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
郭沫若
全世界已經(jīng)判為了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全世界在戰(zhàn)爭的煉獄里面,為民主精神的興廢正作著生死的斗爭。中國是民主陣營里重要支柱之一,中國人民應有爭取民主的一切權利,和反抗非民主的絕對自由。這是現(xiàn)世界人類的革命民權,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民的革命民權。中國在三十三年前已經(jīng)成為了民主共和國,雖然直到現(xiàn)在還是訓政時期,①而所訓之政自當為民主共和之政。訓政如能提早完成,即為職司訓政者的較大功績。因而在訓政時期,正不應怕民主自由之過多,而應愁民主自由之過少。為爭取戰(zhàn)爭的勝利,為促進訓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權所允許的范圍內(nèi),我們文化工作者應有權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chuàng)作的自由。中山先生所創(chuàng)導的三民主義,我們認為是旨在保護革命民權并發(fā)展革命民權的主義。它應該作為國利民福的工具,但決不應該視為國祀民仰的圖騰。工具必見諸實用,砥礪改進,以期日新又新;圖騰則珍逾拱璧,禁忌萬端,使人不敢侵犯。工具因愈用而愈利,軍隊因愈戰(zhàn)而愈強。不用之具,不戰(zhàn)之軍,雖巾笥而藏諸廟堂之上②,結果必趨于腐朽。三民主義之圖騰化,實即三民主義之無用化。事茍如此,決非創(chuàng)導者中山先生之初心,諒亦決非奉行三民主義者諸公之所宜企冀。主義非一成不變,思想乃萬化無窮。主義之職既在利國福民,則凡有益于民族,有張于民權,有補于民生的思想,均與主義不相抵觸。不僅不相抵觸,反而憑借思想之相輔相成,而促進主義之盡美盡善。淺屑者流每謂三民主義之外無自由,三民主義之外無思想。此實大昧于主義創(chuàng)導之精神與思想發(fā)展之規(guī)律。充其極,不僅有害于國家的健全,且將限制其主義之生命。自由乃主義之母,思想乃主義之乳。我輩正為尊重主義,故愿有革命思想之自由,以供主義之滋養(yǎng),而使國家人民果能因主義之效用而獲得幸福。由思想表現(xiàn)而為言論,無論其發(fā)諸唇齒,或著諸筆墨,亦無論其對群眾宣揚,或偕專家研討,均應有應分之自由,不當受不合理之干涉。我輩文化工作者既能有思想之醞釀,其發(fā)表而為言論,自有其是非善惡之一定的權衡,亦自有其利害得失之自覺的責任。茍非喪心病狂,誰能倒非為是,反黑為白,以犯天下之大不韙,而膺眾人之誅戮·欲善人之所同;愛國我何能后·甘心遺臭萬年的人,固人人得而誅之。然此如非元惡大憝,必為蛇虺細奸,此等人的思想既諱莫如深,而其言論亦善于诪張為幻。人間世決沒有真惡的奸人而不為偽善的言論的。言論限制之設,其志當在防奸,而防奸之道實不在此。茍專賴此以防奸,不僅奸不能防,反阻礙健全言論的發(fā)展,而授予真惡者以偽善的機會而已。是畏人民批判政治嗎·政治假使修明,何畏乎人民的批判·政治假使不修明,人民正為政治的主人,何緣而不得批判·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此乃民權的初步基階。為人民公仆者而昧此雛義,如是出于無知尚有可原,如是出于故意,則直是反民主的帝王思想之余孽。是畏人民無知而泄漏國家秘密嗎·此為戰(zhàn)時或平時相對限制言論的唯一合理的理由,但逾此以往即為僭越。人民有話不能言,言者無責可自負。其結果必然成為瓦釜雷鳴、黃鐘毀棄③的世界。秦趙高可指鹿為馬,袁世凱得閱御用偽報④,一時雖覺予智自雄,而卒致天下大亂。故言論限制除施于泄漏國家秘密,于利國福民有決定的危害者外,乃絕對有害無益之舉。征諸古今中外之史實,證據(jù)斑斑,無煩臚列。帝王時代的愚民政策應隨焚書坑儒的污史而永遠被埋葬于過去了。但法西斯軸心國家卻仍追隨此暴政而死不覺悟。以德國言,學術機關為一黨所壟斷,學術研究為御用所奸污。不僅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等所謂文化科學部門均受絕端的箝制,即如自然科學及其研究者亦均受極不人道之迫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見容于納粹⑤,即其本人在德國亦無居住之自由,倒不僅因為他是猶太種系的原故。中國既系民主國家,則學術機關不應有壟斷之嫌疑,學術研究不應有御用之痕跡。然而事實卻頗相背馳。自然科學的研究在中國尚未充分發(fā)達,其所受限制,尚無若何顯著者可言;而關于文化科學之探討,則禁制紛繁,使學者每每動輒得咎。例以史學言,獎勵研究皇漢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時代之傳統(tǒng)史觀仍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有起而駁正之者即被認為“歪曲歷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國藩依然圣哲。李自成萬年流寇,崇禎帝曠代明君。似此情形,頗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間何世·種族優(yōu)越之謬論本為納粹信條,日耳曼族為上帝選民,邪馬臺⑥人乃天孫神子,狗屁不通,竟欲以支配世界,奴役萬族。由此謬論之猖獗,人類正流血至今,而受著鐵火的鍛煉。中國本首先受害之國,亦即首先抗敵之國,敵人的謬論本應與我不共戴天。然在我卻于無形之中仍受其感染。固有文化優(yōu)越于一切的觀念依然為主持杼軸者之一大方針。而所謂固有文化要不外帝王時代所欽定之體系而已。中國文化自有其優(yōu)越之點,但不因其“固有”而特加尊崇。國體已為人民本位之民國,對于舊有文化自應以人民本位之思想而別作權衡,更不能沿既定體系以為準則。然而“臣罪當誅,天王圣明”,一反乎此者,即被認為“誣蔑中國文化”。象這種固有文化優(yōu)越論,其實也就是種族優(yōu)越論的變形,箝束學術研究之自由,較之各種消極的禁條,其為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消極禁條盡多,而產(chǎn)生它們的母親只是這優(yōu)越的一感。我們并不蔑視文化遺產(chǎn),但要以人民本位為依歸。本此絕對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優(yōu)越不因其固有或非固有,選擇不因其欽定或非欽定。在這種限度內(nèi),研究者有其絕對的自由,亦有其絕對的責任。孰為“歪曲”,孰為“誣蔑”,決不是簡單兩句條文所能規(guī)定的東西。簡單地規(guī)定了,這便鐵案如山地剝奪了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作品和活動本身,近來也差不多快要被視為罪惡了。文藝有麻醉性,敗壞青年的品德,糾紛青年的思想,且慣于歪曲誣蔑以詆毀當?shù)?。這是近來負責審查的人所曾公開發(fā)表過的言論。其實這就是固有文化的欽定文藝觀了。所謂“文人無行”,所謂“士先器識而后文藝”⑦,所謂“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不是古今來對于文人與文藝的定評嗎·在上者對于文人當“倡優(yōu)畜之”,如不甘此待遇者便是叛逆分子。然而文藝恰是具有這叛逆性的,它是人民要求的錄音。因而歷代以來也盡有些不安分的文人,不愿意做倡優(yōu),而甘于成為叛逆。明、清時代的幾部偉大小說便是由這種人產(chǎn)生出來的。而這種人也就被迫得潦倒終生,甚至姓名堙沒。這就是中國固有的文藝政策。中國已經(jīng)是民主國家四大強之一,這種文藝觀和這種文藝政策,應該是早被廢棄的時候了。然而不幸的是既定的固有文化系統(tǒng)的優(yōu)越感依然是中國政治的脊梁,因而文藝家所受的待遇便特別的悲慘。首先你得清高,得遵守“窮而后工”的鐵則,就是把你拋在物質(zhì)生活的狂濤暴浪中讓你多喝鹽水。而接著是須得歌頌光明,不得暴露黑暗。作家到頭不免是粉飾太平的倡優(yōu),讓一些吃飽了飯的名公巨卿泄泄氣的資料。這決不是民主國家所應有的行為,我們以文化工作者的資格,敢于為作家們控訴。作家的代表者一人已經(jīng)在痛切地陳訴了,我們只是“象小賊似的東瞧西看”。不安本分的人在目前生活的高壓下實在只能做“小賊”,假使是在古時生活多少還能有點余裕的時候,或者還能有施耐庵、羅貫中那樣的大賊出現(xiàn),而現(xiàn)代不是那樣的時候了。這也就是某些人所時時高嚷著的“中國沒有偉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了。不是檢查尺度放寬不放寬的問題,也不是放寬的尺度有多少的問題,而是應該根本改變檢查的尺度。舊式的帝王本位時代的尺度根本不能再用了。我們要求民主的尺度,以人民為本位的尺度。文藝在作為人民的喉舌上應該有創(chuàng)作的自由。有光明固然值得歌頌,有黑暗尤須盡力暴露。十足的光明可容許只寫一分,一分的黑暗應該要寫得十足。民主國家是不容許有絲毫的黑暗存在的。諱疾忌醫(yī),是最危險的慢性自殺。你說“家丑不可外揚”吧,但“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⑧,不外揚它自己也會外揚。聰明的西子最好是去掉不潔,無須乎多打香水。如有家丑最好是讓它播揚干凈,我們應該努力于無可外揚的家丑。文藝活動和學術研究是自由思想的孿生子,人類文化的兩翼,在利國福民的觀點上,同樣足以利國福民。這兩種活動都需要有民主精神才能發(fā)達,而兩種活動本身事實上也就是民主精神。誰要摒棄文藝,誰也就并不懂科學,并不理解政治。舉凡軸心國家,文藝活動和學術活動都同時枯窘了,便是這事實的說明。全世界已經(jīng)判分為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全世界在戰(zhàn)爭的煉獄里面,為民主精神的興廢正作著生死的斗爭。我們中國既是民主陣營的重要支柱之一,我們的一切設施便應該盡力民主化。我們既參加了全世界的民主同盟,決心無條件的肅清敵人的法西斯思想,在我們自己本身便也應該無條件的不為這種思想的細菌所侵犯。這是根本問題。口頭雖萬遍說中國最民主,但中國并不因此而顯得更民主。紙上雖萬遍修改憲法草案,但中國并不因此而顯得已經(jīng)立憲。問題是實際,問題是處理實際的精神。我們不愿個別地指摘既往的錯誤,因為這錯誤實在舉不勝舉。舉出了如只換湯不換藥,依然無濟于事。我們也不愿開出個別的丹方,因為總的丹方已經(jīng)開在那兒,就請切切實實地實行吧。如果有切實實行主義的誠意,則在革命民權的范圍內(nèi)所能容許的,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chuàng)作的自由,是絲毫也不會有問題的。中山先生說得好:現(xiàn)在中國既定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要人民來講話。(在上海莫利艾路招待記者演講。)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于官吏則不過國民公仆,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釋自由》演講。)人類的思想總是望進步的,要人類進步便不得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這些就是革命民權的基本認識,三民主義的真精神也就在這兒。切實地把主義作為利國福民的工具而運用,而砥礪,而改進,兼收并蓄,廣益集思,以求其盡善盡美,達成目的吧。只是作為圖騰而神圣視之,絕對不能完成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革命使命。以上是我們的呼吁,我們迫切地為革命而呼吁,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作于1944年6月13日選自1947年《沸羹集》
〔注釋〕?、儆栒r期: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分建國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借此于1931年6月頒布“訓政時期約法”,實行獨裁統(tǒng)治?!、诮眢佣刂T廟堂之上:語出《莊子·秋水》:“……‘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之上’?!贝笠馐?,我聽說楚國有只神龜,死時已有三千歲了,國王包以錦緞置于竹匣中將它寶藏在宗廟的堂上?!敖怼保采w用的絲麻織品;“笥”,一種盛放物品的竹器?!、弁吒坐Q、黃鐘毀棄:語見《楚辭·卜居》。大意是,沉悶的砂鍋弄出雷鳴般的響聲,而貴為黃鐘反倒遭毀壞排斥。比喻無才德的庸小威風一時,有才德的賢人反遭冷遇?!巴吒?,砂鍋。“黃鐘”,黃銅鑄就的鐘,我國古代音樂有十二律,陰陽各六,黃鐘為陽六律的第一律。 ?、苡脗螆螅?915年下半年,日本人在北京所辦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袁曾命其左右每日擇要剪呈該報,帝制派核心人物袁乃寬等偽造一份《順天時報》,上載日本贊同中國改行帝制的文字,每日“進呈御覽”?!、荨皭垡蛩固埂{粹”句:1933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希特勒宣布為反德猶太學說,愛因斯坦本人亦遭迫害,被迫移居美國?!、扌榜R臺:日本古國名。?、呤肯绕髯R而后文藝:語見《新唐書·裴行儉傳》。大意是,士人先要培養(yǎng)自己的度量和見識,再來做文藝方面的事情?!、唷拔髯印^之”句:語見《孟子·離婁下》。大意是,如果西施身上污穢散發(fā)惡臭,路人看見也會捂著鼻子走過去?!茶b賞〕 在《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一文里,郭沫若有感于“全世界在戰(zhàn)爭的煉獄里面,為民主精神的興廢正作著生死的斗爭”,國內(nèi)的民權主義名存實無,憂憤之情溢于言表。民權主義需要民主,中華民國早已建立,豈有不思民主之理·用作者的話來說,即便眼下處于訓政階段,“所訓之政自當為民主共和之政”,“正不應怕民主自由之過多,而應愁民主自由之過少”。文章觸及了我國民眾當時反抗黑暗專制最敏感、最關心的話題,通篇理直氣壯,縱橫捭闔,鋒芒所向,勢如破竹,讀后令人深思、動容。作者認為三民主義是國利民福的工具,而不是高高在上,供人朝拜的圖騰?!肮ぞ弑匾娭T實用,砥礪改進,以期日新又新;圖騰則珍逾拱璧,禁忌萬端,使人不敢侵犯。”將三民主義供奉起來,作出歪曲的解釋,在行動上處心積慮地壓制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豈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作者還認為“主義非一成不變,思想乃萬化無窮”,憑借思想還可以“促進主義之盡善盡美”,“自由乃主義之母,思想乃主義之乳。我輩正為尊重主義,故愿有革命思想之自由,以供主義之滋養(yǎng),而使國家人民果能因主義之效用而獲得幸福”。主義是需要思想支撐的,也需要追隨時代的發(fā)展加以完善。這樣一種辯證觀點,是頗有識見的。爭得革命的民權,就要爭得思想言論、學術研究和文藝創(chuàng)作的自由。文章論述了國家實行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反對當局將其視之為洪水猛獸的做法。人的幸福指數(shù)最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自由,人是追求自由的文化生物。所謂自由,就是人尊重自然和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自由決非隨心所欲的放誕,個人的我行我素。自由也是有是非善惡的權衡,有對社會利害得失的公心責任的,況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誰愿意做遺臭萬年的民族敗類呢。自由和責任相輔相成,向善之心,愛國之情,這是民意之同。真正作惡的人是極少數(shù),對絕大多數(shù)人則應給予充分的信賴,對廣大民眾的言論應該給予開閘?!肮恃哉撓拗瞥┯谛孤﹪颐孛埽诶麌C裼袥Q定的危害者外,乃絕對有害無益之舉”,“中國既系民主國家,則學術機關不應有壟斷之嫌疑,學術研究不應有御用之痕跡”。政治畏懼人民,人民不能成為政治的主人,一旦堵塞言路,“人民有話不能言,言者無責可自負。其結果必然成為瓦釜雷鳴、黃鐘毀棄的世界”。到了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的時候,倒是“授予真惡者以偽善的機會”了。作者縱觀世界歷史,羅列了國內(nèi)外一些鉗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典型表現(xiàn),論證專制制度對文化和人之危害。德國當年推行法西斯統(tǒng)治,種族優(yōu)越論甚囂塵上,一時猶太人如哀鴻遍野。學術機關為一黨壟斷,不但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等毫無生氣,還殃及自然科學,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也受迫害被驅逐出國。環(huán)視中國,抗戰(zhàn)時期雖然實行過國共合作,但國民黨推行專制統(tǒng)治的行為一直沒有停止,他們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壓迫進步作家,扼殺進步文化團體,禁錮知識分子的言論。他們唱的是“三民主義”的高調(diào),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遺愿,借“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說白了,就是為維護自己這一撥少數(shù)人的利益。我國的自然科學不發(fā)達,然“關于文化科學之探討,則禁制紛繁,使學者每每動輒得咎”。在史學領域,“獎勵研究皇漢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認帝王將相為正宗,視農(nóng)民起義為邪道。在“民族文化”的旗號下,大肆宣揚封建主義的糟粕,幾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不能動其一根毫毛,誰有異議,就被看作“誣蔑中國文化”。文藝作品則不能暴露黑暗,倘若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宣傳革命,就是麻醉青年,敗壞青年品德,把青年引向歧路。如果一意孤行,就“把你拋在物質(zhì)生活的狂濤暴浪中讓你多喝鹽水”,讓你陷于病不能醫(yī),死不能葬的悲慘境地??傊频媚汔淙艉s,就范、屈服于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作者義正詞嚴,據(jù)理駁斥專制統(tǒng)治。正是希特勒的種族優(yōu)劣論,讓人類流血至今,遭受地獄般的磨難。而中國之所以難以誕生偉大的文藝作品,中國的作家之所以難以表現(xiàn)個性,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xiàn)在,都跟專制高壓不無關系。這是莫大的悲哀。作者破中有立,清晰地論述了如何實行民主的方案?!拔覀儾⒉幻镆曃幕z產(chǎn),但要以人民本位為依歸。本此絕對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應該根本改變檢查的尺度。舊式的帝王本位時代的尺度根本不能再用了”。所要求的是民主的尺度,以人民為本位的尺度。文藝作品既可以歌頌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光明的一面未必寫盡,而“一分的黑暗應該要寫得十足”。諱疾忌醫(yī),等于慢性自殺。孟子曾說,即使像西施那樣的美人,如果沾染上污穢惡臭的東西,別人也會掩鼻而過。涂抹香水,也是無益的。社會有不潔,要以清除為上策,而不必加以掩蓋、美化。郭沫若把文藝活動和學術研究喻作孿生子,認為它們都需要民主精神的養(yǎng)育和呵護。國家既然作為民主陣營里重要支柱之一,“便應該盡力民主化”。既然加入了世界民主同盟,就要肅清敵人的法西斯主義,不為它的細菌所侵犯。郭沫若是貫穿20世紀影響整個中國政治和文化的重要人物,也是著名的政論家。他被時人稱為才如大海,文章得意處又有“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蘇軾語)的氣勢。在這篇雜文里,我們得到了切實的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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