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于名門望族。父親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選入文學館,充當國事顧問,為著名的十八學士之一。褚遂良以書法見長,是“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
褚遂良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李世民臨死時,授予他托孤重任。然而,在藝術(shù)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他,在政治上卻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過了100年后,他的忠誠才得到認可。
學識淵博 堅持原則
褚遂良出身官宦之家,從小“博涉文史”,擅長書法,“工隸楷”。誰也沒料到,正是憑借功力深厚的書法,讓他成為朝廷重臣。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府里任鎧曹參軍,掌管兵器鎧甲等事務。這個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酷愛書法,貞觀十二年(638),他一直視為師長的大書法家虞世南去世了,這讓他特別難過:“虞世南死后,再也找不到人談論書法了!”大臣魏征聽后,對他說:“褚遂良的字寫得很好,下筆遒勁,有幾分王羲之的感覺?!碧铺谙渤鐾猓纯倘蚊宜炝紴椤笆虝?。
褚遂良不僅書法水平一流,他的學識同樣淵博。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疑惑地問褚遂良說:“舜造過漆器,大禹雕琢過切肉的砧板,當時勸諫舜、禹的有十余人,食用器物這樣的小事,大臣們?yōu)槭裁纯嘀G呢?”褚遂良回答說:“不能鼓勵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會妨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要是漆器流行起來,以后就一定有人會用金子、玉石來造器具。過分浪費,國家就離危亡不遠了。所以諍臣必定勸諫事情漸發(fā)的開端,到它發(fā)展到極點,就沒有什么可以再去勸諫的了。”唐太宗聽了,不住地點頭。褚遂良總是這樣旁征博引,談古論今,令人信服,后來唐太宗感慨地說:“把道理講好,也是要靠學識的。遂良博識,讓人十分敬重?!?/p>
褚遂良不但學識淵博,性格也極為耿直,敢于堅持原則,有時連唐太宗的面子也不給。古代皇帝,每天的言行舉止會被記錄下來,作為史料留存,褚遂良有段時間就負責這個。
有一天,唐太宗問褚遂良:“你記的那些東西,我能看看嗎?”褚遂良回答說:“今天之所以設(shè)立我來記錄這些,就是充當古時左右史官的作用,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還沒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呢。”唐太宗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褚遂良回答得十分干脆:“臣的職責承載在筆上,皇上您的言行我是一定會記錄的?!?/p>
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想親征高麗,平定遼東,褚遂良鑒于隋亡的歷史教訓,舉諫說,不可遠征,以防不測。唐太宗不聽,褚遂良就再次上疏,認為皇帝親征不合情理:“臣把史籍都翻了一遍,從古至今,當皇帝的還沒有親自去打遼東的,派大臣去打,倒是有此先例”,所以“派兩名勇將,發(fā)兵四五萬”就可以了。
然而,唐太宗一意孤行,結(jié)果損失慘重,以失敗告終。在回師途中,唐太宗對勞師遠征深表后悔,回來后提拔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與朝政。后來,又任命他為中書令,褚遂良成了唐代政壇上的重臣。
托孤之臣 冒死直諫
貞觀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唐太宗把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對他們說:“當年漢武帝托孤于霍光,劉備托孤于諸葛亮,我以后的事,都托付給你們了?!庇洲D(zhuǎn)頭對太子李治說:“有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在,國家之事,我就放心了?!?/p>
褚遂良成為托孤之臣,是因為他是李治最強有力的維護者。前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廢黜,朝臣多認為九皇子晉王李治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選,但唐太宗更喜歡四皇子魏王李泰。有一天,他對近臣說:“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懷抱說:‘我到今天才得以成為陛下最親近的兒子,此為我再生之日。我只有一個兒子,百年之后,一定為陛下殺了他,把王位傳給晉王?!缸拥膫惱?,原應當是天性,我見他這樣,非常垂憐他。”大家聽了,面面相覷,都沒說什么,唯獨褚遂良走上前說:“您也是君王。哪有執(zhí)掌政權(quán)的君王,殺死自己的兒子,傳位給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幡然醒悟,當天立李治為皇太子。
李治即位后,對褚遂良非常感激,封其為河南縣公,第二年又升為河南郡公。永徽四年(653),褚遂良被拜為尚書右仆射(相當于宰相),執(zhí)掌朝政大權(quán)。然而李治做夢也想不到,因為立皇后的問題,褚遂良成了他最大的絆腳石。
永徽六年(655),李治想要廢黜王皇后,冊立武則天為皇后。有一天,他傳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和于志寧四位重臣入內(nèi)殿開御前會議。這些人事前得到消息,商議如何勸諫,但誰也不想放這頭一炮,褚遂良主動請纓說:“我來吧。我奉先帝遺詔輔佐陛下,如果不盡愚忠,無臉去見先帝。”
李治一開口,就把廢后的理由提得很充分:“罪莫大于絕嗣,皇后久未生育,而武昭儀生有皇子,眾位卿家意下如何?”沒等別人開口,褚遂良第一個站出來說:“皇后系出名門,也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去世之際,曾拉著微臣的手說:朕現(xiàn)在將佳兒和佳婦托付給卿。當時陛下也在場,想必聽得很清楚。臣沒聽說皇后犯了什么過錯,豈可輕言廢立之事!臣絕不會為了曲意奉承陛下而違背先帝的遺命?!?/p>
任憑李治如何解釋,褚遂良就是不同意,當天的會議不歡而散。第二天,李治再次召集開會,褚遂良直言不諱地說:“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可以,但請另選他人。武昭儀曾侍奉過先帝,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又怎么能瞞得過呢?倘若立她為皇后,天下人將會作何感想呢?”
這句話說到了李治的痛處,他羞愧得沒有說話。褚遂良卻越說越激動:“愚臣觸犯了圣上的尊嚴,罪該萬死,只愿不辜負先帝的厚恩,哪里還顧性命。”說完把帽子摘了下來,還把上朝時執(zhí)的手板放到臺階上,說:“還陛下這個手板,我要告老還鄉(xiāng)!”李治大怒,命令侍衛(wèi)直接把他架出去,一直躲在幕后偷聽的武則天氣得不得了,喊道:“怎么不殺了這個老混蛋!”
最終,李治不顧褚遂良等人的反對,冊立武則天為皇后。褚遂良因為違背圣意,被貶為潭州(今湖南長沙)都督。顯慶二年(657),又貶到桂州(今廣西桂林)任都督。武則天還不解氣,不久又將他貶為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顯慶四年(659),褚遂良在流放中絕望地死去。
遭受非議 出于公心
在褚遂良的政治生涯中,也多遭受非議之處,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洎之死。
這件事,《劉洎傳》是這樣記載的:貞觀十八年,唐太宗親征遼東,命太子李治監(jiān)國,同時令劉洎、高士廉和馬周等重臣輔助太子。第二年,唐太宗因征遼失敗,急火攻心,身上長了一種毒瘡,回到定州時病情一度十分嚴重,生命岌岌可危。劉洎、馬周聞訊趕來探望,出來后,褚遂良問情況如何,劉洎悲傷地流下了眼淚,說:“圣體患癰,極可憂懼?!比欢宜炝己髞韰s跟唐太宗說:“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币馑际钦f,劉大人覺得現(xiàn)在國家之事不用憂慮。病中的唐太宗聽到這樣的話,心情可想而知。
病愈之后,唐太宗召劉洎詢問此事,劉洎據(jù)實以對,并說馬周也在場,可以為自己作證。太宗問馬周,馬周與劉洎說的一樣。然而褚遂良堅持說自己聽到的才是真的,唐太宗最后決定相信他,賜劉洎自盡。
這件事最大的爭議焦點,就在于褚遂良是不是誣告、陷害劉洎,如果是,他的動機何在?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他不相信褚遂良會陷害劉洎,理由有三:第一,褚遂良是忠直之臣,不會干出如此下作之事;第二,褚遂良與劉洎素無怨仇,沒有干這種事的動機;第三,記錄這段史實的《實錄》是許敬宗所修,而許敬宗與褚遂良關(guān)系不睦,很可能是他將劉洎之死歸咎于褚遂良。北宋學者孫甫、大文豪蘇軾等基本也持同樣看法。
然而司馬光以人品立論,斷然否認褚遂良有誣告之嫌,似乎并不太令人信服。褚遂良與劉洎雖然沒有個人恩怨,但在政治見解上并不一致。前太子李承乾死后,唐太宗在立儲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因此形成了支持魏王李泰與支持晉王李治的兩大政治勢力。褚遂良是李治的支持者,而劉洎則屬于李泰一派,因此不能排除褚遂良除掉政敵的動機。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這件事中,絕對沒有對個人私利的追求,否則在武則天的問題上,褚遂良如果頭腦稍微活泛一點,懂一點見風使舵,也就保住了高官厚祿,不至于落得客死他鄉(xiāng)的結(jié)局。
書品高超 承上啟下
唐朝初期,許多重大紀念活動所題碑文,多是由褚遂良操刀的。例如紀念長孫皇后的《伊闕佛龕碑》,紀念名相房玄齡的《房玄齡碑》,還有最有名的《雁塔圣教序》,分別為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親自撰文,足見褚遂良書法的地位。
褚遂良高超的書法水平,一方面在于個人的天賦,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史陵、歐陽詢、虞世南等大家的指導。再有,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狂熱愛好,也讓他受益匪淺。
唐太宗是王氏書法的鐵桿“粉絲”,曾懸賞重金收購王羲之的書帖,人們爭先獻上,以致良莠莫辨,真假難分。幸虧褚遂良對王羲之書法相當有研究,隨口就能說出書帖的淵源、出處,論據(jù)充分,鑒別書法的真?zhèn)魏敛缓?,結(jié)果再沒有人敢將贗品送來邀功。
貞觀六年(632)正月,太宗下令整理內(nèi)府所藏的鐘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跡,計1510卷,褚遂良自然是這次整理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為此他還編寫了《右軍書目》,藏于內(nèi)府。能夠見識到如此之多的王羲之真跡,讓褚遂良大開眼界,對他書風的形成帶來了重大影響。
蘇軾給褚遂良的書法概括了4個字:清遠蕭散。他的書法,從追求一種結(jié)構(gòu)之美,演進成了追求意境之美。虞世南書法講究“君子藏器”,在書寫的過程中不顯露明顯的運筆痕跡,褚遂良卻不同,清代人所寫的《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彼敢庹故具@種痕跡,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種明快的韻律。因此,有人說褚遂良則是一位“線條大師”,他的線條充滿生命,體現(xiàn)了一種飛動之美。唐代書家張懷瓘對此感嘆說:“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痹谒磥恚瑥鸟宜炝奸_始,書法已經(jīng)從“妍美功用”趨向“風神骨氣”,書法藝術(shù)也從古典主義邁向浪漫主義。
有趣的是,這種唯美主義傾向,已經(jīng)影響到褚遂良對紙墨的選擇。書法家講究紙筆用墨并不奇怪,然而縱觀古今書家,褚遂良對紙墨之追求,卻是非??量痰?。唐代人裴行儉曾說:“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睕]有好筆好紙,他寧可不寫。
在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不僅繼承了唐代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等的特點,更深得東晉王羲之書法的精髓。北宋米芾對唐代的書法家都有微詞,唯獨對褚遂良贊不絕口,說他“如熟馭戰(zhàn)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米芾的兒子米友仁說得更絕:“褚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最為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碧拼鷷翌佌媲洹⒀︷⒌榷荚鴰煆鸟宜炝?,宋代的黃庭堅、米芾、趙佶等,也從他的書法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yǎng)。
神龍元年(705),武則天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彌留之際,她下了道遺詔,里邊有這樣一句話,特別引人注目:“其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yè)?!边@相當于給褚遂良等人平反。武則天當過皇帝之后,閱遍群臣,她雖然恨褚遂良的迂腐,卻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與忠誠。貞元五年(789),在褚遂良去世百余年后,唐德宗下詔,將他的畫像繪于凌煙閣上,讓他享有與唐初的開國功臣們同樣的榮耀。
柳子厚墓志銘
韓愈?〔唐代〕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zhèn),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權(quán)貴,失御史。權(quán)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藍田尉。俊杰廉悍,議論證據(jù)今古,出入經(jīng)史百子,踔厲風發(fā),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jiān)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shè)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zhì)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shè)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zhì)。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jīng)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闭堄诔?,將拜疏,愿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jié)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fā)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yè)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后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cè)。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jié)概,重然諾,與子厚結(jié)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jīng)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p>
譯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慶,做過北魏的侍中,被封為濟陰公。高伯祖柳奭,做過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韓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時被處死。父親叫柳鎮(zhèn),為了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請求到江南做縣令。后來因為他不肯向權(quán)貴獻媚,丟了御史的官職。直到那位權(quán)貴死了,才又被任命為侍御史。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
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聰敏,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趕上他父親在世時,他雖然很年輕,但已經(jīng)成才,能夠考取為進士,突出地顯露出才華,大家都說柳家有能揚名顯姓的后人了。后來又通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授為集賢殿的官職。他才能出眾,方正勇敢,發(fā)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為依據(jù),精通經(jīng)史諸子典籍,議論時才華橫溢,滔滔不絕,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聲轟動,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那些公卿貴人爭著想讓他成為自己的門生,異口同聲的推薦贊譽他。
貞元十九年,子厚由藍田縣尉調(diào)任監(jiān)察御史。順宗即位,又升為禮部員外郎。逢遇當權(quán)人獲罪,他也被按例貶出京城當刺史,還未到任,又被依例貶為永州司馬。身處清閑之地,自己更加刻苦為學,專心誦讀,寫作詩文,文筆汪洋恣肆,雄厚凝練,像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則縱情于山水之間。
元和年間,他曾經(jīng)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嘆道:“這里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于是按照當?shù)氐娘L俗,為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順從并信賴他。當?shù)亓晳T于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債主就把人質(zhì)沒收做奴婢。子厚為此替借債人想方設(shè)法,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zhì)。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將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準備考進士的人,就把子厚當做老師,那些經(jīng)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guī)范的。
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應當去播州。子厚流著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請求,并準備呈遞奏章,情愿拿柳州換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死也無憾。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嗚呼!士人到了窮境時,才看得出他的節(jié)操和義氣!一些人,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夸夸其談,強作笑臉,互相表示愿居對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指著天日流淚,發(fā)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簡直像真的一樣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沖突,僅僅象頭發(fā)絲般細小,便翻臉不認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機推擠他,再往下扔石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jié),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
子厚從前年輕時,勇于幫助別人,自己不看重和愛惜自己,認為功名事業(yè)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貶謫后,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才干不能為世間所用,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如果子厚當時在御史臺、尚書省做官時,能謹慎約束自己,已像在司馬時、刺史時那樣,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貶官后,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不至窮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后世,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讓子厚實現(xiàn)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將相,拿那個換這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一定能有辨別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周六,才四歲;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兩個女兒,都還小。他的靈柩能夠回鄉(xiāng)安葬,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jié),重信用,與子厚是朋友,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最后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永不滿足;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后,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既送子厚歸葬,又準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
銘文說:“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適,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p>
注釋
(1)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志銘例當稱死者官銜,因韓愈和柳宗元是篤交,故稱字。諱:名。生者稱名,死者稱諱。
(2)七世:史書記柳宗元七世祖柳慶在北魏時任侍中,入北周封為平齊公。子柳旦,任北周中書侍郎,封濟陰公。韓愈所記有誤。侍中:門下省的長官,掌管傳達皇帝的命令。北魏時侍中位同宰相。拓跋魏:北魏國君姓拓跋(后改姓元),故稱。
(3)曾伯祖奭(shì):字子燕,柳旦之孫,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當為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誤。柳奭在貞觀年間(627—649)為中書舍人,因外甥女王氏為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為兵部侍郎。王氏當了皇后后,又升為中書侍郎。652年(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為中書令,位相當于宰相。后來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則天為皇后,韓瑗和褚遂良力爭,武則天一黨人誣說柳要和韓、褚等謀反,被殺。
(4)褚(chǔ)遂良:字登善,曾做過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尚書右仆射等官。唐太宗臨終時命他與長孫無忌一同輔助高宗。后因勸阻高宗改立武后,遭貶憂病而死。韓瑗(yuàn):字伯玉,官至侍中,為救褚遂良,也被貶黜。
(5)皇考:古時在位皇帝對先皇的尊稱,后引申為對先祖的尊稱,在本文中指先父。
(6)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廟禮儀的屬官。柳鎮(zhèn)在唐肅宗時授左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輔佐郭子儀守朔方。后調(diào)長安主薄,母親去世后守喪,后來命為太常博士。柳鎮(zhèn)以有尊老孤弱在吳,再三辭謝,愿擔任宣城(今屬安徽)縣令。這里說“以事母棄太常博士”,可能是作者的失誤。
(7)權(quán)貴:這里指竇參。柳鎮(zhèn)曾遷殿中侍御史,因不肯與御史中丞盧佋,宰相竇參一同誣陷侍御史穆贊,后又為穆贊平反冤獄,得罪竇參,被竇參以他事陷害貶官。
(8)權(quán)貴人死:其后竇參因罪被貶,第二年被唐德宗賜死。
(9)侍御史:御史臺的屬官,職掌糾察百僚,審訊案件。
(10)號為剛直:郭子儀曾表柳鎮(zhèn)為晉州錄事參軍,晉州太守驕悍好殺戮,官吏不敢與他相爭,而柳鎮(zhèn)獨能抗之以理,所以這樣說。
賞析
此文是韓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時所作。韓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桴鼓相應的領(lǐng)袖。私交甚深,友情篤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韓愈寫過不少哀悼和紀念文字,這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綜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著重論述其治柳政績和文學風義。韓愈贊揚宗元的政治才能,稱頌其勇于為人,急朋友之難的美德和刻苦自勵的精神。對他長期遷謫的坎坷遭遇,滿掬同情之淚。然而對于宗元早年參加王叔文集團,企圖改革政治的行為,卻極為之諱,措詞隱約,表現(xiàn)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韓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憤世嫉俗之情及其現(xiàn)實意義。全文寫得酣姿淋漓,頓挫盤郁,乃韓愈至性至情之所發(fā)。
墓志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刻石納入墓內(nèi)或墓旁,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敘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跡;后一部分是銘文,綴以韻語,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頌贊。這一篇墓志銘的銘文極短,是一種變格。
從全文中可看出兩個比較含蓄之處:其一是暗示做人與做文的關(guān)系。其二是做人與做官的關(guān)系。合二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為本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對于這個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問題,韓愈的態(tài)度是相當客觀的,他特別敬重柳宗元的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圍繞著“人的品質(zhì)”這個關(guān)鍵問題演進、發(fā)展,盡管自然段落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yún)s是脈絡(luò)清晰,貫徹始終的。
此文之所以膾炙人口,千載流傳而不衰,就是因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由此,憤激之筆頻出,不平之鳴屢見,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tǒng)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夾敘夾議、議論橫生、深沉蘊藉、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后一段銘文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大都用來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墒琼n愈卻有意識地只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便就此擱筆。這難道僅僅是出于改革文體的考慮嗎?如果后人能夠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那么韓愈這三句銘辭,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
作品背景
作為文體之一的墓志銘自有其體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況,這都是為名人寫墓志時不可省的筆墨。在寫此類文章時,能積極利用體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現(xiàn)其剛直的節(jié)操風骨。后寫裴行立、盧遵二人對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屬撫恤的盡心盡力,表現(xiàn)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沈德潛評語說:“噫郁蒼涼,墓志中千秋絕唱!”對此文概括得頗為到位。
作者簡介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祖籍昌黎郡”,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秘書郎韓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軍司馬,從平“淮西之亂”。直言諫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潞3粮?,累遷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為“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從祀孔廟。韓愈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與柳宗元并稱“韓柳”,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并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導“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寫作理論,對后人具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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