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通訊的及時性,在戰(zhàn)亂年間,顯得格外重要,可能一個信息傳遞的及時性,可以顛覆戰(zhàn)局。對于信息傳遞,我國歷朝歷代都有著不同的方式,雖然速度并不像現(xiàn)代如此發(fā)達,但對于封建的王朝時代,已經(jīng)達到時代所追求的最快的信息傳遞方式。
古代信息傳遞方式有烽火、飛鴿傳書、穿云箭,這些方式皆是較為有效的遠程傳遞,但都有著自己的局限性,并不能發(fā)揮信息的及時性和準確性,但有一種傳遞方式卻有所不同,種傳遞方式,在各朝各代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不會使用的,這方式就是——“八百里加緊”,是古代能夠信息傳遞最為及時、迅速、準確的方式。
那么八百里加急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信息的及時性與國家的生死存亡有著重大的聯(lián)系,還可以調(diào)控國家的發(fā)展方向。在戰(zhàn)亂時代,軍情是否及時和準確,與戰(zhàn)局的勝利息息相關(guān)。
在商周時期,出現(xiàn)用烽火傳遞敵軍來襲的信息,本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但由于受制于人為,如周幽王利用烽火來取樂,戲弄各諸侯,導致最后敵軍來襲時,諸侯認為其可信度不高,最后周國被滅。所以利用烽火傳遞存在著極大的弊端,表達的情報僅僅只是單方面的,而且在準確性方面存在著不確定的因素。而后期出現(xiàn)的穿云箭同樣如此。
而在古代還曾出現(xiàn)一種遠程的傳書方式——飛鴿傳書,利用飛鴿識路的特性,將書信綁與飛鴿的腿上,然后在兩地進行傳送,原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但其受制也很廣,一是很鋪張,每次在進行飛鴿傳書時,需要放飛上千只信鴿,這在普通家庭根本不可能有這條件,在送信的路上會有所損耗,期間會被人為捕獲,被天敵襲擊等情況。
二是攜帶信息量少,信鴿所攜帶的紙張內(nèi)容有限,往往內(nèi)容需要經(jīng)過精簡,無法進行詳細化;三是機密性不高,在進行上千只信鴿的投放中,會被人為捕獲,機密文件無法到達原地,甚至會落入歹人之手,造成機密外泄,對朝廷造成威脅。
所以,在利用烽火、穿云箭、飛鴿傳書來說,運用在戰(zhàn)場上會造成嚴重的后果,飛鴿傳書大多運用的有一定資產(chǎn)的富貴人家,在普通百姓與國家層次上無法使用。烽火與穿云箭的弊端最為明顯,有受制于地域,所以在平常百姓與有資產(chǎn)的富家中也極為少見。那么怎么樣的傳遞方式能更為有效,且在軍事上能夠做到盡可能的安全、準確、有效、及時呢?
殷商時期,出現(xiàn)一種以驛站的形式傳輸信息的方式——八百里加急,但此時的八百里加急只是一個概念,并未全面開展,真正建立驛站進行八百里加急的時期是秦漢時期。
“八百里加急”實質(zhì)上是被稱為“驛傳”或“郵驛”的郵政體系。通過再全國各地設立驛站,進行情報、信息的傳遞,利于傳遞信息的人,更換馬匹,而傳遞者是沒有時間進行休息的,往往為加快信件的到達君王或者將臣手中,一切吃喝皆在馬上進行,所以往往在傳遞者的選人中,會挑選身體強壯且有耐力的人擔任這個職務,這個人還得是忠誠、可靠。
對于驛站的馬匹,也是身體健碩的,雖然千里馬很少有,但驛站會備有數(shù)匹馬,以備不時之需,千里馬一天最多跑數(shù)百里,也不可能完全跑完全程,所以驛站的出現(xiàn),很好解決馬匹更換的問題。
所以,“八百里加急”僅僅適用于緊急事件時才會動用,而且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啟用,在戰(zhàn)場情報的傳輸中尤為關(guān)鍵,但不能夠普及化,成本實在是太高,不僅僅在馬匹和譯夫的培養(yǎng)上進行花費,對于驛站的經(jīng)營成本更是高的可怕,遠遠超過數(shù)千信鴿一次性丟失的成本,不管在成本上,還是戰(zhàn)略意義上,“八百里加急”僅僅適用于國家大事之上。
驛站的興建利于八百里加急的實施,通常驛站之間相隔20里,在傳輸?shù)男藕蠘俗⒂小傲⒖田w遞”的字樣,各驛站必須放行,不得阻攔,且必須提供路途中的馬匹和干糧補給。譯夫必須根據(jù)實況,進行每日三百里至八百里的行程。
一旦開啟八百里加急時,代表著有緊急的文件需要傳遞,所以每個驛站中的馬都是經(jīng)過精挑細選,雖然并非都是千里馬,但每匹馬都在死命跑,在驛站中不斷更換馬匹,馬匹以充沛的體力進行最快速度的行進,“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用來表明事態(tài)的狀況緊迫程度。
“八百里加急”的雛形形成于殷商,正成立與秦漢時期。
“八百里加急”在唐代時期,達到最鼎盛時期,唐玄宗時期,全國上下設下的水陸驛站多達數(shù)千個,譯夫多達數(shù)萬個,每個驛站配備二至二十人,驛馬配備八至六十匹,可見,在唐代時期,對于驛站的建設多么的完備。按唐代政府官方規(guī)則,快馬請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則請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請求則為日馳500里。
執(zhí)行八百里加急任務中,沿途驛站必須為其服務,提供馬匹與干糧,沿途的一切瑣碎檢查都不得耽誤其報信。執(zhí)行任務時不到達目的地不停歇,每到一個驛站就需要換一匹快馬,繼續(xù)前進,直到把情報送到。
唐玄宗時期,安祿山起兵造反的消息也是通過八百里加急傳遞到唐玄宗手上,而在接到消息前的唐玄宗正遠在三千里開外的華清宮,而消息是在幾天后到達唐玄宗手中,可以想象八百里加急的速度有那么快。
宋代時期,驛站便有了新的制度,沒有官府的任命下,不得擅自開啟八百里加急,一旦私自開啟,必會受到嚴厲的刑罰。元代時期,由于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馬匹資源豐富,元代便對驛站的馬匹進行增加,一度擴充到每個驛站多達八十匹,可想而知,在沿途的驛站,馬匹的數(shù)量多達數(shù)千、數(shù)萬。
明代時期,朱元璋對驛站進行進一步擴展,將各處的驛站進行修整,對主干路線上的驛站進行聯(lián)系,開通了連接十三個布政司的七大驛路干線。清代時期,驛路分為官馬北路、官馬南路和官馬西路三大系統(tǒng),便于朝廷傳遞文書和運輸物資,進一步有了完善的驛站和驛路系統(tǒng),為“八百里加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
驛站之重,關(guān)乎存亡
驛站的重要性是不能夠受到天災人禍的影響的,因為驛站傳遞的是國家大事的信件,一旦出現(xiàn)問題,很有可能造成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那么驛站的重要程度到了怎么樣呢?
首先,就是驛站的安全,由于驛站多半建立在重要的戰(zhàn)略位置,能夠更快將信息傳遞到當局者手中,這無疑是最快的行進路線,那么多半會受到土匪、山賊的覬覦,那么為何幾乎從未聽過驛站被劫事件?
原因就是驛站的重要性,關(guān)乎一個國家的生存,國家在驛站建設上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由國家作為驛站的后臺,所以,匪徒一旦對驛站下手,朝廷一般對匪徒進行嚴懲,懲治的不僅僅是參與劫掠驛站的匪徒,而是包括匪徒的一家老小,還有親戚朋友,可以說是盡誅全族,到達了誅九族的地步。
其次即使是在天荒年間,國家對驛站的供給仍然不會斷給,所以不管何時驛站一直是物資豐富、干糧充足,驛站面對處于苦難的民眾也不會對其進行施舍,必須全力保證驛站的運作,防止意外情況的出現(xiàn),防止偶然性,所以國家對驛站的管控極其嚴格。一旦出現(xiàn)問題,絕不是個人掉腦袋,而是參與者和參與者的家人、親戚、朋友都會被波及到。
最后,驛站必須定時上報馬匹在運送信件時跑死的數(shù)量,因為在運送加急文件時,馬匹常有累死的時候,所以會造成一定的消耗,對于運送的譯夫也會進行登記,防止此人沿途叛變或者發(fā)生變故。無疑國家對驛站人員和事件的關(guān)注度是何其之高。
驛站的出現(xiàn),對每個王朝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無論是從馬匹的選擇和譯夫的忠誠度和身體素質(zhì)上都有著嚴格要求,對于馬匹的行進速度也有著苛刻的要求,通常的馬匹都是以往死了跑的速度進行加急文件的運送,每日以三百里、四百里、六百里甚至一日八百里的速度前行,雖然在驛站中可以更換馬匹,但要以最好的狀態(tài)進行飛馳,無疑是用盡懈身之力,導致累死的馬匹不在少數(shù)。
驛站的戰(zhàn)略意義重大,是一個國家存在后不可忽視的部分,無論受到什么原因的妨礙,都不曾放棄對驛站的補給與關(guān)注,這樣才能夠保證在軍情緊急時,以日行八百里的加急中得到最準確、及時、有效的戰(zhàn)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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