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季棟梁印象》

石舒清《季棟梁印象》記得第一次見季棟梁，是在陳繼明家里。當時棟梁好像還在同心，繼明則已調(diào)到《朔方》當編輯，但還是住在他的原單位寧夏電大，陳家附近似乎有一個養(yǎng)豬的地方，我的鼻子格外敏感，但繼明的家里總是長年如一日地整潔風雅。棟梁是來送稿子的，小說多篇，是《朔方》要出他的一個小輯。沒什么特別深的印象，但算是見過了。時間大概是1993年。其時我還沒有結(jié)婚，現(xiàn)在我女兒已大學畢業(yè)。時間之迅快竟如此。

詩人夢也早年間在固原有一套房子，小兩層，大院子，很氣派，夢也又是性格豪爽的人，就引得一些文朋詩友不時聚在他那里。有一年，我和詩人馮雄已在那里養(yǎng)息了多日，正要打道回府時，棟梁來了，于是又繼續(xù)住下去。幾個人聚在一起，主要的事情就是聽棟梁給我們講段子。那時候段子好像剛剛興開，但棟梁顯然已經(jīng)搜羅了不少，簡直講不完，一個剛講完，吃一口茶，或者打一個噴嚏，接著又續(xù)上。棟梁講段子時，神情很特別，他有一張鍋盔似的大臉，段子一旦開講，那臉上就溢出一種誘惑、撩撥、癢癢處被撓個正著那樣的笑，即使段子不好笑，僅棟梁的這個樣子也要叫人樂不可支了。何況段子又總是不錯的。聽棟梁說段子，可謂痛苦又受活，夜里瞌睡得眼睛都要睜不開了，但還是想聽聽他的下一個。畢竟是作家說段子，受聽之外，指陳時弊，尤顯深刻。有時候覺得一部長篇小說未必講得透的東西，一個小小的段子，就給你揭示得清清楚楚，表達得淋漓盡致。亦莊亦諧，使人娛樂的同時，受教良多。由此看來，小說家們低首下心，向段子手們求教請益，不只必要，甚或是應有之義。棟梁二者兼能，相較于一眾刻板的小說家，自是多出了幾套拳腳。

善講段子的棟梁，為文友同事們所喜歡，理固宜然。無論聚會聚餐，只要棟梁在，好的氣氛便可以預期了。然而據(jù)說連官員們也很喜歡聽棟梁說段子，這便讓人有些困惑甚至不安了，畢竟他的相當一部分段子就是針對官員們的。能讓官員們?nèi)讨撤N難堪和不適，樂聽棟梁的段子，足見該段子的娛樂性之強，也足見棟梁的能力——自不限于只會講幾個段子而已，須知也有一般能言者，雖能言于市井鄉(xiāng)里，可一旦面對了我們中國式的官員，觳觫之余，囁喏而已，舌頭已短了半截，還怎么指望他神氣地講出一個段子來呢？

又據(jù)說棟梁寫作時，可以不受干擾，任它雷鳴電閃，我自一意寫作。舉例說，辦公室里人來人往，雜事多多，然而不妨礙棟梁寫他的小說；他寫小說時，電視機在一邊開著，你演你的，我寫我的，毫無影響；現(xiàn)在則是換成了他的孫子，說是棟梁寫作時，孫子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撓脖子，揪耳朵，棟梁的一些好小說正是這么著鼓搗出來的。如若屬實，可真是大本事，別人不說，就說我寫東西吧，那架勢實在是有些過分了，不只關門閉窗，連窗簾也要垂下來。要是讓老婆知道世上還有棟梁這么一號寫作者，可真是會弄出是非來。也想學學人家那種鬧里取靜的寫法，命里沒有莫強求，學不來的。

某年，棟梁已由靈武調(diào)至《寧夏日報》，初來乍到，住在一間很小的屋子里。不知為著一件什么事，我們需到八樓他的辦公室里去。走過一樓大廳要進電梯時，不小心讓我看到了很驚心的一面。大廳里有個立鏡，一人高的樣子，站在那里，看著去來往還的人，就讓它把我們給看到了。棟梁人高馬大，這個無需說，但沒想到會龐大到這種程度，我不慎往鏡子里看了一眼，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鏡子里的棟梁和我，就好像駱駝旁邊站了個山羊。好好的一面鏡子，看起來倒似哈哈鏡了。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多年過去，未曾忘卻。我想要是搞一個什么競選，別的且不論，僅只是這樣的一個聯(lián)袂亮相，我不是就敗北難勝了嗎？

一次會議間隙，關于當時小說寫作方面的一些現(xiàn)象，我和棟梁談得投機，達成共識。等回到會上，棟梁就將我們的一些觀點亮出來，大意是小說越是能深度地切入現(xiàn)實人生，越是會顯出底蘊力道來，這其實是對大家都多所裨益的見地，偏偏主持人對此是持異議的，又頗長于言說。這時候棟梁兄就看看我，好像是要讓我呼應一下他的觀點，就在剛才，不是我們還說得很熱烈很一致嗎？我心里涌動著，我很想借機說出我們的看法來。不是誰一個人的看法，這確實是我們兩個的共識，而且我們那一段時間的具體寫作，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觀點。而主持人的說法，多少是有些清淺了，有些過于文藝了。但最終我什么也沒說，我歉然地看著棟梁兄，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不是我滑頭，也不是我瞬息之間就變了觀點，實在是我一當眾言說即刻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樣，變得禿嘴笨舌起來，尤其是在那樣需要亮清觀點、展露舌辯的時候，我愈加不能。好在如今文友們是知道我的這一特點和短處了。但當時看著棟梁望向我的眼神，實在是不好受的，像當眾叛變了似的。一晃十多年過去了，如今這話可以說出來，給棟梁一個明白了。

《文藝報》的崔艾真老師來寧夏，使大家有機會一起坐了坐。晚上，吃飯聊天，不知怎么就唱了起來。沒有麥克風，清唱，也不站起來，各坐在各的位置上唱，散漫隨意。我和棟梁合唱了一首花兒：“走哩走哩者走遠了啊，扯心的妹妹病下了……”崔老師后來把我們唱歌的照片發(fā)過來，唱得可真夠用情投入的，我和棟梁的頭抵在一起，就像兩個人擠在一面小鏡子前面照臉似的。這算是我們最為密切的接觸與合作了吧。鏡頭太近的緣故，照片效果不是太好，使我們的臉像一對擠得變形的土豆。但這次聚會卻是有成效的，崔老師在餐桌上和我們鄭重約稿，讓我們寫短篇小說給《文藝報》，每人一個版面，這待遇是不低的，不久，棟梁、漠月、李進祥還有我的短篇小說，就先后在《文藝報》發(fā)出來了。至少我的那個短篇，在我的寫作經(jīng)歷中我還是比較看重的。

還是在一次聚會上，談到文學需要重視的話題時，棟梁說，要是寧夏有關方面能大手筆設一獎項，每次獎一人，重獎，這種力度會有助于造成一種氣氛。說到得獎的人時，棟梁拿我做了一個例子，讓我惶惑又動容。文學需不需要大獎，大獎是否會促進文學的真正繁榮，這個我是沒有明確答案的，但是此說過后不久，我果真就得到一項重獎。真是有些過分了，受之不安。掂量回味之余，自然會想起棟梁的話來，不說有預見之明，也是吉人吉言吧。

棟梁的小說在寧夏帶來一個個小的震動，可稱頻頻?！侗本┪膶W》尤其對他青睞有加，僅在我的印象里，他獲《北京文學》獎好像就不下于四次了。有一年，他的短篇小說《吼夜》好評多多，迭獲轉(zhuǎn)載，大家都覺得照此架勢，有可能要得魯迅文學獎了，但最終只是入圍那一屆的魯迅文學獎。這也常見，并非好作品篤定就有好結(jié)果。作品和人一樣，各有命運，尤其評獎這種充滿了偶然性的事。同一篇作品，換一撥評委來評，看法也許會全然兩樣，結(jié)果也許會完全不同。這真是沒辦法的事。棟梁更具聲勢的作品長篇小說《上莊記》，同樣沒得到應有的結(jié)果。于寧夏文學界而言，這部小說的出籠，就可謂一個大的震動了。朋友白草向來出言謹慎，也說，《上莊記》要是獲了茅盾文學獎，他不會意外，說這是寧夏作家在茅獎面前拿得出手的作品。但是結(jié)果出來，《上莊記》雖熱度未減，但仍失之交臂。就在前兩天，馬知遙先生還打電話來，說他剛剛讀完季棟梁的中篇小說《上莊記》，真不錯，有分量，他要為這部作品寫一篇評論。老先生每每看到寧夏作家寫出他滿意的作品時，總要情不自禁，吭吭巴巴寫出一篇評論來。之所以說吭吭巴巴，是因為年過八旬的馬老師要寫出一篇兩千字的評論，總要耗去他一兩個月的時間。馬老師說的是棟梁的中篇《上莊記》，我就趁便給老人家推薦了長篇《上莊記》。

高原上壯觀的文學樹林——寧夏文學創(chuàng)作管窺 高原上壯觀的文學樹林——寧夏文學創(chuàng)作管窺

◎蔡家園

寧夏文學是黃土高原上一個獨特的存在，新時期以來由“一棵樹”（張賢亮）發(fā)展到“三棵樹”，再到“新三棵樹”，如今已是蓊蓊郁郁一片壯觀的文學樹林。石舒清、郭文斌、陳繼明、金甌、漠月、張學東、季棟梁、李進祥、馬金蓮的作品，都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寧夏文學已成為一種“現(xiàn)象”，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提供了獨特的經(jīng)驗。

我想用三個“清”來簡單概括一下閱讀印象：清苦的生存狀態(tài)、清安的人生態(tài)度、清潔的精神追求。

清苦的生存狀態(tài)。寧夏自然條件惡劣、經(jīng)濟相對落后，“西海固”有“苦甲天下”之稱。寧夏作家關于鄉(xiāng)土的描寫中彌漫著干旱、饑餓、貧窮、苦難，呈現(xiàn)出清苦的生存狀態(tài)。像石舒清的“疙瘩山”、陳繼明的 “高沙窩 ”、李進祥的 “清水河”等都逼真而細膩地記錄了原生態(tài)的生活。記得石舒清有部小說集叫《苦土》，這個題目具有象征性，道出了寧夏作家普遍具有的 “苦土”情結(jié)。陳繼明說：“生活在西部的作家，距離土地和苦難更切近，因而寫得更多……對于他們來說，這樣的情形更是命運，而非策略。”他們對于“清苦”生存狀態(tài)的表現(xiàn)，不是獵奇性的展覽、消費性的噱頭，而是與心靈、與生命感受直接關聯(lián)，因此這種貧困、苦難書寫別具動人心弦的力量。

清安的人生態(tài)度。寧夏作家雖然大量書寫苦難生活，但是他們筆下的人物總是把苦難視為人的生存常態(tài)，“苦而不痛，難而不畏”，能夠與苦難坦然相處，進而超越苦難，表現(xiàn)出一種清安的人生態(tài)度。郭文斌說：“對于‘西海固’，大多數(shù)人只抓住了它‘尖銳’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卻沒有認識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沒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當然也就不能表達她的博大、神秘、寧靜和安詳。培育了‘西海固’連同‘西海固文學’的，不是‘尖銳’，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種動態(tài)的寧靜和安詳?！弊骷覀兛偸怯闷胶偷男膽B(tài)去感受和體味，努力在生活的苦難、困厄中發(fā)掘美好和溫情，在物質(zhì)的貧乏、窘迫中尋覓真愛和詩意。郭文斌還說過：“貧窮就是貧窮，它不可愛，但也不可怕，人們可以而且能夠像享受富足一樣享受貧窮。貧窮作為一種生存狀態(tài)，人們只能接受它，歌頌與詛咒都無濟于事?！边@句話更是道出了寧夏作家對貧窮、苦難的獨特理解，以及他們溫暖平和、超越此在的心態(tài)。這種人生態(tài)度在石舒清、郭文斌、張學東、漠月、馬金蓮等的作品中清晰可見。像郭文斌的《水隨天去》中，禪宗的頓悟使“父親”拋棄了所謂的“現(xiàn)實之有”而進入“精神之無”。這種棄世行為，既是一種生命自適的體現(xiàn)，也是一種返璞歸真、追求精神自由的體現(xiàn)，暗含了道家不為物役、率性順道、叩問本真的意義訴求。當“父親”的生命哲學與人生觀念游走于儒道釋文化之間時，世界就成了人心安詳如意的鏡像。像馬金蓮的《長河》，則表達了純凈高尚的“死亡關懷”。人們面對死亡時的安詳與釋然，造就出堅韌不拔的隱忍精神，表現(xiàn)為清安的人生態(tài)度。李建軍說寧夏文學有一種“寧靜與內(nèi)省的氣質(zhì)”，我想與這種超越性的人生態(tài)度是有關的。

清潔的精神追求。寧夏文學的精神性特征非常突出，作家們不約而同地將苦難審美化，表現(xiàn)出對“清潔之美”的崇高追求?！扒鍧嵵馈敝邪裥陨剩@種神性色彩一方面源自宗教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對現(xiàn)實語境的回應——在消費主義浪潮的沖擊下，固有的價值觀分崩離析，人類的自我拯救只能寄希望于神性的力量來完成。寧夏作家對清潔精神的追求，往往是通過日常化的書寫來實現(xiàn)。像石舒清《清潔的日子》中描寫回族家庭的“掃院”，看似平常普通，作家卻深入細致地發(fā)掘出日常生活中的詩意和溫情，進而上升為一種精神信仰。從小說平靜甚至平淡的描寫中，我們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苦難和貧窮，同時也理解了這種生活能夠維持下去的奧秘——真正的清潔精神就在這種素樸的生活中彰顯。像了一容的《掛在月光中的銅湯瓶》中，月亮是一種充滿詩意的浪漫想象，代表母性的慈愛，“湯瓶”是穆斯林信眾的潔凈用具，“銅”則暗示了該民族質(zhì)地堅硬的精神。這篇小說從人生的卑微來寫心靈的高貴，表現(xiàn)了對于信仰的堅定追求。

寧夏許多作家筆下經(jīng)常出現(xiàn)兩個意象——“新月”和“清水”，都是清潔精神的象征?！靶略隆痹谧诮涛幕芯哂刑厥夂x。作家們描寫月亮不僅是為了描寫景色，而是在月亮意象中寄托了諸多具有民族特征的情懷，譬如圣潔、清潔、安寧、美好，等等。石舒清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李進祥《孤獨成雙》中的月亮、馬金蓮《堅硬的月光》和《夜空》等作品中的月亮都有類似的含義?！扒逅痹谧诮涛幕斜毁x予了特殊意義。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的“清水”的特殊意義，不僅展示了回族穆斯林的生命觀，還表達了對生命的神圣理解。李進樣的《換水》中，主人公馬清說：“咱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水”就是信仰的象征，在欲望化的都市中將清潔的精神內(nèi)涵凸顯了出來。馬金蓮在《長河》中莊重地描繪亡人洗禮，“清水”蘊含著信仰的力量，表達了作家對終極價值的思考。

一、寧夏文學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的意義

一是對文學地域性、民族性的堅守，為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獨特經(jīng)驗。在信息化時代，“二手經(jīng)驗”泛濫，文學寫作表現(xiàn)出趨同化、模式化，獨特的故事、獨特的體驗、獨特的發(fā)現(xiàn)越來越稀少。寧夏作家回到中國化的具體歷史語境與話語場中，扎根現(xiàn)實土壤，扎根民族生活，虔誠地描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苦難中的掙扎和走向新生途中的困惑，生動而逼真地表現(xiàn)出了鄉(xiāng)土的“地方色彩”和“異域情調(diào)”，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寧夏作家直面現(xiàn)實和處理現(xiàn)實的能力、品格在當下文壇獨樹一幟，為我們?nèi)绾沃v述中國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是對文學精神高地的堅守，提升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含量。在這個商品化、物欲化的時代，寧夏作家始終保有對文學的敬畏，將文學視為精神的高地，他們的許多文字甚至帶有神性，這與京滬作家、南方作家截然不同。他們繼承了新文學“為人生”的優(yōu)秀傳統(tǒng)，表現(xiàn)出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擔當精神。賀紹俊在《寧夏文學的意義》中說：“寧夏的文學肖像精準地表達出建立在前現(xiàn)代社會基礎上的人類積累的精神價值”。相對于流行的欲望寫作、黑暗寫作，寧夏文學努力超越苦難和世俗，對神圣、純凈精神的孜孜追求，對于重建當代價值理想具有啟發(fā)意義。

二、關于寧夏文學未來發(fā)展的思考與建議

一是對主體精神的再發(fā)現(xiàn)與堅守。

（1）重視啟蒙傳統(tǒng)。百年來中國社會發(fā)展有一條清晰的主線，那就是對現(xiàn)代性的追求，這也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潮流和趨勢，離開現(xiàn)代性談文學性是不可能的。當下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相互纏繞，彼此沖突，恰好為文學提供了創(chuàng)新的機遇。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啟蒙思想仍然沒有過時?？档抡f過：“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喚作啟蒙。”啟蒙的要義正是“重新認識你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說，寧夏作家對人的主體性的發(fā)現(xiàn)和堅守，比對于理想、信仰的堅守顯得更加重要。在寧夏作家中，漠月給我的感覺是，他似乎更加注重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和主體情懷。這應該與他的經(jīng)歷有關。漠月遠離了自己的故鄉(xiāng)，因此故鄉(xiāng)才成了他比照現(xiàn)實社會、關注生命狀態(tài)的精神家園。像他的《趕羊》中，女人放羊的行為不是原初意義上的飼養(yǎng)，而是一種精神存在方式，放牧的并不是羊群，而是自己的心靈，羊群之于女人是一種溫暖的符號。他試圖在小說中建構(gòu)一種自足和諧的世界，當然這個世界還是被破壞了。像陳繼明的《北京和尚》，他思考的是怎樣從“知識—權(quán)力對人的奴役”中尋求精神突圍，而不是考慮如何從古老的農(nóng)耕文明獲得心靈的安棲之地。他們的思考和表達都體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在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中，對生活、對歷史、對生命、對人性有新的觀照與發(fā)現(xiàn)。

（2）避免同質(zhì)化。寧夏部分作家自我重復和模仿他人的現(xiàn)象比較明顯。同質(zhì)化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作家主體意識較弱，缺乏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更為獨特的體驗，缺乏洞察力和思想力。作家只有自覺地“打開”了自我之后，才有可能“打開”眼前的世界——寧夏大地上除了清苦的鄉(xiāng)土，還有豐美的塞上江南，還有轉(zhuǎn)型中的城鎮(zhèn)，還有現(xiàn)代性都市生活；只有具備了更加開放、現(xiàn)代的理念，才可能在與傳統(tǒng)文化的碰撞中激發(fā)出思想的活力，在與流行觀念的交鋒中煥發(fā)出思想的力量。

二是建立總體性的關照視野。很多時候，人們?nèi)菀紫萑牒唵蔚亩獙α⑺季S，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鄉(xiāng)村、貧窮、苦難往往會變成消費性景觀，從而消解了它們應有的審美價值、思想價值。城、鄉(xiāng)雖是不同的場域，但是異質(zhì)的表象背后存在共有的時代精神，這就需要作家去開掘、發(fā)現(xiàn)和整合。寫作者只有拋棄了簡單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思維，在現(xiàn)代性的立場上自覺追求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的融合，才有可能重構(gòu)人類的精神家園。尤其是關于底層生活的書寫中，要特別警惕純粹的道德批判，因為道德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尺度。簡單援用人道主義，很容易限制作家對于“人類社會發(fā)展與進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要避免成為馬爾庫塞說的“單向度的人”。作家應該擁有一種總體性的眼光，在宏闊的人類視野和歷史視野之中，全面、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場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當下而帶來的深刻的社會結(jié)構(gòu)性變化，以及人類心靈遭遇的巨大危機，去準確捕捉作為鏡像的“真實生活”，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不能只是矚目 “過去的鄉(xiāng)村”，還要觀照“現(xiàn)在的生活”；不能認為描寫鄉(xiāng)村，只要熟悉鄉(xiāng)土就夠了，還要理解城市化的進程。倘若忽略了社會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機聯(lián)系性，忽略了生活的歷史感，必然會影響作品的思想深度。恩格斯說過，作品的思想深度不是純粹思辨的產(chǎn)物，而是來自作家對他所反映的歷史內(nèi)容的深刻認識和把握，因而需要一種總體性視野，將外向的探索、觀察與內(nèi)向的感受、反思統(tǒng)一起來，將個人經(jīng)驗與公共經(jīng)驗整合起來，在邊緣與中心的雙向互動中，去探索、抵達廣闊而深邃的真實存在。

蔡家園，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F(xiàn)任《長江文藝評論》副主編、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秘書長。著有評論集《重建我們的文學理想》、散文隨筆集《松塆紀事》《書之書》《去圖書館約會》《活色生香》、長篇小說《一路尖叫一路飛》等。曾獲第二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yōu)秀獎、第二屆湖北文藝評論獎、第35屆湖北新聞獎（文藝評論）一等獎等。有作品集被翻譯成英文、韓文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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