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法·《商君書》討論秦國變法文章

更法·《商君書》討論秦國變法文章更法　《商君書》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wù)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p>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于民。語曰：‘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戎ㄔ唬骸撝恋抡卟缓陀谒?，成大功者不謀于眾?！ㄕ?，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p>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jù)法而治者，吏習(xí)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愿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xí)，學(xué)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fù)，何禮之循？伏羲、神農(nóng)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乃至文、武，各當(dāng)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p>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恡，曲學(xué)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51〕，寡人不之疑矣?！庇谑撬斐觥?2〕墾草令〔53〕。

〔注釋〕孝公：秦孝公，姓嬴，名渠梁，獻公的兒子。公元前361—前338年為國君。平畫：評議籌劃。甘龍、杜摯：秦國舊貴族的政治代表。御：侍候。慮：思考。世事：國家大事。變：變革、革新。討：探討、研究。本：原則、根本。使民：統(tǒng)治民眾。代立：繼承君位。社稷：國家的代稱。錯：通“措”，建立，施行。務(wù)明主長：力求顯示國君的明智。務(wù)，力求；明，顯示；長，長處。更禮：變更禮制。議：批評。疑行：行動猶豫不決。亟(jí)：急速，趕快。殆：似乎，大約，恐怕。見負：被譏笑指摘。見驁：受誹謗詆毀。闇：同“暗”，不明了。知：通“智”，有見識。萌：發(fā)生，開始。郭偃：晉獻公的大夫。茍：如果，只要。不法其故：不仿效古舊的成法。循：遵循。易：改變、改換。教：施教。因：順著。不勞：不費力。孰察：孰，通“熟”，仔細考慮。學(xué)者：這里指守舊學(xué)究。溺：沉湎、拘泥、墨守。制：受約束。制法之人：拘守舊法的人。利不百：倘若沒有百倍之利。功：功效。器：器具。圖：圖謀、打算。誅：誅殺。怒：過、超過。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便國：對國家有利。未足多是：不值得稱贊、肯定。恡：通“吝”，鄙陋，少見多怪。曲學(xué)：學(xué)識淺陋的人。之笑：原作“笑之”。喪：憂慮。〔51〕拘世以議：拘于世俗的議論。〔52〕出：公布?！?3〕墾草令：開墾荒地的命令。

(毛慧君)

〔鑒賞〕《商君書》是戰(zhàn)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商鞅及其后學(xué)思想言論的著作?！吧叹闭?，商鞅之尊稱也。《更法》在此書二十四篇中列于首位，其文并非商鞅自著，而是別人對其故事的一段記錄。

事情大約發(fā)生在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前后，當(dāng)時作為衛(wèi)國貴族后裔的公孫鞅(后封商、於之地，故稱商鞅)，應(yīng)秦孝公求賢之令來到秦國，欲推行變革，以改變其地域偏僻又積貧積弱的面貌。秦孝公為此特召集朝廷重臣來議論此事。在這過程中，秦孝公首先表示了自己欲“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即根據(jù)國家實際情況變化以采取有效施政綱領(lǐng)的宗旨，以引出各人的意見。其時公孫鞅馬上以堅定的態(tài)度表示變法的決心。以后則有甘龍、杜摯表示了相反的看法。甘龍認為舊習(xí)慣、舊辦法最不容易犯錯，也能被人接受。杜摯的說法則比較有變通，提出要考察一下變法之利究竟有多大，若達不到“百十”倍之功利，不妨棄之不顧。公孫鞅分析他們這些說法都出自守舊觀念，認為從歷史上看，變化發(fā)展是社會的常態(tài)，固定不變則較為少見。就拿所謂的古代禮法即古代規(guī)章制度來說吧，它究竟是指什么時代的呢？從有歷史記載的歷代圣王來看，自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直到周文王、周武王，都各有一套因時制宜的做法，究竟哪個朝代的東西才算是我們應(yīng)循的禮法呢？可是“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公孫鞅的這些說法非常有見地，使得反對者再無可言，秦孝公也由此堅定了變法的決心，說出“寡人不之疑”的話，并向全國頒布了變法的命令。

自此時起，前后歷經(jīng)二十余年，秦國君主采納公孫鞅的主張，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從而使秦國一躍而躋身強國之列，連中原諸侯都對它刮目相看。

不過，就像歷史上多次出現(xiàn)過的情況一樣，銳意改革、為秦國作過重大貢獻的商鞅并沒有因此而受到理所當(dāng)然的歡迎。他因在厲行改革中觸犯了一些貴族權(quán)勢的利益，由此而在無意中得罪了很多人。待秦孝公死后不久，他即受到奴隸主貴族殘余勢力的報復(fù)，被“車裂”即五馬分尸。甚至在其身后，有人仍對他罵聲不絕，以致近人章太炎由此發(fā)出了“商鞅之中于讒誹也二千年”(見《章太炎政論集·商鞅》)的不平之鳴。他的遭遇從某個側(cè)面反映出人類社會在前行過程中不同思想勢力斗爭的激烈與嚴酷。

當(dāng)然，一個人的努力不會總是白費，商鞅雖然以身殉其事業(yè)，但他的思想仍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流傳，以致被稍后于他的韓非形容成“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韓非子·五蠹篇》)的地步。而他所開創(chuàng)的種種變法政治綱領(lǐng)，又一直被以后的秦國統(tǒng)治者所繼承。所以現(xiàn)代學(xué)者郭沫若說：“秦王政后來之所以能夠統(tǒng)一中國，是由于商鞅變法的緣果，甚至于我們要說，秦漢以后的中國的政治舞臺是由商鞅開的幕，都是不感覺怎么夸誕的?！?《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這個評價商鞅是當(dāng)之無愧的。

商鞅思考變法，立足于秦國的實踐，據(jù)說他在入秦時已具體了解了其國的各方面狀況，所以提出的施政方案很有針對性。另外他又不拘泥于小處，而是從宏觀的高度，從法與禮這兩個最關(guān)鍵性的施政環(huán)節(jié)，能較為深刻地體現(xiàn)出當(dāng)時新興的地主階級的根本要求，所以使其有關(guān)法治的學(xué)說構(gòu)成有體系性的理論，從而在思想界中也因倡導(dǎo)“法家”而獲得一席之地。這些作為在歷史上贏得了“功如丘山，名傳后世”(見《鹽鐵論·非鞅》引桑弘羊語)的贊語。也使以后的進步思想家仰慕不已。

《先秦散文·商君書·更法》原文鑒賞 《先秦散文·商君書·更法》原文鑒賞

孝公平畫①，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②，慮世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③，君之道也;錯法務(wù)明主長④，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⑤?！蕉ㄗ兎ㄖ畱]，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行者⑥，必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⑦，必見毀于民。語曰⑧：‘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⑨?！戎ㄔ唬骸撝恋抡卟缓陀谒?，成大功者不謀于眾⑩?！ㄕ撸詯勖褚?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于禮?！?br>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蛎穸陶?，不勞而功成;據(jù)法而治者，吏習(xí)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愿熟察之(11)!”

公孫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xí)，學(xué)者溺于所聞(12)。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13)。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14)。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悸劮ü艧o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15)!”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fù)，何禮之循!伏羲、神農(nóng)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dāng)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16)。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殷之天也，不易禮而亡(17)。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xué)多辯。(18)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表焉(19)。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墾草令(20)。



【注釋】 ①孝公：秦孝公。姓贏，名渠梁，獻公之子。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為秦國國君。在位期間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促進了秦國的發(fā)展和新的封建制度的確立。平畫，評議計劃。一說“平晝閑居”，即退朝之后的時間。 ②甘龍、杜摯：秦國大臣。大夫：此指職位較高的官吏。御：侍奉。 ③代立：繼先君而立，即繼承君位。社稷：本為古代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后為國家的代稱。 ④錯：通“措”：設(shè)置，施行。 ⑤疑：猶豫不決。功：功效。 ⑥高人：高于一般人。 ⑦獨知：特別的睿智。 ⑧語曰：通常說。 ⑨樂成：樂享其成。 ⑩郭偃(yan音演)：春秋時晉獻公臣，后幫助晉文公進行改革以圖霸業(yè)。(11)熟：仔細，反復(fù)。 (12)學(xué)者：此指不知變通的學(xué)究式的一類人。溺：沉溺，淹沒。 (13)三代、夏、商、周。王(wang旺)：作動詞，即成就王業(yè)，稱王于天下。五霸：春秋時稱霸于一時的五個諸侯，即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一說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和楚莊王。 (14)制：約束。不肖者：無才無德的人。拘：拘泥，束縛。 (15)圖：反復(fù)考慮。 (16)伏羲、神農(nóng)，傳說中的上古帝王。誅：刑罰，處罰。黃帝、堯、舜，傳說中的上古帝王。怒：超過。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17)湯：商湯，商朝的開國君主。 (18)窮巷：窮鄉(xiāng)僻壤的小地方。曲學(xué)：見解淺陋，偏執(zhí)于一端。 (19)狂夫：狂妄之徒。(19)墾草令：開墾荒地的命令。



【今譯】 秦孝公在議論籌劃國家的大事，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他的身邊，反復(fù)研究形勢的變化，探討制訂法令的根本原則，尋求治理民眾的辦法。

孝公說：“繼承君位，不忘國家，這是做國君的原則;實施法令，務(wù)求體現(xiàn)出國君的明斷，這是做臣子的本分?，F(xiàn)在我想通過變法來治理國家，改變舊的禮儀去教育民眾，可又擔(dān)心天下人對我非議?！?br>
公孫鞅說：“臣聽說，‘行動憂豫不決不會有成就，做事猶柔寡斷不會取得成功。’您趕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必顧慮天下人對此有什么議論。而且有高出常人行動的人，必然被世俗之人反對，有獨到見解的人，必定受到一般庸人的誹謗。常言道，‘愚蠢的人事情已經(jīng)出現(xiàn)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前就能有所察覺。一般人不能指望跟他們商量事情如何做，只能事成之后與他們共享其成?！扔兄鲝堈f：‘講究最高德行的人不去附和凡俗之人的見解，成就大事業(yè)的人不必跟一般人去共同謀劃。’法，是用來愛民的;禮，是用它便于做事的。所以，圣人只要可以強國，不效法舊法;只要可以利民，就不沿用舊禮?！?br>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聽說，‘圣人不改變民眾的習(xí)慣去教育，高明的人不改變舊法去治理國家?！樦癖姷呐f習(xí)慣去教育，不費力氣就能成功;依據(jù)舊法去治理國家，官吏熟悉民眾安寧?，F(xiàn)在如果變法，不遵循秦國的舊法，改變禮制教育民眾，臣擔(dān)心天下人會對您非議，希望您要反復(fù)慎重地考慮這件事!”

公孫鞅說：“甘龍這番話，實在是世俗之言!平庸的人安于舊的習(xí)慣，學(xué)究們又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見聞。這兩種情況，使得身居官位而墨守成法，不能跟他們討論成法以外的事。三代以不同的禮稱王于天下，五霸以不同的法而稱霸諸侯。所以，高明的人能夠制訂新法，而平庸之輩卻只能墨守舊法;賢能的人變更禮制，而沒出息的人只有被舊禮所束縛。拘泥于舊禮的人不值得與其議論國家大事，墨守成法的人不值得與其討論變法。您不要再猶豫不決了!”

杜摯說：“臣聽說，‘好處沒有一百倍，不變法;功效沒有十倍，不改用新器具?！疫€聽說，效法古代沒有過錯，遵循舊禮不會出現(xiàn)偏差。您可要仔細考慮這件事!”

公孫鞅說：“前代政教各不相同，效法什么古代!各代帝王也不一樣，遵循哪家的禮!伏羲神農(nóng)實行教化不用刑罰，黃帝、堯、舜雖用刑罰但不過苛，到周文王、周武王，分別根據(jù)當(dāng)時的形勢而制訂法令，依據(jù)具體的情況而規(guī)定禮儀。禮儀、法制根據(jù)當(dāng)前的形勢而制訂，法規(guī)、政令各自適合具體的需要，各種武器裝備的制造都是為了便于使用。臣所以說：治國并非只有一種辦法，有利于國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的王業(yè)，不效法古代得以興盛，夏桀、殷紂王的垮臺雖沒有改變舊禮照樣滅亡?？梢姡`反古代的未必不對，遵循舊禮的未必就對。您不要再猶豫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偏僻小地方的人，大都少見多怪;見識淺陋偏執(zhí)一端的人總是喜歡爭辯。愚蠢的人譏笑的，正是聰明人覺得可憐的;狂妄之人所高興的，正是賢德之人所憂傷的。拘泥于世俗才生出種種非議，我不再猶豫了!”

于是旋即發(fā)布了開墾荒地的命令。



【集評】 明·王鳳洲：“議論痛快?！?見明·歸有光《諸子匯函》卷十三《商子》)

明·楊慎：“通篇一辯一駁，俱出名理名言，且文句軒舉清勁，自是西漢莫及?！?br>
又：(“公孫鞅曰”——節(jié))：“聳峭斬截。”

又：(“民不可與慮始”一節(jié))“文氣極緊?！?br>
又：(“湯武之王也”一節(jié))“筆致優(yōu)游宛入。”

明·顧起元：“(“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盱衡抵掌，夷然有不可一世之概。”

又：(“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琢句工勁”(以上六條見《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

民國·張之純《評注諸子菁華錄》：“(開頭兩小段眉批)按《史記·商君列傳》，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今其書乃托之孝公，蓋亦狐之善假虎威者?！?br>
又：“(前世不同教與帝王不相復(fù)等句眉批)二語自顛撲不破，句法極廉悍可學(xué)。言亦近理宜孝公之入彀中也。”



【總案】 本文以“更法”標(biāo)其題，概括了全篇的主旨，那就是秦國必須要改革。文章以商鞅有針對性的三次發(fā)言，在批駁敵論中闡述了這一主旨，樹立起了非改革不可的正面論點，即以“強國”、“利民”為前提，“當(dāng)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币虼耍爸问啦灰坏?，便國不法古”，不斷改革乃為常理。在對這一中心問題的闡述中，商鞅對持反對態(tài)度的甘龍等人是針鋒相對地批駁，對抱疑慮態(tài)度的秦孝公則是循循善誘地爭取，有理有情，理服情動，最終促使秦孝公“寡人不之疑矣”，下定了變法的決心，這場圍繞變法的大論戰(zhàn)也便以商鞅的勝利和反對派的失敗而告結(jié)束。

這篇文章不僅有明確的中心，而且有闡述這一中心的完整的結(jié)構(gòu)，組織縝密，敘述生動。圍繞變法的論戰(zhàn)以“孝公平畫”開始，以“遂出墾草令”結(jié)束，首尾照應(yīng)，條理分明，脈絡(luò)清晰。在對話中行文得以有起伏地發(fā)展，所記對話，言簡意賅，不枝不蔓，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尤其許多富有強烈感 *** 彩的語句，更是活畫出了人物當(dāng)時的心態(tài)，開始時孝公的疑慮矛盾，欲“變法”“更禮”又“恐天下之議我”，商鞅兩次“君無疑矣”的剴切忠諫，甘龍“愿熟察之”、杜摯“君其圖之”的無可奈何的呼喚等等，都寫得生動形象、恰切精當(dāng)。孝公在這場辯論中，除了開場白和最后的小結(jié)之外，只兩個“善”字便要言不繁地表明了對商鞅觀點所持的肯定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不僅見之于“言”，而且見之于“行”，那就是“于是遂出墾草令”。“于是遂出”四個字，急切而堅定，它形象地宣布了商鞅在這場論戰(zhàn)中的最后勝利。

商君書與秦帝國興亡的啟示---商鞅與商君書（二）-有目無文篇之狂想“歷史約讀座”的小寶庫

關(guān)于《商君書》，又稱《商子》?！稘h書?藝文志》記載《商君書》共有29篇，現(xiàn)在傳世的有26篇，其中兩篇有目無文。它跟《論語》的性質(zhì)差不多：反映了商鞅的思想，但不是商鞅所作。已故的清華大學(xué)教授，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據(jù)專家高亨先生認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郭沫若干脆就認為除《境內(nèi)》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渡叹龝防锬切┓钚缘臇|西，可能是他所作，但那都是平時工作必然形成的東西，還談不到要去編纂成書。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jù)就是，這本書的開篇《更法》，抬手就寫“孝公平畫”。孝公是嬴渠梁死后的謚號，也就是說這本書至少是成于孝公死后，而孝公死后的大部分時間，商鞅都在逃命，基本沒時間專門寫書。當(dāng)然這類證據(jù)，書中還有很多，比如《錯法》、《徠民》，都是涉及商鞅死后的事，明顯不是商鞅所出。所以后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說這本書是“殆法家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

和《論語》不同的是：《論語》自始至終都是語錄和對話，偶爾輔以敘事，而《商君書》更像是一本文集，字數(shù)不多，但內(nèi)容龐雜，既有宏觀的理論，也有細致的法令，而且書中的文體各式各樣。比如前面說的，開篇《更法》很有些《鹽鐵論》的風(fēng)采，基本都在辯論；而《農(nóng)戰(zhàn)》、《畫策》、《外內(nèi)》又是一種政論的格調(diào)；《墾令》、《戰(zhàn)法》、《境內(nèi)》則更像是公開頒布的法規(guī)。再加上法家文章素來語言冷峻、簡約古奧，其思想和我們常接觸的儒家更是多有背道而馳，所以《商君書》實在難讀。想要磨練一下毅力，推薦一讀。

前面說了，《商君書》中有兩篇有目無文，就是《刑約》和《御盜》。抱著獵奇的心理，我翻了各種資料，想一探究竟，但終也究不深。最后我只得結(jié)合《商君書》的內(nèi)容脈絡(luò)和商鞅的政治實踐，從字面上大體試著猜測了一下這兩篇的主題，聊慰遺憾：

《刑約》應(yīng)該是一篇理論文章，“刑”當(dāng)然就是指刑罰，法家強調(diào)重刑輕賞?！渡叹龝返谒钠度姟肪驼f：“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他認為“王者刑九賞一”，到了第五篇《說民》更是主張輕罪重罰。根據(jù)這個層層遞進的邏輯和商鞅的政治實踐，所以這里的“約”字，大致有兩層意思：

第一，約定。這個約定當(dāng)然不存在平等關(guān)系，而是明確的意思：我制定了這些刑罰，我也跟大家說明白，那么以后這些刑罰落實到具體人身上的時候，你別說不知道怎么回事。這里有點兒“勿謂言之不預(yù)”的意思，重在震懾。從實踐的角度說呢，也符合商鞅的施政風(fēng)格。法家儒家都追求入圣，期望每一個人都按照圣人的標(biāo)準來進行社會活動。但是在實現(xiàn)手段上：儒家看到樹長歪了，是把它扶直，一直扶著它，讓它在生長過程中慢慢糾正。而商鞅這里，則是直接把他心目中的圣人標(biāo)準告訴大家，把好樹的標(biāo)準告訴樹。以后如果哪棵樹長歪了，就直接一刀把歪的地方砍掉。很痛快，“簡政”。

第二，簡約。既然要輕罪重刑，那么輕刑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反映在秦國的現(xiàn)實治理中，大家也能看到：《漢書·五行志》記載“商君之法,棄灰于道者,黥”。就是往大街上亂扔垃圾，要在臉上刺字。

刺什么字就不知道了，反正不能是“此處禁止倒垃圾，違者罰款”。亂扔垃圾，放現(xiàn)在多大點兒事兒??！現(xiàn)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馬路邊隨地小便都不新鮮了，頂多就算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和法律問題畢竟不是一回事，解決道德問題需要靠教化，可商鞅用的是肉刑。不僅傷人肉體，還剝奪尊嚴。用法律嚴懲來實施道德的教化功能。這是什么道理呢？這叫“刑用于將過”，《商君書?開塞第七》說：“刑加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細過不失，則國治”。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把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為等同起來，都予以法律制裁，以此來預(yù)防犯罪?？雌饋砗孟裢Σ诲e，法律制裁取代道德的監(jiān)督教育功能，好像是簡化了社會運行的環(huán)節(jié)，而具體實施起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處罰“將過”實質(zhì)就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就是“誅心”。但是誰來誅心？不是大公無私的社會，而是具體的人。社會很抽象，人的欲望和行為卻很具體。誅心定罪就意味著對具體物證、人證的要求不再嚴格，即使你沒有犯罪行為，也可以說你有犯罪的想法，說你有罪，你就有罪。所以過分強調(diào)法律功能的“刑用于將過”理論，一旦具體運行就意味著法制的崩潰，當(dāng)然，也意味著官老爺面前出現(xiàn)了一條便捷寬廣的致富路。

道德問題就要用肉刑，如果罪過再大點兒，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什么斬首、車裂、凌遲，就是根據(jù)人的罪行選個死法罷了。絞刑給留個全尸，都叫皇恩浩蕩。按照《商君書》的理論，這就叫“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br>
這個其實咱們都不陌生——“嚴打”：1983年，一對戀人拍個裸照，趕上嚴打，男的槍斃，女的坐牢。任何審判都強調(diào)“從嚴”、“從重”、“從快”。最后發(fā)現(xiàn)，打掉犯罪分子囂張氣焰的代價是一大批冤假錯案、公報私仇和司法腐敗。只不過，咱們現(xiàn)在“嚴打”是階段性的，而商鞅這個“德生于刑”卻是長期堅持的?，F(xiàn)在我們當(dāng)然要說這種作風(fēng)野蠻粗暴，但這都是符合當(dāng)時的客觀條件——大爭之世，列國征伐，亂世就得用重典。而且歷史也明確告訴我們：一旦大戰(zhàn)臨頭，往往都是冷酷戰(zhàn)勝溫良，野蠻戰(zhàn)勝文明。

再說《御盜》，這很有可能是一篇法令性、技術(shù)性的文章，“御”字好理解，防備、約束等等吧。而這個“盜”字，恐怕不是指國內(nèi)的小偷、強盜那么簡單。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秦國當(dāng)時那種政治環(huán)境中，彼此監(jiān)視，家家連坐，亂扔垃圾都要被毀容。如此高的犯罪成本，可能有穩(wěn)定的小偷、強盜嗎？所以這個“盜”字，我認為更多的是指地方上的世族、豪強，以及和他們有聯(lián)絡(luò)的他國間諜。這里我用“間諜”這個詞可能容易引起誤會，這個所謂間諜干的工作不僅僅是我們印象中的：搞點兒情報，刺殺個政要什么的，那都是小事。最主要的策反邊境百姓，甚至是朝廷重臣，讓他們遷到間諜服務(wù)的國家。

在當(dāng)時，關(guān)于“國”的觀念并不是像我們今天這樣博大。那時候的“國”其實就是以諸侯們的“家”為核心，然后聚合家臣之家，庶民小家湊在一起，這就叫“國”。最明顯的就是韓趙魏三國，都是由家臣之家晉為諸侯，直接以姓為國號。所以在實行諸侯分封制的先秦時期，“愛家族”是絕對優(yōu)先于“愛國”的。這一點，直到今天我們?nèi)匀荒軌蚩匆姡航鼛啄觊_始盛行修家譜，一開始大家可能覺得這只是一種文化傳承，但是這種東西一旦修起來，就不是幾張紙那么簡單。尤其是在聚族而居現(xiàn)象普遍的農(nóng)村。一本家譜在手，族中長輩就不再只是個家庭符號，而是具備了一定政治力量的實力人物。

族長一句話，往往比村長、書記還要好用，這是對農(nóng)村基層黨組織的一個潛在威脅和挑戰(zhàn)。2018年年底到現(xiàn)在開展的“掃黑”為什么把重點放在農(nóng)村？很簡單，當(dāng)前以貿(mào)易戰(zhàn)、金融戰(zhàn)、地緣政治斗爭為主要形式的中美斗爭已經(jīng)到了最緊張的時刻。在當(dāng)下到了血拼最后一口氣的時候，國家需要釋放“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這塊最后的壓倉儲備，和美國來一場持久戰(zhàn)。這就意味著農(nóng)村的土地制度和經(jīng)營方式將有很大的改革。但是，農(nóng)村問題是涉及社會穩(wěn)定的根本問題，一旦搞不好，就會直接危及黨的執(zhí)政地位。為了防止改革過程中這些地頭蛇們乘機兼并土地，截留農(nóng)民的利益，造成農(nóng)村的不穩(wěn)定，國家就先下手除掉他們。所以說本次“掃黑”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直接關(guān)系國本的政治問題。

當(dāng)然這是現(xiàn)代國家，尤其是我們的黨，組織建設(shè)直達基層，中央對基層有絕對的掌控力和動員能力。而在古代，面對這樣的情況，國君沒有太多的手段。國君一旦引起本國百姓不滿，往往就會引發(fā)人民以家族為單位向外遷徙，甚至是家臣的大家族叛亂。人口是當(dāng)時每一個諸侯國都極其重視的財富，甚至高于土地，人口大量外遷絕對會導(dǎo)致國家衰落。在商鞅的眼里，這些半獨立的，始終和國外間諜保持聯(lián)系的地方世族、豪強給邦國帶來的潛在威脅，不單純來自他們直接對抗政府施政的力量，僅僅就他們的大規(guī)模遷徙，就很容易以點帶面，動搖國本。所以《商君書·墾令第二》說：“無外交，則國安而不殆?！边@里的“外交”，不是之國家政府間的交往，而是指民眾的對外交流。所以這句話的第一個含義就是指禁止民眾外遷，這也是削弱地方世族、豪強勢力的措施之一。而要禁止民眾外遷的重要一步，就是首先斬斷民眾與外國的聯(lián)系，防間、防諜，叫你進得來，出不去。也就是說，《商君書》里要“御”的這個“盜”不僅是指 “盜情報”的，更主要是針對“盜民”之盜。

“盜民”之盜是指國外的，國內(nèi)當(dāng)然也有“盜”。這些“盜”除了零星幾個小毛賊，更多的就是指在朝野中一切有能力阻礙商鞅施政的保守勢力。這股勢力不僅僅是在野的，在國內(nèi)居無定所，到處沖州過府，有能力“犯禁”、“亂法”的文人、游俠。他們雖然人多，力量總和很大，但是沒有組織。要“御”他們，直接用明確的行政、司法手段就可以。這類人《商君書》很多地方都提到過。還有一類人，對施政阻力更大，但是在《商君書》尚存的篇目中幾乎很少直接提到。那就是在第一篇《更法》里出現(xiàn)的，以甘龍、杜摯等人為代表的在朝中握有一定權(quán)力，卻明確反對變法的政治人物，這其中還包括公子虔這類王族權(quán)貴。這些人都是原有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第一刀就是沖他們?nèi)サ模运麄兪亲钣凶璧K變法動機的一幫人。要“御”他們，單純依靠公開的法律手段恐怕不行，還需要些不好見光的政治手腕。

總的來說，這篇文章應(yīng)該是對第七篇《開塞》的呼應(yīng)?！堕_塞》是理論文章，主要分析政治統(tǒng)治面對的障礙、弊端起源，然后只在宏觀上論述了全面法治的必要，強調(diào)針對當(dāng)下要用“刑九賞一”來維護秩序，沒有很具體的說如何掃除這些弊端。有理論，就應(yīng)該有措施。后來《韓非子》一書中的《八奸》、《奸劫弒臣》、《五蠹》、《八說》很有可能就是結(jié)合這篇《御盜》的深一步研究。以上僅是猜測，算是拋磚引玉吧！歡迎批評。

其實無論是法家，還是孔孟儒家，我認為他們追求的目的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是兩條不同的路。這兩條路都經(jīng)過了實踐的檢驗，有過成功，也有過失敗。它們的成敗取決于人能否根據(jù)自己所處的特定時期，從實際出發(fā)，及時調(diào)整。在《商君書》第七篇《開塞》里就一段比較詳細的闡述：當(dāng)下，人類已經(jīng)走過了遠古的愛親人、維護小集體的時代和中古的推崇賢人、標(biāo)榜仁愛的時代，而進入了近世推崇權(quán)貴、尊重官吏的時代。既然世風(fēng)有了變化，那么組織管理理念也要變化。時代進步了，人變的精明圓滑不再淳樸了，那么就只能用嚴刑峻法來管理。雖然酷烈，但是卻能夠震懾民眾不犯法，是對大多數(shù)人的秩序保障。這跟《商君書》第一篇《更法》里說的“法者，所以愛民也”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商鞅思想強調(diào)“大仁不仁”。根據(jù)客觀實際調(diào)整管理模式，這就叫與時俱進，就是改革。

（本章結(jié)束，接下來將是商鞅的政治實踐《商鞅對庶民的勝利》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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