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為什么會海禁呢,真的是閉關鎖國那么簡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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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三六八年，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亦即明太祖洪武元年。

據(jù)《明通鑒》稱，“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太祖祭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

同是在這一年的閏七月，明軍攻破元大都(即北京)，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北遁到蒙古高原，仍以大元為國號，史學界稱之為北元。至此，大明在華夏的統(tǒng)治，在繼大元之后，最終確立了下來。

——此為引子。

直到大明朝的時候，我國一直都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當然，這種領先亦體現(xiàn)在其對外的開放性上。早在秦漢之際，當遙遠的駝鈴聲響起，就有大批的商賈將我們的絲綢和瓷器，經由絲綢之路遠銷到了歐洲。

唐宋以后，海上貿易逐漸興起，朝廷亦開始設置“市舶司”，據(jù)《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的記載，南宋高宗趙構就曾洋洋得意地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可見當時的海上貿易所帶來的利潤，于國家財政的意義已經不容小覷了。

然而在大明建國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開始頒布一系列的詔令，實行海禁政策，就不得不令人感到費解了。

細按了來，其實是頗有深意的。

首先，便是出于軍事上的需要;

由上文的引子里，我們已然了解到，大明的建國，并沒有完全鏟除前朝(即大元)殘余勢力，退守蒙古高原的北元，軍事實力仍不能小覷，并與大明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處于對峙狀態(tài)，時刻威脅著大明王朝的統(tǒng)治，這在我們幾千年的古代史里是獨有的。

如明英宗的“北狩”，就很能體現(xiàn)出這種對峙，所給予明廷的威脅。

除此以外，張士誠、方國珍的殘余勢力也并未徹底鏟除，而是流亡海上，他們時常與日本浪人勾結在一起，聚成一股頗具軍事實力的倭寇，頻繁侵擾內地，便是所熟知的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倭患。

據(jù)《明史》和《明實錄》里的記載，從1368—1374年的七年間，規(guī)模較大的倭寇對大明沿海的侵擾，就有十二三次之多。

正是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軍事壓力，為避免倭寇借著大明與北元對峙之機，趁火打劫，或者北元在大明御倭之際南下，“禁?！本皖H為重要了。

其次，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于此處，我們還得從上文的引言談起：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初，與之對峙的，并非僅僅是北遁到蒙古高原的北元，似乎那些散落于南洋，曾經的大元的藩屬國們也在盯著這個新生的大明政權呢。這種“國際環(huán)境”下，就更使得朱元璋時刻都覺著猶如芒刺在背了。

所以，朱元璋就更加迫切需要希望，將那些原本向大元朝廷稱臣進貢的眾多的藩屬國，爭取過來，一方面可以壯大自己的聲威，另一方面則實現(xiàn)孤立北元的政治目的。

而朱元璋的軍事力量卻不怎么給力，即便是張士誠、方國珍的殘余勢力，和北元已經讓他很頭疼了，就唯有通過經濟的手段了。

據(jù)《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市糴考》上講，當時朝廷有明令，“今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以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 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也就是說，要想與大明進行貿易，首先要先向大明進貢，承認其宗主國的地位。

所以，明朝前期的外交活動非常頻繁。據(jù)史書上說，明廷先后三十余次，派出使臣到東亞、東南亞各國，舉行冊封典禮，招徠海外諸國來明朝貢。我們所熟知的鄭和下西洋事件，便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發(fā)生的。

可見明廷的“海禁”政策，是頗有些政治上的意義的。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是為了鞏固朝貢貿易，獲得巨額的財政收入;

在我們通常的認知里，“鄭和下西洋”不過是為了宣揚國威，而繞世界去撒銀子。

倘若聯(lián)想到，明成祖朱棣是在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后，才登上皇位，而又在僅僅的兩年后，即永樂三年便組建起一支龐大的船隊來，開始下西洋的活動，我們就不得不為他的錢袋子憂心了。當然，其間另有因朱棣的得帝位不正，而不得不啟動了包括編撰 《永樂大典》、建造永樂大鐘、遷都北京、北征蒙元殘余勢力等的一系列重大工程，這些開支亦是絕不亞于洪武重修長城的。

所以，“朝貢貿易”的這一概念，于近年來就越來越受到更多的專家、學者的注意了。也就是說，鄭和的下西洋，非但不是繞世界去撒銀子，而是主動去進行海外貿易。在鄭和經過的藩屬國，在進行政治意義的賞賜的同時，也回采購來批的香料、珍寶，并招來進貢。

當他們來華進貢，又都會有大批的商人隨行，除貢品外，還帶來大量的貨物。當使者進貢畢，則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首先由官府選購了其大宗商品，如香料等，之后并準許其進行“互市”。而“互市” ，往往又要受到時間、地點的限制。如此一來，官府選購所占的比重也就越來越大了。

由官府選購的大宗商品，其實與鄭和下西洋采購來的香料、珍寶一樣，除滿足朝廷之用外，還開 “庫市”，允許商人 “博買”，或“折俸”發(fā)放給官員。所謂的“庫市”，是為官府清理倉庫中的貨物而開的，直接銷售給普通市民;而商人 的“博買”，則是在朝廷高價售賣給商人后，再經由商人之手流入民間。

由此看來，明朝的“海禁”似乎又另有更深層次的動因，即希望通過“海禁”來打擊民間貿易，將與他國的海外貿易權收歸政府手中，實行壟斷，將高額的利潤直接收歸中央財政，進而緩解中央財政的窘境。

結語

綜上所述，明廷所實行的嚴厲的海禁，并非是我們通常所以為的“閉關鎖國”那么簡單，其中不乏有軍事、政治的因素，亦不乏是一場朝廷與民間進行海外貿易的博弈，以至于當民間私人走私貿易興起后，明廷又不得不于隆慶年間解除了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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