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頤《答楊時論西銘書》原文注釋與鑒賞

答楊時論西銘書　程頤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圣所未發(fā)，與孟子性善養(yǎng)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發(fā)。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注釋〕橫渠：即張載?！墩伞罚簭堓d所著。理一而分殊：程朱理學的重要概念，即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指天下之理為一，即天理；具體事物各具一理，但都體現(xiàn)出完整之天理。蔽：弊病。私勝：為私心所勝。比：比擬。

(張劍光)

〔鑒賞〕《西銘》，為北宋張載所著的一篇銘文，后合于《正蒙》書中，作為《乾稱篇》的首段。張載在橫渠學堂講學時，曾把這一段和《乾稱篇》的末段錄出，貼于學堂的雙牖，作為座右銘。前者題為《訂頑》，后者題為《砭愚》。后程頤將《訂頑》改稱《西銘》，《砭愚》改稱《東銘》。在張載所有的著作中，最受二程和后來理學家贊揚的就是《西銘》。張載去世以后，二程以《西銘》教學，此文就是北宋學者程頤與其學生楊時討論《西銘》的書信。

要了解程頤與其學生的討論，就必須首先了解《西銘》篇的主要內(nèi)容。在北宋五子中，張載別具一格地提出了氣本體論。他認為太虛即氣，“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本體，它體用不二，“有無”、“虛實”的統(tǒng)一是其“體”，“聚散”、“出入”運動變化是其“用”。萬物(包括人)就是由氣之聚、散即氣化而產(chǎn)生的。從人和物都具有氣之性出發(fā)，張載在《西銘》篇中提出了“民胞物與”的主張，認為天地是人和萬物的父母，人是渺小的，與萬物渾然共處于天地之間。充滿于天地間的氣構(gòu)成了我的身體，統(tǒng)帥天地的氣之性是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萬物是我的同伴儕輩。所以，我應該愛一切人、一切物。張載的這一主張在形式上具有泛愛主義的特點，它曲折反映了當時社會下層人民要求平等互愛的愿望。

正因如此，程頤的學生楊時在學習《西銘》時，“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以為《西銘》之論與墨子“兼愛”之說無異，于是與程頤往返致書。程頤否定了這一看法，寫下此文。此書信全文僅199字，但寓意深刻。程頤首先充分肯定了《西銘》篇的基本思想，指出“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段縻憽分疄闀评硪源媪x，擴前圣所未發(fā)，與孟子性善養(yǎng)氣之論同功”。直言自己在本體論上盡管和張載有著重大原則分歧，但是對張載還是禮敬甚備，因為張載在道德倫理觀和人性論上與孟子是一致的。理由有二：其一，張載推演說，由于人與天地同出一源，均為氣之聚合，所以從本質(zhì)上說，人的本性也就是天地之性。張載設想天地之性沒有缺點，故而人的本性也是善的。所謂“性于人無不善”。這就與孟子的“性善論”一致，并為“性善論”提供了理論依據(jù)，使它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其二，張載又提出了“氣質(zhì)之性”，認為每個具體的人，有了生命之后，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本性。這一本性和他的生理條件、身體特點結(jié)合在一起，是氣質(zhì)之性。張載提出的目的在于解決人何以有惡的問題，也是為了更好地向人們灌輸封建道德觀點，這就把人性論和封建的修養(yǎng)論緊緊結(jié)合起來，這與孟子的“養(yǎng)氣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難怪二程在其他場合稱此說是“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后，儒者都無他見識”(《二程遺書》卷二上)。朱熹后來也稱此說“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

繼而，程頤指出《西銘》的思想與墨子的“兼愛”說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段縻憽分鲝垺袄硪欢质狻?，“兼愛”說是“二本而無分”。張載在《西銘》中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認為君主是父母(天地)的長子，大臣是幫助長子的管事人。尊敬老人，就是尊敬兄長，慈愛孤兒小孩，就是慈愛幼弟。天下所有衰疲、殘病、鰥寡的人，都是我們可憐無告的兄弟。張載的這一說法，其實是突出了宗法制。所以，程頤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理一”；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便是“分殊”。天道人道原是“一本”，本來就是“一理”。而“愛無差等”是“二本”，是天道人道“二本”，不分親疏是“無分”，可見二種學說完全不同。同時，程頤強調(diào)“分殊”的流弊在于為私心所勝而喪失“仁”，但在分殊的基礎上推致“理一”，就能防止私心太勝而成就“仁”。這與“兼愛”無分的過錯在于“兼愛而無義”根本不同?！盁o分”便走向“無文之極”是否定親疏有別的宗法觀念，是“義之賊”，是禽獸。

最后，程頤告訴楊時，《西銘》既講明了“理一分殊”的道理，又欲使人實際推行，這就是“用”。所以，絕不能理解為“上言體而不及用”。

《答楊時論西銘書》作為一篇詮釋《西銘》的書信，為人們?nèi)胬斫狻段縻憽访癜锱c的理論實質(zhì)，提供了獨到的見解。同時，程頤在此書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作為宋明理學重要特色的“理一分殊”命題，“理一分殊”學說后來經(jīng)過二程、朱熹的發(fā)揮，成為理學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經(jīng)張載到二程，我們不難看出宋代理學產(chǎn)生、發(fā)展和完善的過程。所以，此書信也是掌握二程思想體系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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