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先生非常重視傳授治學方法
一
、 從目錄學入手早在大學二年級時,周勛初就上過胡小石先生的“工具書使用法”課
,這自然使他認識到目錄學對讀書治學的重要性。后來他師從胡先生修讀副博士研究生課程,學習《楚辭》,寫作《九歌新考》初稿,顯然得益于目錄學知識。他曾說過:“一次偶然的機緣,我從古籍書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饒宗頤先生的《楚辭書錄》,此書后附論文索引,很多是發(fā)表在民國時期舊雜志上的論文?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南大中文系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原由羅根澤先生上,羅先生后因病重中輟
,遂由周先生接替。周先生在教中國文學批評史過程中,還編了本適合學生自學的《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重要專著篇目索引》。這為他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奠定了基礎,該書多次出版,還被譯成韓文與日文,可見深受歡迎。周先生在研究的過程中
,也注意利用目錄學知識來為自己服務。如周先生為了做好《唐語林》的校證工作,特地編了《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唐語林校證參考書目》、《唐語林援據原書索引》、《唐語林人名索引》。試以后者為例,周先生說:“為了查對方便,我把每一條條文編了號,該條出于哪一種原書,查到之后隨即記下。我把《國史補》等筆記小說原書,《太平廣記》等總集,《太平御覽》等類書,《能改齋漫錄》等筆記,以及其他有關材料,一一翻檢。有時看到某條材料正因為周先生充分認識到目錄索引對讀書治學的作用
為了提高文獻的使用價值
,他還注意為自己所整理過的書編制書目索引作為附錄。如《韓非子校注》,周先生談道:“全書將成時,我就希望有人來做一個人名索引,這是當代的學術著作必須具備的附錄二
周先生說過:“不論從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獻學與文藝學而言,還是從我后來提出的文獻學與綜合研究而言
周先生治學在以文獻學為基礎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曾說過:“我的研究
正因為周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獻學修養(yǎng),所以他能敏銳地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
,周先生還努力將自己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經驗傳授給學生,在《師門問學錄》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關于版本,周先生說:“從校讎學的角度來說,著書并不以羅列版本為貴正是在程千帆、卞孝萱
、周勛初先生的不懈努力與培育下,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專業(yè)才形成了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特色。周先生曾說過:“我們這里的人寫的東西水平如何任人評說,而在文獻的處理上還不至于有多少毛病,總想做到植根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三
周先生治學的突出特點是綜合研究。他說過:“我主張綜合研究
綜合研究與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有關
周先生說過:“我一直主張綜合研究,而在我的幾種著作中
周先生的其他學術研究也普遍采用了綜合研究的方法
周先生的《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實際上也采用了綜合研究方法,作者在《后記》中說:“我的研究方法,是先從目錄學著手
現(xiàn)代學術研究分工日趨細密
,如果學者聯(lián)系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作綜合研究,就可以對研究對象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周先生在綜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學習與借鑒的。四、 力求新穎
,追求創(chuàng)辟科學研究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向前發(fā)展,所以創(chuàng)新是科學研究最本質的特征
。周先生指出:“從事學術研究,應把‘發(fā)人之所未發(fā)’作為第一要義?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周先生特別注意論文選題的新穎性
,曾說:“我選題目,總想有一種新的視角,發(fā)人之所未發(fā),希望能夠取得‘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經驗談》第218頁)如1983年5月,安徽亳縣舉辦建安文學討論會。周先生與會論文為《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論述了曹氏三世突破政治聯(lián)姻的傳統(tǒng),娶出身微賤的女子為妻,甚至立為皇后,從而避免了外戚專政的局面。他們的擇偶標準重色而不重德,突破了兩漢禮法傳統(tǒng)。論文著重分析了曹氏家風與建安風骨的關系,指出:在曹氏家風影響下,“當時文人努力擺脫儒家的束縛,在文學上開拓新的領域,突出地表現(xiàn)在抒寫軍旅之苦與男女之情方面,而這正是建安風骨的重要內容”(文集第3冊第35頁)。該文讓人耳目為之一新,頗受好評。1989年6月2日至4日,在安徽九華山舉行李白學會第2次年會
周先生在古籍整理領域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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