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為啥要重農抑商揭秘古代對商業(yè)的扶持政策

中國歷代王朝經濟政策里，“抑商扶農”這條，幾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堅決執(zhí)行的國策，有時甚至更到了“重農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說“中國古人不懂商品經濟”甚至“不懂錢的好”，那才是嚴重的不懂歷史。首先一個事實是，再“抑商”的統(tǒng)治者，也很懂“錢的好”，哪怕“抑商”最嚴厲的時代，對商業(yè)的扶持政策，也是從來不少。

比如在厲行“重農抑商”的西漢年間，到了經濟逐漸穩(wěn)定的漢惠帝年間時，就“弛商賈之律”，然后“弛山澤之禁”，然后有了漢朝“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的怪現(xiàn)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國成就。就連公認“討厭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業(yè)稅，為窮困商人提供“假貸錢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資為商人建造“榻房”，給“合法納稅”的商人提供免費住宿倉儲服務。商業(yè)發(fā)展對于國民經濟的意義，他們心里“門清”。

那既然“門清”，為什么還要采取嚴厲的“抑商扶農”甚至“重農抑商”國策呢?首先一個原因，正是“錢的好”。對于歷代封建王朝來說，特別是在開國百廢待興的時候，最重要的物資財富，就是糧食。

古代科技生產條件有限，作為“剛需”的糧食從來無比珍貴。歷代的貨幣變了又變，鐵錢銅錢銀錢錫錢都有，個別年月連紙殼泥殼都曾當錢用。但糧食卻從來是硬通貨。就連歷代官員的工資制定與發(fā)放，都常以糧食為“定價”“支付”手段。東漢官員領工資，就是“半錢半谷”，唐朝“歲祿”的支付方式是“祿米”。明初文官的俸祿也是以米來衡量，正一品每年九百石米，從九品每年五十石米。

這工資水平，也變成了后世歷史票友“明朝官員工資低”的吐槽。但真的低嗎?以《明實錄》記載，明代的糧食畝產量比宋代提高了近百分之五十，水稻畝產最高也就是三到四石，平均水平兩石左右。再刨去種子肥料等開支，種多少畝地才能掙出“每年五十石米?”放在明初年間，從九品官員的這點“工資水平”，至少相當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純收入。不用抱怨低，古代的糧食就是這么金貴。

糧食增點產如此難，可恰如一部經典電影所說：“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糧食”。對于歷代王朝來說，想要國家長治久安繁榮，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糧。趕上王朝初建的年月，再苦再難也要“扶農”。那么商業(yè)呢?在古代很多時候，特別是饑荒戰(zhàn)亂百廢待興的年月里，囤積居奇的商人，就是農業(yè)生產的大敵，利益的趨勢下，商人往往會哄抬糧價，與封建王朝爭搶寶貴的糧食資源。

比如在“商品經濟發(fā)達”的宋代，北宋中期的浙中災荒里，就出現(xiàn)了“商賈爭粟，富家閉糶”的鬧劇。也就是富商們斷絕糧食銷售，關起門來等漲價?！肮賯}無糧”的北宋王朝呢?也只能眼睜睜干看，結果一場饑荒，導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這還是大宋號稱“太平盛世”的年月。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時，汴京“豪商”們也趁機大發(fā)國難財，一斗米漲到了近兩千錢，給接下來的“靖康之恥”，結結實實加一把火。

類似觸目驚心的教訓，自然也叫歷代王朝警醒，對于商人的打壓防范，也就成了常態(tài)。而歷代王朝的繁榮興旺，首要的突破口，依然還是農業(yè)的發(fā)展。比如北宋真正成為“富宋”，就是從宋真宗年間不遺余力的農業(yè)改革開始。而一生鐵腕手段治國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過各類強硬的國策，令明朝田畝突破八百萬頃，歲糧收入突破三千萬石，是宋元時代的兩倍?！坝顑雀皇钡木跋?，撐起了大明輝煌盛世。農業(yè)有多重要?一目了然。

而第二個原因也同樣重要：對于古代封建王朝來說，把農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歷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農經濟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糧食來支撐，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夠的自耕農來耕種。自耕農的數(shù)量越多，王朝的生產運轉才越穩(wěn)定。但商業(yè)，也往往是農業(yè)生產的“大敵”。以漢代晁錯的抨擊說，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蠶織”，卻憑著豐厚的利潤和一本萬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農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買必倍”。也就是一邊兼并土地，一邊和農業(yè)爭奪勞動力。實在是巨大威脅。

對這個威脅，早在春秋戰(zhàn)國年間時，當時的“諸子百家”就口誅筆伐。畢竟如前文所說，農業(yè)增點產太難，而商業(yè)盈利太快，在農業(yè)不發(fā)達的社會里，一旦發(fā)達商業(yè)導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會讓統(tǒng)治者“肉疼”。戰(zhàn)國學者荀子就認為“工商眾則國貧”。漢代賈誼更疾呼商業(yè)發(fā)達是“天下之大殘也”。從那時起，“省商賈，重農夫”就成了歷代王朝“重農抑商”的重要論據(jù)。

而對于封建皇帝來說，這事兒，可不止是搶點勞動力的事兒。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為封建王朝大亂的導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對待“流民”的態(tài)度就說明了這點。洪武三年時，他就下令強制蘇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墾荒種田。二十年后，他更對太原三百戶流民采取了奇葩處理決定：如果他們在種田，就讓他們就地落戶，如果他們在做買賣，就地逮捕治罪。

參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義，還有明末的農民起義，就知道他在擔心什么。歷代王朝的“重農抑商”，基本都來自這樣的擔憂。但隨著封建經濟的發(fā)展，各個王朝也會調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于商業(yè)發(fā)展的改革。如果不變革呢?可以看看鴉片戰(zhàn)爭前的清朝，19世紀初的嘉慶皇帝，就是“重農”思想的堅決擁護者，多次下詔書“重農”，且進行了“禁礦”等一系列改革，盼著能富國強兵。

可此時的清王朝，人口已經急劇膨脹，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嚴重社會病，龔自珍形容當時清朝“不農”“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如果還抱著“重農”，無視工商業(yè)的利益，結果就是鴉片戰(zhàn)爭前，清王朝社會的極度貧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盜賊”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間的廣東學政戴熙，就形容當時“盜賊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黃爵滋更哀嘆“災黎可憫也，荒歲可懼也”。

看過這個就明白，為什么接下來的鴉片戰(zhàn)爭里，大清會被打到這樣慘。慘敗的背后，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農抑商”，背后多少輝煌，卻又多少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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