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寒食帖》。
顏真卿像
祝勇
《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單純意義上的書法作品,筆者說它是“超書法”,是因為書法史空間太小,容不下它;顏真卿也不是以書法家的身份寫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顏真卿平生功業(yè)的一部分。正因如此,當安祿山反于范陽(今北京),顏真卿或許就覺得,身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恥的事。
用筆在心 書法光芒照耀后世
像初唐詩人那樣沉浸于風月無邊,已經是一種難以企及的夢想,此時的顏真卿,必須去超越生與死之間橫亙的關隘。筆者恍然看見顏真卿寫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風滿襟袖,須發(fā)皆動,有如風中的一棵老樹。
宋代四大書家,個個都是老顏的鐵粉。蘇東坡寫《寒食帖》,被稱為“天下行書第三”,或許正是受了顏真卿《寒食帖》的啟發(fā)。顏真卿《寒食帖》不知寫于何年何月,我們看到的,是總計二十字的行書信札: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為佳耳。
這是真正的“手帖”吧,文字間殘留著手指的溫度。寒食數日,有朋友將要遠行,收到顏真卿遞來的一紙信札,說天氣不佳,勸說他再住住為好。留,或者不留,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來自朋友的一聲問候,讓遠行人的心不再孤單。
蘇東坡喜歡顏真卿的,正是他文字里透露出的簡單、直率、真誠,說白了,就是不裝。蘇東坡少時也曾迷戀王羲之,如美國的中國藝術史研究者倪雅梅所說,蘇東坡的書法風格,就是“建立在王羲之側鋒用筆的方式之上”。這一書寫習慣,蘇東坡幾乎一生沒有改變。但在晚年,蘇東坡卻把顏真卿視為儒家文人書法的鼻祖,反復臨摹顏真卿的作品。其中,蘇東坡臨顏真卿《爭座位帖》以拓本形式留存至今。
米芾也傾倒于顏真卿的行書,在《寶章待訪錄》中稱它“詭異飛動得于意外”。黃庭堅對顏真卿書法的美譽度也極高,說“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尤其“《祭侄文稿》里所體現出的蒼勁的特性和真情流露,恰好符合了黃庭堅對于叛亂時期藝術和文學的想象,而這也正是他在自己的詩歌和書法中所追尋的東西”。蔡襄則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研究歐陽修收藏的拓片,其中就有顏真卿的書法拓片。顏真卿的書法光芒,貫注到蘇、黃、米、蔡的墨跡里,又通過他們,照耀了整個宋代。
顏真卿的法書以《祭侄文稿》為代表在宋代魅力四射,勢不可擋,除了技術上的成就,更來源于書寫者的精神品格。在宋代,士大夫是看重書寫者的精神品格的,唐代書法家柳公權曾對唐穆宗說:“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吧。一個人的精神世界走到哪個高度,他筆下的文字也會到達同樣的高度。人和作品,歷來不曾脫節(jié)。
真情流露 書寫正義與良知
我們說“見字如面”,就是因為一個人的字,完全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性,見到字,就宛如見到活人?;蛟S有人提出反證——在書法史上獨占鰲頭的,不是也有宋徽宗這樣的昏君、蔡京這樣的佞臣嗎?但在筆者看來,藝術的金字塔,他們都不在塔尖上,因為塔尖的面積很小,只能站立極少數人,更多的人在那兒站不住。一個人能不能站到那個高度上,那最后一厘米的差距,就取決于他的精神品格。只有得到品格的加持,藝術才能獲得無邊的力量,這不是道德說教,而是藝術史一再申明的事實。
藝術不是表演,而是真實性情的流露,就像一個人的神情面貌,透露著他內心的消息,幾乎沒有辦法去掩蓋的。書法,就是一個書寫者的文化表情。
其實在宋代,蘇東坡就對一些名聲很大的“書法家”不那么“感冒”,他在《書唐氏六家書后》中說:“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tài)”。“其俗入骨”四個字,是陳獨秀第一次見到書法家沈尹默時對沈尹默書法的評價,但沈尹默后來脫胎換骨了。
連王羲之,在唐宋都已不入某些士大夫的法眼。韓愈在《石鼓歌》中直言“羲之俗書趁姿媚”,歐陽修在《集古錄》中也表達過對王羲之書風的不滿。其實王羲之的《蘭亭序》也有許多涂抹,書寫也很自然,但在一些宋代藝術家眼里,王羲之的書法太雅、太巧、太飄逸、太流麗、太有表現欲、太無可挑剔,因而它是庸俗的。相比之下,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是樸素的,甚至是笨拙的,沒有經營,沒有算計,在疾速書寫中,甚至都沒來得及對筆畫進行藝術化處理,它不是作為“作品”來完成的,而充其量只是“一篇葬禮上用的草擬的發(fā)言稿”“一張記錄文字和涂改痕跡的紙張而已”,卻因此獲得了一種渾然天成的美,而不是人工即所謂“巧奪天工”的美。在儒家知識分子看來,藝術作品的力量感,正是來自這種不加修飾的樸拙與真摯。
這與宋代儒學的回歸有關,因為儒家崇尚樸素。這也與宋代中國不斷受到外族入侵所激發(fā)出的家國情懷有關,因此,那是一個不喜歡魏晉名士的詩酒浪漫、坐而論道的時代,而是一個崇尚正義、號召行動的時代。唐代顏真卿、宋代岳飛、文天祥的書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賦予了神圣的意義。這或許是一種倒推——以他們的生命結局、為國犧牲反推他們的書法創(chuàng)作,或許是在藝術之外尋找道德的附加值,但無論怎樣,這些都不是一種道德綁架,而是在精神深處尋找藝術的驅動力,即:一個人的作品,與他的思想、信仰、道德、情感密切關聯(lián),哪怕是一星半點的作假,都會在藝術中露出馬腳。
顏真卿是一位神殿級的藝術家,他的每一個字,都仿佛寫在正義的紀念碑上。通過對顏真卿的追捧,筆者看到歷史書寫者透過藝術來構建正義與良知的努力。
赴湯蹈火 用生命寫就最后的文字
安祿山安慶緒父子、史思明史朝義父子,一個一個地死去了,而且宿命般地,都死在自己人手中。安祿山是在夜晚被殺死的。殺人者,他的親兒子安慶緒也。
嚴格地說,直接動手的,是閹官李豬兒,安慶緒只負責持刀在帳外望風。
刺殺安祿山的原因是,安祿山和寵妾段氏生了一個兒子叫安慶恩,段氏時時勸說安祿山剝奪安慶緒的“太子”地位,立安慶恩為“太子”。安慶緒覺得自己有性命之憂。
李豬兒和安慶緒有同感,因為他雖是安祿山的近宦,但安祿山喜怒無常,經常毆打他,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把他打死。
李豬兒是在夜里偷入安祿山帳內的?;蛟S因為李豬兒長期給安祿山解衣系帶,對安祿山的肚子感到比較親切,于是選擇安祿山的肚子最先下刀。但肚子不是人的要害,加上安祿山的肚子容量比較大,肚皮與內臟的距離較遠,一刀捅不死,李豬兒就在安祿山的肚子上左一刀右一刀地猛戳,捅得安祿山嗷嗷直叫。
那時安祿山雙目已經失明(可能是白內障),倉皇中伸手向枕下摸去,在那里,他一直藏著一把刀,但那一刻,刀卻不見了,他大呼一聲:“是我家賊!”然后手一松,咽氣了。
那一年,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距離安祿山起兵造反,只過去了一年多。
兩年后,安慶緒被史思明殺了。又過兩年,史思明被自己的兒子史朝義殺了。
再過兩年,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在唐軍的強大攻勢下,史朝義走投無路,在廣陽郡(今北京市宣武區(qū)西部廣安門一帶)溫泉柵的樹林里自掛東南枝,上吊死了。他的部將、范陽節(jié)度使李懷仙將他的首級和范陽城獻給朝廷,表示歸順。
“安史之亂”就這樣結束了,但死亡還在繼續(xù)。安祿山、史思明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使唐朝的藩鎮(zhèn)問題不僅長期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安祿山的余黨李希烈(曾任安祿山政權“宰相”一職)就已坐大。唐德宗李適坐不住了,接受宰相盧杞的建議,派顏真卿前往許州勸降李希烈。顏真卿明知這是盧杞借刀殺人,他前往許州的旅程定然是有去無回,卻沒有絲毫的推辭。連他的好友李勉派人在他前往汝州的途中攔截,都擋不住他。果然,李希烈把顏真卿關押起來。第二年,李希烈攻下汴州,準備稱帝,向顏真卿打聽皇帝登基禮儀,被顏真卿臭罵一頓,惱羞成怒,架起干柴準備燒死顏真卿,沒想到顏真卿卻自己走向熊熊火焰——赴湯蹈火,他做到了。
那一次,他沒死。不是叛軍把他嚇住了,而是他把叛軍嚇住了。李希烈派來的使臣驚恐萬狀地把他攔住。
貞元元年(公元785年),顏真卿被帶到蔡州,寫下平生最后一件書法作品《移蔡帖》,全文如下: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
這年夏天,顏真卿被縊殺于蔡州龍興寺,享年七十七歲。
那時,他不會知道,他的《祭侄文稿》,去了哪里。
他咽下最后一口氣時,《祭侄文稿》已像一枚枯葉,越飄越遠,一直飄到他手指無法觸及的遠方?!豆蕦m的書法風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來源:華西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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