麗用兵。
統(tǒng)和元年(983) ,遼圣宗即位,在遼穆宗和景宗時期挫敗后周和北宋的北伐、內部趨于穩(wěn)定的形勢下,開始有意對高麗用兵,以遏止高麗的北進。據(jù)《遼史》記載,遼統(tǒng)和元年(983) 十月,“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統(tǒng)和三年(985) 七月, “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八月“以遼澤(遼河) 沮洳,罷征高麗”。其實,遼圣宗以遼河泥濘不通“罷征高麗”,不過是個借口,因為那時宋朝正想利用遼圣宗幼小繼位、其母蕭太后控制朝政之時的所謂“主少國疑”之機,大舉北伐,以收復燕云十六州等地,遼圣宗完全是為了避免發(fā)動征伐高麗戰(zhàn)爭之后所形成的兩面作戰(zhàn)的不利局面,才下詔“罷征高麗”。據(jù)《高麗史》記載,高麗成宗五年(遼統(tǒng)和四年,986 年) ,契丹遣厥烈來請和, 也說明這一問題。正由于遼圣宗主動派遣使者赴高麗請和,宋朝遣使請求高麗出兵聯(lián)合進攻契丹的愿望才沒有最后實現(xiàn)。
遼圣宗在挫敗了北宋雍熙三年(986) 的“雍熙北伐”以后,開始著手解決高麗北進的問題。統(tǒng)和十年(992) ,遼圣宗以東京留守蕭恒德(字遜寧) 為主帥,大舉征伐高麗。蕭恒德率領80 萬大軍,越過鴨綠江,直取高麗的蓬山郡(今朝鮮龜城西) ,聲稱“大朝(指遼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說明,那時的遼朝已經將原渤海占有的高句麗領土視為自己的領土,認為高麗北進收取原高句麗的部分領土是對遼朝領土的侵犯,因此率兵來攻。
高麗聽說遼朝大舉來攻,十分害怕,甚至有人主張“割西京(今朝鮮平壤) 以北與之,自黃州(今朝鮮黃海北道黃州,位于大同江下游) 至嶺(即慈悲嶺,在今朝鮮黃海北道黃州的鳳山至瑞興之間) 畫為封疆”,意欲將黃州至嶺以北領土全部遺棄契丹,高麗中軍使徐熙不同意,說:“自契丹東京(今遼寧遼陽) 至我安北府(治所在今朝鮮平安南道安州,位于大同江中游) 數(shù)百里之地,皆為生女真所據(jù)。光宗取之,筑嘉州(今朝鮮平安北道博川一帶) 、松城(不詳,當在嘉州附近) 等城,今契丹之來,其志不過取北(此) 二城,其聲言取高勾麗舊地者,實恐我也”。認為契丹此次進攻高麗主要是為了收復被高麗攻占的女真之地,并不是要全面收復高句麗舊地,因此,徐熙反對割地逃跑,建議出兵迎戰(zhàn),并親至遼營與蕭恒德談判。
蕭恒德說：“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笔捄愕略谶@里明確指出：第一，高麗是新羅的繼承者，不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只能占有新羅之地，原高句麗之地為渤海所繼承，遼朝滅亡渤海，理應從渤海手中接管原來的高句麗之地。第二，高麗既然與契丹接壤,就應該和契丹建立友好關系,可高麗不但不與契丹建立友好關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與宋聯(lián)合夾攻契丹,是對契丹不友好的表現(xiàn)。因此,契丹特發(fā)大兵來攻。蕭恒德表示,如果高麗退出所“侵蝕”的原高句麗之地,與宋朝斷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
徐熙聽了蕭恒德的話，回答說:“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今遼寧遼陽) 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jù)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澀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舊地,筑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高麗雖然興起于新羅之地，但其并不以繼承新羅之地為滿足，還想繼承原高句麗之地，因此宣稱自己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其意不外是為進取原高句麗之地尋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這樣一種繼承理論進行推論，認為不僅朝鮮半島北部原高句麗之地應該歸屬于高麗，就是包括東京(今遼寧遼陽) 在內的鴨綠江以北地區(qū)原高句麗之地也應該歸屬于高麗。徐熙這樣說,不過是打著高句麗繼承者的旗號,為本國爭取利益而漫天要價。實際上，他并沒有索取包括東京在內的鴨綠江以北地區(qū)原高句麗之地的打算，只是說女真人生活的“鴨綠江內外”都是高麗“舊地”，并說，高麗沒有及時向契丹“修聘”，就是由于女真的阻隔，如果能夠驅逐女真，將鴨綠江東之地交給高麗,高麗就會向契丹稱臣納貢。顯然,這是徐熙在和蕭恒德談判時所提出的最高要價。
由于這時契丹正在經營中原,與宋朝爭奪燕云十六州的斗爭還沒有結束,急欲拆散宋朝與高麗的聯(lián)盟,于是,蕭恒德便在高麗愿意向遼朝稱臣納貢并與宋朝斷交的前提下,答應將“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賜給高麗,與高麗達成了和議,撤兵北返。
統(tǒng)和十一年(993) ,高麗成宗“遣樸良柔奉表請罪”,遼圣宗按照盟約規(guī)定,“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賜之”。 隨后,遼圣宗派遣使者,正式冊封高麗成宗王治為“高麗國王”,高麗開始使用契丹統(tǒng)和年號,正式向契丹稱臣納貢,同時斷絕了同北宋的宗藩關系,高麗由“事宋”改為“事遼”。其西北地區(qū)的勢力也推進至清川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qū)。 遼朝賜高麗“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是有條件的,一是高麗必須向契丹稱臣納貢,二是高麗必須與宋朝斷絕關系。高麗在與契丹簽訂盟約得到“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土地之后,并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諾。首先,高麗與契丹簽訂盟約之后,確曾一度按照盟約的要求,與宋朝斷絕了關系,可很快又與宋朝秘密往來,遣使如宋,“自陳國人思慕華風,為契丹劫制之狀”, “仍請歸附如舊”, 請求像以前一樣與宋朝建立宗藩關系。其次,高麗雖然與契丹簽訂了盟約,但對契丹并不信任,他們在得到“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賜地之后,即率兵驅逐女真,修建了興化(今朝鮮義州西南) 、鐵州(今朝鮮鐵山) 、通州(今朝鮮宣川西北東林) 、龍州(今朝鮮龍川) 、龜州(今朝鮮龜城) 、郭州(今朝鮮郭山) 六城, 以防御契丹,且“至者無時”, 并沒有按照臣下屬國的要求經常前往契丹朝貢。后來,高麗大臣康肇(兆) 廢棄穆宗另立顯宗，也沒有像臣下屬國一樣向契丹請示并求得契丹的冊封。再次,高麗與女真雖有矛盾,但為了對付契丹,高麗除了挑撥女真與契丹的關系以外,又暗中拉攏女真以便壯大自己的勢力。遼圣宗得知這些情況之后,大為惱火，遂以高麗筑城, “貳于己”為借口, “遣使求六城”，高麗新立國王顯宗王詢“不許”六城。遼圣宗遂于統(tǒng)和二十八年(1010) ,以高麗大臣康肇擅殺國王誦另立國王詢以及高麗“東結構于女真,西往來于宋國”等事為借口,發(fā)動了第二次征伐高麗的戰(zhàn)爭。
遼圣宗第二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先勝后敗,“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zhàn)沒大半”。遼圣宗不甘心失敗,又以高麗顯宗王詢不親自來朝為借口,于開泰三年(1014) 發(fā)動了第三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的戰(zhàn)爭。
據(jù)《遼史·高麗傳》記載,開泰三年(1014 年) 五月,遼圣宗“詔國舅詳穩(wěn)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 作為征伐高麗以及控制高麗的軍事重鎮(zhèn)，準備第三次大舉征伐高麗。朝鮮史書《高麗史·地理志》記載, “義州,本高麗龍灣縣,又名和義。初,契丹置城于鴨綠江東岸,稱保州。文宗朝契丹又設弓口門,稱抱州(一云把州) ”?！缎略鰱|國輿地勝覽》、《大東地志》所記與《高麗史·地理志》記載相同。據(jù)此可知,保州,也稱“抱州”或“把州”,確為契丹所修建。
遼朝在開泰三年(1014) 發(fā)動第三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之初,就修筑了保州城。保州應該是高麗在遼朝賜其“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所建“六城”之外由遼朝重新修筑的一個州城,因為遼朝第二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大敗而歸,并沒有收復“六城”,各種史書也沒有說契丹攻取“六城”中的某一城之后將其城改建為“保州”, 后來高麗與遼人交涉時也沒有說保州是遼朝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中的一部分。我們再從遼朝第三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之初沒有經過激烈戰(zhàn)斗即進入其地,并能夠比較順利地修筑保州城分析,保州之地應該不在遼朝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之內,或者是在遼朝第三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之前就已在遼朝手中。
據(jù)此可知,遼朝在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之后的遼朝東京道東南部與高麗西北的分界應該在宣州(今朝鮮平安北道新義州與義州之間) 、保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 、定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東) 及其以東一線,宣州、保州、定州以北屬遼朝,以南屬高麗。高麗在積極向西北地區(qū)拓展的同時,也積極向東北地區(qū)拓展,至高麗德宗以后,高麗已將其東北地區(qū)領土擴展至高麗定州(治所在今朝鮮咸鏡南道定平,與遼屬定州不在一地) 一帶,并開始修筑千里長城,西起鴨綠江入?？?東至高麗定州都連浦(廣浦) ,中經威遠、興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云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孟州、朔州14 城,以及耀德、靜邊、和州等地。即以千里長城為界,定州以北地區(qū)歸屬遼朝控制的女真,以南歸屬高麗。
可見,遼朝據(jù)有保州之地,不過是占有原來渤海之地,并非是占有高麗之地。如果說是侵略的話,也只能說是契丹對渤海的侵略,不應該說成是對高麗的侵略。然而,不少史書將遼朝占有保州之地說成是對高麗的侵略。我們以為,這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遼圣宗賜給高麗“鴨綠江東數(shù)百里地”之后,又出兵收取,被一些人視為不義行為,因而被人們視為一種侵略。
其次,當時,契丹雖然聲稱由高麗繼承新羅地,由契丹繼承原高句麗之地,但很少有人響應。那時,宋朝與高麗關系很好,而與契丹正處在爭奪燕云十六州等地的斗爭之中,宋朝與契丹可謂仇敵之國。宋人知道,他們不可能像唐朝一樣,堅持高句麗“近在提封之內”,因為原高句麗之地大部分已為契丹所有,他們不但無法占有原高句麗之地,甚至連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等地都收不回來,因此,他們不敢聲稱原高句麗之地應該由宋朝來繼承。既然宋朝不可能繼承原高句麗之地，那么，宋人應該支持誰來繼承高句麗之地呢? 毫無疑問，如果宋人承認契丹繼承高句麗之地，只會壯大契丹的力量，對正在與契丹進行斗爭的宋朝來說，沒有一點好處。倒不如承認高麗繼承高句麗之地，那樣的話，既可以加深與高麗的“友好”關系，進一步取得高麗的支持，又可以削弱契丹的勢力，何樂而不為呢！于是，宋人便積極支持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者的觀點。正由于此,在宋人所修史書之中，高麗是高句麗繼承者的觀點就成了勿庸置疑的定論。宋人的觀點對后世影響很大，后來的史書幾乎眾口一詞,均認為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元人所修《宋史》、《遼史》、《金史》都是按照這種觀點寫的。按照高麗應該繼承高句麗之地的觀點，遼朝占有保州之地也就是占有了原來高句麗之地，自然就成了一種侵略行為，高麗收取保州之地也就成了收回原有“舊地”了。這就是后人多將遼朝占有保州之地說成是對高麗侵略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則與史實不符。 遼朝修筑鴨綠江浮橋及保州等城,占據(jù)了進攻和控制高麗的有利位置，高麗深感不安, “欲發(fā)兵焚毀”, 終未成功。后來,遼朝第三次大規(guī)模征伐高麗雖然失敗,“生還者僅數(shù)千人”, 但保州之地并未割給高麗，仍然控制在遼朝手中。為此,高麗一直耿耿于懷。
遼圣宗太平六年(1026) 曾派遣御院判官耶律骨打出使高麗,請求“假途,將如東北女真”,高麗雖與遼朝議和,但仍“不許”契丹借道前往女真地區(qū)。太平九年(1029 )遼東京舍利軍詳穩(wěn)渤海人大延琳起兵反遼,建立興遼國,高麗雖然拒絕大延琳關于出兵共同反遼的請求, 但卻以道路梗塞為借口, “與契丹不通”, 停止向契丹朝貢。遼朝平定大延琳叛亂以后,即遣使高麗,令高麗前來朝貢。高麗顯宗雖然派遣使者金哿出使遼朝祝賀契丹打敗大延琳收復東京(今遼寧遼陽) ,但遲遲不來朝貢,后于顯宗二十二年(1031) 五月與世長辭。六月,遼圣宗也離開了人世。
高麗德宗即位以后,大臣王可道向高麗德宗建議說:“契丹與我通好交贄,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jù)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與之絕”。高麗德宗采納了王可道的建議,開始對遼朝采取強硬態(tài)度,于其即位當年(1031) 十月,“遣工部郎中柳喬如契丹會葬”,又派遣“郎中金行恭”等祝賀遼興宗“即位”,以遼所修筑鴨綠江浮橋及保州等城構成對高麗威脅, “表請毀鴨綠城橋,歸我被留行人”。十一月,金行恭返回高麗,說“契丹不從所奏”,高麗德宗遂停止向遼朝派遣“賀正使,仍用圣宗太平年號”, 拒絕使用遼興宗的景福年號,單方面宣布與遼朝斷絕關系。遼景福元年(1032) 正月,契丹派遣“遺留使”將遼圣宗生前的遺留物送往高麗, “至來遠城”,高麗“不納”,同時,高麗積極進行備戰(zhàn),意欲用武力奪取保州等地。面對高麗的不友好態(tài)度,遼朝鑒于先前多次進攻高麗均告失敗的教訓,未敢大動干戈,但也采取了強硬措施,將高麗德宗元年(1032) 派往契丹的“李禮均等八人”全部扣“留不還”。雙方矛盾再次激化,邊境地區(qū)不斷出現(xiàn)小規(guī)模沖突。高麗想用強硬態(tài)度迫使遼朝毀掉鴨綠江橋和保州,但由于高麗勢單力孤,高麗靖宗即位以后,逐漸改變了對契丹的強硬政策,開始謀求與契丹恢復和好關系。
重熙四年(高麗靖宗元年,1035 年) 五月,遼以來遠城長官的名義向高麗興化鎮(zhèn)送去一篇牒文,稱高麗一直向契丹稱臣納貢,后因大延琳反遼,高麗不再來朝;現(xiàn)在大延琳已被平定多年,可高麗不但不來朝貢,反而“累石城而擬遮大路,豎木寨而欲礙奇兵”。稱高麗此舉如果“激怒于雷霆,何安寧于黎庶”,對高麗提出質問和恐嚇。高麗以寧德鎮(zhèn)長官的名義回牒遼朝,書中雖然對“累石城而擬遮大路,豎木寨而欲礙奇兵”等事進行了辯解,但明確表示高麗這樣做“非欲以負阻皇化”,不是要與遼朝作對,表明了高麗意欲重新與遼和好并向遼朝貢的意向。遼朝接到高麗回牒,于重熙六年(1037 ) 又向高麗寧德鎮(zhèn)送去一牒,說“欲載修于職貢,合先上于表章,茍驗實誠,別頒俞命”。于是,高麗便于靖宗三年(1037) 十二月,派遣殿中少監(jiān)崔延嘏等出使契丹,表示“當遵太后之遺言,固為藩屏。撫小邦之弊俗,虔奉闕庭;更從文軌以輸誠,永效梯航而展禮”,重新“乞修朝貢”。遼又于重熙七年(1038) 正月派遣馬保業(yè)等人出使高麗,“復尋歡盟”,雙方重新恢復了和好關系,高麗主動請求使用遼朝重熙年號,靖宗也接受遼朝“高麗國王”的冊封,高麗德宗以來一度中斷的藩屬朝貢關系再次確立起來。
高麗雖然與遼朝重新恢復了和好關系,但高麗仍以為遼朝所修保州等城對高麗是個威脅,遂于靖宗五年(1039) 二月再次派遣戶部郎中庾先出使遼朝,以遼所修筑保州等城堡影響農耕為借口,請求“罷鴨江東加筑城堡”。遼興宗以鴨綠江東所筑城堡“蓋邊隅之常,備在疆土,以何傷! 朕務守成規(guī),時難改作”為由,婉言拒絕了高麗有關毀棄保州等城的請求。
高麗多次請求遼朝毀棄保州,均未能如愿,高麗文宗九年(1055) 又以遼朝在保州設置弓口門(向敵人射箭的有孔的門) 和郵亭(驛舍) 等事為借口,再次派遣使者致書遼朝東京留守,請求遼朝“還前賜地,其城橋弓欄亭舍悉令毀罷”。此次高麗遣使不像以前一樣僅僅請求毀棄鴨綠江浮橋和保州等,又進一步提出了“還前賜地”的問題,即高麗開始將保州之地說成是遼圣宗時賜給高麗的土地,后來被遼朝侵略和占有,理應還給高麗。由于此次高麗請還保州,僅僅是上書遼朝東京留守,沒有上書遼朝皇帝,東京留守絕不敢替皇帝做主,毫無疑問,高麗的請求也
會不了了之。高麗文宗十一年(1057) 四月,高麗文宗對大臣們說:“去年遣使請罷弓口門外郵亭,時未撤毀,又于松嶺東北漸加墾田或置庵子屯畜人物,是必將侵我疆也,當亟請罷之”。高麗文宗認為遼朝在保州修建弓口門、郵亭和在保州附近開墾田地、設置庵子,是在做侵犯高麗的準備,欲再次遣使請求遼朝毀棄保州并收回保州等地。當時,大臣們意見不一,中書省的官員認為遼朝即位不久的道宗皇帝剛剛遣使前來冊命高麗王和太子,高麗尚未遣使回謝,不宜在這個時候別有所請。高麗文宗遂決定,“先遣使謝冊,繼行奏請”。后來文宗是否向遼朝“奏請”, 《高麗史》沒有明文記載,但據(jù)《遼史》記載,高麗文宗確曾遣使向遼道宗“乞賜鴨綠江以東地”,遼道宗“不許”, 說明此次會議以后,高麗文宗確曾派遣使者出使遼朝,請求遼朝將保州等地賜給高麗。
由于高麗不像以前一樣僅僅提出毀棄保州的問題,而是進一步提出了領土要求,也引起了遼朝的注意。據(jù)《高麗史》記載,高麗文宗二十九年(1075) 七月,高麗接到“遼東京兵馬都部署奉樞密院子,移牒請治鴨江以東疆域”。也就是說,遼朝在高麗不斷提出領土要求之后,提議與高麗共同勘察和劃定鴨綠江以東邊界。高麗接到遼朝劃界的通知以后,立即派遣知中樞院事柳洪、尚書右丞李唐鑒等前往鴨綠江以東遼麗邊界地區(qū),“同遼使審定地分,未定而還”。
大約是由于遼朝不承認保州等地是遼圣宗時賜給高麗的土地,雙方爭議較大,這次劃界未果。遼朝和高麗的“保州”糾紛問題,雖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但雙方都注意維持現(xiàn)狀,保持友好往來關系。到了遼大安二年(1086) ,遼又提出在鴨綠江東保州等地設置榷場的計劃,大約是高麗害怕在保州建置榷場以后會影響高麗的穩(wěn)定,所以不同意在保州建置榷場,于宣宗三年(1086) 五月派遣尚書右丞韓瑩等出使遼朝, “請罷之”。后來,高麗又以為遼朝計劃在保州建置榷場是對高麗別有所圖,于宣宗五年(1088) 二月,派遣中樞院副使李顏等,以“藏經燒香使”為名,前往“龜州(今朝鮮龜城) 密備邊事”。九月,高麗宣宗再次派遣太仆少卿金先錫等“如遼乞罷榷場”。 遼道宗對高麗的請求表示諒解,遂取消了在保州建置榷場的計劃,保證了兩國關系的正常發(fā)展。
后來,高麗在靜州等地設置軍營,增加駐軍,大約與高麗害怕遼朝在保州駐軍會影響高麗安全一樣,遼朝也害怕高麗在靜州駐軍會影響遼朝的安全,遂于乾統(tǒng)元年(1101) 派遣使者赴高麗“請罷靜州關內軍營”,高麗仿照“大安中遼欲于鴨江置亭子及榷場,我朝(指高麗) 遣使請罷,遼帝聽之”的前例,也接受了遼朝的請求,罷去靜州關內軍營。
遼朝后期,兩國雖然都能采取一些互讓政策,維護兩國的和好關系,但保州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決,高麗意欲得到保州之心不死,到了金人起兵反遼以后,保州又成了高麗與金人交涉的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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