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詩歌的南腔北調與初唐四杰

初唐詩歌的南腔北調

中國地域廣闊，南北山川不同而人文環(huán)境有別。西晉永嘉南渡之后，北方世家大族為避戰(zhàn)亂紛紛南遷，江南文化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南朝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主流。當起于北方的隋、唐政權重新統(tǒng)一中國后，如何融合品貌各異的南、北詩風，充分汲取南腔與北調之所長，并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造新的審美文化，就成為文學進一步發(fā)展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了。這個問題的解決，經(jīng)歷了初唐近百年的漫長時間。

一、清綺辭采與壯大情思

在南、北文學由對立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初唐的貞觀時期是一個重要的發(fā)展階段，上官儀和“初唐四杰”是有貢獻的詩人。

唐初主掌貞觀詩壇的，是唐太宗及其身邊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關隴士人為主，入唐后多為史臣。他們的文學主張，受儒家崇古尚質的詩教說的影響較大，對南朝齊、梁文風持批判態(tài)度，但沒有因此而否定詩的聲辭之美，從而為唐詩藝術上的發(fā)展和新變留下了余地。魏徵《隋書·文學傳序》說：

江左宮商發(fā)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所謂“貴于清綺”，是對追求聲律辭藻的南朝詩風的概括，偏重于詩的聲辭之美而言；有宜于歌詠的腔調是其所長，緣情綺靡而流于輕艷纖弱則為其所短?！爸睾鯕赓|”，指北朝詩歌特有的真摯樸野的情感力量和氣勢；情思的貞剛壯大是其所長，而表現(xiàn)形式的簡古質樸或理勝其辭，則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學的聲辭之美，來表現(xiàn)能體現(xiàn)新朝恢弘氣象的剛健開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詩人面臨的難題，但也是南、北詩風融合的關鍵。

這種對南、北文學不同藝術特色的清醒認識，和“各去所短，合其兩長”的詩美理想的提出，是貞觀時期唐太宗及其史臣們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時形成的對文學發(fā)展方向的一種共識。唐太宗對房玄齡說：“比見前、后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皆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冊？”（《貞觀政要·文史》）但唐太宗也高度評價陸機的華美文采。姚思廉既批評宮體“傷于輕艷”，又贊賞徐陵的文章“頗變舊體，緝裁巧密”。魏徵稱贊江淹、沈約等人的文章“縟彩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英華秀發(fā)，波瀾浩蕩，筆有余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令狐德棻等人則提出文以氣為主，要調遠、旨深、理當、辭巧的主張。（《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他們這些主張的實質，就是要合南北文學之兩長。

初唐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一開始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剛健質樸；而貞觀詩風的新變，則起于對六朝聲律辭采的模仿和拾掇，兩者之間的合而未融是十分明顯的。如唐太宗于貞觀四年（630）所作的《經(jīng)破薛舉戰(zhàn)地》詩，言“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jié)。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睔飧駝偨『肋~?？稍娭械摹袄讼即┧畠簦屐F抱蓮昏”一聯(lián)，卻是模仿六朝詠物詩的寫景，工巧纖細，與全詩的氣格頗不協(xié)調。楊師道和李百藥是具有貞剛氣質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詩善于吸收南朝詩歌的藝術技巧，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如楊師道的《隴頭水》：

隴頭秋月明，隴水帶關城。笳添離別曲，風送斷腸聲。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霧中寒雁至，沙上轉蓬輕。天山傳羽檄，漢地急征兵。陣開都護道，劍聚伏波營。于茲覺無渡，方共濯胡纓。

《奉和圣制春日望?！罚?/p>

春山臨渤海，征旅輟晨裝。回瞰盧龍塞，斜瞻肅慎鄉(xiāng)。洪波回地軸，孤嶼映云光。落日驚濤上，浮天駭浪長。仙臺隱螭駕，水府泛黿梁。碣石朝煙滅，之罘歸雁翔。北巡非漢后，東幸異秦皇。搴旗羽林客，跋距少年場。龍擊驅遼水，鵬飛出帶方。將舉青丘繳，安訪白霓裳。

再如李百藥的《詠蟬》：

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華冠側，先驚翳葉中。

這些都是寫得較為成功的作品。但他們后來成為唐太宗器重的宮廷詩人，把詩作為唱和應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現(xiàn)技巧，多奉和應制之作，盡管在聲律辭藻的運用方面日趨精妙，可風格趣味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

貞觀詩風的宮廷化傾向，與受南朝文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系。太宗李世民是個愛好文藝的君主，現(xiàn)存的太宗詩里，感時應景、吟詠風月的多達五十余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虞世南等人所編的《北堂書鈔》、《文思博要》和《藝文類聚》等類書，成為宮廷詩人的作詩工具，以便于應制詠物時摭拾辭藻和事典，把詩寫得華美典雅。這原為南朝文士作詩的積習，在虞世南和許敬宗等人的創(chuàng)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許敬宗的詩，頗多拼湊堆砌，對仗雖工而流于雕琢，文采雖麗而無生氣，缺乏美的情思意味。

在貞觀后期，以至龍朔年間，詩壇出現(xiàn)了一位重要作家上官儀，形成一種詩風“上官體”。上官儀（約616—664），字游韶，陜州（今河南陜縣）人。他于貞觀初進士及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成為新生代的宮廷詩人。與早有詩名的楊師道、李百藥、虞世南等前朝耆老不同，他是在唐代成長起來的作家，高宗朝官至三品西臺侍郎，地位很高而名噪一時。其貞觀年間所作的應制詩，就以屬對工切和寫景清麗婉轉而顯得很突出。如《早春桂林殿應制》中的“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一聯(lián)，即體現(xiàn)出詩人的杰出寫景技巧和善于營構明秀靈動的詩境的能力。再如《奉和山夜臨秋》：

殿帳清炎氣，輦道含秋陰。凄風移漢筑，流水入虞琴。云飛送斷雁，月上凈疏林。滴瀝露枝響，空濛煙壑深。

此詩雖為奉和應制之作，但詩人有意擺脫從類書掇拾辭藻的陳規(guī)舊習，注重即目時的細致體察，自鑄新辭以狀物色。通過物色的動態(tài)變化，寫出情思的婉轉，從而構成情隱于內(nèi)而秀發(fā)于外的綿邈空蒙的詩境。這種筆法精細而秀逸渾成的詩作，把五言詩的體物寫景技巧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成為人們模仿取法的一種新的詩體?！杜f唐書》本傳說：上官儀“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

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上官儀提出的“六對”、“八對”之說，追求兩句間音義的對稱效果，已從一般的詞性字音研究，擴展到聯(lián)句的整體意象的配置。在他的作品里，有不少通過精妙對法來寫景傳神的佳句，如《奉和秋日即目應制》：“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雁行?！薄度氤宓滩皆隆罚骸谤o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緣情體物，密附婉轉而綺錯成文，音響清越而韻度飄揚，體現(xiàn)了一種較為健康開朗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雍容典雅的氣度，成為代表當時宮廷詩人創(chuàng)作最高水平的典范。在唐詩發(fā)展史上，他上承楊師道、李百藥和虞世南，又下開“文章四友”和沈、宋。

上官儀在詩歌體制方面的創(chuàng)新，主要在體物圖貌的細膩、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純熟的寫景技巧，洗削了南朝詩的雕琢浮艷；但詩的題材內(nèi)容還局限于宮廷文學應制詠物的范圍之內(nèi)，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氣。由于朝中詩人大多功成名就，志得意滿，生活接觸面也比較狹窄，這方面的變革只能由處于社會中下層的一般士人來承擔。

初唐的一般士人中，王績（589－644）是詩風較為獨特的一位，他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弟弟，在隋、唐之際曾三仕三隱，心念仕途，卻又自知難為高官，故歸隱山林田園，以琴酒詩歌自娛。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以平淡自然的話語表現(xiàn)自己的隱逸生活，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寧靜淡泊而又樸厚疏野的詩歌境界。但這種平淺自然的隱逸詩風，是易代之際都會有的，并不構成初唐詩發(fā)展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在當時，真正能反映社會中下層一般士人的精神風貌和創(chuàng)作追求的，是被稱為“初唐四杰”的王勃（650—676），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楊炯（650—693），華州華陰（今陜西華陰）人；盧照鄰（約634—683），字升之，幽州范陽（今北京大興）人；駱賓王（約638—約684），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

“四杰”大都生于唐貞觀年間，盧、駱生年較早，約比王、楊長十余歲。四人的創(chuàng)作個性是不同的，所長亦異，盧、駱長于歌行，王、楊長于律詩。但他們都屬于一般士人中確有文才而自視很高的詩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滿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積著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氣。當他們以才子齊名出現(xiàn)于文壇而嶄露頭角時，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楊炯在《王勃集序》中說：“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以金玉龍鳳，亂之以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yè)?！睆娬{作詩要有剛健骨氣，是針對“爭構纖微”的上官體的流弊而言的，這是當時詩風變革的關鍵，也是以“四杰”為代表的一般士人的詩風與宮廷詩風的不同所在。

“四杰”作詩，重視抒發(fā)一己情懷，作不平之鳴，因此在詩中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壯大的氣勢，一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如王勃《游冀州韓家園序》所說：“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云之氣”。這種壯思和氣勢，在他們創(chuàng)作的較少受格律束縛的古體和歌行中表現(xiàn)得尤為充分。特別是盧、駱的七言歌行，氣勢宏大，視野開闊，寫得跌宕流暢，神采飛揚，較早地開啟了新的詩風。如盧照鄰的《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昔日含紅復含紫，常時留霧亦留煙。春景春風花似雪，香車玉輿恒闐咽。若個游人不競攀？若個娼家不來折？娼家寶襪蛟龍帔，公子銀鞍千萬騎。黃鶯一一向花嬌，青鳥雙雙將子戲。千尺長條百尺枝，月桂星榆相蔽虧。珊瑚葉上鴛鴦鳥，鳳凰巢里雛鹓兒。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任風吹。一朝零落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詎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誰家能駐西山日？誰家能堰東流水？漢家陵樹滿秦川，行來行去盡哀憐。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擬榮華一萬年。不見朱唇將玉貌，唯聞青棘與黃泉。金貂有時須換酒，玉塵恒搖莫計錢。寄言坐客神仙署，一生一死交情處。蒼龍闕下君不來，白鶴山前我應去。云間海上邈難期，赤心會合在何時？但愿堯年一百萬，長作巢由也不辭。

詩人從渭水橋邊的枯木所引發(fā)的聯(lián)想寫起，備言世事艱辛和離別傷悲，蘊含著強烈的歷史興亡之嘆，其眼光已不局限于宮廷而轉向市井，其情懷不局限于個人生活而進入滄海桑田的感慨，進而思索人生的哲理。所以此詩的后半部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的議論為轉折，跨越古今，思索歷史和人生，夾以強烈的抒情，將世事無常和人生有限的傷悲，抒寫得淋漓盡致。胸懷開闊了，氣勢壯大了。

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也寫得很出色，借對古都長安的描寫，慨世道之變遷而傷一己之淹滯，其言云：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復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云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jīng)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_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jié)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fā)，飛來飛去襲人裾。

京城里公侯帝王的富貴奢靡如過眼云煙，可是自古圣賢皆寂寞，一切豪華都會成為過去，莫名的感傷在胸中激蕩。

就描寫內(nèi)容和抒情結構而言，駱賓王的《帝京篇》與《長安古意》很相似，可思路更為開闊。詩從當年帝京長安的壯觀與豪華寫起，首敘形勢之雄奇、宮闕之壯偉，次述王侯、貴戚、游俠、倡家之奢侈無度。但很快就進入議論、抒情，評說古今而抒發(fā)感慨：

古來榮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wèi)霍有功勛。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霸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應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為?！岩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回。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以濃烈的感情貫注于對歷史人生的思索之中，從而使詩的抒情深化，帶有更強的思想力量，形成壯大的氣勢。作者在詩中還直接抒發(fā)了自己沉淪下僚而“十年不調”的強烈不滿，這種憤憤不平，使詩的內(nèi)在氣勢更加激越昂揚。宮廷詩人應制詠物時以頌美為主的寫詩傾向，至此完全轉向了獨抒懷抱的慷慨多氣。

七言歌行是七言古詩與駢賦相互滲透和融合而產(chǎn)生的一種詩體，在發(fā)展過程中又吸收了南朝樂府和近體詩的一些影響。“四杰”的歌行體，尤其是盧、駱的長篇歌行作品，不僅實現(xiàn)了描寫場景和題材由宮廷走向市井的轉變，而且出現(xiàn)了壯大的氣勢和力量。七言歌行以五、七言為主而夾雜少量三言的體式，本身就有一種流動感，駢賦中間的蟬聯(lián)句式，往往能使全篇的氣勢為之一振。所以“四杰”中的盧、駱、王等人往往用它來鋪寫抒情，夾以議論，情之所至，筆亦隨之，篇幅可長可短，句式參差錯落，工麗整飭中顯出來流宕和氣勢。這是一種更適合于表現(xiàn)他們所追求的剛健骨氣的抒情詩體。

相對于歌行體而言，當時漸趨于成熟的五言律，因追求對偶的整齊和聲律的諧調，常表現(xiàn)出一種感情的相對穩(wěn)定。但是，“四杰”所寫的五言律，也透露出一種非常自負的雄杰之氣和慷慨情懷，這主要反映在他們的羈旅送別詩和邊塞詩中?！八慕堋钡乃蛣e詩，于傷別之外，有一種昂揚的抱負和氣概，使詩的格調變得壯大起來，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這是“四杰”送別詩中最有名的一首。雖意識到羈旅的辛苦和離別的孤獨，但沒有傷感，沒有惆悵，只有真摯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壯闊，流露出一種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英雄氣概。

五言律在宮廷詩人手里，多用于酬唱和詠物，而到了王、楊時代，創(chuàng)作題材已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如楊炯的《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邊塞是當時士人幻想建功立業(yè)的用武之地，盡管“四杰”中的王、楊、盧都從未到過邊塞，然而他們在詩中表現(xiàn)的立功邊塞的志向和慷慨情懷卻顯得十分強烈，這種激揚文字的書生意氣是構成其詩歌“骨氣”的重要因素，也是“四杰”詩風與宮廷詩風迥然有異的內(nèi)在原因。

但“四杰”詩風并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宮廷詩風的影響。他們的一些作品，講究對偶聲律，追求辭采的工麗和韻調的流轉，可看出對重聲律藻飾的南朝詩風的繼承。楊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見長的詩人，其現(xiàn)存的十四首五言律，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不能不說是一種有意的追求。在促成五言律的定型化方面，他與杜審言以及沈、宋等臺閣詩人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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