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編年體史書《左傳》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史著作,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根據(jù)魯國國史《春秋》編成的。主要記載了東周前期二百四五十年間各國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我國先秦歷史很有價值的文獻,也是優(yōu)秀的散文著作。
那還是春秋時期,至圣先師孔子依據(jù)魯史修撰了一部史書《春秋》,借記載各諸侯國重大歷史事件,宣揚王道思想。
孔子作《春秋》時,他曾與好友魯國史官左丘明一起參觀魯國的史記,然后講給弟子。但他的弟子們后來所言互異。
左丘明唯恐孔門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同時也為了更好地說明《春秋》的綱目,他便用大量具體史實著《左氏春秋》,以補《春秋》原書之不足,簡稱《左傳》,證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jīng)。
左丘明是西周王朝開國元勛姜太公的子孫,西周建國之初,西周太傅周公分封諸侯,姜太公因滅商有功被封于齊,都于營丘。姜太公去世后,嫡長子丁公繼位,小兒子印依營丘居住,改姓為丘。
后來,周王室發(fā)生宮廷之爭,丘的后人婁嘉為逃避災難,全家到了楚國,出任楚國的左史官。那時候,職業(yè)往往是父死子繼,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職為姓。婁嘉及其后人世代擔任楚國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為左,長期在楚國定居下來。
婁嘉的十二代孫倚相,史稱“左史倚相”,是春秋時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國政治地位較高。倚相的兒子成任左史時楚國發(fā)生爭奪君權的內亂。為躲避內亂,成投奔到魯國,做了魯國的太史。后來,左丘明襲父親官職為魯國的太史官。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制禮作樂,魯國保存了西周的多種禮樂制度和文獻,所以魯國一向有“禮樂之邦”的美稱。西周滅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蕩然無存,卻在東方的魯國保留得相當完整。
當時魯國的各種文獻和檔案資料,屬于太史職掌收藏,左丘明既然為魯國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時期中原最豐富的文獻資源。
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在任魯國左史官時,他盡職盡責,德才兼?zhèn)?,為時人所崇拜。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也是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jù)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guī)范;作為一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說: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左丘明認為,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志,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xiàn)禮的眾多禮節(jié)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tài)度。
由于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yǎng),這些修養(yǎng)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一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含義是忠于國君。
春秋時期,衛(wèi)國衛(wèi)莊公的愛妾生了個兒子叫州吁。州吁整天只喜歡舞刀弄槍,不務正業(yè)。大夫石鵲也有個兒子,叫石厚,石厚與州吁關系很好。衛(wèi)莊公死后,公子完繼位為衛(wèi)桓公。此時石鵲因年邁,又不滿州吁的行為,便告老還鄉(xiāng)。
一天,衛(wèi)桓公要到洛邑去見周王,州吁和石厚便借送行之機殺死衛(wèi)桓公,奪取了王位。可是他們不得人心,于是商量找石鵲幫忙,以安撫民心。
石鵲告訴前來求助的兒子說:“你們只要去請陳恒公幫你們在周王面前說說,得到周王的同意就好了?!笔o卻暗中寫信密告陳恒公,請他幫助捉拿弒君的兇手。
石厚和州吁一到陳國就被抓起來了。陳國國君派人去問石鵲怎么處置這兩個兇手。石鵲說:“這小子不忠不孝,留他有什么用?”于是陳王叫人把他們殺了。
衛(wèi)大夫石厚大義滅親,他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
對此,左丘明認為:“作為君子,除了對君王要忠,對父母要孝外,還要做到信。因為信是君子的一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xiàn)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xiàn)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于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p>
左丘明還認為國君也必須注重品德修養(yǎng):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yè)、邪惡才能消除。
公元前630年,晉文公和秦穆公聯(lián)合圍攻鄭國,晉軍駐扎在函陵,秦軍駐扎在氾水的南面。
大夫佚之狐對鄭文公說:“鄭國處于危險之中了!假如讓智勇雙全的燭之武去見秦穆公,秦國的軍隊一定會撤退。”鄭文公同意了。
燭之武卻推辭說:“我年輕時,尚且不如別人;現(xiàn)在老了,也不能有什么作為了?!?/p>
鄭文公說:“我早先沒有重用您,現(xiàn)在危急之中求您,這是我的過錯。然而鄭國滅亡了,對您也不利啊!”
燭之武就答應了這件事。這天夜晚,有人用繩子將燭之武從城上放下去。
燭之武見到了秦穆公說:“秦、晉兩國圍攻鄭國,鄭國已經(jīng)知道要滅亡了。假如滅掉鄭國對您有好處,怎敢冒昧地拿這件事情來麻煩您。越過鄰國把遠方的鄭國作為秦國的東部邊邑,您知道這是困難的,您為什么要滅掉鄭國而給鄰國增加土地呢?”
“鄰國的勢力雄厚了,您秦國的勢力也就相對削弱了。如果您放棄圍攻鄭國而把它當作東方道路上接待過客的主人,出使的人來來往往,鄭國可以隨時供給他們缺少的東西,對您也沒有什么害處。而且您曾經(jīng)給予晉惠公恩惠,惠公曾經(jīng)答應給您焦、瑕兩座城池。”
“然而惠公早上渡過黃河回國,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這是您知道的。晉國,怎么會滿足呢?現(xiàn)在它已經(jīng)在東邊使鄭國成為它的邊境,又想要向西擴大邊界。如果不使秦國土地虧損,將從哪里得到他所奢求的土地呢?削弱秦國對晉國有利,希望您考慮這件事!”
秦穆公認為燭之武說得非常有道理,他便與鄭國簽訂了盟約,派遣大將杞子、逢孫、楊孫戍守鄭國,于是秦國就撤軍了。
晉公大臣子犯見秦國撤軍,他請求晉文公乘機襲擊秦軍。晉文公說:“不行!假如沒有秦國的協(xié)助,我是不敢來侵犯鄭國的,依靠別人的力量而又反過來損害他,這是不仁義的;失掉自己的同盟者,這是不明智的;用散亂的局面代替整齊的局面,這是不符合武德的。我們還是回去吧!”于是,晉軍也就離開了鄭國。
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zhàn)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辭,即要有開戰(zhàn)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余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公元前479年,年事已高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辭官回鄉(xiāng)。左丘明辭官還鄉(xiāng)后,建立了左史書舍,開始編纂《左傳》。左丘明纂修《左傳》的時候已經(jīng)徹底失明了。
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來,為了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左丘明日夜操勞,歷時三十余年,終于把一部縱貫二百余年、十八萬余字共三十五卷的《春秋左氏傳》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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