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義是十七世紀興起于法國,流行于西歐的一種資產階級文藝思潮。從它的發(fā)生、發(fā)展到衰落,長達二百年之久。由于它在文藝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提出以古希臘、羅馬為典范,因而有“古典主義”之稱。
作為文藝思潮的古典主義,是十七世紀法國君主專制時期的產物。十六世紀末,法國結束三十多年的胡格諾戰(zhàn)爭之后,封建貴族的勢力已經大大削弱,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府。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為了強化王權,制止地方貴族分裂活動,采取了拉攏資產階級的政策。在政治上給予一部分權利,使資產階級為王權服務;在經濟上實行重商主義和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某些政策。而當時法國資產階級由于力量還不夠強大,也需要依附王權來發(fā)展資本主義,積蓄力量。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斗爭,還處在勢均力敵的階段。正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舊封建等級趨于衰亡,中世紀市民等級正在形成現(xiàn)代資產階級,斗爭的任何一方尚未壓倒另一方?!?《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9頁)而王權便充當了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之間的“表面上的調停人”。政權集中在國王手中,路易十四公開宣稱“朕即國家”。政治上的集中統(tǒng)一,也就要求文藝方面消滅無政府主義,實現(xiàn)規(guī)范化,服從權威,統(tǒng)一法規(guī)。這就是古典主義產生的政治基礎。
在哲學上,古典主義受當時笛卡爾的唯理主義影響很大。笛卡爾認為理性是知識的源泉,只有通過理性才能認識世界。笛卡爾的唯理主義,雖有同神學和經院哲學相對立的一面,但它并未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因為他曾說過:道德原則是“服從我的國家的法律和習俗,堅決遵守由于上帝的仁慈使我從小就受它教育起來的那個宗教”。正是在這種唯理主義思想影響下,確立了古典主義文藝理論和創(chuàng)作原則。
古典主義的奠基者——法國詩人馬雷伯(1555—1628),提出文藝必須為王權服務,歌頌君主專制制度的“偉大”。這一主張立即得到了路易十三的樞機大臣黎塞留的支持。為了把文藝置于專制王權的控制之下,黎塞留于一六三五年創(chuàng)立了法蘭西學士院,以制定與中央集權相適應的文學和語言的法規(guī),并推行為專制王權服務的文藝政策,這對古典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和發(fā)展起了極大作用。
法國古典主義文學主要的成就在戲劇方面。三、四十年代是古典主義的興起時期,悲劇作家高乃依(1606—1684)是這一階段的代表,其主要作品有《熙德》(1636)、《賀拉斯》(1640)、《西拿》(1640)等。六、七十年代是古典主義的全盛時期,悲劇詩人拉辛(1639—1699)是這一階段的代表,其主要作品有《昂朵馬格》(1667)、《費得爾》(1677)。此外,法國杰出喜劇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喜劇,也出現(xiàn)于古典主義的全盛時期。
法國文學理論家布瓦洛,于一六七四年寫的詩體文藝理論著作《詩的藝術》,被稱為法國古典主義文藝的法典,為古典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他以笛卡爾的唯理主義為指導,規(guī)定“理性”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文藝的美只能由理性產生,美和真是統(tǒng)一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永恒的。由此出發(fā),他企圖給文藝創(chuàng)作制訂一種準則,這種原則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永恒的。他認為希臘和羅馬的古典作品久經考驗,就體現(xiàn)了這種準則。
在王權監(jiān)護下發(fā)展起來的法國古典主義,由于王權的政治目的和對古典主義法規(guī)執(zhí)行態(tài)度的不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代表資產階級民主傾向的一些作家,如高乃依和莫里哀,主要是從統(tǒng)一民族和發(fā)展資本主義出發(fā)而擁護專制政體,他們的作品主要是揭露和批評封建貴族和教會的腐朽和反動,在藝術形式上也能突破古典主義法規(guī)的束縛。代表貴族傾向的一派作家,如夏潑蘭(1595—1674)和斯居德里(1601—1668)的作品,主要是美化宮廷和貴族生活,把古典主義的法規(guī)視為金科玉律。到了十七世紀末葉路易十四統(tǒng)治的后期,專制政體由盛轉衰,封建王權日趨反動,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fā)展的絆腳石,古典主義頌古非今的藝術法則更引起了資產階級進步作家的不滿和反對。十七世紀八十年代轟動法國文壇的“古今之爭”,實際上是古典主義流派兩種傾向斗爭的繼續(xù)和發(fā)展。以寓言家貝洛勒(1628—1703)、文藝理論家圣·艾弗蒙(1610—1730)為代表的今派極力反對以布瓦洛為代表的崇古派,認為時代在發(fā)展,不能讓“古代詩的模子”框住自己,提出“我們應該把腳移到一個新的制度上去站著,才能適應現(xiàn)時代的趨向和精神?!币鬀_破古典主義清規(guī)戒律,反對文藝屈從于絕對王權。這場“古今之爭”,雖然于一六四九年以雙方互相讓步而告停息,但問題并未解決。直到十九世紀浪漫主義作家清算了古典主義的謬誤,爭論方告結束。古典主義思潮才最后退出文壇。
歐洲不少國家在不同時代,在不同程度和意義上,都有過它們的古典主義文學時期。英國在十七世紀后期正式形成了古典主義文學,十八世紀初期幾乎壟斷了英國文壇。當時不僅保守的作家奉行古典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就是一些進步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現(xiàn)出古典主義傾向。其創(chuàng)始者是復辟王朝的桂冠文人德萊頓(1631—1700)他的劇本大多以愛情、榮譽為題材,美化君主制度。他在《論戲劇詩》中,極力推崇古希臘羅馬作家,強調悲劇創(chuàng)作嚴格遵守“三一律”。隨后,詩人蒲伯(1688—1744)的詩歌創(chuàng)作,進一步發(fā)展了英國古典主義文學。
德國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前曾出現(xiàn)過古典主義文學,其代表作家有高特舍特(1700—1766)他在創(chuàng)作上以高乃依為榜樣,在理論上發(fā)揮了布瓦洛的觀點,強調文學要合乎理性,嚴格遵守“三一律”規(guī)則,提出以法國古典主義文學為典范。但由于片面強調理性,機械地摹仿法國、忽視德國文學的民族傳統(tǒng),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后,就受到萊辛等啟蒙主義作家的批評,古典主義成了德國文學發(fā)展的障礙。
俄國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形成了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其代表作家作品有:蘇羅馬科夫(1718—1777),寫有悲劇《冒名為皇的德米特利》;赫拉斯科夫(1733—1807),寫有英雄史詩《俄羅斯頌》。俄國古典主義是在專制制度確立以后,歐洲啟蒙主義思潮已經興起的條件下出現(xiàn)的。因此,除遵守古典主義原則和形式上的某些規(guī)則外,在吸收了法國啟蒙主義的思想內容,并且注意從民族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中汲取題材,強調愛國思想,突出科學文化的啟迪作用。
歐洲各國的古典主義文學思潮,盡管出現(xiàn)的時間不一致,發(fā)展情況也不盡相同,但在政治立場、哲學思想和文學觀點上卻有一致的地方。它們都具有古典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主張國家統(tǒng)一、擁護中央王權、歌頌“賢明君主”。這一特點使古典主義文學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法國古典主義作家布瓦洛,不僅擔任過王室的史官,而且將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置于國王的監(jiān)督之下,《詩的藝術》就是經過路易十四審閱之后才公諸于世的。作者在這部詩歌理論著作的結尾處,還畫蛇添足地對路易十四這位“太陽王”大加歌頌:
多少要塞摧毀了,多少城已經攻下!
多少輝煌的戰(zhàn)果我王師手到擒拿!
詩人們!振發(fā)詩情!來歌頌這些戰(zhàn)績;
象這樣豐功偉業(yè)不容許平凡手筆。
布瓦洛還號召“詩人齊聲贊美”“賢明君主”:
我們當今時代還會有什么可怕?
一切的文藝事業(yè)都浴著愛的光華;
我們有賢明君主,他那種遠慮深謀,
使世間一切才人都不受任何困苦。
發(fā)動謳歌吧,繆司!讓詩人齊聲贊美。
高乃依的《熙德》是法國第一部重要的古典主義悲劇。主人公唐·羅狄克是卡斯提爾國王的老臣唐·杰葛的兒子,他和伯爵唐·高邁斯的女兒施曼娜相愛,唐·杰葛被任命為太師,唐·高邁斯出于妒忌打了他一記耳光。唐·杰葛要兒子為他報仇雪恥,唐·羅狄克在保持個人愛情還是維護家庭榮譽問題上,作出了選擇,在一場決斗中殺死了唐·高邁斯,報了父仇,卻失去了愛情。唐·羅狄克正處在失戀的痛苦之中,摩爾人突然入侵卡斯提爾。大敵當前,他從痛苦中振作起來,率眾擊退敵人,拯救了國家,成了民族英雄。在國王的開導下,唐·羅狄克和施曼娜終于結為夫婦。這一悲劇集中表現(xiàn)了國家利益、公民責任戰(zhàn)勝個人感情和家庭榮譽,進而歌頌王權,美化國王。古典主義悲劇頌揚公民義務、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有它的歷史進步作用,但它抹煞王權的階級性質,把國王描繪成辨是非、講“人情”的“賢明君主”,把王權說成全民族意志的體現(xiàn)者,則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的妥協(xié)性。
(二)崇尚理性原則、宣揚公民義務,克制個人情欲。古典主義把理性作為創(chuàng)作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提出:詩人“首先須愛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遠只憑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而所謂“理性”,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利益、愿望在文藝思想上的體現(xiàn)。當時的君主專制政體對資產階級是有利的,因此被認為是合理的。古典主義把鞏固和加強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當作自由的崇高任務,從而要求作品主人公克制個人情欲。履行公民義務,擁護中央王權。如高乃依,描寫理性與情感的沖突,最終總是主人公克制了個人感情,使理性取得勝利。拉辛的悲劇《昂朵馬格》描寫卑呂斯、愛妙娜和奧賴斯特三人出于情欲而互相殘殺,造成害人害己的惡果,有力地譴責了那些情欲橫流、荒淫無恥、喪失理智的封建貴族。同樣體現(xiàn)了古典主義作家崇尚理性原則、宣揚公民義務、克制個人情欲這一基本特征。由于過分強調理性,他們往往從概念出發(fā),塑造人物形象,注意共性,忽視個性,容易產生類型化、程式化的傾向。
(三)摹仿古代文學、追求形式完美,恪守“三一律”。古典主義者把古希臘、羅馬文學奉為典范。他們在古代文學中找到了符合他們理想的英雄人物,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在古典主義作家看來,藝術創(chuàng)作不在于創(chuàng)造新的故事情節(jié),而在于運用古代文學和歷史題材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高乃依的《賀拉斯》、《西拿》采用的是羅馬題材,拉辛的《昂朵馬格》、《費得爾》的故事則是取自希臘歐里庇得斯的悲劇。盡管如此,他們所表現(xiàn)的畢竟是一個“歷史的新場面”,目的在于以古喻今,為王權服務。
古典主義要求作品結構謹嚴,情節(jié)集中,語言準確,風格高雅,他們把文學體裁分為“高雅的”和“卑俗的”兩種。在高雅體裁的悲劇里,只能出現(xiàn)國王、王子、朝臣和將領,在卑俗體裁的喜劇里只能出現(xiàn)市民和普通人。悲劇的寫作必須用崇高悲壯的詩體,喜劇的寫作則用日常言語和“隨便的”詩體,乃至散文。古典主義藝術形式完美,極力推行“三一律”模式,即要求戲劇描寫的時間、地點和情節(jié)(行動)的統(tǒng)一:全部故事情節(jié)進行的時間不超過一晝夜,情節(jié)必須在一個地點發(fā)展,并且服從統(tǒng)一的主旨。高乃依在《熙德》里修正了“三一律”,把地點的一致理解為同一城市,而不是同一宮廷,把時間從二十四小時延長到三十六小時,沒有完全遵守情節(jié)的一致,加進了一個愛著唐·羅狄克的公主,因而受到法蘭西學士院的猛烈抨擊,竟至輟筆四、五年。這樣要求作家死板地遵守“三一律”,極大地限制和束縛了作家的創(chuàng)造性,妨礙了文學藝術的健康發(fā)展。
古典主義文學在十七世紀法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曾發(fā)揮過積極作用。它加強了法蘭西人民的民族觀念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責任感,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主張文學反映生活,推動了法國民族語言的形成。這些不僅對法國而且整個歐洲資產階級文學的發(fā)展都有很深的影響。有它的一定進步意義。但由于古典主義是資產階級同封建貴族的妥協(xié)在文藝上的反映,又是在王權的監(jiān)護下發(fā)展起來的,強調為宮廷服務,迎合王公貴族的趣味,因而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繁瑣的藝術法規(guī),更是束縛了藝術的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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