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guī)砹艘黄P(guān)于朱棣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朱允炆又命盛庸率軍北伐，以副將軍吳杰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十月，燕軍破滄州，俘虜了徐凱、程暹以及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十二月，燕軍進入山東，至臨清、館陶、大名、汶上、濟寧。盛庸與鐵鉉于東昌“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眾，簡閱精銳，背城而戰(zhàn)”，等待燕軍前來廝殺。
這時，燕軍屢勝輕敵，進至東昌，看到盛庸軍，“即鼓噪前薄”，結(jié)果被盛庸所率的軍隊打得大敗，朱棣的親信將領(lǐng)張玉死于戰(zhàn)陣，朱棣自己也被圍，借朱能援軍的接應才得沖出包圍。朱棣回到北平后，總結(jié)了白溝河與東昌戰(zhàn)役勝敗的經(jīng)驗教訓，說：“比者，東昌之役，接戰(zhàn)即退，遂棄前功。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zhàn)，南軍先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备嬲]將士說：“自今無輕敵，無選懊”，要奮不顧身，才能打敗敵人。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又率軍出擊，先后于滹沱河、夾河、真定等地敗盛庸、吳杰、平安的軍隊，接著又攻下了順德、廣平、大名等地，“河北郡縣多降”。建文四年正月，燕軍進入山東，濟南為鐵鉉駐守，城堅未易破燕軍就繞過濟南，攻破了東阿、汶上、鄒縣，直至沛縣徐州。四月，燕軍進抵宿州。平安率軍跟蹤至肥河，襲擊燕軍。總兵何福率軍列陣十余里，沿河向東挺進，徐輝祖又率軍前來支援，與燕軍大戰(zhàn)于齊眉山。燕軍損失甚重，驍將王真、陳文、李斌以及都指揮韓貴皆戰(zhàn)死。
當時正值暑雨連綿，道路泥濘，燕軍北方士兵多不習慣，且又疾疫，多想北歸。朱棣竭力設法穩(wěn)定軍心，親信將領(lǐng)朱能并以楚漢之爭來勉勵諸將，說：“諸君勉矣!漢高十戰(zhàn)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兩軍正在肥河相持時，朱允炆左右的一批廷臣認為，燕軍快要北歸了，京師不可無良將，在此決戰(zhàn)的關(guān)鍵時刻朱允炆竟下令把徐輝祖所統(tǒng)率的軍隊撤回南京，削弱了前線的軍事力量。
何?！坝志美涎鄮?，移營靈璧，深塹高壘自固”，但糧運為燕軍所截阻。燕軍乘南軍缺糧，軍心動搖之機，全力進攻何福軍，破靈璧，南軍大敗?！?何)福單騎走，(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zhí)，文臣宦官在軍被執(zhí)者又百五十余人”。平安在靖難之役中，曾數(shù)敗燕軍，斬燕驍將多人，燕軍中聽到俘獲了平安，“歡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
靈璧之戰(zhàn)后，燕軍士氣大振，南軍益衰。朱棣率軍直趨揚州，攻下高郵、通、泰等地，到六月初三日，燕軍自瓜洲渡江，這時南軍已毫無抵抗能力。十三日，朱棣進抵金川門，守衛(wèi)金川門的李景隆和谷王橞開門迎降。朱允炆于宮中自焚死，“或云帝由地道出亡”為僧。朱棣便于南京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也稱明太宗，年號“永樂”。這就是明史上所謂的“靖難之變”。
明代的第二個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時代的洪武十年。這個年幼的皇孫被描述為早慧、孝順和正直，據(jù)說他的祖父很鐘愛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變，他可能會一直默默無聞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開始為王朝定下傳統(tǒng)，即立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為太子，因為朱標在名義上，也許事實上是他的嫡妻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標是為皇位的合法繼承樹立一個正式的原則，希望以此杜絕將來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紛爭。朱標在許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親：他是一個性情溫和而有教養(yǎng)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雖然對他的第四子朱棣的軍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標看作他恰當?shù)睦^任人選。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標在他的盛年37歲時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標的嫡妻所生的長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標一系的次孫朱允炆——即朱標的活著的最年長的合法兒子——為儲君。這個未經(jīng)過考驗的男孩被立為皇嗣時不足15歲，他絕不能與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輩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過是長子繼承制原則的體現(xiàn)而已。雖然朱棣后來聲稱，他本人可能被入選為嗣君，只是因為那些儒士們的橫加干預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實上沒有考慮把他的其他兒子立為太子。
明惠帝 - 朱允炆(1張)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幾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時年21歲。他確定下一年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親——二皇妃呂氏（1402年死）——為皇太后。③關(guān)于朱允炆的個性和他在位時的國內(nèi)發(fā)展情況現(xiàn)已無可信材料，因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記錄都被篡改或銷毀殆盡。建文帝時期的檔案文獻和起居注全遭毀滅，而幸存的私家記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繼任者在位的時期，朝廷史官關(guān)于建文帝的行事寫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極盡批判之能事的報道，想以此證明永樂帝奪權(quán)是有理由的。他們譴責建文帝和他的顧問們行為放蕩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為不孝、奸惡和邪淫的人，指責他玩忽職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這位被廢黜皇帝的學者們關(guān)于建文之治則寫出了一些與此截然相反的諛詞，說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稱之為遵循儒士勸告和緩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無缺的人物。他們譴責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弒罪行。④這些殘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們必須進行最細心的審查。建文時期許多方面的事實真相將始終弄不清楚了。 年輕的建文皇帝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他繼承了他父親的溫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靦腆，且又毫無國政經(jīng)驗；且不說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們，他也沒有那種自信心和堅強的性格，甚至也沒有那種能力。這位年輕皇帝的溫順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關(guān)心他祖父的高壓行政措施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實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論和行事上努力實行一些較大的變革，但這些變革卻招致了災難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對這幾位儒家?guī)煾笛月犛嫃?，發(fā)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來其意圖是大大背離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書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機關(guān)被取消，它們在現(xiàn)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復；制度被修改，以加強文職行政功能和減輕政府的專制作風。 為了貫徹這些改革，皇帝把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提升為行政負責官員。1380年裁掉中書省以后，明太祖曾經(jīng)決定，國家一切事務都必須由他一人作為行政首腦來裁決。因此之故，翰林學士們和六部尚書只有建議權(quán)和在政府中執(zhí)行命令之權(quán)。當新皇帝召集這三位士大夫來“參國政”時，這種局面就結(jié)束了。如果這些重建活動或多或少地不是虛構(gòu)的話，這些皇帝的顧問們就不是只領(lǐng)干薪了，而是實際地在管理政府。這樣做就大大地離開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為皇帝的顧問們現(xiàn)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們現(xiàn)在又制定政策，又執(zhí)行政策，極像從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為；他們僅僅缺少丞相的頭銜。沒有這個頭銜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訓錄》，因為《祖訓錄》是嚴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還做了一些改革，對帝國政府內(nèi)部的權(quán)力進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實施他的新政策。這些發(fā)展變化的確切性質(zhì)至今很難說得清楚，因為大多數(shù)改革的記載已被銷毀。但是，例如《皇明典禮》這種關(guān)于建文時代典章制度的書（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編訂的幾種書至今仍可見到，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大致了解到這個時期政府中已實行和計劃要實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對它們的意義作出評價。③ 1398年末，新皇帝聽了方孝孺的話把六部尚書從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書和侍郎之間加了一個侍中之職。這種制度上的改變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自從廢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級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識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時，六部尚書的地位和權(quán)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數(shù)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員的設置上，也都有了改變。戶部和刑部的所屬司從12個減為4個；都察院中的兩個都御史合并成了一個；同時，國子監(jiān)和翰林院的各項職責和人員編制大為提高和擴大。這最后兩項改革表明，重點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學士在政府中的顧問作用的加強上。在詹事府也設立了某些新職位，使翰林學士在教育和訓練太子及諸年幼王子方面能發(fā)揮更大的作用。④ 對六部及其下屬司的組織所作的各種改動中，對官員和皇帝侍從的頭銜所作的變動，以及對南京各官署的名稱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諸古代的《周禮》行事的。這些變易不單是象征性地恢復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是任意變更祖制。它們都是有目的的變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權(quán)力歸到皇帝信任的顧問的名下，加強文官之治，以削弱將軍們和皇子們的權(quán)勢。 朱棣
為了貫徹他們設計出來的這些政策，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權(quán)，這就大大地背離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們在國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簡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們即使不對內(nèi)戰(zhàn)負主要的責任，也要負直接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朝廷的控制和他們正在推行的變革給了燕王以發(fā)起叛亂的口實。燕王說，對建文的顧問們發(fā)動的懲罰性戰(zhàn)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動。⑤隨著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這一切政治改變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們只是作為復古和反動的背離祖制的失敗的嘗試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書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闊大和抱負不凡的，或心懷野心而又有煽動性的顧問們的一個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建文朝廷還有一些國內(nèi)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們都偏離了洪武時代的既定安排。第一個措施是改進了明太祖所實行的嚴厲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經(jīng)頒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為全帝國的法律準則。他有時用“誥”的形式來給法典做補充，有時又用“榜文”的形式來發(fā)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現(xiàn)在《大誥》中；這種《大誥》在1385年和1387年之間曾經(jīng)編纂、修訂和擴充。它們出現(xiàn)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這些誥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錄中。建文帝認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過于苛嚴，特別是那些在誥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懲罰條款更是如此。據(jù)說，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從他的法典中取消73條這樣的條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誥文為根據(jù)來進行審理和判案，同時停止張貼榜文，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蓋了他事實上對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這些變革后來被永樂帝一掃而光；他恢復了太祖的所有嚴厲的誥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財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減輕前朝某些過重的稅收。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了江南的過度的土地稅，尤其是減少了富庶的蘇州和松江這兩個府的土地重稅。這些減稅措施是繼續(xù)了洪武朝即已開始的減免政策，但是它們大大超過了以前的辦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qū)自王朝開國以來就被課以重稅，從而使這里提供了主要的財源。原來的稅款意在實行懲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減稅20%，但是即令如此，這里的土地稅仍然過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僅蘇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納281萬石糧米，這就是帝國2940萬石全部土地賦稅的9.5%。這樣是太不平等了：蘇州僅占帝國登記在冊的耕地的1/88。由于這樣過重的苛索，當?shù)厝嗣裢荒芙蛔阋?guī)定的稅額，特別在兇荒年代更是如此；他們拋荒了土地，變成了游民，從而更加加重了納稅居民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每年的稅收。②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訴南直隸和浙江等地區(qū)賦稅不公而采取了行動。他下令按每畝地收一石糧的統(tǒng)一標準在這些府里收土地稅。洪武帝曾經(jīng)禁止蘇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借此防范出身于這些富庶州府的人們把持財政，偏私家鄉(xiāng)，從而犧牲了國庫的利益——現(xiàn)在建文帝也解除了這種禁令。很可疑的
是，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貫徹；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經(jīng)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對陣的軍事行動之中。 另外一項財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觀所能擁有的免稅土地的數(shù)量。這項政策是特別針對佛、道僧侶們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況而發(fā)的，因為在洪武帝的庇護下僧道們都攫奪了大量的肥田沃土，從而變成了有權(quán)有勢的地主。他們的財富激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宗教界的僧侶職事們不僅享有免除土地賦稅和徭役的權(quán)利，甚至還把不法負擔強加給當?shù)鼐用?，即占用他們的土地，強迫他們給自己服勞役。朝中的官員上了兩份奏疏，請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數(shù)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發(fā)出的一道詔旨中批準了他們的建議。這一新命令只準每一名僧道擁有不超過五畝免除賦稅的土地；多余土地應分給需要土地的人民。這個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實，說他的侄子如何違犯了《祖訓錄》；它進一步為他提供了對皇帝進行“懲戒行動”的理由。③ 這些命令未必都曾經(jīng)付諸實施，因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們攻擊了佛教和道教僧侶們的既得利益，這些政策無疑地疏遠了宗教界，特別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許多佛教僧人都為燕王叛軍效勞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的領(lǐng)袖是這位僭主的顧問，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來即已為燕王服務（他后來名姚廣孝，1335—1418年）。④
編輯本段削奪諸藩王的權(quán)力
對諸藩王國度里的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設置了賓輔和伴讀，并讓翰林學士以儒家的為政傳統(tǒng)教育和輔導諸幼年王子。王子們還進一步不準參與文、武政事；這個命令顯然與《祖訓錄》中的規(guī)定大相徑庭。這些加強了皇帝對藩王控制的新條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質(zhì)的封國的總戰(zhàn)略的一部分。① 削奪世襲封國的政策的產(chǎn)生是由于擔心幾個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發(fā)難，特別是擔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陸續(xù)分封了他年長的九個兒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們封在西北邊境和長江中部，王位世襲；這些藩屬王國都是用來作為抗擊蒙古侵略和鎮(zhèn)壓叛亂的支柱。王子們都享有巨額年俸和廣泛的特權(quán)；雖然他們在法律上對境內(nèi)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權(quán)力，但他們每人都節(jié)制三支輔助部隊，其人數(shù)在3000到15000之間。① 為了確保他對分封諸王國的控制，開國皇帝在他的《祖訓錄》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條令規(guī)章來管束諸藩王的行為；《祖訓錄》首次發(fā)布于1381年，后來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條規(guī)定：在新皇登極以后的三年時間內(nèi)藩王們不許來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墒牵绻小凹槌肌痹诔?shù)?，諸王得準備他們的兵力，聽候新皇帝召他們來“撥亂反正”，而在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和驅(qū)逐了奸佞以后，他們?nèi)詰祷胤獾亍? 對于合法的繼承原則定下了一條重要的規(guī)矩；它既適用于藩封王子的繼承，也適用皇位的繼承。其中主要的一條原則是繼承人應該是長子，并為嫡妻所生。如果這一點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將成為合法繼承人。②為了使這些家法垂諸久遠，明太祖對后嗣下了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對他的訓示有一絲一毫的改動；而且他告誡諸王，對任何違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們可以群起而攻之。③這位開國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現(xiàn)實的；制度上的調(diào)整總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現(xiàn)在企圖削奪諸王的權(quán)力，這就使他與他的叔父們——特別是燕王朱棣——發(fā)生了公開的沖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這些藩王看來，他想削奪分封諸王一向享有的權(quán)利和特權(quán)的行動嚴重地違反了《祖訓錄》。 朱允炆
人們向來認為削藩的政策是黃子澄和齊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說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黃子澄是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擁護者，據(jù)說他使皇帝對采取這項政策的重要性獲得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向皇帝講述了公元前154年漢代的七國之亂反對漢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這些強大而又擁有半自治權(quán)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潛在危險性。①他們曾經(jīng)考慮了兩種行動路線：一是徹底廢除藩封諸王國；一是減少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大權(quán)。主要的目標是燕王；到了這個時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現(xiàn)在健在的最年長而又權(quán)勢最大的藩王，同時他也是皇家禮儀上的尊長。幾經(jīng)斟酌之后，建文帝決定走完全廢藩的道路。這樣便激起燕王舉兵反對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復王朝原來的制度，實際上卻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權(quán)力和影響。①
編輯本段燕王的叛亂
令人難以對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許是洪武帝的一位貢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后來所說的那樣為馬皇后所生；他的這種說法是想在他從他侄子手中奪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長子繼承原則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長得堅強有力，同時也精通武藝，而且據(jù)說在學習儒家經(jīng)典和文學方面也是出色當行的。他的文學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為這種成就符合一個儒家君主的公開的形象。①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讓他坐鎮(zhèn)北方邊境，以保證國內(nèi)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時的燕王只有10歲，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國。到了這時，他在宮廷已經(jīng)接受了優(yōu)秀學者和佛教和尚們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頭等將領(lǐng)們的輔導之下也已經(jīng)開始表現(xiàn)出軍事領(lǐng)導才能；特別是徐達（1332—1385年）對他的教導更有效，因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達的長女。②在往后的數(shù)十年中燕王守衛(wèi)他的藩封時，他經(jīng)常指揮對蒙古人的戰(zhàn)斗，在老將們的輔弼之下很會打仗。他的功績贏得了他父親的好評，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煩惱，因為他越來越變得心志不凡、目中無人和鬧獨立性。當1392年洪武帝冊封他長兄的兒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為皇嗣的時候，燕王顯然是異常失望的。①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幾個月中，皇帝開始考慮怎樣增強自己的權(quán)力而同時削弱諸封建王國的權(quán)力，并且利用或有或無的罪名對那些較小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動。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個倒臺的，接著另外四個王子也垮了下來：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齊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內(nèi)在五個舉足輕重的藩封被廢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個目標。朝廷承認他是最棘手的敵人，因此在行動上很小心謹慎；可是，這樣一來反而給了燕王集結(jié)部隊和作準備的時間。① 現(xiàn)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時才開始下定決心對抗朝廷。據(jù)有些材料說，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廣孝）的影響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對著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來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據(jù)說在朱允炆被封為儲君以后曾向燕王進言，說他注定會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勵燕王謀劃進一步實現(xiàn)他的雄心壯志。當建文朝廷開始清洗他的兄弟們的時候，燕王馬上覺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這時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顧問和謀略家），應該采取什么步驟來對付這一威脅。①燕王已經(jīng)用招降蒙古士兵的辦法擴充了他的部隊，同時他又和那些對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內(nèi)外勾結(jié)起來。可是他還無意立即行事，因為他的三個兒子正在南京作為人質(zhì)，以保證他不亂說亂動。與此同時，雙方的間諜和代理人來回打報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許許多多鬼把戲，又是裝病，又是裝瘋，請求遣返他的兒子們。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準許他的幾個兒子回到他們父親身邊——歷史學家們把這一決定稱為愚不可及；燕王這才決心用軍事行動抗命朝廷了。 敵對行動爆發(fā)于1399年7月末；那時有個忠于建文朝的軍官抓到了屬于燕王藩國的兩名下級官員，并把他們送往南京以煽惑罪處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這個機會在8月5日向鄰近幾個州縣發(fā)動軍事進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員。這標志著在朝廷和燕王之間開始了一場血腥的、持續(xù)三年的軍事對抗；后來這場戰(zhàn)爭被掩飾而說成是“靖難”之役。② 為了給他的叛亂設詞辯解，燕王在后來幾個月內(nèi)精心策劃了幾篇文告：它們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兩封信，以及后來給官民一體知照的宣言。這位藩王堅持說，他正在進行的是終止內(nèi)亂的正義行動，而且無論衡之以儒家的孝道，還是衡之以規(guī)定諸藩王義務的《祖訓錄》中的條款，他的行為都是對的。①他指責皇帝，特別是指責他沒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沒有讓他奔臨喪葬；另外，還指責他毀壞先皇所居之宮室，從而背棄了洪武帝的祖訓。 他還指責皇帝受齊泰、黃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誘惑，對諸皇子進行了迫害，并且錯誤地指控他在做軍事準備來反對皇帝。他爭辯說，他所采取的行動是正當?shù)淖孕l(wèi)，同時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詐顧問們，恢復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還聲稱，他有義務來執(zhí)行這次懲戒使命，因為他是馬皇后所生的最年長的健在兒子，就責無旁貸；他指天誓日地否認他對帝位感興趣，只是說他是本諸《祖訓錄》中的規(guī)定而開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員的。
根據(jù)現(xiàn)代歷史學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責是否有充分的事實根據(jù)，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夠在當時就把這些論點公諸于世，是值得懷疑的?？墒?，這些指責對燕王來說卻是關(guān)系成敗的問題；最終地它們要使他對抗朝廷的行動站得住腳，并且還可幫助他糾集能夠抗命的人馬。這就是為什么這位藩王在篡奪皇位以后要竄改歷史記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論相矛盾的記載統(tǒng)統(tǒng)去掉，換上支持他的合法繼承權(quán)利的一些歷史說詞。①
編輯本段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長子，早年立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禮法傳統(tǒng)，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死時，他已21歲了。繼位后改“洪武”為“建文”，史稱“建文帝”。但在位僅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臺后的建文帝下落，卻又成了千古疑案，眾說紛壇。主要有： 隱居說。永樂二年（1404），何福之弟何祿，攜子魁二、魁五與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軍都督顧成之孫顧興國，戰(zhàn)歿鄱陽湖的旗武將軍齊成之子、千戶齊興（世界文化名人齊白石宗族之始遷湘潭祖），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撫州臨川來湘潭，護送人的眷屬亦在隨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銀塘，先后移居縣城東隅之金泥灣和西鄉(xiāng)之碧泉，改姓名為何必華，字汝川，娶銀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長女為妻，終年87歲。 據(jù)湖北麻城龜山族譜記載何必華乃水部堂何姓二世祖，其后有何應瑞為明朝工部尚書，第二十三代孫何暢（有待考證） 自焚說。據(jù)永樂年間《實錄》和《明史稿》的記載，建文帝繼位后，即用兵部尚書齊泰和大常卿黃子澄謀，定策削藩。領(lǐng)兵在外、身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著清君側(cè)的旗號，起兵南下，發(fā)起“靖難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揮師渡過長江，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帥李景隆卻打開金川門迎燕王大軍入城，滿朝文武紛紛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勢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宮，頓時火光熊熊，建文帝攜皇后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嬪侍從等，大都亦隨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宮后，清宮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宮內(nèi)侍人都說建文帝已自焚，并從火堆里扒出一具燒焦的尸體證明之。燕王見到尸體，分不清男女，慘不忍睹。其繼位稱帝后，只得以天子“禮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紀》及《明史·方孝儒傳》均持此說。 削發(fā)為僧說。清代名人呂安世和近人蔡東藩等則認為燕軍破城后，建文帝無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時少監(jiān)王鉞告訴他：你祖父臨死時，給你留下一個鐵箱子，讓我在你大難臨頭時交給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內(nèi)。群臣急忙把箱子抬來，打開一看，里邊有三張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證，上面寫好了建文帝等三個人的名字。還放著三件僧衣、一把剃頭刀、白金十錠、遺書一封，書中寫明：“建文帝從鬼門出，其它人從水關(guān)御溝走，傍晚在神樂觀西房會集。”據(jù)此，建文帝三人剃了頭，換上了憎衣，只帶了九個人來到鬼門。鬼門在太平門內(nèi)，是內(nèi)城一扇小矮門。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彎著身子出了鬼門，其他八人隨之出了鬼門后，就看見水道上停放著一只小船，船上站著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們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稱萬歲，建文帝問他怎么知道我有難，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樂觀住持，昨夜夢見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觀為僧?！敝链?，建文帝似削發(fā)為僧，繼承了祖業(yè)。 此外，在《明史·姚廣孝傳》和《胡濙傳》里記載：明成祖朱棣當了皇帝后，對建文帝自焚而死，也產(chǎn)生過懷疑，也有人告訴他那具燒焦的尸體是馬皇后的，建文帝削發(fā)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洽抓了起來關(guān)進監(jiān)獄長達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鄭和下西洋“欲尋蹤跡”，派戶科都給事中胡濙遍行郡、鄉(xiāng)、邑長達16年，搜尋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個晚上，他已睡下了，但聽說胡濙回來了，急忙穿上衣服，在臥室單獨召見。胡濙訪得建文帝離開紫禁宮后，削發(fā)為僧，既沒有去神樂觀，也沒有去西南、東南周游避難，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蘇吳縣普洛寺內(nèi)，此后一心為僧，無復國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過查閱大量文獻和實地考察后，指出：永樂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蘇吳縣穹窿山，終年46歲，葬于皇駕庵后的小山坡上。 紅崖天書
?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歷史真實，因為當時燕軍兵臨城下，把紫禁宮團團圍住，建文帝想逃也來不及了，更何況經(jīng)考查也無鬼門、御溝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個貪權(quán)無厭、殘暴無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決無好下場，不如以死了之為上策。燕王朱棣也絕不會讓建文帝活下去，否則，他就不能當皇帝。朱棣為了不留下“殺侄奪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尋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歷史疑案，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機。 綜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尋建文帝，這是歷史事實。但他的真實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個未揭開的歷史之謎。 有的學者認為，朱允炆并沒有死，而是走了后門，到了山中去做了和尚，紅崖天書就是他寫下的
編輯本段內(nèi)戰(zhàn)：1399年8月—1402年7月
在叛亂開始的時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優(yōu)勢。他的軍隊只有10萬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沒有能夠控制任何其他領(lǐng)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軍隊的常備軍，擁有豐富的資源，并且已經(jīng)廢除了幾個封建藩國。但是，這種簡單的比較會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強大表現(xiàn)在這樣幾個方面：他自己有領(lǐng)導能力；他的軍隊素質(zhì)高——包括來自兀良哈諸衛(wèi)的蒙古騎兵大隊人馬；他的戰(zhàn)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動搖的必勝的決心。反之，皇帝的軍隊因指揮上無決斷和協(xié)同作戰(zhàn)不好而大受損害；同時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務的政府改組工作，這當然也影響了戰(zhàn)局。② 從1399年末到1401年中葉是戰(zhàn)爭的開始階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縣和山東濟南附近的據(jù)點。戰(zhàn)爭正式開始于8月末，那時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約1339—1404年）這位退休的高級軍官為大將軍去平定叛亂。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軍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萬人的大軍，但在兩個星期之后便受了重創(chuàng)，被打敗了。①于是已故的將軍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長子李景隆接過了指揮權(quán)；但是，他也同樣無能。10月中旬，燕王離開他的封地去尋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機會率領(lǐng)討伐軍從南京地區(qū)開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圍北京，但是燕王馬上回師并擊敗了李景隆；因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數(shù)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個星期以后退兵到山東西北的德州。②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給朝廷，指責齊泰和黃子澄。作為戰(zhàn)略上的姿態(tài)，皇帝正式罷免了他們兩人的官職，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齊泰?？墒牵聦嵣纤^續(xù)依靠他們出謀劃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發(fā)動了攻勢，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個關(guān)鍵的府城之后就直趨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時日。當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達大同時，燕王已經(jīng)回師北京，李景隆便拖著疲憊和深受北方寒凍之害的軍隊返回德州。① 1400年5月，雙方在北直隸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溝河岸上展開了一場大戰(zhàn)。李景隆這一次想用鉗形攻勢一舉粉碎燕王的軍隊，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敗了。四天以后，兩軍約60萬人馬打了一場對陣戰(zhàn)。李景隆的軍隊擁有火器裝備；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創(chuàng)而潰敗，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后又退到濟南。燕王現(xiàn)在卻受到平安將軍（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國騎兵隊伍的威脅；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從北京率援軍來到才救他脫離了險境。
燕王朱棣通過靖難之役把他的侄兒朱允文的皇帝奪到手，實在是為歷史所不齒。燕王朱棣負責守衛(wèi)北部邊疆，可見其武力值很高，人稱馬上皇帝，最后還是死在了征服蒙古人的路上。武力值再高的人不可能在千軍萬馬的混戰(zhàn)當中毫發(fā)未傷，但是朱棣，在與其侄兒的對戰(zhàn)當中，從北打到南所有的戰(zhàn)役中竟然毫發(fā)無損，很多人相信這是他的侄兒朱允文行婦人之仁，念及叔侄之情，命令所有將士凡是在戰(zhàn)爭中看到了朱棣，絕對不能放箭，更也不能斬殺。但我不相信這種說法，朱允文再弱智也不可能對要奪他地位的叔叔朱棣下這種恩仁慈的詔令。
這里有幾個證據(jù)可以證明朱允文并沒有下這樣的詔令。王敖的《王恪公筆記》中記載，當時朱允文方的大將平安在白河溝之戰(zhàn)中差點斬殺朱棣，只是因為平安的坐騎折斷了腿，就差一步就可以斬殺朱棣。戰(zhàn)后平安被俘，朱棣問?，如果你的馬的腿沒有折，你會殺我嗎？?平安說了兩個字，?殺之?。再有朱棣的畫師為表現(xiàn)朱棣戰(zhàn)場上的英武，曾經(jīng)畫過八駿圖和四駿圖。在這些畫作中，把朱棣所祈禱的每一批戰(zhàn)馬所受的劍傷的位置都畫的非常的準確。如果朱允文的部下遵循了其不殺朱棣的這樣的愚蠢的詔令的話，朱棣的戰(zhàn)馬是不可能受傷的。
第三點，兩方交戰(zhàn)，戰(zhàn)場上的飛箭、雷火，都如雨點落下來，那些東西都是不眨眼的，不可能知道你是朱棣還是他是朱棣。即便朱允文下過不傷害其叔叔朱棣的這樣的詔令，在戰(zhàn)場上混戰(zhàn)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燕王朱棣是如何做到毫發(fā)無傷的。首先他作為軍隊統(tǒng)帥，所受到的防護是最好的。再一個它的指揮中心肯定是遠離最前線比較安全。再者朱棣身經(jīng)百戰(zhàn)，戰(zhàn)場經(jīng)驗非常老道，屁股下的坐騎是一流的，遇到突發(fā)情況可以瞬間脫離危險。最關(guān)鍵的是即便朱棣受到了傷害，這是作為軍事秘密，絕對不不準泄露的，一旦泄露就會有損軍心。我是不相信統(tǒng)帥在那么多場戰(zhàn)役中，一點小傷也沒有的。最后一點就是朱棣比較幸運，沒有遇到大的箭傷或者是刀傷之類的，這個是肯定的。
燕王朱棣就是明成祖，是通過叛亂奪取政權(quán)當上皇帝的。史稱“靖難之役”。
靖難之役，又稱靖難之變、奉天靖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發(fā)的一場政變。明太祖朱元璋把兒孫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因太子朱標早死，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年號建文，是為建文帝。
建文帝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決定先削那些力量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襲執(zhí)周王朱橚 ，把他廢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齊王朱榑于京師，湘王朱柏自焚死。與此同時，也在北平周圍及城內(nèi)部署兵力，又以防邊為名，把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的護衛(wèi)精兵調(diào)出塞外戍守，準備削除燕王。
建文帝以為準備停當了，便秘密下令擒拿朱棣，但是沒有成功，再加上削藩措施嚴重威脅藩王利益，坐鎮(zhèn)北平的朱棣于1399年（建文元年）起兵反抗，隨后揮師南下，史稱“靖難之役”。
建文帝無大將可用，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將耿炳文統(tǒng)兵北伐，又派李景隆繼續(xù)討伐，而建文帝也缺乏謀略，致使主力不斷被殲。 朱棣以北平（今北京）為基地，適時出擊，靈活運用策略，經(jīng)幾次大戰(zhàn)消滅官軍主力，最后乘勝進軍，于1402年（建文四年）攻下帝都應天（今江蘇南京）。
戰(zhàn)爭歷時四年（1399—1402年）。 戰(zhàn)亂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說死于宮中，或說由地道逃去，隱藏于云、貴一帶為僧。 同年，朱棣即位，就是明太宗，嘉靖時期改為明成祖。
第二年，改元永樂，改北平為北京。1421年，遷北京，稱北京為京師，南京為留都。
影響
1、宗室待遇變化
朱棣稱帝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八日，恢復了周王朱橚、齊王朱榑的爵位。隨后恢復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的爵位。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令周、齊、代、岷四王歸藩。
六月二十六日，成祖取消建文帝之父朱標的興宗廟號，重新稱懿文太子；七月十二日，成祖將朱允炆的三個弟弟由親王降為郡王；十一月將朱標之子朱允熥、朱允熞廢為庶人，囚禁在老家鳳陽。
朱棣因為反對建文帝削藩而起兵，為了爭取諸王擁戴，還改變祖制給予宗室更高的品級。如按照洪武年間規(guī)定，鎮(zhèn)國將軍（郡王之子）為三品，輔國將軍四品，奉國將軍五品，鎮(zhèn)國中尉六品，輔國中尉七品，奉國中尉八品。而成祖“遂加鎮(zhèn)國將軍從一品，輔國將軍從二品，奉國將軍從三品，鎮(zhèn)國中尉從四品，輔國中尉從五品，奉國中尉從六品” 。
然而由于朱棣自己是武裝奪權(quán)的，為了保證中央政權(quán)穩(wěn)固，他即位后先將諸邊塞王改封于內(nèi)地，然后逐漸解除諸王的兵權(quán)：永樂元年（1403年）削代王護衛(wèi)及官屬；永樂四年（1406年）削齊王護衛(wèi)及官屬，不久廢為庶人；永樂六年（1408年）削岷王護衛(wèi)及官屬；
永樂十年（1412年）削遼王護衛(wèi)；永樂十五年（1417年）廢谷王為庶人；永樂十九年（1419年）周王見勢不妙，主動獻還護衛(wèi)。洪武朝帶兵的十三位親王，永樂朝削去了六個護衛(wèi)。與此同時，大封靖難功臣，將大批有經(jīng)驗的武臣保留下來，加強中央政權(quán)，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央和諸藩的軍事力量對比 。
雖然朱棣實現(xiàn)了朱允炆當年的目的，但只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并沒有改變祖制；其子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仍然設立了三護衛(wèi)。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叛亂，再次證明親王典兵不是辦法。親征平定叛亂后，明宣宗利用其威望，迫使絕大部份藩王交出了護衛(wèi)，并從各個方面對宗室加以控制。此后，宗室與中央的矛盾逐漸由軍事上對政權(quán)的威脅轉(zhuǎn)變?yōu)榇罅吭黾拥馁旱搶χ醒胴斦膲毫?。
2、強化集權(quán)統(tǒng)治
為了更有效率地處理國務，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初一，朱棣令解縉、黃淮入直文淵閣，預機務。隨后擴充內(nèi)閣至七人。從此內(nèi)閣開始在明朝政治中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清朝仍沿用此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朱棣是造反稱帝的，對大臣有所猜忌，故恢復了洪武年間廢除的錦衣衛(wèi)，重新開始實施明朝的特務統(tǒng)治。隨后，永樂十八年（1420年），朱棣又設立了東廠，令親信太監(jiān)掌權(quán)，加強特務統(tǒng)治的同時提高了宦官的地位。有明一代，特務統(tǒng)治幾乎貫穿始終，成為一大特點。
由于靖難之役時，京中宦官提供的情報幫助成祖擊敗惠帝，成祖即位后便改變太祖以來禁止宦官干政的政策，開始重用宦官。一方面，明朝出現(xiàn)了鄭和等著名的優(yōu)秀宦官，下西洋宣揚國威；另一方面，由于司禮監(jiān)、東廠等宦官掌權(quán)的部門地位提高，且地方鎮(zhèn)守、監(jiān)督采辦等重要工作皆由宦官擔任（不全為朱棣設置），埋下了日后宦官禍國的種子。
3、遷都北京
由于洪武年間，北方的防務多由幾位邊王（如朱棣、朱權(quán)）負責，而靖難后朱棣徙諸邊王于內(nèi)地，導致華北防務空虛；又由于有唐朝之守外虛內(nèi)、宋朝之守內(nèi)虛外的教訓，故在軍事上，定都金陵（南京）、遙控將領(lǐng)守衛(wèi)邊界的風險很大；“天子守國門”則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由于南京的建文帝影響較大，在政治上考慮，作為朱棣大本營的北平更加適合作為帝都。故考慮各種因素后，朱棣決定遷都北京。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朱棣改北平為北京，名順天府（與元朝大都區(qū)別）；隨后遷徙各地富民于北京 。稱北京為行在。永樂年間，遷都北京的準備一直在進行，如建北京城、建宮殿、疏通漕運等；直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宮（即紫禁城，故宮）和北京城建成，遂下令遷都，以南京作為留都 。
4、割讓大寧
朱棣在靖難初始時曾將大寧的全部軍力（包括朵顏三衛(wèi)）納入麾下，朵顏三衛(wèi)在后續(xù)作戰(zhàn)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朱棣稱帝后，將寧王封于南昌，永樂元年（1403年）三月把大寧封賞給朵顏三衛(wèi)作酬勞? 。
大寧位于遼蒙冀三省交界處，遼東—薊州—宣府弓形的中心，軍事地位相當重要；洪武十三年（1380年）收復，并建立衛(wèi)所，至此廢除 。大寧可以作為遼東、薊州、宣府等地的防衛(wèi)前哨，并影響其防衛(wèi)效果；失去大寧，從關(guān)內(nèi)到遼東就只能走山海關(guān)過錦州。此后（尤其是土木之變后），薊遼的戰(zhàn)事不斷。割大寧之事，多為后人所詬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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