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筆名
筆名是Pen Name的漢譯,而且是直譯,但中國古亦有之。明清文人寫作時常用的室名和別號,如聊齋、玉茗堂、漁洋山人、蘭陵笑笑生之類,其實就是蒲松齡、湯顯祖等人的筆名,不過當(dāng)時沒那么叫罷了。
新文學(xué)本是舊文學(xué)發(fā)展到近代,加上西洋和東洋的影響,才發(fā)生和長成的。周氏兄弟用過的筆名戛劍生和知堂,跟略早的百煉生和觀堂看起來沒什么兩樣。巴金聽說取的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首尾二字,西諦則有可能是CD的諧音,這便有了“西來意”。到蔣冰之署丁玲,萬家寶署曹禺,不僅易名,而且改姓,才是古之所無,開了生面。
有本書名《方生未死之間》,我出生在這個“之間”,故多少受過些舊的影響。十四歲時用文言寫了卷《蛛窗述聞》,署名“病鵑”,好像是在“為賦新詞強說愁”,卻又無此本領(lǐng),只留下了這一點幼稚的感傷的痕跡。
抗戰(zhàn)勝利后回城念高中,一度想當(dāng)文學(xué)青年,學(xué)著寫新詩,寫小說,刊出時用了個“楊蕾”的筆名。四九年后成了公家人,起初“楊蕾”還在做他的文學(xué)夢,但五零年夏天小說《季夢千》一發(fā)表,立即受到公開批評,馮牧、林克二位寫文章,說它“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樣痛苦地和自己的舊思想作堅決的斗爭”(原文如此,下同)。差不多同時,又收到了《人民文學(xué)》退回另一篇稿子的復(fù)信,說是“思想水平還不很高,沒有寫出我們的力量與曾經(jīng)如何戰(zhàn)斗”。我想,“缺乏思想性”是肯定的,“思想水平還不很高”這一句則越看越像是嘲諷,這思想水平實在也無法提高,又如何寫得出“我們的力量與曾經(jīng)如何戰(zhàn)斗”,還有“怎樣痛苦地和自己的舊思想作堅決的斗爭”來呢。于是只好將“楊蕾”從夢中喊醒,這筆名從此再沒用過了。
與文學(xué)雖然絕了緣,文字工作卻仍在做著,奉命寫的短評社論不署名,有的文章卻是要署名的,署過的記得有“柴荊”(財經(jīng))、“龔橋”(工交)、“辛文”(新聞)等等。最好笑的是,七十年代初以“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又惡毒攻擊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時,判決書中這些筆名(如果可以算作筆名的話)都成了我的“化名”?;加猩鲜畟€,即使不是潛伏特務(wù),也是“草上飛”一類江洋大盜了。
折騰二十多年后,終于平反改正,到了出版社,著手編我的《走向世界叢書》,每種書前得寫長篇敘論,這是學(xué)術(shù)文章,必須署名以示負責(zé)??捎钟泻眯牡耐敬蛘泻簦骸拔覀冞@里,向來不贊成編輯搭車發(fā)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還是不署為好?!贝藭r我年已五旬,火氣早已退盡,立刻從善如流,于是署上了不同的筆名,有“谷及世”(諧音古籍室),有“何守中”(倒讀鍾叔河),還有“金又可”(鍾叔河之半)等等,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故事。
八四年當(dāng)了總編輯,署什么名沒人再來管,從那以后,我便只用本名,再沒用過什么筆名了。董寧文君上次叫寫“我的筆名”,即以此辭之,這次又叫我寫序,更不敢佛頭著穢,免得玷辱名家名作。但董君的盛情實在難卻,只好講點從前的小故事,聊備一格。如果書稿已經(jīng)按作者姓氏筆劃編排好了,便請將其放在全書之末,作為遲到的最后一篇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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