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一個「正眼看世界」的人被時代拋棄了

?1840年代的晚清，有兩本“開眼看世界”的著作，《海國圖志》與《瀛環(huán)志略》。

它們幾乎同時完成。前者的成書時間是1842年（五十卷本）、1847-1848年（六十卷本）、1850年代（百卷本）；后者的初稿完成于1844年，初刻本問世是在1848年。兩書的作者，魏源與徐繼畬，也幾乎相當于同齡人。魏源的生卒年是1794-1857；徐繼畬的生卒年是1795-1873。魏只比徐大了1歲。

遺憾的是，這兩個同齡人，同時開眼看世界，看到的世界，卻大不相同。

圖：《海國圖志》1847年刻本

比如，魏源接受了“大地如球”之說，不再堅持傳統(tǒng)的天圓地方?！逗鴪D志》中也載有西方的半球圖。但他不能認同西洋地圖將地球劃分為歐、亞、美、非、奧五大洲（南北美洲合一，缺南極洲），反援引佛典進行考據(jù)，認為地球只有四個洲——東勝神洲、西牛貨洲、南贍部洲與北具廬洲。亞歐非是南贍部洲；美洲是西牛貨洲，因為那里盛產(chǎn)金銀，鑄成貨幣流通世界；東勝神洲與北具廬洲在北極之海與南極之海當中，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

繼而，魏源還論證說，南贍部洲是“四洲之冠”，中國是南贍部洲中最尊貴的“東方人主”。印度是“南方象主”，蒙古是“北方馬主”，西洋是“西方寶主”，都不如“東方人主”尊貴。

這種牽強附會的考據(jù)背后，潛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優(yōu)越感”。

《海國圖志》中的“夷狄”一詞，最能體現(xiàn)魏源的這種文化優(yōu)越感。

按魏源自己的說法，此書的編纂目的，本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而夷人之所長僅限于技術(shù)層面，文化禮教是萬萬不及中國的。書中，魏源援引了自明朝而下至乾隆時代的諸多中文資料，考證認定“西洋教”乃是“雜學(xué)”，它的教義抄襲自佛教——“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傳教士來到中國后，又抄襲儒學(xué)來改善自己的文辭——“后既入中國，習(xí)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

圖：魏源

魏源還援引中文世界的各種道聽途說，將來華傳教士的活動描述為以邪術(shù)惑人，說教民入教前，要吞吃一枚藥丸，日后若泄露邪術(shù)，就會排泄出一個“女形寸許、眉目如生”的東西；又說傳教士會拿小刀挖取教徒的眼睛，用來煉銀——“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唯其銀必華人睛點之乃可，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圖：《海國圖志》關(guān)于傳教士剜眼煉銀的記載

類似的偏見，在《瀛環(huán)志略》中要淡薄許多。

書中，徐繼畬也說過“坤輿大地以中國為主”這樣的話。但徐并沒有像魏源那樣，主動撰寫長文去論證這一點。據(jù)友人張穆與徐的通信，徐寫下這種句子的目的，是規(guī)避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輿論風(fēng)險——收到《瀛環(huán)志略》的書稿后，張穆曾寫信勸告徐，要他將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皇清一統(tǒng)輿地全圖》收進書中，且放在卷首；告誡他要吸取明朝的徐光啟、李之藻的歷史教訓(xùn)，這兩位沒有這樣做，“遂負謗至今”。徐接納張穆的建議，在卷首放了一張以“拱極朝宗”為主旨，也就是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地圖。

圖：《瀛環(huán)志略》

較之《海國圖志》，《瀛環(huán)志略》極少使用“夷”“胡”“狄”之類帶有文化貶損涵義的詞。這當中存在一個具體的變化過程。該書手稿早期名為《考略》，內(nèi)中有許多“夷”字，如英吉利一節(jié)2429個字，就有21個“夷”字。后增補修訂，更名為《志略》出版，英吉利一節(jié)增至7620個字，“夷”字已被全部刪除。徐繼畬有意識地使用“泰西”、“西洋”、“西國”這類中性詞，取代了當時的中文知識界慣用的“夷狄”；時人慣用“夷酋”之類字眼來稱呼外國來華官員，徐繼畬也有意識地改成了“英官李太郭”這種中性詞。

“夷”字在晚清的正式棄用，是1858年。該年，中英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內(nèi)中第51款規(guī)定，此后所有的公文，言及英國官民，一律“不得提書夷字”。這是魏源去世的第二年，《瀛環(huán)志略》出版后的第十年。

圖：《海國圖志》的后期版本引用過《瀛環(huán)志略》

與魏源執(zhí)著于將“西洋教”論證為“雜學(xué)”不同，徐繼畬對“西教”沒有抵觸情緒。他比較過佛教、西教與儒學(xué)。他講，儒學(xué)自然是好東西；佛教“以慈悲為主”，也是好東西；摩西十誡“雖淺近而尚無怪說”，也是好東西；西教講神跡，但“無惡于天下”，主旨也是“勸人為善”，與摩西十誡差不多，也是好東西。徐不抵制西教，與他受了幾十年的儒學(xué)教育，對儒學(xué)有著很深的文化自信有關(guān)。所以他又說，傳教士們來中國，“特欲行其教于中華，未免不知分量”，實在是不自量力。

這種“愿意承認別人的東西也很好”的心態(tài)，還見于徐繼畬對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華盛頓的盛贊。在《瀛寰志略》第九卷《北亞墨利加米利堅合眾國》中，徐繼畬說，華盛頓“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chuàng)為推舉之法”，實在是偉大，像極了中國傳說中才有的天下為公；他還說，該國“幅員萬里，不設(shè)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guī)，公器付之公論”，實在是古今未有的制度，很神奇。

百卷本《海國圖志》摘抄轉(zhuǎn)帖了《瀛寰志略》對美國的介紹，卻刪去了徐繼畬稱贊華盛頓一節(jié)。

圖：徐繼畬贊華盛頓中文石碑，嵌于華盛頓紀念碑內(nèi)

兩書的上述區(qū)別，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是魏源與徐繼畬的人生履歷大不相同。

1844年之前，魏源雖在官場，但長期只是給人做幕僚幫辦；1844年中舉之后，也只做過知縣、知州。他欠缺與“洋務(wù)”的直接接觸，《海國圖志》主要是一種資料匯編工作。徐繼畬則不然，1843年時他已是福建布政使，以朝廷專派員的身份，負責辦理廈門、福州兩個開放口岸的對外通商事宜。直接負責辦理涉外事務(wù)，自然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究竟是何模樣，《瀛環(huán)志略》正是基于這種需要而撰寫。

與魏源埋頭于大量似是而非的中文資料不同，徐繼畬與雅裨理、李太郭、阿禮國等來華外國人有密切的交往，不斷向他們求教、索取關(guān)于外部世界的資料，并做交叉求證（并不是說魏源沒有與外國人做過接觸，但與徐繼畬相比，他的接觸很有限）。雅裨理在日記中，曾如此記述徐繼畬：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現(xiàn)得恰如其分。很明顯，他已經(jīng)獲得了相當多的知識。他了解世界各國狀況的愿望，遠比傾聽天國的真理熱切得多。他畫的地圖還不夠準確，他不僅查對經(jīng)緯度以便標出確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標放在搜集關(guān)于各國的一般性知識上——版圖的大小、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商務(wù)關(guān)系，特別是同中國的商務(wù)關(guān)系。他對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考察比對其他國家更為認真仔細。”直接的接觸，勝過間接的聽聞。一個負責具體外事的實干派官員，基于工作需要而展開的資料搜集與整理，比文化人做的資料匯編更客觀、更理性，是很正常的事情。

圖：雅裨理

但這種客觀與理性，給徐繼畬和《瀛寰志略》，帶來了迥異于魏源和《海國圖志》的命運。

《瀛寰志略》1848年初次出版，即受到了時人的非議。帝師史策先抨擊這本書“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說自己“初見此書”就生氣，“即擬上章劾之”，就想寫奏章彈劾作者徐繼畬。曾國藩也在給左宗棠的信中批評這本書，說他“頗張大英夷”，長英國人的志氣，滅了中國人的威風(fēng)。1858年，徐繼畬在給友人的書信中無奈寫道：

“弟在閩藩任內(nèi)，偶著《瀛寰志略》一書，甫經(jīng)付梓，即騰誹議?！?/strong>

這種非議，嚴重影響到了徐的仕途。

有人從他的書中摘出“（日耳曼）殆西土王氣之所鐘歟”一句，將“西土”二字略去，攻擊他妄稱王氣已不在中國；有人摘出他稱贊華盛頓的言辭，說他“故意不當敘述文，而混為議論，含有贊成之意”，是想要挑戰(zhàn)愛新覺羅的皇權(quán)。在1850年的“神光寺事件”中，已因《瀛寰志略》而聲名狼藉的徐，被一眾官員聯(lián)名彈劾，罪名是袒護“夷人”與“漢奸”（清廷將不利于其統(tǒng)治的漢人統(tǒng)稱為“漢奸”，即“漢人中的奸賊”，與今意有一些區(qū)別），引發(fā)道光皇帝震怒，將之降職。咸豐皇帝上臺后，又追查歷史問題，將其徹底罷職。

此后的十余年中，《瀛寰志略》也未能再版。

圖：徐繼畬

魏源與《海國圖志》的命運要好很多。

晚清的士林領(lǐng)袖李慈銘，同時讀了《瀛寰志略》與《海國圖志》。對于《瀛寰志略》，他的評價是：作者“輕信夷書”，動不動就用“雄武賢明”這樣的詞匯，來形容以華盛頓為代表的“泰西諸夷酋”；且作者是封疆大吏，寫這種書被外國人看到，實在是有傷國體；對徐繼畬因該書被罷職，李慈銘也是拍手叫好，以“宜哉”兩字做結(jié)。對于《海國圖志》，李慈銘的評價卻是“奇書”，重點贊頌了魏源主動撰文“以抉天主教之妄”的做法，且惋惜“魏氏此書初出時”，朝廷沒有在政策上做相應(yīng)的跟進。

李慈銘的這種褒貶，代表了晚清知識界多數(shù)人的看法。

這兩本書引起的國際關(guān)注，則與它們在國內(nèi)的遭遇完全相反。

1867年，因感于《瀛寰志略》對美國的敘述，美國總統(tǒng)安德魯決定贈給徐繼畬一幅華盛頓畫像，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在北京主持了贈送儀式。

二十八年后，也就是1895年，以慕維廉為首的20名來華傳教士，聯(lián)名寫了一封抗議信給總理衙門，請其轉(zhuǎn)交給光緒皇帝。信中稱，現(xiàn)在民間的教、民沖突如此之多，與“新刻之《經(jīng)世文續(xù)編》及《海國圖志》等書”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書中有許多污蔑、詆毀之語，讀書人信以為真，再編成“俚詞”在底層民眾當中流行，許多人“誤懷義忿”，生出種種缺乏事實依據(jù)的憤怒。慕維廉等人要求皇帝下旨辦三件事，來消弭民間的這種沖突，第一件事就是將《海國圖志》等書中的不實文章“鏟除禁止”。但總理衙門無意響應(yīng)這種要求，他們的回復(fù)是：《海國圖志》不難查禁，但消滅謠言的最佳辦法是“自修”，若自己“無可議”，何須擔心誹謗指責。

以上種種，并非苛責《海國圖志》，魏源和他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歷史價值；而是在遺憾：與它同時誕生的，更客觀更理性的《瀛寰志略》，卻從時代中消失了。這種消失，并非迫于外力，而是晚清知識界的自主選擇。《瀛寰志略》是被時代主動淘汰掉的，時代正在“開眼看世界”，但時代不愿跟隨徐繼畬的腳步，去“正眼看世界”。

參考資料

①鄒振環(huán)，《譯名試評》，收錄于《疏通知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61頁。

②《總署奏代遞英美兩國教士條陳中國教務(wù)折 附李提摩太等奏折》，收錄于《清季外交史料 5》，湖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第2351-2355頁

③章鳴九，《與比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01期。

④曾燕、涂楠編著，《撬動中國向近代轉(zhuǎn)型的堅實支點：徐繼畬“大變局”認識與涉外實務(wù)研究》，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12。

⑤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xiàn)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李棟，《鴉片戰(zhàn)爭前后英美法知識在中國的輸入與影響》，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

⑦方聞/編，《清徐松龕先生繼畬年譜》，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