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

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

梁漱溟

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人類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態(tài)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說：由三大根本態(tài)度演為各別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實出于此。論起來，這三態(tài)度都因人類生活中的三大項問題而各有其必要與不適用，如我前面歷段所說，最妙是隨問題的轉移而變其態(tài)度—問題問到那里，就持那種態(tài)度;卻人類自己在未嘗試經驗過時，無從看得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這個分際。于是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系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樣成績。這自其成績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卻自其態(tài)度論，則有個合宜不合宜;希臘人態(tài)度要對些，因為人類原處在第一項問題之下;中國人態(tài)度和印度人態(tài)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為問題還不到。不過希臘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為適當之應付，所以西洋中世紀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藝復興乃始揀擇批評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臘人的態(tài)度又拿出來。他這一次當真來走這條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類文化上所應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學，德謨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來，即所謂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卻他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還處在第一問題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那里能容你順當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種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樣鮮明;并且耽誤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現出很大的失敗。不料雖然在以前為不合時宜而此刻則機運到來。蓋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拋棄他，而走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人要拋棄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問題移進，不合時宜的中國態(tài)度遂達其真必要之會，于是照樣也揀擇批評的重新把中國人態(tài)度拿出來。印度文化也是所謂人類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徑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徑過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價值始終不能為世人所認識;(無識的人之恭維不算數)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卻又不敢菲薄。一種文化都沒有價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時;即有價值也不為人所認識，除非曉得了他所以必要的問題。他的問題是第三問題前曾略說。而最近未來文化之興，實足以引進了第三問題，所以中國化復興之后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于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整齊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的問題實有這么三層次，其文化的路徑就有這么三轉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路都已各別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現一遭。吾自有見而為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諒，然吾亦豈求諒于今人者。選自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鑒賞〕　本文選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該書是梁漱溟的成名作，五四運動后的現代新儒家的第一本代表作。此書要點是論述文化哲學，著重于三個問題：文化的起源與類型，不同類型文化的哲學基礎，人類文化發(fā)展趨勢的展望。陳獨秀、胡適等人認為，中西文化的差異只是同一條路上走得快慢不同，跑得慢的就是落后的文化，跑得快的就是先進的文化。中國文化必須以西方文化為模仿的典范，這是必然的趨勢。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觀點，顯然有著全盤西化傾向。梁漱溟不局限于中西文化比較，首次從更為廣闊的視野把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文明一起加以比較，且主要從人生哲學(“意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在他看來，文化只是路向的不同而沒有好壞的區(qū)別：“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系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樣成績。這自其成績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绷菏橐詾槭侨N不同的類型，對人類均有貢獻，都是適應當時環(huán)境而產生的，不必分什么好與壞。這是從文化的民族性著眼，是與陳獨秀、胡適等人針鋒相對的。在梁漱溟看來，文化只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是人類“意欲”的產物。因著“意欲”指向的不同，導致人生態(tài)度和文化類型亦有相應的差別。梁漱溟把人類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意欲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意欲向前”的西方人，著眼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物質。為了征服環(huán)境并滿足人對食物、住所的根本需要，意欲是一往無前的，產生了崇尚理智、以科學為特征的西方文化?！耙庥{和持中”的中國人，著眼考慮的是內界生命，在不計較功利的價值取向下，重視的是如何與周圍環(huán)境之間求得一個平衡。調和人際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其關心的重點，形成了注重直覺、講究倫理的中國文化?！耙庥蚝蟆钡挠《热?，意欲回復到自身去尋找自我的否定，著眼探索的是人死后的世界，出現了崇尚現量、走宗教道路的印度文化。梁漱溟以為，這不是由社會中的經濟因素與政治變化來確定的，而是古代的希臘人、中國人、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系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這三個不同路向的文化，在歷史上的“次第重現”，就構成了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基本模式。這是梁漱溟所下的結論。他認為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中國化復興之后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于是呈現了這樣一幅圖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敝袊幕诋斀竦膹团d，是由于它比西方文化高明。一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文化的弊端已暴露無遺。這是他把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作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附錄的原因所在。西方思想界許多有識之士，如倭鏗、克魯泡特金、羅素、柏格森等人，都是盛贊中國文化，他們要求所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二是強調直覺有著高于理智的品性。梁漱溟以為，中西文化的根子在直覺與理智，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國人是用直覺的。理智的功能讓人們注重外在自然界，形成功利主義價值觀，走個體自拓的個人主義道路。以此來處理人際關系，使人與人之間處于冷漠寡歡、逼狹嚴酷的境地。直覺讓人們關心內在的精神，形成不計較利害的超功利主義，使人人做到尚情無我，即注重人的內心情感而不太考慮自我的利益。以直覺來處理人際關系，使人與人處于渾融和諧的境地。因此主張以直覺代理智，拿直覺來拯救西方文化。梁漱溟在理論上承認，印度文化的復興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歸宿。此時梁漱溟的思想正處于由佛向儒的嬗變中，故以為印度文化是不切合現時實際的，當務之急乃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稏|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于1922年1月。出版當年就印刷五次之多。以孔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同以科學與民主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進行著激烈的交鋒。在東西文化論爭成為時代的焦點中，占據上風的是以陳獨秀、胡適等人為代表的具有全盤西化傾向的主張。一如梁漱溟所言，堅持孔學的“舊派”，已經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依據來與“新派”論戰(zhàn)。對“舊派”來說，只是心理上有一種反感而不服，許多“舊派”根本不曾認識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新派”自然就橫掃直摧，所向無敵了。梁漱溟吸取了西方柏格森、叔本華的思想，結合王陽明后學中的泰州學派思想，構筑了以“意欲”決定文化的唯意志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類文化的三路向說與三大文化的“次第重現”論，認為當今文化發(fā)展的趨向是孔學的復興。不只以獨創(chuàng)性的文化多元論來抗衡流行的文化一元論，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遺老們提供了理論武器。這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如著名學者李石岑所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版一年，銷售十余萬冊，有近百篇論文和幾十個小冊子同他辯論，大打筆墨官司。翻譯成十二國文字，把東西兩半球的學者鬧個無寧日，五年之內同他通訊的信札有五千以上。緣由很簡明，因為梁漱溟為“舊派”的孔學注入了新的哲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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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人類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態(tài)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說：由三大根本態(tài)度演為各別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實出于此。論起來，這三態(tài)度都因人類生活中的三大項問題而各有其必要與不適用，如我前面歷段所說，最妙是隨問題的轉移而變其態(tài)度—問題問到那里，就持那種態(tài)度;卻人類自己在未嘗試經驗過時，無從看得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這個分際。于是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系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樣成績。這自其成績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卻自其態(tài)度論，則有個合宜不合宜;希臘人態(tài)度要對些，因為人類原處在第一項問題之下;中國人態(tài)度和印度人態(tài)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為問題還不到。不過希臘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為適當之應付，所以西洋中世紀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藝復興乃始揀擇批評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臘人的態(tài)度又拿出來。他這一次當真來走這條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類文化上所應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學，德謨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來，即所謂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卻他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還處在第一問題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那里能容你順當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種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樣鮮明;并且耽誤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現出很大的失敗。不料雖然在以前為不合時宜而此刻則機運到來。蓋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拋棄他，而走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人要拋棄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問題移進，不合時宜的中國態(tài)度遂達其真必要之會，于是照樣也揀擇批評的重新把中國人態(tài)度拿出來。印度文化也是所謂人類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徑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徑過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價值始終不能為世人所認識;(無識的人之恭維不算數)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卻又不敢菲薄。一種文化都沒有價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時;即有價值也不為人所認識，除非曉得了他所以必要的問題。他的問題是第三問題前曾略說。而最近未來文化之興，實足以引進了第三問題，所以中國化復興之后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于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整齊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的問題實有這么三層次，其文化的路徑就有這么三轉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路都已各別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現一遭。吾自有見而為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諒，然吾亦豈求諒于今人者。選自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鑒賞〕　本文選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該書是梁漱溟的成名作，五四運動后的現代新儒家的第一本代表作。此書要點是論述文化哲學，著重于三個問題：文化的起源與類型，不同類型文化的哲學基礎，人類文化發(fā)展趨勢的展望。陳獨秀、胡適等人認為，中西文化的差異只是同一條路上走得快慢不同，跑得慢的就是落后的文化，跑得快的就是先進的文化。中國文化必須以西方文化為模仿的典范，這是必然的趨勢。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觀點，顯然有著全盤西化傾向。梁漱溟不局限于中西文化比較，首次從更為廣闊的視野把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文明一起加以比較，且主要從人生哲學(“意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在他看來，文化只是路向的不同而沒有好壞的區(qū)別：“古希臘人、古中國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系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樣成績。這自其成績論，無所謂誰家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绷菏橐詾槭侨N不同的類型，對人類均有貢獻，都是適應當時環(huán)境而產生的，不必分什么好與壞。這是從文化的民族性著眼，是與陳獨秀、胡適等人針鋒相對的。在梁漱溟看來，文化只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是人類“意欲”的產物。因著“意欲”指向的不同，導致人生態(tài)度和文化類型亦有相應的差別。梁漱溟把人類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意欲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耙庥蚯啊钡奈鞣饺耍垩芯康氖亲匀唤绲奈镔|。為了征服環(huán)境并滿足人對食物、住所的根本需要，意欲是一往無前的，產生了崇尚理智、以科學為特征的西方文化?！耙庥{和持中”的中國人，著眼考慮的是內界生命，在不計較功利的價值取向下，重視的是如何與周圍環(huán)境之間求得一個平衡。調和人際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其關心的重點，形成了注重直覺、講究倫理的中國文化?！耙庥蚝蟆钡挠《热?，意欲回復到自身去尋找自我的否定，著眼探索的是人死后的世界，出現了崇尚現量、走宗教道路的印度文化。梁漱溟以為，這不是由社會中的經濟因素與政治變化來確定的，而是古代的希臘人、中國人、印度人，“各以其種種關系因緣湊合不覺就單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聰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這三個不同路向的文化，在歷史上的“次第重現”，就構成了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基本模式。這是梁漱溟所下的結論。他認為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中國化復興之后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于是呈現了這樣一幅圖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中國文化在當今的復興，是由于它比西方文化高明。一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文化的弊端已暴露無遺。這是他把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作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附錄的原因所在。西方思想界許多有識之士，如倭鏗、克魯泡特金、羅素、柏格森等人，都是盛贊中國文化，他們要求所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二是強調直覺有著高于理智的品性。梁漱溟以為，中西文化的根子在直覺與理智，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國人是用直覺的。理智的功能讓人們注重外在自然界，形成功利主義價值觀，走個體自拓的個人主義道路。以此來處理人際關系，使人與人之間處于冷漠寡歡、逼狹嚴酷的境地。直覺讓人們關心內在的精神，形成不計較利害的超功利主義，使人人做到尚情無我，即注重人的內心情感而不太考慮自我的利益。以直覺來處理人際關系，使人與人處于渾融和諧的境地。因此主張以直覺代理智，拿直覺來拯救西方文化。梁漱溟在理論上承認，印度文化的復興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歸宿。此時梁漱溟的思想正處于由佛向儒的嬗變中，故以為印度文化是不切合現時實際的，當務之急乃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稏|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于1922年1月。出版當年就印刷五次之多。以孔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同以科學與民主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進行著激烈的交鋒。在東西文化論爭成為時代的焦點中，占據上風的是以陳獨秀、胡適等人為代表的具有全盤西化傾向的主張。一如梁漱溟所言，堅持孔學的“舊派”，已經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依據來與“新派”論戰(zhàn)。對“舊派”來說，只是心理上有一種反感而不服，許多“舊派”根本不曾認識舊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新派”自然就橫掃直摧，所向無敵了。梁漱溟吸取了西方柏格森、叔本華的思想，結合王陽明后學中的泰州學派思想，構筑了以“意欲”決定文化的唯意志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類文化的三路向說與三大文化的“次第重現”論，認為當今文化發(fā)展的趨向是孔學的復興。不只以獨創(chuàng)性的文化多元論來抗衡流行的文化一元論，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遺老們提供了理論武器。這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如著名學者李石岑所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版一年，銷售十余萬冊，有近百篇論文和幾十個小冊子同他辯論，大打筆墨官司。翻譯成十二國文字，把東西兩半球的學者鬧個無寧日，五年之內同他通訊的信札有五千以上。緣由很簡明，因為梁漱溟為“舊派”的孔學注入了新的哲學依據。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1920 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學課外講演中首次暢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題，并在《北京大學日刊》連載講演記錄。1921年 10 月，梁漱溟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稿匯編出版，不想竟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造成了轟動?！斑@本書頭 4 年中一連印刷了 8 次，同時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國矚目的位置上。”“一部學術著作吸引了如此眾多的讀者，這還是史無前例的?！币蛟摃鴿夂竦奈幕Ｊ刂髁x色彩與新文化路向相悖，故引起胡適等新文化派的深切關注和熱忱回應，并引發(fā)了一場措辭激烈的東西文化論戰(zhàn)。
梁漱溟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哲學是他文化思想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其主要內容包括三個部分，主要體現在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書中討論了三個問題：文化的起源與類型；三種文化類型的比較；人類文化的發(fā)展趨勢預測。 意欲、直覺和理智是貫穿其間的三個哲學范疇。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這是梁漱溟討論東西文化問題時首先提出來的問題，他認為要確定某家文化是如何，就是要知道它那異于別家的地方。即通過比較而達到此目的，與其他思想家不同梁漱溟不是進入文化史的領域尋找東西文化的差異，而是先確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學，提出文化的三路向的主張。

他從“人生的意欲”出發(fā)，將中、西、印三方文化概括為人類生活樣式的三種不同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條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環(huán)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釋何以西方的科學技術發(fā)達，印度的出世、禁欲觀念發(fā)達，而中國人的“往世”觀念發(fā)達。在他看來，人類文化的發(fā)展必然要有一個根本變革，即“由第一路向改變?yōu)橹袊鴳B(tài)度”，因為“往世思想之圓滿者無逾于孔子”。

隨后，梁漱溟從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及知識構成方法上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為了進一步說明中西文化之不同，他還引進了現量（感覺）、比量（認識論中的“理智”）、非量（佛學中的名詞，用以解釋“直覺的”）等來概括中、西、印度文化在解決問題、構成知識方法上之不同。

依照他對三種文化的考察，他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拔餮笪幕膭倮辉谄溥m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之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敝袊幕诘谝宦肺醋咄曛拢呱狭说诙l路。而印度文化是在第一、第二路未走完之下，徑直拐到上了第三條路。相比于西方文化，他們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所以“世界文化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復興之后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于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

可以看出“梁漱溟對于世界文化的預測”有一主要思想貫穿其中那就是物質的需要是基礎 ，道德精神是人的本質，終極關懷是人永恒的追求。由于中國沒有充分發(fā)展自己的物質基礎，所以要引進西方的科學和民主以彌補其“早熟”，在此基礎上他確立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同樣是面對東西方文化沖突，胡適則認為“‘此刻’的問題，只有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問題，和用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尋求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如何讓選擇去取的問題，而不是東方化能否翻身為世界文化的問題?！焙m認為梁漱溟先生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尋一個簡單公式，而不知簡單公式絕不能籠罩一大系的文化，結果只有分析別的形式，而實在都是一堆攏統(tǒng)的話?！睂嶋H上，胡適是以他的歷史進化的眼光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主張。

胡適主要從兩個方面指出梁先生論證方面的“攏統(tǒng)”問題。第一個是文化定位上的攏統(tǒng)，梁漱溟認為:“東方化是要連根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 ……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為一種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能僅只使用于中國，而須成為世界文化?！焙m認為梁漱溟的論斷過于主觀臆想，一種文化究竟能否成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觀能斷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觀依據的，還與當時的歷史情境密切相關，所以說“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其次在文化分類上，在胡適看來，梁漱溟“又得一個關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結論”，甚而認為已是攏統(tǒng)至極?！拔幕姆肿臃倍?，文化的原因也極復雜，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里，這便是攏統(tǒng)之至。”

關于中國文化是否必須要“翻身成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的爭論，實際是源自兩者對世界文化認知的不同。在梁漱溟的觀念中，似乎是一個共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只有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認廢絕。他將世界文化分為三種，貌似是文化的多元，實際上在他的認知中每個階段都只能有一種文化作為主導，各種文化出現“輪流坐莊”的情況。這樣世界不僅是共時的，世界文化也出現階段性的一元傾向。而胡適則認為，“東西文化的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不能籠統(tǒng)地下判斷。要知道“世界是一個很大的東西，文化是一種很復雜的東西”，世界上的文化“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的區(qū)別”。也就是說胡適認為的世界即是共時性的，又是歷時性的。

其次，對于東西文化是性質上的差異還是發(fā)展程度上的不同，兩者也有著分歧。從梁漱溟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預測，即“世界文化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復興之后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可以看出，在他的觀念中東西方文化是性質上的差異，所以必須取而代之才能實現自身的發(fā)展。胡適雖未直接表明他的態(tài)度，但從“我們拿歷史眼光去觀察文化，只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huán)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時候有先后的不同”可以看出，胡適的觀點更傾向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在發(fā)展程度上的不同。

胡適把“程度的差異”落實在“歷史”之上，以之為論述的核心。他的種種辨析都建立在“歷史”基礎之上，以從“各種文化的過去種種經過”，“看出各種文化的原形”。他提出，“凡是有久長歷史的民族，在那久長的歷史上，往往因時代的變遷、環(huán)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決樣式”。中國、印度、歐洲三大系民族的政治史就是如此，“所不同者，只是某種制度（例如多頭政治）在甲民族的采用在古代，而在乙民族則上古與近代都曾采用”。他更指出，在“思想史上，這三大系的民族都曾有他們的光明時代與黑暗時代”。胡適正是在歷史之中，尋找中國文化存在的基礎，并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胡適與梁漱溟之間的東西文化論戰(zhàn)雖各有偏頗之處，然而并非意氣浮乏之爭，其中亦有諸多真知灼見。從表面上看，胡、梁之間的東西文化之爭是圍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而展開的，其實質卻折射出當時中國的西化自由主義者與文化保守主義者對東西方文化的不同立場。梁漱溟和胡適面對中國不得不向西方學習時，雖然對怎樣向西方學習以及學到什么程度，觀點未必一致，但都意識到在面向西方的同時需要維護中國自身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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