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明朝如何造就愛經倫的皇子和太監(jiān)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卑微，沒有太多的學識。俗語說，缺什么補什么，在這位草根皇帝的英明領導之下，昔日的大明朝上啟皇子，下至太監(jiān)，開始了一場熱熱鬧鬧的經籍刊刻工程，由此為后世留下了備受藏家珍視的“藩刻本”和“經廠本”。

眾藩王刊刻傳世珍品“藩刻本”

藩府刻書是明代版刻中的一大亮點。

據史載，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統(tǒng)治，采取分封同姓的制度，將皇子皇孫分封到各地。這些藩王俸祿優(yōu)厚，還握有兵權。然而自燕王朱棣發(fā)兵靖難奪取皇位后，中央深知藩王統(tǒng)兵之害，便采取種種措施，削奪兵權，限制他們的自由，如不許在京任官，不許應試科舉等等，迫使藩王遠離政治。于是，藩王們沉湎于琴棋書畫，有的利用自己充裕的財力和豐富的藏書，刻書傳世，即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后世”。

明王朝先后封王60余個，其中一半以上曾經刻書。比較著名的有蜀藩、寧藩、周藩、吉府、遼府、趙府、德府、魯府、晉府、徽藩、楚藩、鄭藩、潞藩10多個藩府。

寧藩獻王朱權乃朱元璋第十七子，自號臞仙、涵虛子、丹丘先生。洪武十一年（1378）封王，就藩大寧，永樂中遷南昌。他天資聰穎，好古博學，既通經史，又旁通佛道，對音樂戲曲尤有研究，著有《太和正音譜》，是音樂史名著。后人曾編著《寧藩書目》1卷，記錄刻書多達137種，由此可見藩王刻書之一斑。

下面我按時間順序舉幾個藩府刻書實例。

永樂年間，周藩刻《普濟方》；

洪熙元年（1425），寧藩朱權刻《臞仙神奇秘譜》3卷，琴譜，海內孤本，現藏上海圖書館；

正德十年（1515），吉府刊《新書》；

明秦藩本《史記集解索引正義》嘉靖八年（1529），遼藩刻《東垣十書》；

嘉靖十二年（1533），周藩刻《誠齋集》4卷、新錄1卷（牡丹百詠、梅花百詠、玉堂春百詠各1卷，周藩憲王朱有燉詩文集，刊刻距去世已近百年）；

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在西安刻《史記》，以黃善夫本為底，與王延喆所刻同出一源，刻印俱佳；

嘉靖十四年（1535），徽藩刻《錦繡萬花谷》；

嘉靖十六年（1537），晉藩刻《元文類》；

嘉靖十七年（1538），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

嘉靖二十三年（1544），蜀藩刻《欒城集》；

嘉靖三十年（1551），徽藩刻《詞林摘艷》10卷，寫體上版；嘉靖四十四年（1565），魯藩刻《抱樸子》。這兩者都是藩刻本中的佼佼者。

嘉靖年間還有趙府味經堂刻《書傳會選》、《嚴氏詩輯》，趙府居敬堂刻《補注釋文黃帝內經素問》；趙府冰玉堂刻《六臣注文選》；

萬歷元年（1573），益藩刊《玉篇》；

萬歷二十四年（1596），鄭藩刊《樂律全書》。

藩府刻書，兼具官刻和私刻性質，時間長、種類多、數量大、質量高，所以，受到后世藏書家珍視。

明秦藩本《史記集解索引正義》

明代宦官刊刻“經廠本”

提起宦官，人們多無好印象。但明代宦官在印刷史上做了件有益后世的事，就是刻印諸經，史稱“經廠本”。

司禮監(jiān)是明初設立的十二監(jiān)之一，其地位最高，在十二監(jiān)中為第一署。司禮監(jiān)首長與宰相地位相等，可見其勢力之大。司禮監(jiān)下設有漢經廠、番經廠、道經廠。漢經廠?？探浭纷蛹牟繚h文書籍，番經廠刻佛經之類，道經廠則刻道藏。后人多將司禮監(jiān)所刻之書稱為“經廠本”?！敖洀S本”特征明顯，黑口、白紙、趙體字，頗具元刻本遺風；書品寬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錢；初印本卷首多鈐有“廣運之寶”的紅色方印。它紙墨上乘，裝潢講究，形式雖然美觀，可惜主事者多為太監(jiān)，文化程度不高，故校讎不精，后代藏書家不甚重視，文獻價值并不高。但時至今日，歷經四五百年，其歷史文物價值卻不容忽視，亦當以善本視之。據我所知，有這么幾部：

正統(tǒng)十二年（1447）的《四書章句集注》（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易傳》、《五倫書》、《禮記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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