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當上皇帝之后,武則天為何遷都到洛陽

武則天當上皇帝之后,武則天為何遷都到洛陽

對武則天遷都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對百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為什么武則天當上皇帝后，把都城遷往洛陽?

武則天把都城遷往洛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大唐天下已經成了“大周”天下的政治原因，二是洛陽更有利于得到物資補給的經濟原因，三是洛陽也是繁華大都市的基礎設施原因。

接下來，小編和大家一起來看看當時的具體情況。

其一：武則天稱帝后，改唐為周。

武則天稱帝后，改唐為周，原來的大唐天下成了武則天的大周天下，國號變了，都城改變也是正常的事情。

武則天之所以把都城遷到洛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鞏固自己的帝位，原本在長安城根深蒂固的大臣隨著武則天的遷都之舉，根基不再像以前那樣牢固，他們更容易接受武則天的統(tǒng)治。

可見，武則天遷都洛陽，有著重要的政治原因。

二：相對于長安，洛陽更有利于物資補給。

武則天遷都洛陽，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其實還有重要的經濟原因：洛陽更有利于物資補給。

長安因為有崤函之險，在唐代以前是很多朝廷建立首都的首選之地，然而從唐代開始，長安作為都城的弊病也逐漸暴露出來。經過幾百年發(fā)展，歷經多個王朝興衰，關中地區(qū)已經不再是都城的最佳選擇。

一方面，多次興衰重建過程中，關中地區(qū)的植被被破壞嚴重，水土流失嚴重，關中地區(qū)的環(huán)境更加干旱少雨，農業(yè)生產也大不如前。這種情況下，曾經沃野千里的關中平原也不再是沃野。

另一方面，經過幾百年的發(fā)展，數次成為都城的長安，使關中地區(qū)人口激增，而關中的土地已經養(yǎng)不起這么多的百姓，朝廷官員的吃穿用度需要從崤函以東運來，這就增加了朝廷財政開支，在經濟上是不劃算的。

而洛陽地處東西南北交通要道，來往方便，更有利于接受來源于各地的物資。唐代歷史上，皇帝李治就曾經多次移駕洛陽“就食”，對此武則天深有體會，既然如此，直接遷都洛陽豈不省事?可見，武則天遷都洛陽在經濟上是劃算的。

其三：洛陽是繁華大都市，比長安有過之而無不及。

早在隋朝時期，隋朝建立都城，除了興建長安城，還大修洛陽城，其規(guī)模不輸于長安，洛陽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完全可以作為王朝的都城。

相比于長安，洛陽地處交通要沖，再加上隋煬帝時期修建的大運河，洛陽可以起到南通北達的作用。便利的交通，也使得洛陽發(fā)展迅速，相比于唐代都城長安，洛陽更加繁華無比。

武則天遷都洛陽，有利于享受洛陽的繁華熱鬧，這么一座繁華大都市，誰不想在此長期生活呢?這也是武則天遷都洛陽的重要原因。

對此，大家認為呢?

武則天為什么要執(zhí)意遷都洛陽呢？

武則天為什么要執(zhí)意遷都洛陽呢

這里有很多層原因的，總的來說：
1、長安城里李氏皇族的勢力很大，官員也是李氏所扶植產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掌權；
2、長安里邊守舊勢力很大，不利于他的開拓與改革；
3、洛陽自古就是都城，有現(xiàn)成的經驗與都城，便于培養(yǎng)自己的勢力；
4、長安的水路這時候已經出現(xiàn)了一些擁塞，渭水運輸出現(xiàn)問題；
5、皇家用的資源主要來源于終南山（秦嶺），這時候逐漸資源枯竭了

武則天做了皇帝后，為什么要將都城遷到洛陽？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軍攻克/克洛克-2/，擊敗王、竇建德，為統(tǒng)一唐朝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唐高祖任命李世民為側田將軍，并允許他在洛陽設立自己的辦公室。此后，政治、經濟和軍事基礎為他最終登上王位奠定了基礎。所以李世民對洛陽，影響很大，是一種特殊的感覺。他一登上王位，就指定洛陽為宮殿。

唐太宗死后，高宗在位期間，洛陽被正式指定為東都，整個朝廷前后七次遷到洛陽處理整個帝國的事務。雖然他對遷都有正式想法，但在部長的反對下取消了。但是龐大的皇宮，臃腫的政府，各級官員的親屬和隨從，以及大量的保安部隊，共同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團隊。無論他們走到哪里，都像蝗蟲一樣經過，吃掉沿途所有的州縣。這些地方雖然能得到一兩年的免稅補償，但基本上得不償失，老百姓怨聲載道。

皇帝死后，武則天將洛陽的“東都”改為朝廷的“神都”。其實已經成為資本了。公元690年改為“梧州”，成為洛陽真正的王朝首都。

可見武則天被封為皇后后，特別喜歡洛陽又討厭西方的首都長安，最后完成了遷都的工作。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從相關史書上可以總結出以下原因：政治、經濟、心理。

先說政治。

長安位于西北，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關隴集團根據地，從北朝到隋唐初期占據了帝國的權力中心。在武則天的崛起過程中，這個群體的大部分貴族基本上都是反對甚至敵視的。為了制衡，武則天只能從帝國其他地區(qū)，尤其是關東地區(qū)的中下層士紳中選拔人才，送到朝廷。但長安的立場決定了北京周邊的地方勢力仍然在冠龍集團的控制之下，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除掉它。

但隨著武則天登上皇后寶座，最終奪得皇位，冠龍集團的挑戰(zhàn)都比較麻煩，政治考量的比例不高。

再來看經濟原因。

隋朝至唐初，洛陽所處的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qū)得到有效開發(fā)，土地肥沃，人口眾多。此外，楊迪皇帝修建的復雜運河系統(tǒng)可以有效地運輸東南地區(qū)的物資，從而增加對首都的有效供應，減輕周圍地區(qū)人民的負擔。

此外，在高宗皇帝統(tǒng)治時期，關中的自然災害比中原多，因此更容易征收足夠的稅收和糧食來支持首都龐大的朝廷。

最后，心理因素！

在我看來，這是武則天遷都洛陽/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武則天在獲得正式授權后不久，她就用這種不尋常的殘忍手段殺死了她的前對手和王皇后。他模仿西漢時期的陸、韓，把兩個人塑造成一個“人”。對于武則天，這可以算是復仇欲望的實現(xiàn)，但是他們臨死前的悲慘處境和怨念的詛咒：“啊，吳瑤很狡猾，竟然在這里！愿他生我如貓，生狗如鼠，掐死他們的喉嚨！”這對他們的精神仍然有很大的影響。據史料記載，武則天經常在睡夢中看到他們猙獰的面孔。

眾所周知，武則天和高宗不一樣，他喜歡道教。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佛教教義強調因果報應，增加了她的心理負擔。在長安宮，熟悉的風景讓她想起了一直發(fā)生的場景，這讓武則天忘記了皇后和蕭淑妃，讓她忘記了他們逃跑是唯一的選擇。洛陽建都后，她將佛教的地位提高到與道教同等的水平，大規(guī)模修建佛教寺廟，發(fā)掘佛像，以贖罪、懺悔、祈求保護為同一主線，贊助和支持佛教的發(fā)展。

綜上所述，武則天表面上決定在洛陽中有政治和經濟上的考慮，但這兩個原因并不是決定性因素。真正促使她下定決心的是巨大的精神壓力。

武則天做了皇帝以后為什么要把都城遷到洛陽呢？

洛陽被乾隆皇帝封為“九朝古都”，其實仔細一合計，在洛陽定都的竟有十五朝之多，當然這要算上武則天建立的武周。

洛陽在唐高宗時就被立為東都，而且唐高宗也比較偏愛洛陽，在他執(zhí)政期間，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兩頭跑，直到在洛陽駕崩。

武則天在684年正式將都城遷到洛陽，稱之為神都。此后除了兩年她在長安短期住過外，其他時間都住在洛陽，洛陽已經替代了長安，成了武則天一朝的政治中心。

對于武則天為什么遷都洛陽，歷代歷史學家也是眾說紛紜。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說武則天“數見王、蕭為崇，被發(fā)瀝血如死時狀。后徙居蓬萊宮，復見之”。認為武則天遷都洛陽是為了躲避慘死在她手上王皇后和蕭淑妃的冤魂，此說太怪力亂神，不足為信。民國時期唐史專家岑仲勉認為武則天選擇洛陽作都城，是為了方便“縱情荒淫享樂”，這種說法完全從生活作風來考慮，也有失公允。

關于武則天的遷都的原因，還是同為隋唐史專家的陳寅恪分析得更準確些。陳寅恪認為“夫帝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別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如隋煬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

從政治上看，武則天遷都洛陽是要改朝換代，另立鍋灶的必須武則天雖一步步登上最高權力的寶座，但無法扭轉當時根深蒂固的夫權思想，改變不了她曾是唐太宗才人和唐高宗皇后的事實。在唐人看來，武則天即位的合法性，乃是由于她是唐朝皇帝的媳婦。由此也決定了她不可能和李唐徹底割裂。

所以武則天只能在李唐勢力相對薄弱的洛陽另立鍋灶，這樣既能維持李氏在長安的原有地位，又能彰顯武則天在洛陽至高無上的地位。

從地理形勢上，定都洛陽比長安更具合理性首先，洛陽有不弱于長安的軍事條件。古人稱洛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它北有黃河，南有險峻的伊闕，西控崤函之險，東扼虎牢、黑虎等關。

其次，洛陽有“居中而攝天下”的優(yōu)越條件。隨著太宗和高宗朝的不斷擴張，唐朝的疆域遠遠大于開國時期，從地理位置看，長安的位置有些偏西北，不符合中國的宇宙觀。而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東來西走，南通北達都有大路可通。

經濟上的優(yōu)勢是武則天遷都洛陽的最主要原因

關中平原雖號稱沃野千里，但那是漢初的故事了。由于屢經戰(zhàn)亂，過度開發(fā)，人口增長等因素，關中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在隋唐時期已不能供應京城充足的糧食。雖然從隋朝開始就大力發(fā)展漕運，但要經過黃河三門峽天險，代價高而運輸量少。因此一到荒年，皇帝就帶領百官“就食”洛陽，皇帝也被譏諷為“逐糧天子”。

而洛陽東部緊鄰東北平原，西部則是伊洛平原，面積廣闊，土地豐饒，物產豐富，是重要的糧食產地。遷都洛陽，既可以解決糧食供給問題，還能節(jié)省一大筆漕運開支。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武則天才遷都洛陽。

武則天死后，復位的唐中宗又把首都西遷回了長安，但終唐一代，都沒有解決長安的糧食供給問題。

武則天遷都之謎 武則天為什么要遷都洛陽

唐初定都長安。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以洛陽為東都。此后高宗頻繁往返于兩都之間，以住洛陽為主，直至在洛陽病死。武則天稱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遷都洛陽。她掌權期間，除了長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長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長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陽。武則天為何選擇洛陽作為武周的政治中心。

梁冠華主演的《神探狄仁杰》中《蛇靈》一段，其中關于“河神獻碑”一事，確實是神來之筆。劇中袁天罡利用日全食洛河水漲潮之機，想謀殺掉武則天和滿朝文武大臣，以達到奪取天下的目的。為此袁天罡利用“河神獻碑”“天降祥瑞”來勸誘武則天遷都洛陽，觀此劇的觀眾，大都相信這一說法。

武則天真的是信了袁天罡的誘騙才遷都洛陽的嗎？如果不是，武則天遷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武則天遷都洛陽，原因是多方面的

武則天為定都洛陽進行了一系列的精心準備。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陽的地位，改東都為神都。批準武承嗣的請求，追封武氏祖先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則天以僧懷義為使，毀乾元殿作明堂。武則天還為定都洛陽大造輿論。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將偽造的刻有“圣母臨人，永昌帝業(yè)”字樣的白石進獻武則天。五月，武氏受“寶圖”，事南郊，告謝昊天，御明堂，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寶圖”為“天授神圖”，封洛水為顯圣，加特進，并立廟。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以“”字為名。七月，頒《大云經》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九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眾所周知，建立七廟是古代天子的特權;明堂是古代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典、賞賜等各種大型活動的場所;徙民實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貫做法。這一切都表明武則天欲定都洛陽。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陽在政治上對武則天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徐敬業(yè)起兵時魏思溫的言論中窺見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業(yè)等以匡復廬陵王為借口，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時，魏思溫建議徐敬業(yè)：“明公以匡復為辭，宜率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盵1]遺憾的是，徐敬業(yè)沒有采納魏氏的建議，結果兵敗身死。陳岳論及此事，嘆息道：“敬業(yè)茍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1]由此可見，洛陽對于武則天之重要，它實際上是武則天的政治大本營。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陽適宜作國都。唐朝建立后，歷經太宗、高宗兩朝，疆土得到不斷擴大。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達到極限：“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盵5]此后直到武則天時期，疆土雖時有變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國初期。長安在版圖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攝天下的作用。而洛陽西接關中盆地，東連華北平原，自古就被稱為“天下之中”。若就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來說，從洛陽出發(fā)，北通幽、燕，西接秦、隴，東達海、岱，南至江淮，距離大體相等。因此，以洛陽為都可以居中而攝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陽的地理形勢也適宜作國都。洛陽北枕黃河，隔河遙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險峻的伊闕，再南遙峙熊耳、少室諸山;西控崤、函之險;東扼虎牢、黑石等關;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糧食足以自給。故洛陽是一個“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勢要地。這種險要的地理位置使洛 *** 有制內御外的優(yōu)越軍事條件，也成為洛陽適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第三是經濟上的原因

再次，就經濟原因而言，洛陽所在的關東地區(qū)的經濟條件要優(yōu)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qū)。關東地區(qū)的主體部分是黃河下游的華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地區(qū)為伊、洛、河、濟四水交匯處，自古以來農業(yè)就很發(fā)達。安史之亂以前，這里已經成為全國最發(fā)達的農業(yè)地區(qū)。關東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間接加強了洛陽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就體現(xiàn)了洛陽地位的重要和經濟的繁榮。孝明帝時期（516―528年）洛陽已經成為整個北部中國的心臟。隋煬帝時期長安只存京師之名，洛陽已成為實際上的都城。

反之，關中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與重要性日益不如關東地區(qū)。關中地區(qū)的農業(yè)經濟，本來相當發(fā)達，故從西周到唐代，長安屢為建都之地。然而自東漢以來，關中地區(qū)的農業(yè)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關中適宜農耕的土地面積有限，隨著人口的增殖，統(tǒng)治機構的膨脹，糧食供應成為長安的一大難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途徑：一是振興關中地區(qū)的生產;二是從關東及江南漕運更多的糧食到關中。

振興關中地區(qū)的生產面臨著不少問題：一是唐朝時期關中的自然條件已非秦漢時期可比。關中在遭受幾次慘重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和隋末戰(zhàn)亂的破壞以后，水土嚴重流失，黃土沙化，涇、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鄭國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漢時代的1/4（P.178）。二是不斷增長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負荷的能力，即所謂“地狹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則天時期正處于唐朝人口劇增的時期。據統(tǒng)計，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戶數約304萬，口數1235萬左右;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戶數約615萬，口數約3714萬。66年間，唐朝戶、口數分別超過貞觀時期的一倍和三倍。關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雖然當時關中地區(qū)號稱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給京師”。三是關中地區(qū)多王侯權貴，他們在灌溉渠道旁競造碾石豈，耗費水量，影響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賈競造碾石豈，鄭白渠的灌溉面積已經從四萬余頃下降到一萬余頃。高宗后期就常帶領百官趨食洛陽。更狼狽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倉猝出幸洛陽，扈從之士有餓死于道中者。

第一個途徑行不通，只好轉而依靠第二個途徑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但亦非易事。從關東漕運糧食至長安，不僅路途遙遠，而且三門峽一段黃河河道狹窄，水勢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極為困難。漕運付出的代價很大，運輸量卻十分有限。

為了盡可能地克服三門天險，隋唐 *** 都曾進行過改進計劃，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縣西北）陸運至陜”，然后“還從河水，入于渭川”，再達于京師的辦法漕運糧食。這樣雖然繞過了三門天險，但陸運花費很大，而且小平至陜州的陸路必需經過險峻的崤、函山谷，風險也很大。開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復水運，“詔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運量。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褚朗鑿三門峽為梁，其后楊務廉又鑿三門峽為棧道，結果都是徒勞無功。

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轉輸法漕運糧食，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裴耀卿在黃河、運河和渭水交匯處及三門峽東西置倉，漕糧先輸入東倉，再開山路八十里，陸運到西倉，最后漕運到關中。這樣，即縮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運輸效率。史載，連續(xù)三年，“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三年即省錢三十萬緡，漕運費用之高可以想見?！坝枚峰X運斗米”之言不虛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況更突出了洛陽的優(yōu)勢。當時，“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僅剩關中之地，也“頃遭荒饉，人被薦饑”。惟有洛陽，“g、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同時，“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定都洛陽，既不存在糧食供應困難，又能節(jié)省漕運所需的財政開支，不可不謂明智之舉。

綜上所述，武則天遷都洛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洛陽的地理形勢做出的明智選擇，決非僅僅為了避免王氏和蕭氏陰魂的糾纏，更非單純出于荒淫享樂的私欲。武則天遷都洛陽有積極意義，它既適應了政治上改朝換代的需要，又順應了經濟重心東移的歷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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