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有一個叫宋祁的官員到開封城外游賞景色,見到老農耕田,便上前作揖,打趣說道:“老丈辛苦了??磥斫衲昴筘S收啊。您覺得應該感謝老天爺眷顧呢,還是感謝皇上洪福?”老農“俯而笑”。
然后將宋祁狠批一頓:“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我每日辛勤勞作,今日之獲,全是我的汗水換來,為何要感謝老天爺?我按時納稅,官吏也不能強我所難,我為什么要感謝皇上?吾春秋高,閱天下事多矣,沒見過像你這么蠢的?!彼纹畋焕限r罵得悻悻然,也不敢生氣。
官員莊綽在《雞肋編》中也記錄了一件事:他路過贛州,叫吏卒到附近店鋪買些日用品,但店家不肯賣東西給他們,因為吏卒帶去的制錢是徽宗朝所鑄造。贛州百姓看到徽宗朝制錢,便不客氣地說:“這種無道昏君的制錢,我們這里不收?!边@不是某一個人的意氣用事,而是整個贛州乃至江西的民風。用莊綽的話來說,是“山水風氣致然也”。
南宋人周密在他的筆記中記述了一件事:嚴州有個知州,叫方回,為人貪鄙,喜歡給人的詩集作序,然后收點潤筆?!坝惺芯∪饲笤娦蛘撸暌晕邋X,必欲得鈔入懷,然后漫為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p>
我覺得方回這個人很有意思,毫無半點知州的架子,只要給點錢,就可請他寫一篇序。更有意思的是,那個“市井小人”對方大人的序不滿意,居然敢擲回去,要方大人退錢,不退錢就揍他。
這個方大人,后來寓居杭州旅舍,不小心將鄰居的壁土震落了。那鄰居也不客氣,馬上就將方大人告上法庭。當時的臨安市民,無論遠近,不管強弱,受了官員的委屈就“操盈尺之紙,書平時之憤”,擂登聞鼓狀告官長,“視帝閽萬里若咫尺”。
北宋的汴梁人,也動輒控告官長。京城之民不畏官長,常抓著政府的短處不放,跟官長爭長短,也不給官長好面色看,急了就寫檢舉信,或者到京師的直訴法院——登聞鼓院控告。
宋哲宗紹圣年間,向太后的娘家向氏想在自家祖墳上修建一間慈云寺。戶部尚書蔡京欲巴結皇親,便圈了一大塊地給向氏,要求“四鄰田廬”趕快拆遷,讓給向氏建寺。被拆遷的人家不服,到開封府告狀。開封府法官范正平(范仲淹之孫)作出判決:“所拓(拆遷)皆民業(yè),不可奪。”被拆遷戶還不滿意,“又撾鼓上訴”,告到登聞鼓院,最后蔡京“坐罰金二十斤”。
市井人物這么硬氣,士子就更不用說了。宋人筆記《國老談苑》錄有一則故事:“王旦在中書(宰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p>
一個書生不但敢當路擋住宰相大罵,而且向宰相扔書本表達抗議,而宰相還得承認他罵得有道理。這樣的官民關系,之后很少見。
宋朝不是很弱,就綜合國力而言,宋朝雖然算不上中國古代最強盛的國家,但卻是中國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輝煌的時期。
1、從物質文明角度來看,宋朝較前代有了重大進步,農業(yè)單產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出現了“煤鐵革命”,并且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商業(yè)上,出現了“商業(yè)革命”和“金融革命”,產生了最早的紙幣,科技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中有三項是在宋代發(fā)明或得以改進的;
2、從精神文明角度來看,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更加思辯化、哲理化,出現了大批哲學家和理學家,教育更加發(fā)達,而且教育的平民化進一步加強,產生于民間的詞逐漸雅化,并產生了大批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人,也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山的地位;
3、從制度文明角度來看,宋朝是制度建設成熟的時期,政治運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視以文治國,厚待文人,保護進言,宰相權力資源分化,無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宦官擅權專政。
宋遼金元時期包括北宋與遼及西夏(公元960—1127年)、南宋與金(公元1127—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三個歷史階段。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繼續(xù)發(fā)展,各民族之間有矛盾,有斗爭,后來逐步融合。
第一節(jié) 北宋遼西夏
(960—1127)
一、北宋的中央集權
1.北宋的統(tǒng)一
趙匡胤代周稱帝以后,原后周昭義節(jié)度使(治今山西長治)李筠聯(lián)合北漢割據澤州(今晉城),淮南節(jié)度使(治今楊州)李重進也起兵反對趙匡胤。趙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六至十一月親征澤州和揚州,先后滅二李,鞏固了他的統(tǒng)治。此后,趙匡胤即著手準備實現國家的統(tǒng)一。其戰(zhàn)略方針的主要特點是先易后難,先南后北。自乾德元年(963年)至開寶八年(975年),北宋先后滅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南唐等割據勢力。開寶九年(976年),趙匡胤死,其弟光義(太宗)即位,繼續(xù)進行統(tǒng)一戰(zhàn)爭。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王錢俶先后獻地投降。北宋基本上統(tǒng)一了南方,轉而全力進攻北漢。979年(太平興國四年),北漢主劉繼元降,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局面基本結束。
但是,北宋的統(tǒng)一與漢、唐不能相比,在當時中國境內,除北宋外,還有遼、西夏、吐蕃、大理等幾個較強的民族政權與它對峙。
2.加強中央集權制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君臣總結唐末五代君弱臣強、政權屢更的教訓,認為“惟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①于是,在權、兵、錢、法等幾個方面逐步加強中央集權。
政治制度 宋初的中央政權在形式上大致沿襲唐朝制度,但實際上省、臺、寺、監(jiān)官無定員,無專職,除少數部門外,多為閑散機構,有名無實。宰相也不再由三省長官充當,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常稱為“執(zhí)政”,與宰相合稱“宰執(zhí)”。宰執(zhí)辦公地點稱“中書門下”(政事堂)。但宋朝宰相僅負責行政,最高軍事首腦則是樞密院長官樞密使(亦稱“執(zhí)政”)。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共掌文武大權;另外,又設三司,下轄鹽鐵、戶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財政機構,號稱“計省”,其長官為三司使,亦稱“計相”,地位略次于執(zhí)政。于是,“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①分別對皇帝直接負責。這樣,原來集政權、財權、軍權于一身的宰相的權力被一分為三,宰執(zhí)、樞密使、三司使互相牽制,從而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帝對政權的直接控制。
宋朝還在御史臺之外,增設諫院,置諫官。諫官不僅任諫職,而是常常與臺官一道,彈劾宰執(zhí)、大臣,使相權進一步受到牽制。
在地方上,宋初將全國分為十道,太宗時,又改為十五路,以后路的數目還有增加。各路大體有四司:安撫使司,掌一路兵民之事,簡稱“帥司”;轉運使司,掌一路財賦,簡稱“漕司”;提點刑獄司,掌一路刑獄,簡稱“憲司”;提舉常平司,掌一路常平倉、義倉、賑災事,簡稱“倉司”。因其長官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兼有監(jiān)督地方官吏之責,所以此四司亦合稱“監(jiān)司”,還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不是一級地方政府。
宋朝的地方行政機構是州、縣兩級。與州平行的還有府、軍、監(jiān)。府一般設于要地,如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等②;軍設于軍事要沖;監(jiān)設于坑冶、鑄錢、牧馬、產鹽地區(qū)。州、府、軍、監(jiān)的長官分別稱知州、知府、知軍、知監(jiān)。又設立州通判一職,用以監(jiān)視知州,所發(fā)文書要知州與通判同時簽署才生效??h的長官稱知縣或縣令,還有管戶口錢糧的主簿和管軍事、治安的尉。
這樣,宋朝中央通過監(jiān)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軍政、財政、司法,督責地方官吏;又通過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權力,從而加強了對地方上的控制。
另外,宋朝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的節(jié)度使兼管其他州、軍(稱為支郡)的作法,一般節(jié)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不再兼領支郡。并規(guī)定州的長官必須用文臣。這就大大減少了地方武裝割據的可能。
宋朝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職、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書,侍郎之類,只是一種虛銜,作為敘級、定薪俸之用;職亦稱貼職,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榮譽銜,并無實際職掌,如學士、直閣之類;差遣才是官員所擔任的實際職務,故亦稱職事官,樞密使、三司使等,屬于此類。一般官員則在所擔任的職務之前,冠以“判、知、權、管勾、提舉”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舉常平等,以示差遣。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央集權。
軍事制度 靠軍隊起家的趙匡胤深知軍權的重要,因此,他首先解決這一問題。
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去掉殿前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不久,又在一次酒會上迫使原禁軍高級將領交出兵權,并順勢取消了殿前副都點檢一職。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wèi)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wèi)步軍都指揮使和侍衛(wèi)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tǒng)領,而總領禁軍的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是,三帥有握兵之重卻無發(fā)兵之權。宋朝在中央專設樞密院,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宰相及其他官員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調兵遣將,卻又不能直接統(tǒng)兵。這樣,就實現了統(tǒng)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防止了武官將領權力過大。另外,遇有軍事行動,統(tǒng)兵將領大多臨時委派,平時軍隊實行“更戍法”,駐地幾年一變,統(tǒng)兵將領也隨之更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①目的是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形成個人勢力,策動兵變。
宋朝還按“強干弱枝、守內虛外”的原則部署兵力。宋初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xiāng)兵和蕃兵。禁軍是中央正規(guī)軍,是北宋軍隊的主力。廂軍是諸州的鎮(zhèn)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xiāng)兵是按戶籍抽調的壯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務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邊區(qū)少數民族組成,駐于邊地。禁軍選擇身強力壯和武藝高強的壯丁擔任,較其他軍隊待遇優(yōu)厚,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萬禁軍中,一半駐京師,一半分守各地。這樣,就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軍事優(yōu)勢,“諸鎮(zhèn)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①
財政與司法制度 唐末五代時期,財政制度混亂,各地藩鎮(zhèn)的財賦收入多自己留充軍費,很少上交朝廷。宋太祖有鑒于此,接受了趙普的建議,建立起了由中央控制的財政制度,“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管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逼浜?,又逐步建立健全了轉運使、通判、主薄這樣一套地方財政管理機制,地方支用“悉出于三司”。這樣,“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②,地方政府的財權大大削弱。
五代時期談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鎮(zhèn)跋扈,任意殺伐濫刑,視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虛設。宋朝除在各路由提點刑獄掌司法,嚴格法制以外,還規(guī)定:凡死刑必須申報中央復審核準。司法制度有所恢復,大權基本收歸中央。
總之,宋朝初年,通過上述各種措施,達到了“以大系小,絲牽繩聯(lián),總合于上”,③加強了中央集權,基本消除了唐末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軍閥混戰(zhàn)的弊端,有利于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
但從另一方面看,北宋過分集權,也帶來了嚴重的惡果:政權過分集中,使機構重疊,官員冗濫,職責不清,互相掣肘、推諉,唯唯諾諾,無所作為。軍權過分集中,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指揮不靈,戰(zhàn)斗力下降;地方上武裝力量薄弱,不堪一擊。
財權過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財政拮據,物質基礎薄弱。凡此種種,為北宋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二、北宋與遼的對峙
1.遼的制度
遼國最強盛時,疆域“東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南至白溝(今河北雄縣境),幅員萬里。”①自從兼并了渤海國、并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遼國吸收了大量封建的經濟成份和封建的傳統(tǒng)文化,開始迅速地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
官制 遼國境內,民族眾多,除契丹族外,還有漢、渤海②、女真、奚、室韋等族。就這些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以漢人、渤海人為主,耕稼以食,桑麻以衣,過著以農業(yè)為主的定居生活;另一類以契丹人為主,過著轉徙無常的游牧生活。根據這種不同的情況,遼統(tǒng)治者相應地采取了“蕃漢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雹?br>
遼朝中央的官制有南面官制和北面官制兩種。所謂南、北面官,系因其官署分設于皇帝大帳南北而得名?!氨泵嬷螌m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④南面官沿襲唐以來的官制,中央設三省六部,官員多用漢人。北面官名稱與南面官不同,職掌卻大體相似。如北樞密院。相當于兵部,南樞密院相當于吏部,北、南大王院相當于戶部,夷離畢院相當于刑部,宣徽院相當于工部,敵烈麻都司相當于禮部。北面官的長官都由契丹貴族擔任,其權力比南面官大的多。
遼在地方上以五京為中心,①將全國分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南京道、東京道、西京道。道之下實行部族制和州縣制。
契丹人和其他游牧居民地區(qū)采用部族制,分地而居,合族而處,根據各族地位高低和大小又分為大部族和小部族,統(tǒng)治機構為某族司徒府,下有某部族節(jié)度使司、某部族詳穩(wěn)司等。漢人和渤海人地區(qū)采用州縣制。大體仿唐制,州設刺史、同知州事;縣設令、丞、主簿、尉。部族、州縣之外,還有“頭下軍州”,系由遼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屬部族首領中立有戰(zhàn)功者,以其所分得或所俘獲的人口為主體建立的州縣。頭下軍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則由頭下主自行委派。遼的各級官員中,契丹族官員多由地位顯赫的家族世襲而來,即由某家族的子孫內量材選授。漢族知識分子則主要通過科舉門徑進入仕途。
法律 遼在阿保機時,始有成文法,“凡四姓(契丹、奚、渤海、漢)相犯,皆用漢法;本類自相犯者,用本國法。”①可見其法律也有蕃、漢之不同。據《遼史·刑法志》記載,遼“貴賤異法”,而且“凡契丹及漢人打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①這些記載說明遼的法律具有鮮明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特點。
兵制 遼國凡民在十五歲以上五十八歲以下者,皆入軍籍,有正軍和家丁的區(qū)別。正軍主要有禁軍、部族軍及乣(qiú求)②軍等。禁軍由御帳親軍和宮衛(wèi)騎軍組成,是遼軍精銳。部族軍是親王大臣的私人衛(wèi)隊或以部落為單位守邊的部隊。乣軍則是由被征服族人組成的邊防軍。家丁由奴隸和部曲充當,主要從事雜役。
賦役制度 州縣的賦稅主要是兩稅,依戶口和田畝征收;還有地錢、戶丁稅等雜稅。徭役則有驛遞、馬牛等多種名目。部族的賦稅主要是輸牲畜和草,徭役則主要是兵役。不論州縣還是部族,賦役剝削名義上按貧富不同而有所區(qū)別。頭下軍州的賦稅除酒稅和一半田租交納遼政府外,其余全歸頭下主。
2.遼的經濟
遼朝在逐步實現封建化的過程中,社會經濟也隨之而發(fā)展。到遼圣宗耶律隆緒時(982—1031年),號稱遼的盛世,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有很大的進步,并出現了一些工商業(yè)城市。
農業(yè) 遼的生產原以畜牧業(yè)為主,但在取得渤海和幽云十六州后,農業(yè)在社會經濟中所占比重大大增加。歷代統(tǒng)治者都實行了一些獎勵墾荒的政策,并在沿邊各地置屯田。這樣,在圣宗、興宗時期,已是“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余里?!雹奂Z食產量十分豐富,“雖累兵興,未嘗用乏?!雹?br>
手工業(yè) 遼的手工業(yè)主要有紡織業(yè)、礦冶業(yè)、制瓷業(yè)等。
紡織業(yè)不僅在漢人集中的南京(今北京)地區(qū)較為發(fā)達,而且在上京和中京地區(qū)也頗具規(guī)模。生產的紡織品種類繁多,有綾、羅綺、錦、紗、緞等。
礦冶業(yè)在遼具有重要地位。
室韋部(今遼寧鞍山一帶)、曷術部(今遼寧南部)、鐵利府(今沈陽西南)、東平縣(今開原西南)都是著名的鐵冶基地。室韋、陰山(今內蒙中部)及遼河之源盛產金、銀。
遼的制瓷技術也很好,遼瓷名聞遐邇。瓷器有白、青、三彩、細胎白黑,缸胎雜色、翠綠釉瓷等多種。
城市經濟 遼的五京不僅是政治、軍事重鎮(zhèn),也是重要的工商業(yè)城市。其中尤以南京(今北京)最為繁榮,“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有一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雹?br>
3.北宋與遼的和戰(zhàn)
高梁河之役與雍熙北伐 北宋初年,宋朝君臣尚有收復幽云諸州之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六月,宋太宗在滅北漢后,親率大軍伐遼,一路勢如破竹,進圍幽州。后因準備不足,被遼朝援軍在高梁河畔(約在今北京城東南)擊潰,損失慘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遼朝新君初立之機,又派三路大軍北伐。東路以曹彬為主帥,出雄州(今河北雄縣),直指幽州(今北京);中路以田重進為主帥,由定州(今定縣)出飛狐口(今淶源、蔚縣間),取蔚州(今蔚縣);西路以潘美為主帥,楊業(yè)為副帥,出雁門關(在今山西代縣)取云州(今大同),然后會師幽州。戰(zhàn)爭開始時,三路軍隊節(jié)節(jié)勝利。但因各軍之間缺乏必要的協(xié)調,指揮不力,歧溝關(今河北涿州)一戰(zhàn)大敗,楊業(yè)負傷被俘、絕食而死。雍熙北伐失敗。
澶淵之盟 “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的失敗,使北宋統(tǒng)治者失去了收復幽云諸州的信心,從此對遼采取消極防御的方針,遼兵則不斷南侵。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遼圣宗及其母蕭太后率二十萬大軍南下,圍攻定州。宋朝君臣大驚,有的大臣建議真宗南逃,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堅持請真宗北上“親征”,以鼓舞士氣,打退遼兵。真宗勉強同意這個意見,于十一月率眾親征。這時,遼軍已到黃河北岸,宋軍迎至澶(chán蟬)州(今河南濮陽),與遼軍對壘。前軍用伏弩(床子弩)射死在陣前視察地形的遼軍統(tǒng)帥蕭撻覽,大挫遼軍銳氣。宋真宗登上澶州城督戰(zhàn),宋軍士氣大振。遼方恐懼,有意退兵,于是雙方議和。議定: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宋每年納給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遼邊境維持舊狀,仍以白溝河(今河北巨馬河)為界。史稱此議為“澶淵之盟”。
宋遼和平相處 “澶淵之盟”以后,宋遼兩國進入和平相處的時期。
景德二年(1005年)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縣)、安肅軍(今徐水)、廣信軍(今徐水東),遼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縣),分別置榷場,進行雙邊貿易。宋遼雙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喪事等,都互派使者來往。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北宋末年,時長百年之久。宋遼邊境安定,生產有所恢復和發(fā)展。當時的人這樣評論:“(遼)與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yǎng)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zhàn)斗?!雹?br>
三、北宋與西夏的對峙
西夏建國 西夏國為黨項族所建。黨項族是羌族的一支。也稱黨項羌,原在今青海、甘肅、四川三省邊境地區(qū),過著游牧生活。唐初,黨項族各部落中,以拓跋部最為強大。在其帶領下,黨項各部落先后歸附唐朝。唐在其地設都督府和州,賜拓跋部酋長李姓,以其為都督。后來黨項族為吐蕃所迫,漸遷至甘肅東部陜西北部。唐末,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因參與鎮(zhèn)壓黃巢起義有功,被復賜李姓,封夏國公、夏州節(jié)度使。五代時,黨項乘中原混亂,擴充勢力,以夏州(今陜西橫山)為中心,割據一方。宋初,黨項委蛇(wēiyí威移)于宋、遼之間,接受雙方封賜,但主要是聯(lián)遼抗宋。宋真宗時,考慮到同時對遼和黨項作戰(zhàn),人力、物力都難于應付,便對黨項妥協(xié),授黨項首領李繼遷以夏州刺史、定難軍節(jié)度使,轄夏、銀(今陜西榆林東南)、綏(今綏德)、宥(今靖邊東)、靜(今米脂東)五州之地。此后,李氏以五州為基地,繼續(xù)擴張,并攻陷宋的西北重鎮(zhèn)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改稱西平府,作為其政治中心。李繼遷子德明在位時,主動向宋求和。宋封他為定難軍節(jié)度使、西平王,每年給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并開展雙邊貿易??墒牵畹旅魅允苓|封,為夏國王。宋乾興元年(1022年),黨項在靈州懷遠縣建新城,稱興州,遷都于此。宋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派其子元昊領兵攻下原為回鶻、吐蕃占據的甘州和西涼府。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也加封德明為夏國王,承認其割據的合法性,不久,德明死,元昊繼位,繼承向吐蕃、回鶻進攻,先后占據了瓜州(今甘肅安西東南)、沙州(今敦煌)、肅州(今酒泉)。這時,李氏統(tǒng)治的領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①包括夏、銀、甘、涼等十幾州,沃饒的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qū)均在控制之下,黨項族的經濟逐步轉向以農業(yè)為主。
西夏的制度 西夏國的建立者李元昊是黨項族杰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通曉佛學和蕃、漢文字,熟悉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注意吸收先進的漢文化,在西夏國所立制度,基本上仿照宋制。中央設置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和御史臺,分掌行政、軍事、財政和監(jiān)察。還有農田司、群牧司、文思院等機構,分掌庶政。官員則由黨項貴族和漢人分別擔任,另有一些官職專授黨項人。中央還設置“蕃學”和“漢學”,分別選蕃漢官吏子弟入學,以科舉取士。地方上亦同宋制,設府、州。軍事上實行征兵制,每二丁取正軍一人,總兵力有幾十萬。西夏還仿漢字形體,創(chuàng)造西夏文字,通令全國使用。在夏國統(tǒng)治的二百年中,西夏文一直使用。夏亡后,仍長期流傳。
北宋與西夏的和戰(zhàn) 元昊稱帝后,要求宋廷承認,但遭拒絕。雙邊貿易亦中止,宋、夏關系急劇惡化。從宋康定元年(1040年)開始,元昊連年發(fā)動對宋戰(zhàn)爭,北宋連遭失敗。
宋朝被迫讓步,謀求與夏和好。西夏雖然連勝,但也多有傷亡,財力難以支持,國內人民普遍厭戰(zhàn);加上夏、遼關系破裂,為避免兩面受敵,也愿與宋議和。于是,宋、夏在慶歷四年(1044年)簽定和約:元昊取消帝號,對宋稱臣,由宋冊封為夏國主;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重開沿邊榷場互市,恢復民間商販往來。
四、王安石變法
1.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
北宋前期,社會比較穩(wěn)定,各種事業(yè)都有所發(fā)展??墒?,社會的各種矛盾也在發(fā)展之中。至仁宗(1022—1063年)時,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主要表現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造成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二、在社會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賦役苛重,促使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冗官冗兵冗費 “冗官”問題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經出現了。當時,宋太祖為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級官僚機構及其官員權力的制度或辦法,致使各級政府機構重疊,官吏人數大增。同時,北宋統(tǒng)治者還實行恩蔭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親戚甚至門客不經選舉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擴大科舉規(guī)模,每科總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錄取做官。因之,官僚隊伍迅速膨脹。
北宋初,內外官僅幾千人;到仁宗皇佑年間(1049—1053年),已達到兩萬多人;到嘉佑年間(1056—1063年),更“十倍于國初”①。人浮于事的現象十分嚴重?!熬悠涔俨恢渎氄撸0司?。”②
“冗兵”問題是由所謂“養(yǎng)兵政策”造成的。北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防止破產農民鋌而走險,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萬的流亡農民招募為禁軍或廂軍。因此,職業(yè)兵人數直線上升。太祖開寶年間(968—976年)有兵三十七萬八千,仁宗皇佑(1049—1054年)時竟達一百四十萬,八十年間兵員增加了兩倍半。如此龐大的軍隊,遠遠超過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長期無事可干,游手好閑,軍隊素質低下。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積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費”問題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來就對官吏和軍士的待遇優(yōu)厚,政府財政開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況日益嚴重,致使財政開支猛增。其二是對遼和西夏的戰(zhàn)爭失敗,每年輸巨額“歲幣”。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間,國家每年收入為二千幾百萬緡,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慶歷(1041—1048年)年間,歲入已高達一億幾千萬緡,但卻入不敷出,差額常在三百萬緡以上。這種現象產生后,北宋政府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統(tǒng)治者們就用各種手段壓榨勞動人民,致使廣大勞動人民貧困破產“冗費”問題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國窮的“積貧”局面的主要原因。
土地高度集中 北宋建國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數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農村人口分為主戶和客戶,主戶指占有土地交納賦稅的人,客戶則指無地而耕種地主土地的佃戶。主戶又有官戶、民戶之分,官戶也叫形勢戶,即品官之家,有減免賦稅等特權。民戶為平民之家,依土地財產多少分為五等。在北宋總戶數中,地主階級,也就是官戶和民戶中的一、二、三等戶合計,充其量不過百分之十,然而他們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國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民階級,也就是民戶中的四、五等戶和全部客戶合計,約占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約百分之五為城鎮(zhèn)居民),卻僅占有全國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農民只好耕種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繳納的地租約占收獲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區(qū)甚至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這種狀況,大大加深了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
賦役苛重 廣大農民不僅遭受地主階級的沉重剝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殘酷壓榨。北宋的賦稅主要有二稅(田稅,分夏秋兩季征收)、雜變之賦(雜稅)、丁口之賦(丁口稅,總稱身丁錢米),在納稅時,又有支移、折變、加耗、義倉稅等額外盤剝。在賦稅之外,還有徭役、差役負擔。差役也叫職役,是主戶輪流到政府部門服勞役,其名目繁多。因為官戶有免役特權,一般地主也常常設法逃避當差,所以應役者主要是自耕農、半自耕農。徭役則不分主、客戶,一律承擔。其項目亦很多,服役時間視需要臨時決定。
王小波、李順起義 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廣大農民已無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義上百次,參加者有農民、士兵、少數民族。特別是到了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強于一火。”①其中規(guī)模較大、影響深遠的一次是發(fā)生在今四川地區(qū)的由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
王小波、李順起義發(fā)生在淳化二年(992年),當時,正逢四川大旱,糧食欠收。官府的賦稅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積居奇,乘機漁利。廣大人民生活無著,階級矛盾急劇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農王小波在故鄉(xiāng)青城縣(今四川灌縣南)領導旁戶農民起義。他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雹诘玫綇V大農民的響應,起義軍很快發(fā)展到萬人以上,占據了青城、彭山等縣。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軍北上,在江源縣(今崇慶縣東南)大敗宋軍。但王小波在作戰(zhàn)中不幸犧牲,起義軍推其妻弟李順為首領,繼續(xù)戰(zhàn)斗。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順率軍攻下成都,建立政權,起義軍發(fā)展到數十萬人。北起劍門,南至巫峽的廣大地區(qū),都處于大蜀政權的控制之下。五月,宋太宗派大軍圍困成都,最后城被攻破,義軍死者三萬余人,李順生死不明,起義失敗。
王小波、李順起義的意義不僅在于沉重打擊了北宋王朝的統(tǒng)治,他們提出的“均貧富”的口號的影響尤為深遠,是發(fā)展了唐末農民起義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對改變“貧富不均”的社會狀況的要求。
發(fā)生在慶歷年間較大的農民起義有山東的王倫起義,陜西的張海、郭邈山起義,湖南的瑤、漢人民起義,河北的王則起義等,都有廣大農民響應,但亦都相繼失敗。
慶歷新政 為了解除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北宋的統(tǒng)治集團中一些有作為的政治家曾提出過各種改革意見。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他在富弼、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奏疏,提出十項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僥幸,(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采納了這一方案,并詔行全國。但是由于改革觸犯了大官僚地主們的既得利益,從一開始就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對。他們無中生有地攻擊范仲淹專權,結黨營私;甚至誣告范仲淹想廢黜皇帝。結果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先后貶至外地,新政也宣布撤銷。此事因發(fā)生于慶歷年間,史稱“慶歷新政”。這次改革雖然失敗了,但卻為后來的“王安石變法”揭開了序幕。
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42年,總共有23位宰相。
在這23位宰相中,有一個水平最差、文憑最低的官二代宰相,他就是陳執(zhí)中。
陳執(zhí)中洪州南昌人,是宋朝頂尖官二代,他爹陳恕是宋太宗朝的參知政事,因為他爹的關系,他蔭封為官。
在宋朝宋朝文官入仕有“有出身”與“無出身”兩種方式。
有出身,指的是通過獲得進士或類似功名的途徑入仕,以進士為主,這是憑真才實學考來的。
無出身,主要就是靠父輩蔭封而來,老爹是官,兒子也是官,這是靠投胎技術來的。
在宋朝,靠投胎當個官很容易,只要你爹是個像樣的官,你都能蔭封為官;可要想當宰相,就得靠真才實學,大宋拒絕無才無能的官二代當宰相。
整個宋朝歷史上,以無出身入仕能做到宰相的,除了像趙普、沈義倫這些開國宰相,就只有呂端、陳執(zhí)中、韓侂胄三個人。
由此可見,陳執(zhí)中這人有多傳奇,那陳執(zhí)中這個官二代是怎么成為宰相的呢?
事情得從宋真宗說起,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已經成為了一個瘋子,當時大宋臣民都想立太子,安定人心,但誰都不敢首先提這事。請立太子這事,固然可以討好太子,可也會得罪皇帝。
就在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的時候,陳執(zhí)中玩了把大的,富貴險中求,別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沒什么好失去的,再說宋真宗就一個兒子,這顆獨苗早晚會被為太子,早晚會成為皇帝。就算現在他因為勸立太子,得罪了宋真宗,可他也能討好將來的皇帝。
于是,陳執(zhí)中再三考慮下,決定豁出去了。不久,他就非常巧妙的勸宋真宗早立太子。這下陳執(zhí)中賭對了,宋真宗被說服了,于是陳執(zhí)中馬上被提拔為右正言。然后一個月之后,宋真宗六子、也是獨子趙受益被冊封為太子,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宋仁宗。陳執(zhí)中就此為宋仁宗立下?lián)砹⒅?,成為宋仁宗從龍功臣,并躋身資善堂,加入宋仁宗的老師團隊。
很多時候一個選擇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正是這個選擇改變了陳執(zhí)中的命運。
宋仁宗繼位后,陳執(zhí)中頂著帝師和擁立之功的光環(huán),仕途進入快速通道,不斷升官,積累了深厚的資歷。
寶元元年(1038年),陳執(zhí)中擔任樞密副使,一個無出身的官二代,竟然成為了宰執(zhí),陳執(zhí)中造就了大宋官場的一個神話。
但就在這時,黨項人首領李元昊跳出來造反了。于是怎么抵抗李元昊,成為陳執(zhí)中應盡之責。
結果宋夏戰(zhàn)爭爆發(fā)后,大宋輸得那叫一個慘。陳執(zhí)中身為西府宰執(zhí)必須出來背鍋,被罷相貶官。
康定二年(1041年),好水川之戰(zhàn)爆發(fā),宋軍又是一場慘敗。戰(zhàn)后宋軍三大主官夏竦、范仲淹、韓琦都吃了掛落,陳執(zhí)中臨危受命擔任陜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成為抗夏戰(zhàn)場最高長官。但是他和夏竦極為不對付,兩人鬧得不可開交。
最后宋仁宗火了,將陜西四路一分為四,夏竦知鄜州,陳執(zhí)中知涇州,范仲淹知慶州,韓琦知秦州。而后河東保衛(wèi)戰(zhàn)爆發(fā),西夏前線,宋軍輸了個一塌糊涂。官家發(fā)現陳執(zhí)中打仗是真不行,西夏戰(zhàn)事你就別瞎摻和了。
慶歷二年(1042年),陳執(zhí)中改知陜州,而后改知青州。
但是陳執(zhí)中這人非常走運,第二年就爆發(fā)了王倫起義爆發(fā),王倫義軍肆虐數州。
但王倫起義看似鬧得很兇,可人數并不多,最先起事的時候就兩百人,這可是天賜良機,陳執(zhí)中打李元昊不行,打個王倫還不手到擒來?他馬上出兵搶功勞,來了個千里大追殺,橫跨今天山東江蘇安徽三省,最終在采石磯(今安徽省當涂縣)捕殺王倫。有了王倫千里送人頭,陳執(zhí)中立功了!王倫的腦袋成為他再次晉升宰執(zhí)的最大資本!
慶歷四年(1044年),在夏竦的陰謀設計下,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紛紛離京,于是陳執(zhí)中被晉升為參知政事,搖搖晃晃間,陳執(zhí)中又回來了。陳執(zhí)中一上任,支持慶歷新政的孫甫和蔡襄逮著他一頓噴,極力反對他擔任參知政事。本來嘛,陳執(zhí)中和慶歷新政毫無關系,這下被逼成敵人。慶歷新政這幫人的作死能力真TM是一絕!
很快陳執(zhí)中聯(lián)合宰相章得象、賈昌朝、王拱辰、夏竦等人的絞殺慶歷新政,新政徹底失敗,陳執(zhí)中坐穩(wěn)了位子。
慶歷五年(1045年)四月,陳執(zhí)中晉升宰相兼樞密使,成為僅次于首相賈昌朝之后的第二號人物,成為宋朝繼呂端之后,又一個無出身的宰相!這是陳執(zhí)中的榮耀,也是他的成就,他仕途達到頂峰。
回顧以往,陳執(zhí)中又怎么能想到自己這個官二代居然有朝一日成為宰相,其實陳執(zhí)中能力并不突出,絕非定國安邦之賢臣,他不要說比不上他爹陳恕,大宋有很多官員能力都遠超于他,他是宋仁宗眾多宰相中水平最差的。他之所以能成為宰相,主要是他資歷深厚。這也是宋朝官場的一個弊端,重資歷,輕才能。但不管怎樣,陳執(zhí)中登頂成功,榮升宰相。
到了慶歷七年(1047年)三月,首相賈昌朝和參知政事吳育不和,鬧得不可開交,結果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賈昌朝和吳育兩人一起被罷,而陳執(zhí)中成為首相。陳執(zhí)中真是喜從天降,笑得合不攏嘴,這運氣來了擋都擋不住,合該自己發(fā)達。可還沒等陳執(zhí)中慶祝,很快他就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老規(guī)矩,異論相攪又來了,宋朝皇帝最喜歡給宰相摻沙子,弄一些反對派和宰相搭班子。這次也不例外,在陳執(zhí)中成為首相的同時,宋仁宗也有意讓夏竦擔任宰相。
夏竦什么人?陳執(zhí)中的死對頭!兩人在西北的時候就鬧得有你無我的地步,這會一起搭班子還能有好?陳執(zhí)中強烈反對!最終宋仁宗和稀泥,夏竦不當宰相了,擔任樞密使!
陳執(zhí)中心中怒火萬丈,但絲毫沒有辦法。
陳執(zhí)中知道自己這位子難做了,夏竦能給他好臉色嗎?果然,夏竦一當樞密使,繼續(xù)和陳執(zhí)中斗。也不知道是夏竦太厲害,還是陳執(zhí)中太慫,陳執(zhí)中以首相之位竟然被夏竦搶了風頭!
慶歷八年(1048年)宮中爆發(fā)一場離奇的刺殺案,宋仁宗有意立張貴妃為后,夏竦趁機給陳執(zhí)中挖了好大一坑。在張方平提醒下,陳執(zhí)中沒敢往下跳,不敢給宋仁宗廢曹皇后背鍋,讓宋仁宗大為不滿。這下陳執(zhí)中倒霉了,正好當時來了一場然后持續(xù)一年多的黃河泛濫。
陳執(zhí)中一點辦法沒有,賑災工作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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