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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慶元年(1796)發(fā)生的乾嘉苗民起義(清代官方文獻稱之為“湖貴苗變”)是清中期的軍事歷史事件,不僅有很多歷史資料的記載,而且隨之產生了一批文學作品。在這次起義中,石柳鄧、石三保、吳八月、吳天半等苗民領導者密切配合,在湖廣、貴州交界的崇山峻嶺間與清廷作戰(zhàn)。先后占領了乾州等城鎮(zhèn),與清兵血戰(zhàn)兩年余。
乾隆、嘉慶兩任皇帝先后派出福康安、和琳“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福康安、和琳先后病歿前線,鎮(zhèn)筸總兵明安圖、貴州提督花連布等大小將佐二百余人喪身苗疆戰(zhàn)場?!扒蚊缑衿鹆x”雖然最終失敗了,卻觸動了清王朝在湘黔兩省的統(tǒng)治秩序,促使朝廷重新調整了對待苗民的相關政策。
1985年由湖南省歷史學會等單位聯(lián)合發(fā)起紀念乾嘉苗民起義190周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參會代表提出:第一,這是一場有漢族人民參加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統(tǒng)治的階級斗爭。第二,具有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雙重性質。第三,是一次反抗清王朝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民族歧視、壓迫和剝削,爭取民族平等、自由和發(fā)展的武裝斗爭。
一、乾嘉苗民起義的歷史背景
清初的“改土歸流”,對于苗區(qū)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以禮部侍郎席爾達和湖南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漠等統(tǒng)大軍進攻湘西鎮(zhèn)草地區(qū)苗族,半月之內,屠殺苗民數千人,以其地設乾州、鳳凰兩廳,不久,又廢除鳳凰廳五寨長官司。
雍正五年(1727),永順宣慰司被迫納土,改永順司為永順府,設永順、龍山二縣。雍正六年(1728),廢桑植、保靖二土司,設桑植、保靖兩縣,歸永順府管轄。雍正七年(1729),清廷用兵威逼湘西上六里苗族“編戶輸租”,設永綏廳(今花桓縣)。雍正八年(1730),清廷又派兵進攻銅仁府“坡東、坡西”苗族,設松桃廳。雍正十三年(1735),川東酉陽土司獻土,設酉陽直隸州,接著邑梅、石耶、地壩、平茶四長官也被迫獻土,設秀山縣,屬酉陽直隸州轄。
以上從1703年到1735年,大約三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在有土司管轄的苗區(qū)均已改土歸流”,在無土司的苗區(qū)也已設官建制。從此,湘西一帶苗區(qū)就完全納入清王朝統(tǒng)一的政權直接管轄之下,這一變化不能不對苗區(qū)政治經濟文化帶來重大影響。
“改土歸流”對于原來土司轄區(qū),廢除土司的封建領主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出租,有些地區(qū)還允許農民自由占田。龍山縣農民自由占田達二百九十多頃(每頃合一百畝).對于原來地主的田地,由官府發(fā)給執(zhí)照,確定“有產之家,永為世業(yè)”?!案耐翚w流”廢除了這些地區(qū)的封建領主所有制,促進了封建地主制的發(fā)展。
至于原來沒有土司直接管轄,或雖設過土司,而土司勢力實際沒有深入的苗族聚居區(qū)。如永綏、乾城、鳳凰,松桃的坡東坡西等地,在設廳縣以前,是以什么所有制為主,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根據當時封建王朝的規(guī)定:永順土司“擔承鎮(zhèn)苗,保靖擔承草苗”。但是,土司實力并未深入苗區(qū),連封建統(tǒng)治者也認為“毫無實效”。所以,還不能說是封建領主制占居了統(tǒng)治地位。清王朝在這些地區(qū)實行所謂“改土歸流”時就采取了有別于土司統(tǒng)治區(qū)的特殊措施,即用武力鎮(zhèn)壓或威脅而設廳縣。
湘西苗區(qū)設官后,另一重大變化,就是流官客民大量擁入苗區(qū),打破了苗疆的封閉狀態(tài)。滿漢官吏和地主奸商用放賬的方式殘酷剝削苗民。一般說來,官兵大放其“營賬”,客民大放其“客賬”。結果,“苗人窮苦居多,其田土大率為民家所盤剝”。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永綏、鳳凰、乾州三廳,從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中,滿漢地主官吏侵占苗民的田地就達四萬多畝,除了苗疆邊沿地區(qū)以外,在苗疆的中心區(qū)全部是設立廳縣之后才被兼并的。
永綏城外的土地,原來均為苗民所有,設廳后六十余年,“盡占為民地”。結果造成“客民之侵占日見其多,苗疆田地日見其少”和“苗眾轉致失業(yè),貧困無度者日多”的現象。這就是說,“改土歸流”之后,滿漢封建地主和官吏成了深入苗區(qū)的直接統(tǒng)治者和剝削者。這種發(fā)展趨勢是導致產生乾嘉起義的直接原因。無怪乎一部分無力與滿漢地主官吏競爭的苗族百戶寨長也在“逐客民,復苗地”的口號下參與起義斗爭了。
“改土歸流”和苗區(qū)設廳縣之后,在經濟文化上是起了很大變化的。首先是客民大量流入苗區(qū):永綏從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十六年(1751)的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新增客民一千九百一十四戶。其他苗區(qū)也新增了很多客民,客民大量流入苗區(qū),不僅增加了大量勞動力,改變了地廣人稀的狀況,而且使勞動者的素質逐步發(fā)生變化,特別是客民帶來的先進工具和生產技術,對于促進苗區(qū)生產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據記載:永保苗區(qū)原只知種雜糧,稻米主要仰給外市,山中水田也很少種稻,偶爾種點,也耕作粗放,不太講究耕褥,收成極差??兔翊罅窟M入后,不僅水稻種植面積增加,而且耕耘技術也不斷改進,故收獲大增,產量贏內地一倍。
古丈苗區(qū)稻谷產量也有很大提高,好田畝產毛谷已達四石,與附近漢區(qū)差別不大。水利設施也有很大改進,有條件的苗區(qū)已廣泛使用水筒車、手搖式“娛蛤車”灌溉田地。永順、龍山地區(qū)還使用了“沖筒”、“水礁”、“水磨”、“水碾”。開墾的熟田地也大量增加:永順、龍山、桑植。保靖已有熟田一千零一十七頃;古丈的田土,己有十分之三是水田,十分之四是熟地。
手工業(yè)和商業(yè)也有發(fā)展。據記載:“苗民入市與民交易,驅牛馬,負土物與雜糧、布絹諸類以趨市場,易鹽,易蠶種,易器具,以通有無?!?/p>
綜上所述,湘西一帶苗區(qū)在乾嘉起義前正處于“改土歸流”和設立廳縣之后,經濟文化教育正在開始發(fā)展,階級關系也正在發(fā)生變化。但由于滿漢官吏地主深入苗區(qū)、大量掠奪苗民田地,又使廣大苗民與滿漢官吏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銳,這就是乾嘉起義爆發(fā)前苗區(qū)的基本情況。
二、滿人官場文化對戰(zhàn)爭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
所謂官場文化,就是調節(jié)官員群體相互間、以及官員群體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成文規(guī)則體系與潛在規(guī)則體系的總和。其中的潛在規(guī)則體系大多數時候是在行政中為維護利益平衡,由各種政治派別在政治運作中逐步創(chuàng)制出來,是通過集體無意識形成的。一個軍隊的戰(zhàn)斗力,除了與軍隊所擁有的官兵人數、素質、武器等有關,還與他們背后的官場文化有著緊密關系。
滿人入主北京之后,經過一百多年的經營,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一個快速反應的軍事指揮與反應體系。這是從前的歷代政府所望塵莫及的浩大工程。清朝的“六百里加緊”奏報驛遞體系,已經覆蓋全國絕大部分地區(qū)。從而保證了中央王朝對全國各地的快速指揮與決策。
以湘黔邊苗疆來說,這里歷來號稱邊遠,明朝雖然在此建立了嚴密的軍事防御體系,但是驛遞還是相對落后。清朝卻在此建立了快速通信系統(tǒng)。從苗疆發(fā)往北京的戰(zhàn)報,四千多里路程,啟用“六百里”加緊快遞,只要七天即可到達。湖南巡撫姜晟,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日,從沅陵縣拜發(fā)的六百里加緊奏折,二月十三日就到了在北京皇宮的皇帝手上。
這在當時,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戰(zhàn)爭爆發(fā)時,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這條高速通信系統(tǒng)直接指揮前線軍事。我們將這條通信系統(tǒng)稱之為“快速作戰(zhàn)反應系統(tǒng)”。清朝皇帝對這個系統(tǒng)厚愛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頻繁使用。但在苗疆戰(zhàn)爭中,乾隆皇帝與軍機處的大臣阿桂與和珅等人,對布置在苗疆的十數萬大軍頻頻發(fā)號施令。
沒有軍機處的上諭,前線的將軍常常不敢輕舉妄動。否則,一不小心犯了錯誤,就會招來殺身之禍。這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前線軍官的積極主動性。戰(zhàn)場上瞬息萬變,前線指揮員卻沒有最終指揮權。一旦投入戰(zhàn)斗,無論這個系統(tǒng)反應多么靈敏迅速,都是趕不上戰(zhàn)場上的變化形勢的。過分強調最高決策機構的指揮權,影響了戰(zhàn)斗在第一線官兵的主動性。身處前線的將軍們,常常為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貽誤了大量戰(zhàn)機。
必須指出的是,對快速作戰(zhàn)反應系統(tǒng)的自信,只是從技術上來說。從戰(zhàn)爭指揮權來說,這也反映了滿人官場文化中,已經將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確性轉移到軍事上,即認為皇帝及其智囊團具有絕對正確性。這樣的領導體制,對于戰(zhàn)爭是否完全適合?從苗疆戰(zhàn)爭實踐來看,這是比較失敗的。
比如,到底是采用“剿”還是采用“撫”,最高指揮者是搖擺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給??蛋蚕逻_的指示來說,就發(fā)生過多次反復。前線將軍們也就常常搖擺不定,不知如何措置。這就是清朝在指揮系統(tǒng)設計上的缺陷。整個戰(zhàn)爭的統(tǒng)一指揮權集中到北京皇宮的軍機處,戰(zhàn)場上不同省的軍隊之間只有一種柔性的“節(jié)制”權,北京鞭長莫及,來回半個多月的信件指揮,錯過了無數戰(zhàn)機。
三、苗民戰(zhàn)爭中的文學色彩
“乾嘉苗民起義”中,最讓乾隆皇帝痛惜的是兩大重臣兼寵臣福康安與和琳的去世。他們是身赴苗疆前線的總督,也是統(tǒng)兵大帥,卻先后在苗疆病卒。這一點,滿洲貴族的筆記小說、苗族民間故事,乃至漢民族文人的小說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描繪。
按照清廷官方史料記載,??蛋驳乃酪蚴牵骸盀槊缃翋毫樱?蛋灿诜e勞之后,猝患時癥,調理不愈”而“溘逝”的。而和琳之死在《欽定平苗紀略》中也有詳細記載,他由風寒轉成痢疾,僅十余天便病死了。
乾隆皇帝為悼念自己的愛將,作了《聞貝子大學士??蛋苍谲姞I病故詩志悼惜》,詩曰:“到處稱名將,功成勇有謀。近期黃閣返,驚報大星流。自嘆賢臣失,難禁悲淚收。深恩縱加贈,忠篤哪能酬?”表達了對??蛋补椎目隙ㄅc痛惜之情。而福康安也有對自我的肯定,他曾而??蛋惨灿袑ψ晕业目隙ǎ阢~仁重修了東山寺,后來他在奏疏中寫道:“余亦仰賴神庥……從此苗境肅清,封疆綏靖。俾此方之民,成得安其土,樂其業(yè),永享太平之福?!备?蛋沧哉J為是為朝廷效力的功臣,安撫了一方,但卻沒有獲得苗民的認可。
在苗族民間故事《吳王顯圣》中,將??蛋驳乃烂枋鰹樗烙趨前嗽碌年幓觑@圣:“(八月)把關刀一搖,千把萬把刀子,劈得清兵三股死了兩股,吳王一望,還活著一股,于是又吐了一口氣,化作一陣暴風,把狗官兵刮下千丈懸?guī)r,粉身碎骨。惡貫滿盈的福總督拋尸燕子巖,打后,清官吏改為貝子巖,我們呢?叫死豬巖?!?/p>
而和琳的死,竟然與在乾州廳和石而和琳的死,竟然與在乾州廳和石柳鄧等起義將領談判時受到粘粘法驚嚇有關,苗族故事中二人皆死于非命,與官方的記載完全不同。二人之死的傳聞對征苗隊伍的總體戰(zhàn)略、軍心和士氣都產生一定的影響。
??蛋才c和琳之死也被漢民族文人屠紳委婉寫入了征苗小說?!扒蚊缑衿鹆x”之時,屠紳恰好歷官滇黔,他創(chuàng)作了文言小說《蟫史》,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甘鼎的原型便是總理苗疆邊務道員傅鼐,金大都督可能影指??蛋?。
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帥鮮椰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帥鮮椰子用法術變化出癩牛病馬,一牛咬金大都督的腳趾,斬斷牛頭,牙齒都不脫落,金大都督被送回大營就死了。在這段敘事中,金大都督之死的設置是為了引出“佩金刀”等相關情節(jié),增添以報仇雪恨為目的的斗法內容,也預示了官兵必然戰(zhàn)勝苗兵的結局。
在現實的“乾嘉苗民起義”中,金大都督的原型??蛋泊_實于嘉慶元年(1796)五月病死于前線,我們只能推測屠紳彼時恰在云南為官,可能聽到過關于福康安之死的傳聞,將之融進了小說情節(jié)之中。
《蟫史》卷十一也花了大量篇幅描寫新到任的“債侯”斛斯貴,這個人物可能有和琳的影子。斛斯貴中了苗人之蠱:“雖貴者多福澤,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后來斛斯貴“頭風方劇,肺病轉深”,與《欽定平苗紀略》中所記和琳的死因非常相似。只是從最終結局看,小說敘述者讓甘鼎在神人秘授的卷圖中找到治療方法,又安排天女木蘭與瘴神作戰(zhàn),挽救了斛斯貴的性命。
滿、漢、苗民族文學作品對“將帥之死”呈現出不同的描述,這種現象既反映出各民族對于戰(zhàn)事的愿景與理想的不同,也映帶出苗疆獨特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苦惡、軍旅同僚傾軋的嚴重、戰(zhàn)爭雙方死傷的慘重,顯示了滿漢文人對清廷的維護,苗民對“征服者”的反抗意識,同時這些作品中的“將帥之死”也包含著對歷史真實的重新演繹與闡釋。而屠紳的《蟫史》則更能夠體現出相對客觀的敘事態(tài)度,可見文學作品在反映“平苗逆”的態(tài)度上已發(fā)生改變,趨向了重新認知、協(xié)調與融合的傾向。
結語:
在這縱橫100公里,面積不足1萬平方公里的武陵山腹地,展開了一場長達2年的戰(zhàn)爭較量。一方是朝廷訓練有素的20萬大軍,另一方則是由農民臨時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苗民義軍,男女老少加起來也不過9萬人。
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在朝廷及各級官員看來,幾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徹底平息“暴亂”,但事與愿違,戰(zhàn)爭沒有朝著外界預期的方向發(fā)展,戰(zhàn)爭延續(xù)兩年多才結束。雖然清王朝完成了鎮(zhèn)壓叛亂的目的,但乾嘉時期的苗民起義無疑給清王朝的腐朽統(tǒng)治帶來了深刻的打擊。
繼承乾隆的下一代是嘉慶皇帝,也就是乾隆的第十五子:愛新覺羅·颙琰。
愛新覺羅·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乾隆帝的第十五子,生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在位25年(1796-1820年在位),年號“嘉慶”。
嘉慶皇帝簡介:
基本資料:
嘉慶帝(1796-1820年在位)愛新覺羅·颙琰,清高宗弘歷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名永琰,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乾隆五十四年(1789)被封為嘉親王,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帝宣布第二年正月初一禪位,颙琰于是于次年登基,改元為嘉慶,在位25年。卒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終年61歲。廟號仁宗,謚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实邸薄T嵊诤颖币卓h清西陵的昌陵。
生平事跡:
愛新覺羅·颙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為皇儲。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為嘉親王。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宣布立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禪位即帝位。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暫時居住在毓慶宮。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開始親政。面對乾隆末年危機四伏的政局,嘉慶帝打出“咸與維新”的旗號,整飭內政,整肅綱紀。誅殺權臣和珅,罷黜、囚禁和坤親信死黨。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祛邪扶正,褒獎起復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詔罷貢獻,黜奢崇儉。要求地方官員對民隱民情“纖悉無隱”,據實陳報,力戒欺隱、粉飾、怠惰之風。但其對內政的有限整頓,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政局的頹敗。
國內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如火如荼。颙琰即位后,傾盡全力,大舉圍剿鎮(zhèn)壓川、楚、陜農民大起義。更易統(tǒng)兵大員,嚴懲鎮(zhèn)壓不力的將吏。嚴密軍事部署,實行剿撫兼施的兩手政策,分化瓦解起義軍。實行寨堡團練的堅壁清野政策,割斷了起義軍與人民的聯(lián)系。嘉慶十年(1805年),川、楚、陜農民起義被鎮(zhèn)壓,清統(tǒng)治力量也受到嚴重削弱。
嘉慶十五年(1810年),鎮(zhèn)壓了爆發(fā)于東南海疆的蔡牽起義軍。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發(fā)天理教起義,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監(jiān)接應下沖進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颙琰下詔罪已,同時嚴令對沖進皇宮的起義軍血腥屠戮,無一幸免,并捕殺在城外的頭目林清等。天理教起義被鎮(zhèn)壓。
在對外交涉中,嘉慶帝力主嚴禁鴉片,對英國侵略者在沿海的騷擾活動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對英國提出的幫助清朝鎮(zhèn)壓起義軍,幫助澳門葡人抵御法國的居心叵測的要求,明智地嚴辭拒絕。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系、開辟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的要求。而閉關鎖國的傳統(tǒng)觀念,也使其對外來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態(tài)度。卒謚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实邸?/p>
乾隆皇帝簡介:
基本資料: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1711-1799年),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年號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歲登基,在位六十年,退位后當了三年太上皇,實際掌握最高權力長達六十三年零四個月,是中國歷史上執(zhí)政時間最長、年壽最高的皇帝。乾隆帝在位期間平定大小和卓叛亂、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六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
生平事跡: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內侍取出諭旨,宣布弘歷即位。九月初三日,弘歷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養(yǎng)心殿,免民欠丁賦及額賦。十月,宣布寬嚴相濟的為治之道。乾隆初政,總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用寬緩代替父皇雍正的嚴苛,對百姓實行仁政,對大臣官員寬容開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乾隆帝即位后,為了調整皇室內部關系失調的局面,收攬人心,緩和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他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jiān)禁的政敵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原來十分尖銳的矛盾,為保持統(tǒng)治階級各階層人員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調整皇室內部關系的同時,乾隆帝還對雍正朝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妥善處理。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釋放了雍正末因貽誤軍機而判死罪的岳鐘琪、傅爾丹,賜予允禟等公爵。十一月,諭令大學士鄂爾泰等仍辦理軍機事務。
乾隆帝又采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針對耗羨歸公和攤丁入地中的失誤,乾隆帝也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規(guī)定,以后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當然他也繼承和發(fā)展了雍正時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經濟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繼續(xù)向前發(fā)展,對清朝的統(tǒng)治全盛局面出現,是一個良好開端。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帝首次舉行木蘭秋狝典禮。奉崇慶皇太后至避暑山莊,免除所經過地區(qū)額賦之十分之三,減行圍所經過州縣額賦,歲以為常。乾隆帝堅持行圍木蘭,并非為了狩獵取樂,其目的是為了遵循祖制,整飭風氣日下的軍隊作風。乾隆帝在即位第六年恢復木蘭秋狝,并非偶然,繼平定貴州苗疆之亂,清朝與準噶爾部息兵議和,雍正帝留給乾隆的兩項未竟之業(yè)都已經完成。更為重要的是,他雖即位伊始,著手調整政治經濟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盲目樂觀。他曾多次就軍隊中貪圖安逸、軍備廢馳的現象,申斥將領。因此乾隆六年的木蘭秋狝有重要的開局意義。
乾隆帝“冀為成康”之治,除了通過木蘭秋狝整頓軍隊之外,還通過解決經濟上面臨的最嚴重困擾,即糧價上漲、民食艱難問題。起初他以為造成糧價上漲的問題是浪費,特別是燒鍋釀酒,因此頒布了“禁止燒鍋令”,但以后變成了一紙空文。各地糧價飛漲、搶米風潮此起彼伏。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乾隆帝一方面重視農業(yè)生產,另一方面,繼續(xù)鼓勵墾荒、組織移民,并根據全國人口迅速增長、土地相對不足的實際情況,提倡農民種植高產作物。他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國錢糧,至于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全國各地區(qū)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有較大幅度的發(fā)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
乾隆十年(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后,準噶爾部內亂,達瓦齊奪得汗位。七月,弘歷開始派兵進剿四川瞻對地區(qū)的叛亂。九月,收復上瞻對,進剿下瞻對。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東巡,駐曲阜,謁孔林,并赴泰安登泰山。三月,皇后富察氏逝世,追謚為“孝賢”。
乾隆帝即位之初,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幫勢力。如果任其發(fā)展,對乾隆帝加強自己的君主專制統(tǒng)治將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張廷玉以原官致仕時,乾隆帝曾特頒諭旨,許其身后配享太廟,但很快因他未曾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還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制造了“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兩個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借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也撤出賢良祠。與此同時,他還有絲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選新任官吏時,也注意選拔與上層官僚關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形成了以君主為核心的一支官吏隊伍,對全國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強盛,該土司頭目莎羅奔興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澤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兩土司。為了懲治大金川對鄰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然而,由于當地山勢險峻、氣候惡劣等許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軍仍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乾隆帝勢同騎虎,又增兵增餉,特派大學士傅恒前往該地指揮作戰(zhàn)。傅恒至軍后,采取了岳鐘琪選銳深入的作戰(zhàn)方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準噶爾部上層貴族發(fā)生了爭奪汗位的內訌。為了擺脫戰(zhàn)爭災難,薩喇爾、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內遷歸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發(fā)兵五萬直搗伊犁,向達瓦齊發(fā)起進攻。達瓦齊猝不及防,兵敗被俘。不久,歸降清廷的阿睦爾撒納,因統(tǒng)治厄魯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眾叛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軍收復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命西路、北路進征哈薩克。命大學士傅恒赴額林哈畢爾噶整飭軍務。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軍從巴里坤等地分路進擊,叛軍潰敗,阿睦爾撒納叛逃沙俄后病死。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的戰(zhàn)爭,至此取得了勝利。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準噶爾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調派滿漢官兵一萬人南下,討伐天山南路叛亂的大小和卓。九月,乾隆帝命駐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務。十月,兆惠軍孤軍陷葉爾羌,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袞等與霍集占大戰(zhàn)呼爾璊,大敗之,解黑水營之圍。六月,乾隆帝命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而羌,并趁機收復之。七月,清軍攻克喀什噶爾、葉爾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達克山部被殺,天山南路的叛亂平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為沙俄駐兵和寧嶺等四路,聲言與清廷分界,于是諭阿桂、車布登扎布以兵逐之。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后來的嘉慶帝)出生。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云貴總督楊應琚奏報緬甸各部頭人內附。乾隆帝以楊應琚病,命楊廷璋赴永昌接辦抵御緬軍。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正月,清軍征緬失利,弘歷諭楊廷璋回廣東。二月,發(fā)生了底瓦江之戰(zhàn),清軍征緬失利。因此,閏七月,乾隆帝賜楊應琚自盡。緬軍趁機入寇中國云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二月,弘歷令大學士傅恒赴云南,經略征緬事宜。又于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里袞協(xié)助傅恒剿緬。因為緬甸氣候炎熱、煙瘴叢生,清軍損失大半。緬甸趁機乞降,乾隆帝命清軍班師,緬甸國王孟駁向清朝稱臣納貢。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相勾結挑釁,乾隆帝命阿爾泰勸諭小金川。和親王弘晝、大學士傅恒相繼逝世。十一月,土爾扈特蒙古脫離俄國羈絆,返回祖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部進入中國境內,乾隆帝命巴圖濟爾噶勒赴伊犁辦理安置事宜。九月,土爾扈特首領渥巴錫等于熱河入覲,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萬樹園封渥巴錫為汗,以下封親王、郡王等爵。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諾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別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決定再度出兵。清軍取各個擊破之策,先盡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軍轉向進攻大金川。指揮作戰(zhàn)的溫福腐朽無能,清軍遭到嚴重失敗。乾隆帝又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調集軍隊,重新組織進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師出三路,進攻大金川。經過兩年的戰(zhàn)斗,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將大金川最后平定。這時,乾隆帝決心徹底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在小金川舊地設美諾廳(后改名懋功廳),在大金川舊地設阿爾古廳,皆隸屬于四川省,還分別在其險要地區(qū)設兵鎮(zhèn)守,從此,這一地區(qū)最終結束了混亂相爭的局面。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qū)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有較大幅度的發(fā)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于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他決意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首先廣泛征集圖書,不斷頒布求書諭旨。在這些諭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必須將求書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同時,還為征求遺書制定了具體政策:“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從全國各地征求的圖書已逾萬種,從而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國家藏書。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館人員的共同努力,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庫全書薈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庫全書》亦先后抄寫完畢,并陸續(xù)入貯各閣。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庫銀長期保存在六千萬兩以上。文化事業(yè)也很發(fā)達,清朝進入了人們贊稱為文治武功兼?zhèn)?、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fā)達的“康乾盛世”時期,強大的中國屹立于東方。
乾隆帝中年以后,逐漸好大喜功,不但大興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國家人力物力,貪污腐化又再開始盛行,整個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轉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極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吏治敗壞也成為乾隆后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和珅原是內務府鑾儀衛(wèi)中一個地位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和授大學士,前后專權達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間,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憒,喜諛厭諫的思想,報喜不報憂,一方面積極經營,擴大權勢,“內而公卿,外而藩閫,皆出其門”;一方面憑借自己的權勢索取賄賂,“納賂諂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從中搜刮到了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達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敗還體現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發(fā)生的兩淮鹽政高恒、普福和鹽運使盧見曾貪污鹽引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肅出現捐監(jiān)冒賑奇貪案,命刑部嚴審總督勒爾謹,逮捕王亶望,皆處死。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東巡撫國泰、于易簡虧空庫帑案發(fā),和珅等查辦,革職逮問,旋皆處死。對于各案要犯,乾隆帝雖然皆處以極嚴厲的刑罰,但是貪風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斂。相反,貪風的惡性發(fā)展使得各級官吏嚴重不純,為政素質普遍降低。吏治一壞,直接導致了乾隆后期統(tǒng)治走向下坡路。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民起義。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諸羅、鳳山,進逼臺灣府,所占縣城隨即失去,局勢十分嚴重。五月,湖南鳳凰廳的苗民起義,被清總兵尹德禧鎮(zhèn)壓。針對臺灣的嚴峻形勢,同年八月,乾隆帝命??蛋矠閷④?、海蘭察為參贊大臣,赴臺進剿林爽文起義。十二月,??蛋惨枣?zhèn)壓林爽文之功,晉公爵。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國對宗藩體制發(fā)起了挑戰(zhàn)。十月二十八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奉命帶兵出鎮(zhèn)南關,用兵安南。次年正月初,清軍兵敗而歸,最終阮惠主動向清朝請和,乾隆帝同意講和并承認了阮惠為安南的新君主。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公歷2月7日),乾隆帝于養(yǎng)心殿逝世,終年八十九歲,嘉慶帝親政。逮和珅于刑部獄,旋賜死。以十一皇子成親王永瑆為軍機大臣。 三月,大赦乾隆間文字獄各案涉及人員。 四月,上尊謚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圣純皇帝”。廟號高宗。 九月,葬乾隆帝于裕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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