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有一個叫宋祁的官員到開封城外游賞景色，見到老農耕田，便上前作揖，打趣說道：“老丈辛苦了?？磥斫衲昴筘S收啊。您覺得應該感謝老天爺眷顧呢，還是感謝皇上洪福？”老農“俯而笑”。
然后將宋祁狠批一頓：“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我每日辛勤勞作，今日之獲，全是我的汗水換來，為何要感謝老天爺?我按時納稅，官吏也不能強我所難，我為什么要感謝皇上?吾春秋高，閱天下事多矣，沒見過像你這么蠢的?！彼纹畋焕限r罵得悻悻然，也不敢生氣。
官員莊綽在《雞肋編》中也記錄了一件事：他路過贛州，叫吏卒到附近店鋪買些日用品，但店家不肯賣東西給他們，因為吏卒帶去的制錢是徽宗朝所鑄造。贛州百姓看到徽宗朝制錢，便不客氣地說：“這種無道昏君的制錢，我們這里不收?！边@不是某一個人的意氣用事，而是整個贛州乃至江西的民風。用莊綽的話來說，是“山水風氣致然也”。
南宋人周密在他的筆記中記述了一件事：嚴州有個知州，叫方回，為人貪鄙，喜歡給人的詩集作序，然后收點潤筆?！坝惺芯∪饲笤娦蛘撸暌晕邋X，必欲得鈔入懷，然后漫為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p>
我覺得方回這個人很有意思，毫無半點知州的架子，只要給點錢，就可請他寫一篇序。更有意思的是，那個“市井小人”對方大人的序不滿意，居然敢擲回去，要方大人退錢，不退錢就揍他。
這個方大人，后來寓居杭州旅舍，不小心將鄰居的壁土震落了。那鄰居也不客氣，馬上就將方大人告上法庭。當時的臨安市民，無論遠近，不管強弱，受了官員的委屈就“操盈尺之紙，書平時之憤”，擂登聞鼓狀告官長，“視帝閽萬里若咫尺”。
北宋的汴梁人，也動輒控告官長。京城之民不畏官長，常抓著政府的短處不放，跟官長爭長短，也不給官長好面色看，急了就寫檢舉信，或者到京師的直訴法院——登聞鼓院控告。
宋哲宗紹圣年間，向太后的娘家向氏想在自家祖墳上修建一間慈云寺。戶部尚書蔡京欲巴結皇親，便圈了一大塊地給向氏，要求“四鄰田廬”趕快拆遷，讓給向氏建寺。被拆遷的人家不服，到開封府告狀。開封府法官范正平(范仲淹之孫)作出判決：“所拓(拆遷)皆民業(yè)，不可奪。”被拆遷戶還不滿意，“又撾鼓上訴”，告到登聞鼓院，最后蔡京“坐罰金二十斤”。
市井人物這么硬氣，士子就更不用說了。宋人筆記《國老談苑》錄有一則故事：“王旦在中書(宰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p>
一個書生不但敢當路擋住宰相大罵，而且向宰相扔書本表達抗議，而宰相還得承認他罵得有道理。這樣的官民關系，之后很少見。
宋朝不是很弱，就綜合國力而言，宋朝雖然算不上中國古代最強盛的國家，但卻是中國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輝煌的時期。
1、從物質文明角度來看，宋朝較前代有了重大進步，農業(yè)單產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出現了“煤鐵革命”，并且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商業(yè)上，出現了“商業(yè)革命”和“金融革命”，產生了最早的紙幣，科技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中有三項是在宋代發(fā)明或得以改進的；
2、從精神文明角度來看，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更加思辯化、哲理化，出現了大批哲學家和理學家，教育更加發(fā)達，而且教育的平民化進一步加強，產生于民間的詞逐漸雅化，并產生了大批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人，也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山的地位；
3、從制度文明角度來看，宋朝是制度建設成熟的時期，政治運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視以文治國，厚待文人，保護進言，宰相權力資源分化，無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宦官擅權專政。
宋遼金元時期包括北宋與遼及西夏（公元960—1127年）、南宋與金（公元1127—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三個歷史階段。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繼續(xù)發(fā)展，各民族之間有矛盾，有斗爭，后來逐步融合。
第一節(jié) 北宋遼西夏
（960—1127）
一、北宋的中央集權
1.北宋的統(tǒng)一
趙匡胤代周稱帝以后，原后周昭義節(jié)度使（治今山西長治）李筠聯(lián)合北漢割據澤州（今晉城），淮南節(jié)度使（治今楊州）李重進也起兵反對趙匡胤。趙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六至十一月親征澤州和揚州，先后滅二李，鞏固了他的統(tǒng)治。此后，趙匡胤即著手準備實現國家的統(tǒng)一。其戰(zhàn)略方針的主要特點是先易后難，先南后北。自乾德元年（963年）至開寶八年（975年），北宋先后滅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南唐等割據勢力。開寶九年（976年），趙匡胤死，其弟光義（太宗）即位，繼續(xù)進行統(tǒng)一戰(zhàn)爭。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王錢俶先后獻地投降。北宋基本上統(tǒng)一了南方，轉而全力進攻北漢。979年（太平興國四年），北漢主劉繼元降，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局面基本結束。
但是，北宋的統(tǒng)一與漢、唐不能相比，在當時中國境內，除北宋外，還有遼、西夏、吐蕃、大理等幾個較強的民族政權與它對峙。
2.加強中央集權制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君臣總結唐末五代君弱臣強、政權屢更的教訓，認為“惟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①于是，在權、兵、錢、法等幾個方面逐步加強中央集權。
政治制度 宋初的中央政權在形式上大致沿襲唐朝制度，但實際上省、臺、寺、監(jiān)官無定員，無專職，除少數部門外，多為閑散機構，有名無實。宰相也不再由三省長官充當，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常稱為“執(zhí)政”，與宰相合稱“宰執(zhí)”。宰執(zhí)辦公地點稱“中書門下”（政事堂）。但宋朝宰相僅負責行政，最高軍事首腦則是樞密院長官樞密使（亦稱“執(zhí)政”）。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共掌文武大權；另外，又設三司，下轄鹽鐵、戶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財政機構，號稱“計省”，其長官為三司使，亦稱“計相”，地位略次于執(zhí)政。于是，“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①分別對皇帝直接負責。這樣，原來集政權、財權、軍權于一身的宰相的權力被一分為三，宰執(zhí)、樞密使、三司使互相牽制，從而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帝對政權的直接控制。
宋朝還在御史臺之外，增設諫院，置諫官。諫官不僅任諫職，而是常常與臺官一道，彈劾宰執(zhí)、大臣，使相權進一步受到牽制。
在地方上，宋初將全國分為十道，太宗時，又改為十五路，以后路的數目還有增加。各路大體有四司：安撫使司，掌一路兵民之事，簡稱“帥司”；轉運使司，掌一路財賦，簡稱“漕司”；提點刑獄司，掌一路刑獄，簡稱“憲司”；提舉常平司，掌一路常平倉、義倉、賑災事，簡稱“倉司”。因其長官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兼有監(jiān)督地方官吏之責，所以此四司亦合稱“監(jiān)司”，還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不是一級地方政府。
宋朝的地方行政機構是州、縣兩級。與州平行的還有府、軍、監(jiān)。府一般設于要地，如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等②；軍設于軍事要沖；監(jiān)設于坑冶、鑄錢、牧馬、產鹽地區(qū)。州、府、軍、監(jiān)的長官分別稱知州、知府、知軍、知監(jiān)。又設立州通判一職，用以監(jiān)視知州，所發(fā)文書要知州與通判同時簽署才生效?？h的長官稱知縣或縣令，還有管戶口錢糧的主簿和管軍事、治安的尉。
這樣，宋朝中央通過監(jiān)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軍政、財政、司法，督責地方官吏；又通過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權力，從而加強了對地方上的控制。
另外，宋朝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的節(jié)度使兼管其他州、軍（稱為支郡）的作法，一般節(jié)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不再兼領支郡。并規(guī)定州的長官必須用文臣。這就大大減少了地方武裝割據的可能。
宋朝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職、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書，侍郎之類，只是一種虛銜，作為敘級、定薪俸之用；職亦稱貼職，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榮譽銜，并無實際職掌，如學士、直閣之類；差遣才是官員所擔任的實際職務，故亦稱職事官，樞密使、三司使等，屬于此類。一般官員則在所擔任的職務之前，冠以“判、知、權、管勾、提舉”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舉常平等，以示差遣。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央集權。
軍事制度 靠軍隊起家的趙匡胤深知軍權的重要，因此，他首先解決這一問題。
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去掉殿前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不久，又在一次酒會上迫使原禁軍高級將領交出兵權，并順勢取消了殿前副都點檢一職。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wèi)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wèi)步軍都指揮使和侍衛(wèi)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tǒng)領，而總領禁軍的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是，三帥有握兵之重卻無發(fā)兵之權。宋朝在中央專設樞密院，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宰相及其他官員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調兵遣將，卻又不能直接統(tǒng)兵。這樣，就實現了統(tǒng)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防止了武官將領權力過大。另外，遇有軍事行動，統(tǒng)兵將領大多臨時委派，平時軍隊實行“更戍法”，駐地幾年一變，統(tǒng)兵將領也隨之更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①目的是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形成個人勢力，策動兵變。
宋朝還按“強干弱枝、守內虛外”的原則部署兵力。宋初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xiāng)兵和蕃兵。禁軍是中央正規(guī)軍，是北宋軍隊的主力。廂軍是諸州的鎮(zhèn)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xiāng)兵是按戶籍抽調的壯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務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邊區(qū)少數民族組成，駐于邊地。禁軍選擇身強力壯和武藝高強的壯丁擔任，較其他軍隊待遇優(yōu)厚，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萬禁軍中，一半駐京師，一半分守各地。這樣，就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軍事優(yōu)勢，“諸鎮(zhèn)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①
財政與司法制度 唐末五代時期，財政制度混亂，各地藩鎮(zhèn)的財賦收入多自己留充軍費，很少上交朝廷。宋太祖有鑒于此，接受了趙普的建議，建立起了由中央控制的財政制度，“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管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逼浜?，又逐步建立健全了轉運使、通判、主薄這樣一套地方財政管理機制，地方支用“悉出于三司”。這樣，“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②，地方政府的財權大大削弱。
五代時期談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鎮(zhèn)跋扈，任意殺伐濫刑，視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虛設。宋朝除在各路由提點刑獄掌司法，嚴格法制以外，還規(guī)定：凡死刑必須申報中央復審核準。司法制度有所恢復，大權基本收歸中央。
總之，宋朝初年，通過上述各種措施，達到了“以大系小，絲牽繩聯(lián)，總合于上”，③加強了中央集權，基本消除了唐末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軍閥混戰(zhàn)的弊端，有利于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
但從另一方面看，北宋過分集權，也帶來了嚴重的惡果：政權過分集中，使機構重疊，官員冗濫，職責不清，互相掣肘、推諉，唯唯諾諾，無所作為。軍權過分集中，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指揮不靈，戰(zhàn)斗力下降；地方上武裝力量薄弱，不堪一擊。
財權過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財政拮據，物質基礎薄弱。凡此種種，為北宋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二、北宋與遼的對峙
1.遼的制度
遼國最強盛時，疆域“東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南至白溝（今河北雄縣境），幅員萬里。”①自從兼并了渤海國、并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遼國吸收了大量封建的經濟成份和封建的傳統(tǒng)文化，開始迅速地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
官制 遼國境內，民族眾多，除契丹族外，還有漢、渤海②、女真、奚、室韋等族。就這些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以漢人、渤海人為主，耕稼以食，桑麻以衣，過著以農業(yè)為主的定居生活；另一類以契丹人為主，過著轉徙無常的游牧生活。根據這種不同的情況，遼統(tǒng)治者相應地采取了“蕃漢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雹?br>
遼朝中央的官制有南面官制和北面官制兩種。所謂南、北面官，系因其官署分設于皇帝大帳南北而得名?！氨泵嬷螌m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④南面官沿襲唐以來的官制，中央設三省六部，官員多用漢人。北面官名稱與南面官不同，職掌卻大體相似。如北樞密院。相當于兵部，南樞密院相當于吏部，北、南大王院相當于戶部，夷離畢院相當于刑部，宣徽院相當于工部，敵烈麻都司相當于禮部。北面官的長官都由契丹貴族擔任，其權力比南面官大的多。
遼在地方上以五京為中心，①將全國分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南京道、東京道、西京道。道之下實行部族制和州縣制。
契丹人和其他游牧居民地區(qū)采用部族制，分地而居，合族而處，根據各族地位高低和大小又分為大部族和小部族，統(tǒng)治機構為某族司徒府，下有某部族節(jié)度使司、某部族詳穩(wěn)司等。漢人和渤海人地區(qū)采用州縣制。大體仿唐制，州設刺史、同知州事；縣設令、丞、主簿、尉。部族、州縣之外，還有“頭下軍州”，系由遼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屬部族首領中立有戰(zhàn)功者，以其所分得或所俘獲的人口為主體建立的州縣。頭下軍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則由頭下主自行委派。遼的各級官員中，契丹族官員多由地位顯赫的家族世襲而來，即由某家族的子孫內量材選授。漢族知識分子則主要通過科舉門徑進入仕途。
法律 遼在阿保機時，始有成文法，“凡四姓（契丹、奚、渤海、漢）相犯，皆用漢法；本類自相犯者，用本國法。”①可見其法律也有蕃、漢之不同。據《遼史·刑法志》記載，遼“貴賤異法”，而且“凡契丹及漢人打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①這些記載說明遼的法律具有鮮明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特點。
兵制 遼國凡民在十五歲以上五十八歲以下者，皆入軍籍，有正軍和家丁的區(qū)別。正軍主要有禁軍、部族軍及乣（qiú求）②軍等。禁軍由御帳親軍和宮衛(wèi)騎軍組成，是遼軍精銳。部族軍是親王大臣的私人衛(wèi)隊或以部落為單位守邊的部隊。乣軍則是由被征服族人組成的邊防軍。家丁由奴隸和部曲充當，主要從事雜役。
賦役制度 州縣的賦稅主要是兩稅，依戶口和田畝征收；還有地錢、戶丁稅等雜稅。徭役則有驛遞、馬牛等多種名目。部族的賦稅主要是輸牲畜和草，徭役則主要是兵役。不論州縣還是部族，賦役剝削名義上按貧富不同而有所區(qū)別。頭下軍州的賦稅除酒稅和一半田租交納遼政府外，其余全歸頭下主。
2.遼的經濟
遼朝在逐步實現封建化的過程中，社會經濟也隨之而發(fā)展。到遼圣宗耶律隆緒時（982—1031年），號稱遼的盛世，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有很大的進步，并出現了一些工商業(yè)城市。
農業(yè) 遼的生產原以畜牧業(yè)為主，但在取得渤海和幽云十六州后，農業(yè)在社會經濟中所占比重大大增加。歷代統(tǒng)治者都實行了一些獎勵墾荒的政策，并在沿邊各地置屯田。這樣，在圣宗、興宗時期，已是“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余里?！雹奂Z食產量十分豐富，“雖累兵興，未嘗用乏?！雹?br>
手工業(yè) 遼的手工業(yè)主要有紡織業(yè)、礦冶業(yè)、制瓷業(yè)等。
紡織業(yè)不僅在漢人集中的南京（今北京）地區(qū)較為發(fā)達，而且在上京和中京地區(qū)也頗具規(guī)模。生產的紡織品種類繁多，有綾、羅綺、錦、紗、緞等。
礦冶業(yè)在遼具有重要地位。
室韋部（今遼寧鞍山一帶）、曷術部（今遼寧南部）、鐵利府（今沈陽西南）、東平縣（今開原西南）都是著名的鐵冶基地。室韋、陰山（今內蒙中部）及遼河之源盛產金、銀。
遼的制瓷技術也很好，遼瓷名聞遐邇。瓷器有白、青、三彩、細胎白黑，缸胎雜色、翠綠釉瓷等多種。
城市經濟 遼的五京不僅是政治、軍事重鎮(zhèn)，也是重要的工商業(yè)城市。其中尤以南京（今北京）最為繁榮，“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有一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雹?br>
3.北宋與遼的和戰(zhàn)
高梁河之役與雍熙北伐 北宋初年，宋朝君臣尚有收復幽云諸州之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六月，宋太宗在滅北漢后，親率大軍伐遼，一路勢如破竹，進圍幽州。后因準備不足，被遼朝援軍在高梁河畔（約在今北京城東南）擊潰，損失慘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遼朝新君初立之機，又派三路大軍北伐。東路以曹彬為主帥，出雄州（今河北雄縣），直指幽州（今北京）；中路以田重進為主帥，由定州（今定縣）出飛狐口（今淶源、蔚縣間），取蔚州（今蔚縣）；西路以潘美為主帥，楊業(yè)為副帥，出雁門關（在今山西代縣）取云州（今大同），然后會師幽州。戰(zhàn)爭開始時，三路軍隊節(jié)節(jié)勝利。但因各軍之間缺乏必要的協(xié)調，指揮不力，歧溝關（今河北涿州）一戰(zhàn)大敗，楊業(yè)負傷被俘、絕食而死。雍熙北伐失敗。
澶淵之盟 “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的失敗，使北宋統(tǒng)治者失去了收復幽云諸州的信心，從此對遼采取消極防御的方針，遼兵則不斷南侵。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遼圣宗及其母蕭太后率二十萬大軍南下，圍攻定州。宋朝君臣大驚，有的大臣建議真宗南逃，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堅持請真宗北上“親征”，以鼓舞士氣，打退遼兵。真宗勉強同意這個意見，于十一月率眾親征。這時，遼軍已到黃河北岸，宋軍迎至澶（chán蟬）州（今河南濮陽），與遼軍對壘。前軍用伏弩（床子弩）射死在陣前視察地形的遼軍統(tǒng)帥蕭撻覽，大挫遼軍銳氣。宋真宗登上澶州城督戰(zhàn)，宋軍士氣大振。遼方恐懼，有意退兵，于是雙方議和。議定：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宋每年納給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遼邊境維持舊狀，仍以白溝河（今河北巨馬河）為界。史稱此議為“澶淵之盟”。
宋遼和平相處 “澶淵之盟”以后，宋遼兩國進入和平相處的時期。
景德二年（1005年）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縣）、安肅軍（今徐水）、廣信軍（今徐水東），遼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縣），分別置榷場，進行雙邊貿易。宋遼雙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喪事等，都互派使者來往。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北宋末年，時長百年之久。宋遼邊境安定，生產有所恢復和發(fā)展。當時的人這樣評論：“（遼）與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yǎng)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zhàn)斗?！雹?br>
三、北宋與西夏的對峙
西夏建國 西夏國為黨項族所建。黨項族是羌族的一支。也稱黨項羌，原在今青海、甘肅、四川三省邊境地區(qū)，過著游牧生活。唐初，黨項族各部落中，以拓跋部最為強大。在其帶領下，黨項各部落先后歸附唐朝。唐在其地設都督府和州，賜拓跋部酋長李姓，以其為都督。后來黨項族為吐蕃所迫，漸遷至甘肅東部陜西北部。唐末，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因參與鎮(zhèn)壓黃巢起義有功，被復賜李姓，封夏國公、夏州節(jié)度使。五代時，黨項乘中原混亂，擴充勢力，以夏州（今陜西橫山）為中心，割據一方。宋初，黨項委蛇（wēiyí威移）于宋、遼之間，接受雙方封賜，但主要是聯(lián)遼抗宋。宋真宗時，考慮到同時對遼和黨項作戰(zhàn)，人力、物力都難于應付，便對黨項妥協(xié)，授黨項首領李繼遷以夏州刺史、定難軍節(jié)度使，轄夏、銀（今陜西榆林東南）、綏（今綏德）、宥（今靖邊東）、靜（今米脂東）五州之地。此后，李氏以五州為基地，繼續(xù)擴張，并攻陷宋的西北重鎮(zhèn)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改稱西平府，作為其政治中心。李繼遷子德明在位時，主動向宋求和。宋封他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西平王，每年給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并開展雙邊貿易?？墒牵畹旅魅允苓|封，為夏國王。宋乾興元年（1022年），黨項在靈州懷遠縣建新城，稱興州，遷都于此。宋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派其子元昊領兵攻下原為回鶻、吐蕃占據的甘州和西涼府。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也加封德明為夏國王，承認其割據的合法性，不久，德明死，元昊繼位，繼承向吐蕃、回鶻進攻，先后占據了瓜州（今甘肅安西東南）、沙州（今敦煌）、肅州（今酒泉）。這時，李氏統(tǒng)治的領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①包括夏、銀、甘、涼等十幾州，沃饒的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qū)均在控制之下，黨項族的經濟逐步轉向以農業(yè)為主。
西夏的制度 西夏國的建立者李元昊是黨項族杰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通曉佛學和蕃、漢文字，熟悉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注意吸收先進的漢文化，在西夏國所立制度，基本上仿照宋制。中央設置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和御史臺，分掌行政、軍事、財政和監(jiān)察。還有農田司、群牧司、文思院等機構，分掌庶政。官員則由黨項貴族和漢人分別擔任，另有一些官職專授黨項人。中央還設置“蕃學”和“漢學”，分別選蕃漢官吏子弟入學，以科舉取士。地方上亦同宋制，設府、州。軍事上實行征兵制，每二丁取正軍一人，總兵力有幾十萬。西夏還仿漢字形體，創(chuàng)造西夏文字，通令全國使用。在夏國統(tǒng)治的二百年中，西夏文一直使用。夏亡后，仍長期流傳。
北宋與西夏的和戰(zhàn) 元昊稱帝后，要求宋廷承認，但遭拒絕。雙邊貿易亦中止，宋、夏關系急劇惡化。從宋康定元年（1040年）開始，元昊連年發(fā)動對宋戰(zhàn)爭，北宋連遭失敗。
宋朝被迫讓步，謀求與夏和好。西夏雖然連勝，但也多有傷亡，財力難以支持，國內人民普遍厭戰(zhàn)；加上夏、遼關系破裂，為避免兩面受敵，也愿與宋議和。于是，宋、夏在慶歷四年（1044年）簽定和約：元昊取消帝號，對宋稱臣，由宋冊封為夏國主；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重開沿邊榷場互市，恢復民間商販往來。
四、王安石變法
1.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
北宋前期，社會比較穩(wěn)定，各種事業(yè)都有所發(fā)展?？墒?，社會的各種矛盾也在發(fā)展之中。至仁宗（1022—1063年）時，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主要表現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造成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二、在社會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賦役苛重，促使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冗官冗兵冗費 “冗官”問題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經出現了。當時，宋太祖為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級官僚機構及其官員權力的制度或辦法，致使各級政府機構重疊，官吏人數大增。同時，北宋統(tǒng)治者還實行恩蔭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親戚甚至門客不經選舉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擴大科舉規(guī)模，每科總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錄取做官。因之，官僚隊伍迅速膨脹。
北宋初，內外官僅幾千人；到仁宗皇佑年間（1049—1053年），已達到兩萬多人；到嘉佑年間（1056—1063年），更“十倍于國初”①。人浮于事的現象十分嚴重?！熬悠涔俨恢渎氄撸０司?。”②
“冗兵”問題是由所謂“養(yǎng)兵政策”造成的。北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防止破產農民鋌而走險，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萬的流亡農民招募為禁軍或廂軍。因此，職業(yè)兵人數直線上升。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年）有兵三十七萬八千，仁宗皇佑（1049—1054年）時竟達一百四十萬，八十年間兵員增加了兩倍半。如此龐大的軍隊，遠遠超過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長期無事可干，游手好閑，軍隊素質低下。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積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費”問題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來就對官吏和軍士的待遇優(yōu)厚，政府財政開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況日益嚴重，致使財政開支猛增。其二是對遼和西夏的戰(zhàn)爭失敗，每年輸巨額“歲幣”。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間，國家每年收入為二千幾百萬緡，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慶歷（1041—1048年）年間，歲入已高達一億幾千萬緡，但卻入不敷出，差額常在三百萬緡以上。這種現象產生后，北宋政府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統(tǒng)治者們就用各種手段壓榨勞動人民，致使廣大勞動人民貧困破產“冗費”問題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國窮的“積貧”局面的主要原因。
土地高度集中 北宋建國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數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農村人口分為主戶和客戶，主戶指占有土地交納賦稅的人，客戶則指無地而耕種地主土地的佃戶。主戶又有官戶、民戶之分，官戶也叫形勢戶，即品官之家，有減免賦稅等特權。民戶為平民之家，依土地財產多少分為五等。在北宋總戶數中，地主階級，也就是官戶和民戶中的一、二、三等戶合計，充其量不過百分之十，然而他們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國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民階級，也就是民戶中的四、五等戶和全部客戶合計，約占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約百分之五為城鎮(zhèn)居民），卻僅占有全國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農民只好耕種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繳納的地租約占收獲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區(qū)甚至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這種狀況，大大加深了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
賦役苛重 廣大農民不僅遭受地主階級的沉重剝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殘酷壓榨。北宋的賦稅主要有二稅（田稅，分夏秋兩季征收）、雜變之賦（雜稅）、丁口之賦（丁口稅，總稱身丁錢米），在納稅時，又有支移、折變、加耗、義倉稅等額外盤剝。在賦稅之外，還有徭役、差役負擔。差役也叫職役，是主戶輪流到政府部門服勞役，其名目繁多。因為官戶有免役特權，一般地主也常常設法逃避當差，所以應役者主要是自耕農、半自耕農。徭役則不分主、客戶，一律承擔。其項目亦很多，服役時間視需要臨時決定。
王小波、李順起義 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廣大農民已無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義上百次，參加者有農民、士兵、少數民族。特別是到了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強于一火。”①其中規(guī)模較大、影響深遠的一次是發(fā)生在今四川地區(qū)的由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
王小波、李順起義發(fā)生在淳化二年（992年），當時，正逢四川大旱，糧食欠收。官府的賦稅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積居奇，乘機漁利。廣大人民生活無著，階級矛盾急劇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農王小波在故鄉(xiāng)青城縣（今四川灌縣南）領導旁戶農民起義。他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雹诘玫綇V大農民的響應，起義軍很快發(fā)展到萬人以上，占據了青城、彭山等縣。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軍北上，在江源縣（今崇慶縣東南）大敗宋軍。但王小波在作戰(zhàn)中不幸犧牲，起義軍推其妻弟李順為首領，繼續(xù)戰(zhàn)斗。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順率軍攻下成都，建立政權，起義軍發(fā)展到數十萬人。北起劍門，南至巫峽的廣大地區(qū)，都處于大蜀政權的控制之下。五月，宋太宗派大軍圍困成都，最后城被攻破，義軍死者三萬余人，李順生死不明，起義失敗。
王小波、李順起義的意義不僅在于沉重打擊了北宋王朝的統(tǒng)治，他們提出的“均貧富”的口號的影響尤為深遠，是發(fā)展了唐末農民起義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對改變“貧富不均”的社會狀況的要求。
發(fā)生在慶歷年間較大的農民起義有山東的王倫起義，陜西的張海、郭邈山起義，湖南的瑤、漢人民起義，河北的王則起義等，都有廣大農民響應，但亦都相繼失敗。
慶歷新政 為了解除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北宋的統(tǒng)治集團中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曾提出過各種改革意見。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他在富弼、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奏疏，提出十項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僥幸，（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采納了這一方案，并詔行全國。但是由于改革觸犯了大官僚地主們的既得利益，從一開始就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對。他們無中生有地攻擊范仲淹專權，結黨營私；甚至誣告范仲淹想廢黜皇帝。結果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先后貶至外地，新政也宣布撤銷。此事因發(fā)生于慶歷年間，史稱“慶歷新政”。這次改革雖然失敗了，但卻為后來的“王安石變法”揭開了序幕。
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42年，總共有23位宰相。
在這23位宰相中，有一個水平最差、文憑最低的官二代宰相，他就是陳執(zhí)中。
陳執(zhí)中洪州南昌人，是宋朝頂尖官二代，他爹陳恕是宋太宗朝的參知政事，因為他爹的關系，他蔭封為官。
在宋朝宋朝文官入仕有“有出身”與“無出身”兩種方式。
有出身，指的是通過獲得進士或類似功名的途徑入仕，以進士為主，這是憑真才實學考來的。
無出身，主要就是靠父輩蔭封而來，老爹是官，兒子也是官，這是靠投胎技術來的。
在宋朝，靠投胎當個官很容易，只要你爹是個像樣的官，你都能蔭封為官；可要想當宰相，就得靠真才實學，大宋拒絕無才無能的官二代當宰相。
整個宋朝歷史上，以無出身入仕能做到宰相的，除了像趙普、沈義倫這些開國宰相，就只有呂端、陳執(zhí)中、韓侂胄三個人。
由此可見，陳執(zhí)中這人有多傳奇，那陳執(zhí)中這個官二代是怎么成為宰相的呢？
事情得從宋真宗說起，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已經成為了一個瘋子，當時大宋臣民都想立太子，安定人心，但誰都不敢首先提這事。請立太子這事，固然可以討好太子，可也會得罪皇帝。
就在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的時候，陳執(zhí)中玩了把大的，富貴險中求，別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沒什么好失去的，再說宋真宗就一個兒子，這顆獨苗早晚會被為太子，早晚會成為皇帝。就算現在他因為勸立太子，得罪了宋真宗，可他也能討好將來的皇帝。
于是，陳執(zhí)中再三考慮下，決定豁出去了。不久，他就非常巧妙的勸宋真宗早立太子。這下陳執(zhí)中賭對了，宋真宗被說服了，于是陳執(zhí)中馬上被提拔為右正言。然后一個月之后，宋真宗六子、也是獨子趙受益被冊封為太子，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宋仁宗。陳執(zhí)中就此為宋仁宗立下?lián)砹⒅?，成為宋仁宗從龍功臣，并躋身資善堂，加入宋仁宗的老師團隊。
很多時候一個選擇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正是這個選擇改變了陳執(zhí)中的命運。
宋仁宗繼位后，陳執(zhí)中頂著帝師和擁立之功的光環(huán)，仕途進入快速通道，不斷升官，積累了深厚的資歷。
寶元元年（1038年），陳執(zhí)中擔任樞密副使，一個無出身的官二代，竟然成為了宰執(zhí)，陳執(zhí)中造就了大宋官場的一個神話。
但就在這時，黨項人首領李元昊跳出來造反了。于是怎么抵抗李元昊，成為陳執(zhí)中應盡之責。
結果宋夏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大宋輸得那叫一個慘。陳執(zhí)中身為西府宰執(zhí)必須出來背鍋，被罷相貶官。
康定二年（1041年），好水川之戰(zhàn)爆發(fā)，宋軍又是一場慘敗。戰(zhàn)后宋軍三大主官夏竦、范仲淹、韓琦都吃了掛落，陳執(zhí)中臨危受命擔任陜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成為抗夏戰(zhàn)場最高長官。但是他和夏竦極為不對付，兩人鬧得不可開交。
最后宋仁宗火了，將陜西四路一分為四，夏竦知鄜州，陳執(zhí)中知涇州，范仲淹知慶州，韓琦知秦州。而后河東保衛(wèi)戰(zhàn)爆發(fā)，西夏前線，宋軍輸了個一塌糊涂。官家發(fā)現陳執(zhí)中打仗是真不行，西夏戰(zhàn)事你就別瞎摻和了。
慶歷二年（1042年），陳執(zhí)中改知陜州，而后改知青州。
但是陳執(zhí)中這人非常走運，第二年就爆發(fā)了王倫起義爆發(fā)，王倫義軍肆虐數州。
但王倫起義看似鬧得很兇，可人數并不多，最先起事的時候就兩百人，這可是天賜良機，陳執(zhí)中打李元昊不行，打個王倫還不手到擒來？他馬上出兵搶功勞，來了個千里大追殺，橫跨今天山東江蘇安徽三省，最終在采石磯（今安徽省當涂縣）捕殺王倫。有了王倫千里送人頭，陳執(zhí)中立功了！王倫的腦袋成為他再次晉升宰執(zhí)的最大資本！
慶歷四年（1044年），在夏竦的陰謀設計下，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紛紛離京，于是陳執(zhí)中被晉升為參知政事，搖搖晃晃間，陳執(zhí)中又回來了。陳執(zhí)中一上任，支持慶歷新政的孫甫和蔡襄逮著他一頓噴，極力反對他擔任參知政事。本來嘛，陳執(zhí)中和慶歷新政毫無關系，這下被逼成敵人。慶歷新政這幫人的作死能力真TM是一絕！
很快陳執(zhí)中聯(lián)合宰相章得象、賈昌朝、王拱辰、夏竦等人的絞殺慶歷新政，新政徹底失敗，陳執(zhí)中坐穩(wěn)了位子。
慶歷五年（1045年）四月，陳執(zhí)中晉升宰相兼樞密使，成為僅次于首相賈昌朝之后的第二號人物，成為宋朝繼呂端之后，又一個無出身的宰相！這是陳執(zhí)中的榮耀，也是他的成就，他仕途達到頂峰。
回顧以往，陳執(zhí)中又怎么能想到自己這個官二代居然有朝一日成為宰相，其實陳執(zhí)中能力并不突出，絕非定國安邦之賢臣，他不要說比不上他爹陳恕，大宋有很多官員能力都遠超于他，他是宋仁宗眾多宰相中水平最差的。他之所以能成為宰相，主要是他資歷深厚。這也是宋朝官場的一個弊端，重資歷，輕才能。但不管怎樣，陳執(zhí)中登頂成功，榮升宰相。
到了慶歷七年（1047年）三月，首相賈昌朝和參知政事吳育不和，鬧得不可開交，結果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賈昌朝和吳育兩人一起被罷，而陳執(zhí)中成為首相。陳執(zhí)中真是喜從天降，笑得合不攏嘴，這運氣來了擋都擋不住，合該自己發(fā)達。可還沒等陳執(zhí)中慶祝，很快他就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老規(guī)矩，異論相攪又來了，宋朝皇帝最喜歡給宰相摻沙子，弄一些反對派和宰相搭班子。這次也不例外，在陳執(zhí)中成為首相的同時，宋仁宗也有意讓夏竦擔任宰相。
夏竦什么人？陳執(zhí)中的死對頭！兩人在西北的時候就鬧得有你無我的地步，這會一起搭班子還能有好？陳執(zhí)中強烈反對！最終宋仁宗和稀泥，夏竦不當宰相了，擔任樞密使！
陳執(zhí)中心中怒火萬丈，但絲毫沒有辦法。
陳執(zhí)中知道自己這位子難做了，夏竦能給他好臉色嗎？果然，夏竦一當樞密使，繼續(xù)和陳執(zhí)中斗。也不知道是夏竦太厲害，還是陳執(zhí)中太慫，陳執(zhí)中以首相之位竟然被夏竦搶了風頭！
慶歷八年（1048年）宮中爆發(fā)一場離奇的刺殺案，宋仁宗有意立張貴妃為后，夏竦趁機給陳執(zhí)中挖了好大一坑。在張方平提醒下，陳執(zhí)中沒敢往下跳，不敢給宋仁宗廢曹皇后背鍋，讓宋仁宗大為不滿。這下陳執(zhí)中倒霉了，正好當時來了一場然后持續(xù)一年多的黃河泛濫。
陳執(zhí)中一點辦法沒有，賑災工作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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