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文史通義·史德　章學誠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mào)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于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jié)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shù)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術(shù)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yǎng)未底于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yǎng)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于心術(shù)，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shù)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shù)，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于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shù)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qū)區(qū)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于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于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于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于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于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于血氣而入于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于私，似天而實蔽于人，發(fā)為文辭，至于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shù)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于天而參于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于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比收咔橹?，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guān)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shù)貴于養(yǎng)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fā)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后人泥于發(fā)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fā)，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于是后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quán)，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于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51〕也。后世觀于相如〔52〕之文，桓寬〔53〕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后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54〕有之。余皆經(jīng)緯〔55〕古今，折衷〔56〕六藝，何嘗敢于訕上〔57〕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后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坷，怨誹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58〕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

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59〕于三代之英而經(jīng)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shù)何由得正乎？

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yǎng)也?！厄}》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60〕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注釋〕良史：指能秉筆直書，記事信而有征的史官。劉氏子玄：即劉知幾。練：詳熟、熟悉。擊斷：果敢、堅決。愚估：估，同“賈”，愚賈即愚蠢的商人。貿(mào)化：買賣財貨。處士：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死節(jié)：為保全節(jié)操而死。闕：缺誤、疏失。素行：一貫的品行。魏收：北齊巨鹿下曲人，累官中書令，兼著作郎，受詔著北魏史。時人認為他的《魏書》是報怨酬恩，記史不實?！段簳繁蛔I為“穢史”。矯誣：假借名義以行誣罔。沈約：南朝梁吳興武康人，歷仕宋、齊、梁三代。自負高才，后觸怒武帝，受譴，憂郁而死。著有《宋書》。心術(shù)：思想和心計。天人之際：天道與人事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茍允：假如確實。烏乎：即嗚乎，怎么。崇：推崇。參：并立。區(qū)區(qū)：形容人心之小。恃：依賴。藉：憑借。事役：政務、公務。予奪：賜予和剝奪。奮摩：奮，振作；摩，切磋。消息：消長、增減。流連：依戀不舍。入人：指為人所感受和理解。摯：懇切。陰柔：溫和。麗：附著。汩：擾亂。恣：放縱。忤：忤逆、觸犯。燕居：閑居。宕：即“蕩”，不受約束。毗：損傷。流：無節(jié)制。伏沴：藏匿災害。默運潛移：暗中運行移動。華樸：華麗和樸素。邪色：不正之色。族：眾。藹如：和氣可親的樣子。史遷百三十篇：指司馬遷所著的《史記》。紹：承繼。發(fā)憤：發(fā)泄憤懣。譏謗：譏議誹謗。微文：隱寓諷喻的文辭。悖：違逆。〔51〕秕政：不良的政治措施?！?2〕相如：即司馬相如。工辭賦?！?3〕桓寬：西漢汝南人，治《公羊春秋》，善屬文，擅長議論?！?4〕洵：實在?！?5〕經(jīng)緯：條理、梳理?！?6〕折衷：判斷、評析?！?7〕訕上：毀謗在上位者?！?8〕邀：謀求?！?9〕抗懷：堅守高尚的情懷?！?0〕梏：約束、限制。

(儲玲玲)

〔鑒賞〕歷史研究，是對客觀歷史的一種認識活動，認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如何，不能不受到研究者自身的認識能力、水平以及品德的制約。所以，史家自身修養(yǎng)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至關(guān)重要的。章學誠對史家修養(yǎng)的理論貢獻，突出地表現(xiàn)在，他在總結(jié)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chǔ)上，首次提出“史德”論，大大完善和深化了古代史家修養(yǎng)的理論，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建立起又一塊豐碑?！段氖吠x》中《史德》一文，便是古代獨一無二的一篇專門闡述“史德”的理論篇章。

應該看到，在古代史學史上，對史家自身修養(yǎng)的培育一直比較重視。早在先秦時期，史學正在逐漸形成的時候，孔子即率先強調(diào)史家應“書法不隱”，也就是要直筆，并將它作為“良史”的標準。其后史家也一直以據(jù)事直書為史家必須堅持的原則，而反對曲筆隱諱、毀譽任情等不良作風。司馬遷《史記》被稱為“不虛美，不隱惡，善惡必書”的“實錄”之作，而魏收的《魏書》則被視作“曲筆”、“穢史”的典型。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對史家提出“素心”的要求，認為史家在分析評價歷史時，應做到“析理居正”，從而使史家修養(yǎng)論略具理論色彩。到唐朝劉知幾則明確提出史家“三長”論，他在回答禮部尚書鄭惟忠的提問時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舊唐書·劉子玄傳》)此后的史家批評，便以才、學、識三者來衡量。但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論，僅僅是提出了一個基本概念，用比喻的方式說明了“三長”在史家撰述過程中的作用及相互關(guān)系，并未對“三長”的具體內(nèi)容加以理論上的闡述。所以，后來的史家又逐漸加以補充和發(fā)揮。如明代胡應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筆叢·史書占畢》中補充了“二善”。他說：“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無征，唯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逼鋵?，胡應麟的“二善”是互為表里的一碼事，“公心”是“直筆”的主觀前提，“直筆”是“公心”的客觀必然。

章學誠對前人的這些理論和觀點加以總結(jié)和概括，對史家修養(yǎng)提出了更為完整、深刻的理論，特別是在總結(jié)劉知幾才、學、識三長理論的基礎(chǔ)上，明確提出了“史德”論。并在《文心通義》中，專立《史德》一篇，加以闡發(fā)。

在《史德》篇中，章學誠對才、學、識、德四者都作了論述，特別是講清了它們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才”即寫文章的表達能力；“學”即豐富的歷史知識；“識”即對史實的觀察鑒別和判斷能力。作為一名優(yōu)秀史家，才、學、識三者不可缺少。然而，在章學誠看來，劉知幾的三長論“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史德”，即“著書者之心術(shù)”，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所謂“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故曰心術(shù)不可不慎也。”

章學誠的“史德”論，并不是對自孔子、劉知幾、胡應麟等人以來強調(diào)史家必須據(jù)事直書、書法不隱等觀點的簡單重復，而是賦予了更深層次的內(nèi)涵和解釋，這就是他進一步闡明了史家主觀與歷史客觀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他認為，所謂“著書者之心術(shù)”的“史德”，其內(nèi)容不只是據(jù)事直書、書法不隱而已，更重要的還在于分清史家主觀與歷史客觀，正確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要盡可能地如實反映客觀史實，尊重歷史真相，而不摻雜主觀偏見?！妒返隆菲f：“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shù)矣?！?/p>

寫歷史要“辨天人之際”，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來的。但司馬遷的“欲究天人之際”，是希望通過分析歷史事實，探究人類生活與天道、自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而章學誠提出的“慎辨于天人之際”，重點是探討史家主觀與歷史客觀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兩者的側(cè)重點是完全不同的。特別是章學誠更進一步提出史家應當盡量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是要求史家在分清主觀與客觀關(guān)系之后，要盡量尊重客觀史實，如實反映客觀史實，不要隨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主觀意圖摻雜到客觀史實中去。只要抱著這個態(tài)度去努力，即使還有不足之處，也可以稱得上有“著書者之心術(shù)”了，即也就是具備“史德”了。

當然，章學誠也深知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因為人是有感情的，史實是復雜的，“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得不藉人力以成之”。而“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qū)區(qū)之明所可恃特。……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這就是說，史學家在歷史事實面前不能沒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特別是史實有是非得失時，想法看法也就更多，甚至引起感情上的很大變化。在感情充沛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文章往往是好文章，原因在于情感隨著史事的是非得失而起變化，情感與史事幾乎水乳交融，文字容易做到流暢動人?？墒牵@樣一來，史實的客觀(“天”)與感情的主觀(“人”)交雜在一起，因而史文中便“有天、有人”，這當然不可不慎辨清楚。章學誠認為，史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主觀見解，見到史實是非得失時不能不動感情，問題在于如何防止和引導，使感情不放任自流，直至違背史實的“天”。解決的辦法就是要求主觀盡量服從客觀，史學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使自己的感情盡量符合事理，以理性來制約自己的感情。他說：“氣合于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边@里，他提出了要“氣合于理”、“情本于性”，即主觀服從于客觀，反對“違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強調(diào)“氣貴于平”、“情貴于正”。總的精神就是要以理性制約感情，使感情符合于事理，力求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

可見，章學誠提出的“史德”論，其內(nèi)容是非常豐富的，其闡述也是相當深刻的。這種思想雖然來源于劉知幾等人的“據(jù)事直書”精神，但無論在內(nèi)容上或精神上都大大超出了“直書”的范圍，特別是“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國古代史學領(lǐng)域的“據(jù)事直書”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也是對古往今來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章學誠和劉知幾一樣，都看到了歷史上許多史學家，具備一定的才、學、識，而惟獨“心術(shù)不正”，缺少“史德”，遇到個人利害，不是屈從于權(quán)威勢力，就是貪圖個人名利，存有私心，偽造史實，篡改歷史，以個人主觀意圖取代客觀的歷史事實。他們看到了這種事實，都有想法加以防止。劉知幾在《史通》里大力提倡直筆，反對曲筆。章學誠則更看到單是提倡直書還不足以解決這一矛盾，便進一步提出作為一個良史“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要史學家作出主觀努力，盡量辨清客觀與主觀的關(guān)系，防止把主觀的東西摻進客觀史事中去。

應當看到，章學誠這些議論在當時是具有針對性的，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他早已指出：“好名之心，必壞心術(shù)。”因為凡是好名者，必然趨炎附勢，專趕浪頭。他還特地寫了《針名》一文進行針砭。我們只要能了解乾嘉時代學術(shù)界的狀況和許多學者的精神狀態(tài)，對于章學誠的這些論述就容易理解了，他完全是言有所指，而不是空發(fā)議論。

當然，章學誠所謂的“心術(shù)”依然是具有歷史局限性的。他經(jīng)常以是否背“天理”、“名教”作為“心術(shù)”正與不正的標準，并以此去評論史家，動輒給人扣上“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的帽子。這樣，他所得出的一些具體結(jié)論，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盡人達天”了。他甚至還在《丙辰札記》中說：“史臣不必心術(shù)偏私，但為君父大義，則于理自不容無所避就，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為君親諱也?！边@無疑又是章學誠“史德”論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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