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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大道家園 2023-07-16 21:55:46

文史通義·史德　章學誠

才

、學
、識
，三者得一不易
，而兼三尤難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
。昔者劉氏子玄
，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
，史所貴者義也
，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
，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
。”非識無以斷其義
，非才無以善其文
，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
；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
。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
，擊斷以為識也
，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
，猶未足以盡其理也
。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

，不解貿化
，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于記誦之間
，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
。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
，排死節(jié)而飾主闕
，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
，非史識也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
？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
，素行為人所羞
，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
，沈約之陰惡
，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
。所患夫心術者
，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yǎng)未底于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yǎng)未粹

，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
，此而猶患于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
。以此責人
，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
。

蓋欲為良史者

，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
，茍允知之
，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
，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
，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
、舜而非桀、紂
，人皆能言矣
；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
。至于善善而惡惡
，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
，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
，非是區(qū)區(qū)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
，故良史莫不工文
，而不知文又患于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
，一有得失是非
，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
。事不能無盛衰消息
，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
，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

；凡文不足以入人
，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
，情深而文摯
；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
，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
，人麗陰陽之間
，不能離焉者也。氣合于理
，天也
；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
。情本于性
，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
，人也
。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陰陽之患
，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
，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氣不立

，而氣貴于平
。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
，因事生感
，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
，氣失則驕
，毗于陽矣。文非情不得
，而情貴于正
。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
，因事生感
，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
，情失則偏
，毗于陰矣。陰陽伏沴之患
，乘于血氣而入于心知
，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于私
，似天而實蔽于人
，發(fā)為文辭，至于害義而違道
，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

夫氣勝而情偏

，猶曰動于天而參于人也。才藝之士
，則又溺于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
，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于文也
，猶衣之需乎采
，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
，味之不能無濃淡
，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
。邪色害目
，奇味爽口，起于華樸濃淡之爭也
。文辭有工拙
，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
。以此為文
，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
，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比收咔橹眨x者氣之遂也
。程子嘗謂有《關雎》
、《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蓋言心術貴于養(yǎng)也
。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
，正《易傳》
，本《詩》、《書》
、《禮》
、《樂》之際”，其本旨也
。所云“發(fā)憤著書”
，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后人泥于發(fā)憤之說
，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fā)
，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于是后世論文
，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
，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
，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
，不亦悖乎
！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于鬼神
，《平準》之算及商販
，孝武之秕政〔51〕也。后世觀于相如〔52〕之文
，桓寬〔53〕之論
，何嘗待史遷而后著哉？《游俠》
、《貨殖》諸篇
，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
，亦洵〔54〕有之
。余皆經緯〔55〕古今，折衷〔56〕六藝
，何嘗敢于訕上〔57〕哉
！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后人附會有過
。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
，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坷
，怨誹及于君父
，且欲以是邀〔58〕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
，名教中之罪人
，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
？

夫《騷》與《史》

，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
，皆抗懷〔59〕于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
，固不能無感慨
。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
，大義何由得明
，心術何由得正乎
？

夫子曰：“《詩》可以興?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闭f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

。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
，故貴平日有所養(yǎng)也
。《騷》與《史》
，皆深于《詩》者也
，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
，而梏〔60〕于文者不辨也
。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注釋〕良史：指能秉筆直書

，記事信而有征的史官
。劉氏子玄：即劉知幾。練：詳熟
、熟悉
。擊斷：果敢、堅決
。愚估：估
，同“賈”，愚賈即愚蠢的商人
。貿化：買賣財貨
。處士：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死節(jié)：為保全節(jié)操而死
。闕：缺誤
、疏失。素行：一貫的品行
。魏收：北齊巨鹿下曲人
，累官中書令，兼著作郎
，受詔著北魏史
。時人認為他的《魏書》是報怨酬恩，記史不實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段簳繁蛔I為“穢史”。矯誣：假借名義以行誣罔
。沈約：南朝梁吳興武康人
，歷仕宋
、齊、梁三代
。自負高才
，后觸怒武帝，受譴
，憂郁而死
。著有《宋書》。心術：思想和心計
。天人之際：天道與人事之間的相互關系
。茍允：假如確實。烏乎：即嗚乎
，怎么
。崇：推崇。參：并立
。區(qū)區(qū)：形容人心之小
。恃：依賴。藉：憑借
。事役：政務
、公務。予奪：賜予和剝奪
。奮摩：奮
，振作；摩
，切磋
。消息：消長、增減
。流連：依戀不舍
。入人：指為人所感受和理解。摯：懇切
。陰柔：溫和
。麗：附著。汩：擾亂
。恣：放縱
。忤：忤逆、觸犯
。燕居：閑居
。宕：即“蕩”，不受約束。毗：損傷
。流：無節(jié)制。伏沴：藏匿災害
。默運潛移：暗中運行移動
。華樸：華麗和樸素。邪色：不正之色
。族：眾
。藹如：和氣可親的樣子。史遷百三十篇：指司馬遷所著的《史記》
。紹：承繼
。發(fā)憤：發(fā)泄憤懣。譏謗：譏議誹謗
。微文：隱寓諷喻的文辭
。悖：違逆?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1〕秕政：不良的政治措施
。〔52〕相如：即司馬相如
。工辭賦
。〔53〕桓寬：西漢汝南人
，治《公羊春秋》
，善屬文，擅長議論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4〕洵：實在?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5〕經緯：條理
、梳理?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6〕折衷：判斷
、評析?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7〕訕上：毀謗在上位者
。〔58〕邀：謀求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9〕抗懷：堅守高尚的情懷?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0〕梏：約束
、限制
。

(儲玲玲)

〔鑒賞〕歷史研究，是對客觀歷史的一種認識活動

，認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如何
，不能不受到研究者自身的認識能力、水平以及品德的制約
。所以
，史家自身修養(yǎng)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章學誠對史家修養(yǎng)的理論貢獻
，突出地表現(xiàn)在，他在總結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
，首次提出“史德”論
，大大完善和深化了古代史家修養(yǎng)的理論，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建立起又一塊豐碑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段氖吠x》中《史德》一文，便是古代獨一無二的一篇專門闡述“史德”的理論篇章
。

應該看到

，在古代史學史上，對史家自身修養(yǎng)的培育一直比較重視
。早在先秦時期
，史學正在逐漸形成的時候，孔子即率先強調史家應“書法不隱”
，也就是要直筆
，并將它作為“良史”的標準。其后史家也一直以據(jù)事直書為史家必須堅持的原則
，而反對曲筆隱諱
、毀譽任情等不良作風。司馬遷《史記》被稱為“不虛美
，不隱惡
，善惡必書”的“實錄”之作，而魏收的《魏書》則被視作“曲筆”
、“穢史”的典型
。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對史家提出“素心”的要求，認為史家在分析評價歷史時
，應做到“析理居正”
，從而使史家修養(yǎng)論略具理論色彩。到唐朝劉知幾則明確提出史家“三長”論，他在回答禮部尚書鄭惟忠的提問時說：“史才須有三長
，世無其人
，故史才少也。三長
，謂才也
，學也，識也
。”(《舊唐書·劉子玄傳》)此后的史家批評
，便以才
、學、識三者來衡量
。但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論
，僅僅是提出了一個基本概念，用比喻的方式說明了“三長”在史家撰述過程中的作用及相互關系
，并未對“三長”的具體內容加以理論上的闡述
。所以，后來的史家又逐漸加以補充和發(fā)揮
。如明代胡應麟
，在所著《少室山房筆叢·史書占畢》中補充了“二善”。他說：“才
、學
、識三長，足盡史乎
？未也
。有公心焉，直筆焉
，五者兼之
，仲尼是也。董狐
、南史
，制作無征，唯公與直
，庶幾盡矣
。秦漢而下，三長不乏
，二善靡聞
。”其實，胡應麟的“二善”是互為表里的一碼事
，“公心”是“直筆”的主觀前提
，“直筆”是“公心”的客觀必然。

章學誠對前人的這些理論和觀點加以總結和概括

，對史家修養(yǎng)提出了更為完整
、深刻的理論，特別是在總結劉知幾才
、學
、識三長理論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史德”論
。并在《文心通義》中
，專立《史德》一篇，加以闡發(fā)
。

在《史德》篇中

，章學誠對才、學
、識
、德四者都作了論述，特別是講清了它們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安拧奔磳懳恼碌谋磉_能力；“學”即豐富的歷史知識
；“識”即對史實的觀察鑒別和判斷能力
。作為一名優(yōu)秀史家，才
、學
、識三者不可缺少。然而
，在章學誠看來
，劉知幾的三長論“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一點
，那就是“史德”
，即“著書者之心術”，也就是史家作史
，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
，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
。所謂“史之義出于天
，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

章學誠的“史德”論

，并不是對自孔子
、劉知幾、胡應麟等人以來強調史家必須據(jù)事直書
、書法不隱等觀點的簡單重復
，而是賦予了更深層次的內涵和解釋，這就是他進一步闡明了史家主觀與歷史客觀之間的相互關系
。他認為
，所謂“著書者之心術”的“史德”，其內容不只是據(jù)事直書
、書法不隱而已
，更重要的還在于分清史家主觀與歷史客觀，正確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要盡可能地如實反映客觀史實，尊重歷史真相
，而不摻雜主觀偏見
。《史德》篇說：“蓋欲為良史者
，當慎辨于天人之際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
，雖未能至
，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p>

寫歷史要“辨天人之際”，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來的

。但司馬遷的“欲究天人之際”
，是希望通過分析歷史事實，探究人類生活與天道
、自然的內在聯(lián)系
；而章學誠提出的“慎辨于天人之際”，重點是探討史家主觀與歷史客觀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
，兩者的側重點是完全不同的
。特別是章學誠更進一步提出史家應當盡量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是要求史家在分清主觀與客觀關系之后
，要盡量尊重客觀史實
，如實反映客觀史實
，不要隨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主觀意圖摻雜到客觀史實中去。只要抱著這個態(tài)度去努力
，即使還有不足之處
，也可以稱得上有“著書者之心術”了，即也就是具備“史德”了
。

當然

，章學誠也深知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因為人是有感情的
，史實是復雜的
，“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得不藉人力以成之”
。而“天與人參
，其端甚微，非是區(qū)區(qū)之明所可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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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杏刑煊腥耍豢刹槐嬉病?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這就是說
，史學家在歷史事實面前不能沒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特別是史實有是非得失時
，想法看法也就更多
，甚至引起感情上的很大變化。在感情充沛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文章往往是好文章
，原因在于情感隨著史事的是非得失而起變化
，情感與史事幾乎水乳交融，文字容易做到流暢動人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墒牵@樣一來
，史實的客觀(“天”)與感情的主觀(“人”)交雜在一起
，因而史文中便“有天、有人”
，這當然不可不慎辨清楚
。章學誠認為，史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主觀見解
，見到史實是非得失時不能不動感情
，問題在于如何防止和引導，使感情不放任自流
，直至違背史實的“天”
。解決的辦法就是要求主觀盡量服從客觀
，史學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使自己的感情盡量符合事理
，以理性來制約自己的感情
。他說：“氣合于理，天也
；氣能違理以自用
，人也。情本于性
，天也
；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边@里，他提出了要“氣合于理”
、“情本于性”
，即主觀服從于客觀，反對“違理以自用”
、“汩性以自恣”
，強調“氣貴于平”、“情貴于正”
。總的精神就是要以理性制約感情
，使感情符合于事理
，力求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

可見

，章學誠提出的“史德”論
，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其闡述也是相當深刻的
。這種思想雖然來源于劉知幾等人的“據(jù)事直書”精神
，但無論在內容上或精神上都大大超出了“直書”的范圍，特別是“慎辨于天人之際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
，把我國古代史學領域的“據(jù)事直書”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也是對古往今來歷史經驗的總結
。章學誠和劉知幾一樣
，都看到了歷史上許多史學家，具備一定的才
、學
、識
，而惟獨“心術不正”，缺少“史德”
，遇到個人利害
，不是屈從于權威勢力，就是貪圖個人名利
，存有私心
，偽造史實，篡改歷史
，以個人主觀意圖取代客觀的歷史事實
。他們看到了這種事實，都有想法加以防止
。劉知幾在《史通》里大力提倡直筆
，反對曲筆。章學誠則更看到單是提倡直書還不足以解決這一矛盾
，便進一步提出作為一個良史“當慎辨于天人之際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要史學家作出主觀努力
，盡量辨清客觀與主觀的關系
，防止把主觀的東西摻進客觀史事中去。

應當看到

，章學誠這些議論在當時是具有針對性的
，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他早已指出：“好名之心
，必壞心術
。”因為凡是好名者
，必然趨炎附勢
，專趕浪頭。他還特地寫了《針名》一文進行針砭
。我們只要能了解乾嘉時代學術界的狀況和許多學者的精神狀態(tài)
，對于章學誠的這些論述就容易理解了
，他完全是言有所指
，而不是空發(fā)議論。

當然

，章學誠所謂的“心術”依然是具有歷史局限性的
。他經常以是否背“天理”
、“名教”作為“心術”正與不正的標準，并以此去評論史家
，動輒給人扣上“名教中之罪人
，天理所誅”的帽子
。這樣，他所得出的一些具體結論
，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盡人達天”了
。他甚至還在《丙辰札記》中說：“史臣不必心術偏私，但為君父大義
，則于理自不容無所避就
，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為君親諱也?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边@無疑又是章學誠“史德”論的局限性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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